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气论传统
气论传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哲学的标志性范畴之一。中国人尤其中国古代关于宇宙与人生的诸多观念，多通过气论话语加以表达或推展。以至学界认为，气论传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哲学根基和主要特色，某种意义上中国哲学就是气的哲学。因此，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得不面对气论传统的现代转化问题。在近代中国古今中西之争的时代背景下，严复试图通过西方自然科学的观点来解释气这一概念及其运动变化过程。1909年前后他在翻译 Primer of Logic（《名学浅说》）时指出，中国气论话语存在诸多不符合现代要求之处，需要作出深刻改造，方能适应世界形势。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则把晚清中国比喻为气运堵塞、气体生疾之人，认为救治国家必须重建“生民之气”，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以达到“通民情”“通天下之气”的目的。更有代表性的，是陈独秀1919年9月15日在《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在这篇具有时代象征意义的雄文中，他呼吁中国青年要懂得现代科学，痛斥儒学气论与现代科学扞格不入，需“根治之”，才能使中华文化焕发现代生机。
由此可见，彼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气论传统持批判否定态度者居多，且对气论传统的认识多停留于封建社会主流的儒学气论，持肯定态度与进行气论传统的现代化研究者甚少。直至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明确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张岱年推出《中国哲学大纲》，从学术思想上对中国气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张岱年对中国古典气学进行梳理，认为“唯气论”是宋代以后哲学中唯物论的表现，“气”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即“唯气”就是唯物。张岱年对中国古代气论进行现代的“新唯物主义”论述后，气论传统的积极面才开始得到更多发掘。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这一表态既是对毛泽东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相关讲话精神的继承，更是新时代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指导，也对气论话语的新时代创新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理论上看，气论传统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概要而言：其一，在宇宙观或自然观方面，天地一气、阴阳之气、道气说、元气说等观点堪为代表性观点，《周易》《道德经》《庄子》《淮南子》等典籍对此均有阐述，如《庄子·知北游》中将人的生存与死亡看作“气”的聚散，即“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淮南子·精神训》中提出人之“气”是道与世间万物的关联媒介，道、气、万物是天道的一体三相，即“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古之人，同气于天地，与一世而优游”，人道则有形、气、神的一体三相，即“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其二，在社会政治方面，以气论事态形势、天下状况的观念由来已久，如西周伯阳父以天地阴阳之气论地震以及周朝灭亡，再如后世以“气势”“气运”“气机”等说法论述朝代更迭者层出不穷。时至今日，诸如此类说法在政治、历史、文化等诸多领域依然常见。其三，在人生价值观方面，养气、精气、生气、正气、义气等堪为典型，如《老子》“专气致柔”之说，以及影响深远的孟子“养吾浩然之气”之论。总而言之，无论是自然、社会还是人生，气论传统都有丰富表现，其中不乏思想智慧结晶。最为典型者，如《周易·系辞》讲阴阳大化、一气流行，《国语·周语上》载西周时期伯阳父以天地阴阳之气的运动阐述地震现象，以此预示“（西）周将亡”的政治大变动。这就是说，“气”的观点兼摄天地自然和社会政治，集中体现中国古代天人关系的要义。因此，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文化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对气论传统思想资源的辨析和汲取。
二、习近平总书记论“政治勇气”及“风气”“正气”
新时代以来，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人民领袖的责任感使命感对中国传统的气论话语进行活化活用。现已出版的四卷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集中呈现其关于“气”的重要论述。经统计，其中关于“气”的重要表述绝大多数与社会政治议题相关，出现频次最高的是“勇气”，有55次之多，如“政治勇气”“改革勇气”或“革命勇气”等。较有代表性的，是 2013年11月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作的说明，其中多次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进行党的自我革命和相关领域的改革。2014年8月，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强调要学习邓小平同志不断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和善于打开新局面的锐气。2016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他强调要学习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勇气，毫无畏惧面对困难和挑战，不断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正是因为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才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全方位、深层次影响。为此他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就是党的自我革命，“自我革命关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即极大的政治勇气。
从语词来看，“勇气”最早出自《左传·庄公十年》所言“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大意指敢于作为且毫不畏惧，用来描述作战双方的战斗意志及其状态。及至《孙子兵法》，孙武强调“气”在军事斗争中的重要性：“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也。”（《孙子兵法·军争篇》）但是到了孟子，转变为强调从道德心性上如何做到“养勇”“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这一传统经过张载、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得到延续。可见，在儒家传统形塑之下，“勇气”在我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多用于指涉道德品行及伦理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对“勇气”的使用，汲取了这些古代智慧，但没有局限于兵家之言，更没有局限于儒家之道，而是将其用于论述政党如何直面难题从而更好为民执政。也就是说，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了“勇气”浓厚而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立场和观点，以此阐发新的社会政治意涵，形成了以“政治勇气”为引领的气论话语。
201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此“三气”（“勇气”“锐气”“朝气”）即以“勇气”为首，既是对上海乃至全国发展的寄语，更是对新时代劳动者的号召。2020年11月24日，他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指出，要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创新思维，展示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无论是党自身还是企事业单位抑或个人，所有的改革者都必须具备“三气”素质；“三气”聚合，才能升华出改革的大气，开拓出改革的新境界。对于长期执政的政党而言，要不断与时俱进，“政治勇气”是第一位的，政党有了自我剖析、刀刃向内的“勇气”，才能迸发出“锐气”和“朝气”，缺失了这种“政治勇气”的根基，“锐气”和“朝气”便会成为空中楼阁。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就不能满足现状，必须不断变革以与时俱进、与时偕行。党的初心与使命是党自我革命的动力之源。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政治勇气”，即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故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这尤其需要“下（大）气力”解决好党存在的各种问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四卷中有23次提及“下（大）气力”解决党的问题，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下（大）气力”是对“政治勇气”的落实。落实就要有方向、有分寸且见诸时效，不能走形式、乱阵脚抑或一阵风，所以党中央无论是反腐还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其他方面都强调要常态化、长效化。实践证明，党对于“政治勇气”的贯彻落实取得了巨大成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要求党员干部善于讲政治。如何讲好政治？这涉及习近平总书记经常提及的“气”概念：一个是“风气”，一个是“正气”，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分别出现31次、17次。在具体论述语境中，“风气”往往关联为“党的作风”或“社会风气”，用马克思主义话语来说，就是党的政治生态或社会意识形态，集中表现为社会文化或价值观念。好的社会风气对于塑造良好的党风、政风十分重要，反之亦然。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就很重视党风建设和社会风气问题，撰成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论著。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产生不良风气的现象做出了论述：“我们要清醒看到，我们党长期执政，党员干部中容易出现承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态。有的觉得现在已经可以好好喘口气、歇歇脚，做做安稳官、太平官了；有的觉得‘船到码头车到站’，不思进取、庸政懒政混日子；有的为个人打算多了，患得患失、不敢担当却贪图名利、享受；有的习惯当‘传声筒’、‘中转站’，遇到困难绕着走、碰到难题往上交，缺乏攻坚克难的锐气和斗志。”为了说明并解决这个问题，他特别强调党员干部要有“正气”（抑或“浩然正气”“浩然之气”），党的队伍要做到“风清气正”，反对以至杜绝“歪风邪气”。
“正气”一词主要源自我国中医学传统的气血理论，主要指涉生理意义上身体机能改善状况。这些观念与儒家道义相结合，汇合成独具中华文化特色的“天地正气”之说。南宋文天祥《正气歌》对此给予经典性说明，并且流芳后世。概括而言，“正气”抑或“正气”相关联的“风气”至少包含爱国、爱家、诚信、友善、和睦等传统价值观念，党培育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此均有汲取。要注意的是，“讲正气”不是摆场面、套形式，真正的“正气”需要“接地气”“有朝气”“有精气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些均有论及。此外，在社会风气的形成过程中，家风是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我国历来有重视家庭的文化传统。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员干部要带头营造良好的家风，在社会中发挥表率或模范作用，“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家庭是人成长所接触的第一环境，是人受教育的第一场域，家风对政治风气、社会风气有着重要的影响，从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一封封“红色家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共产党人家风中的理想信念，这是党员要“讲政治”的明确要求。
三、习近平总书记论“志气”“骨气”“底气”
无论从文化上还是从政治上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底气”的论述有其针对性，且与“政治勇气”直接相关。“底气”反映的是个人或集体的实力，透露出坚强的信念和无比的自信，它形成于练就的过硬本领、坚定意志以及取得的不俗成就，从而才会心里有底，眼中有光，脚下有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中华民族被外族任意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发展起来了。”对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这就要求党员干部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它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事业，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与此同时，只有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做到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斗争起来才有底气。科学技术领域亦是如此。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整体水平有了较大提升，我们才有底气乘势而上，擘画更宏伟的蓝图。
对充满朝气的青年来说，更应自觉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意义及责任使命，“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从而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无论是党的十九大、二十大的大会报告还是不同场合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青年成长成才。如果说“勇气、锐气、朝气”是指全体改革者应保持青年之气，与此相关，“志气、骨气、底气”则直接面向青年群体。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的两个“三气”，归根结底落在党的自我革新上，落在党领导下的中国青年身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只有保持青年的蓬勃朝气，整个国家社会才能充满青春活力。反之，青年群体如果丧失生气，一味“躺平”，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就难免停滞衰败。
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专门论及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其中就指出要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2021年2月，他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首次提出“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年5月，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回的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可见，“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不仅关乎中国青年的精气神，更关乎我们国家的世界形象。
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精气神”的内核指向“气”。所谓“精”，是“气”之“精”，如《易传·系辞》将人身理解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管子·内业》认为“精气”是世界万物本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皇帝内经·素问》指出“夫精，生之本也”。所谓“神”，无非指阴阳之气的妙用神态。根据宋代儒者张载的说法，“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神者，太虚妙应之目”。“神”即气之体，“化”即气之化，故中国传统文化所涵养的“精气神”，主要指涉人的生命与精神状态、中华民族的精神涵养与精神力量，这里面蕴含中华文化的“根”和“魂”，需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和具体分析。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所谓“做中国人”的“志气”，就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所谓“做中国人”的“骨气”，就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志气”的凝结。有了此种“志气”、此般“骨气”，新时代中国青年才有“底气”。魏晋时期《世说新语》品评人物，已论及“骨气”或“风骨”，但“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只是指个人修养或精神气质问题，更指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指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呈现的青年状态。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活用中国传统气论话语并赋予其时代新意。在此意义上，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应这样做中国人：
首先，做中国的“现代人”。这就要求青年面向现代，争做现代人，而非复古守旧的表面上现代的人。其次，做现代的“中国人”。这就要求青年自觉彰显中国气质与文化特质。再次，做现代中国的同行者、引路人。这就要求青年自觉参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归根结底，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继承者和接班人。要准确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结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是因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就要求青年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没有这个前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无从谈起，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就把不准方向。
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的论述的重要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新青年》为主要思想阵地，奋力唤醒古老中国走向现代的自觉。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经过百余年的革命、改革与建设，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生机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不断推进自身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更高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稳步前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之下不断变为现实。在这一伟大进程中，既需要更大的“勇气”，也要具有十足的“底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的重要论述，指引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和现代转化，体现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力。具体而言，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认识到：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至关重要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确立的初心与使命。一百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旗帜指引下，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所有努力都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反之，剥离了这一历史进程，“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就无从着手，“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就无从理解。就当下而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深刻把握“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强“四个意识”。
第二，中华文化立场及其守正创新的根本要义。所谓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性表达，这就要充分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从理论与实践等方面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仅仅停留于寻找具体结合点层面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遵从中华文化特质及其规律，把握好其与马克思主义面的层次上的结合关键，借鉴西方文化的积极方面，使之实现现代性转化，展现中国立场，塑造中国话语、中国气派，讲好中国理论、中国故事。要做到这些，必须面向问题、面向时代、面向未来，在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内涵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辩证方法论加以改造。
第三，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和应然状态。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自信”多次出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中，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更是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没有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如果说“道路自信”就是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自信”就是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制度自信”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那么，“文化自信”则是从更加广泛和深厚的意义上指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特质、精神标识和价值依归。习近平总书记所阐述的“勇气、锐气、朝气”及“志气、骨气、底气”，表明了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和应然状态。
第四，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决心魄力。习近平总书记的“三气”尤其是“政治勇气”之说，充分显示了最高领导人通过气论话语创新向全世界宣告党自我革命的决心魄力，同时表明党内外对此凝聚共识的重要作用。党进行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源自党的初心与使命，更有赖人民群众同心支持的强大“底气”。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指出了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是“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实际上说明我们党在不断凝聚“自我革命”的强大“底气”。有了这个“底气”，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即“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才坚实可靠。既有“勇气”又有“底气”的党，就会得到青年的拥护和造就有为青年，就会营造良好的家庭风气、政治风气、社会风气，党才会不断展现出团结奋斗的青春之姿，引领广大青年和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第五，气论话语在新时代完全能够创新发展。“三气”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气论话语示范性的继承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所阐述的“勇气、锐气、朝气”及“志气、骨气、底气”，汲取了中国传统气论宇宙自然观、社会政治观、人生价值观中的优秀智慧与丰富内涵，同时又超越了传统气论的局限性，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气论相结合，在汲取传统气论话语内涵的基础上赋予其时代新意与政治新意，也蕴含了中国古代“气论”哲学的唯物主义特性，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功示范。“三气”的创新论述，标志着古代气论话语在新时代重新焕发出生机活力，其唯物主义性质和话语在新时代得到创新性发展，也为更好地探索“第二个结合”的实践路径提供全新思路和典型范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由以上考察可知，在气论话语的创新表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人民领袖的卓识作出了思想示范和理论指导，为推进“第二个结合”提供了具体而重要的理论智慧。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泰山学刊》2025年第3期
网络编辑：静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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