抗战音乐的历史语境与创作逻辑
20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引发民族存亡危机，音乐因传播广泛、感染力强成为凝聚民族意志的重要媒介，承载起人民大众的救亡诉求。抗战音乐创作主体多元，从以聂耳为代表的专业音乐家到普通民众，均将个体体验与民族命运结合在一起，以“批判侵略、共情苦难、坚定信念”为创作导向。与传统音乐的审美导向不同，抗战音乐“服务抗战动员、构建集体认同”，在敌后、沦陷区、大后方承担提振士气、传递信号、募集资源的作用。这种现实指向性使其艺术建构围绕“传播效能、情感动员、社会号召”展开，形成“艺术—社会”价值统一的创作体系。
题材叙事：以民族命运为核心的现实关切。现实性与时代性题材是抗战音乐的显著特征，其以民族命运为核心，涵盖抗战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构建起全面的民族抗争叙事体系。以《松花江上》为典型的苦难叙事类作品，通过“个体体验—民族苦难”的方式，从地域视角结合重复咏叹让战争创伤具象化，激发民众形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抗争精神类作品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遵循“觉醒—凝聚—期许”的逻辑，激发斗志，“筑成新的长城”，实现从个体到集体的动员；《大刀进行曲》《保卫黄河》借助写实与隐喻手法，构建英勇抗争的集体记忆。全民动员类创作如《军民大生产》《南泥湾》，聚焦后方建设，以乐观向上的旋律阐释“自力更生”理念，形成“前方作战—后方支援”的叙事结构，营造全民抗战氛围。
形式建构：民族化与大众化的双重适配。为实现全民动员，抗战音乐突破精英壁垒，构建“民族化+大众化”的形式体系，这是基于传播效能的战略选择。通过提炼民间元素实现作品的民族化，如《黄河大合唱》融合民间劳动歌曲，以船夫号子联结自然与民族精神；《卖报歌》吸收江南民歌韵律，增强民族认同与情感共鸣。大众化以“易懂易唱”为原则，旋律采用简洁结构并结合五声音阶，歌词力求口语化，如《大刀进行曲》中的直白指令，以群众歌曲、合唱等形式，结合广播、报刊等媒介构建广泛的传播网络，实现传播效能的最大化。
情感表达：真挚性与集体性的统一建构。抗战音乐的号召力源于情感的真挚性与集体性。创作者以自身经历的苦难为创作源泉，实现从生命体验到艺术表达的直接转化，呈现跨越时空的精神凝聚力。情感真挚性通过“悲愤—昂扬”的结构来体现，《松花江上》直面流离失所的痛苦，《长城谣》以“四万万同胞心一条”实现从悲叹到抗争的升华，推动民众从个体苦楚走向集体行动。情感的集体性以“我们”为核心视角，《义勇军进行曲》《保卫黄河》打破地域与阶层界限，遵循“共同命运—共同行动”的逻辑，凝聚全民抗战的整体力量。
抗战音乐精神内核的价值重构
抗战音乐创作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在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这一精神内核与时代需求高度契合，通过价值重构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资源。
爱国主义的传承：从“救亡图存”到“强国复兴”的价值延续。抗战爱国精神以“救亡图存”为核心，新时代以“强国复兴”为聚焦点，内核一脉相承。抗战音乐通过艺术形式实现精神具象化，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优质载体。在教育体系中，构建起系统传承路径：基础教育借助课程与展演激发青少年情感；高校通过专题课程深化学术阐释。在重大庆典中，《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的仪式化呈现和展演，可以实现从历史回望到精神传承的效应，推动爱国精神转化为强国动力。
团结精神的延续：从“全民抗战”到“众志成城”的实践转化。抗战音乐中“团结共克时艰”的精神，在新时代脱贫攻坚等实践中升华，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精神纽带。如《南泥湾》蕴含的“自力更生”精神激励老区民众摒弃“等靠要”的思想，通过产业发展实现脱贫与乡村振兴衔接，将历史精神转化为现实动力。
文化自信的培育：从“民族觉醒”到“民族复兴”的基因传承。抗战音乐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民族化创作是文化自信的艺术表达，其承载的民族文化基因为文化自信培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抗战音乐创作中对民间元素的挖掘为当代音乐创作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国家》等作品延续“民族元素+时代主题”模式，彰显了民族文化生命力。
抗战音乐在新时代传承的
实现抗战音乐在新时代的传承，需立足受众特征与媒介变革，遵循“传承核心、创新形式”原则，推动其从历史遗产转化为现实精神资源。
传播载体创新，适配新媒体生态的传播策略。新媒体重塑传播生态，抗战音乐的“沉浸式”传播体系，便是依托新媒体拓展传播场景，提升传播效能与接受度。如围绕《黄河大合唱》而创作的系列短视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呼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激发青年受众的爱国热情和社会与历史责任感。
在教育体系中构建全链条的精神传承机制。教育是核心传承渠道，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全链条体系构建中，使民族精神内核融入社会各层面，形成全员参与格局。强化基础教育，在音乐教学中，讲解抗战音乐创作背景，让爱国精神内化于心。深化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开设专题课程，成立研究中心推进史料梳理；与乐团、纪念馆合作开展改编创作与演出，实现学术与艺术双向赋能。拓展社会教育，社区以“红歌传唱”吸引各类群体；企业将其融入文化建设；媒体通过专栏、纪录片提升公众认知。
实现传统内核与现代形态的融合发展。抗战音乐诞生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以题材的现实性、形式的民族化、情感的真挚性形成鲜明艺术特征，成为凝聚民族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精神武器。抗战音乐蕴含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不仅是历史的宝贵财富，更在新时代与强国复兴、团结奋进、文化自信等精神需求产生深刻共鸣，彰显持久的思想价值与艺术生命力。抗战音乐的时代活力，源于对民族精神内核的坚守与艺术形式的创新，通过传统与现代融合，提升对当代受众的吸引力。经典改编需保留核心旋律与精神，如《黄河大合唱》与交响乐融合提升艺术感染力；音乐剧《八女投江》通过“民族根基+现代表达”，融合东北民间音乐与现代舞台技术，用日常器物作打击乐，强化叙事与情感。大型交响合唱《新旅》创作团队以“时空维度、历史厚度、情感浓度”为坐标构建立体叙事，吸纳《只怕不抵抗》等经典旋律，以非线性叙事手法打造沉浸式视听体验。
在新时代背景下，传承与弘扬抗战音乐，既要深入挖掘其艺术价值与精神内涵，更要结合当代受众的接受特点与传播媒介的发展趋势，通过创新传播载体、融入教育实践、推动艺术创新等路径，实现历史精神与现实需求的精准对接。抗战音乐所承载的民族精神，将始终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不懈奋斗，其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将在传承中不断升华。
（作者系惠州学院音乐学院讲师）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