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深入分析并比较了现代化的“西方模式”和“苏联模式”，深刻总结了后发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遭遇的“不发达”困境的惨痛教训，进而立足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时代命题，带领党和人民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初期深刻思考和正确处理“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第一人，在党领导人民持续探索和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一、以实现社会主义、体现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本质要求、衡量社会主义得失成败标准为价值取向的中国式现代化
邓小平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初步系统地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具有鲜明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
1.具有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现代化
邓小平系统总结了国内外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得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历史结论，同时突出强调，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又不能照抄照搬社会主义建设的老路，认为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才是中国式现代化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首要议题是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即现代化的价值取向问题。毛泽东曾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样的历史论断来指明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应坚持的价值取向，揭示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但因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某种偏差，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存在思想上的误区，即基本上接受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念，甚至一度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当作唯一正确的模式，进而将其种种弊端附加在社会主义上，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历经了不少挫折和困难，以致有人开始怀疑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他始终坚持中国的现代化必须遵循也只能遵循社会主义方向，坚决抵制那些企图将中国现代化引向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错误思潮。他还强调，“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旦抛弃社会主义，不仅十多亿人的“温饱”问题难以解决，而且整个国家都有可能沦为资本主义的附庸，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梦想也将落空。这些论断体现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凸显中国式现代化是“何种”现代化的问题。
2.体现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本质要求的现代化
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离开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而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脱离生产力的客观要求而片面强调变革生产关系，把本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错误地当作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加以固守，这是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之一。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论述，既廓清了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种种迷雾，也突破了长期以来固守在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传统观念，不仅为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拓展了思路，更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应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的有力应答。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探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开端。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强调“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可见，这一论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及理解其本质所应秉持的原则。邓小平首先批判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错误认识，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等观点，以“否定”的方式从多方面探讨了社会主义应有的面貌与图景。经过长期深入的思考总结，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成效以及国际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并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30年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鲜明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由此看出，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始终强调两点：一是社会主义要用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速度发展生产力，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二是社会主义要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既要重视生产效率的提高，又要重视社会分配的公平，从而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确立的基础上，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3.衡量社会主义得失成败标准的现代化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在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同时，还提出三条判断标准，解决了按照什么标准，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为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邓小平基于当时“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中，第一个“有利于”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前提和基础，将生产力标准置于首位，符合唯物史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同时也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是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同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提出的。第二个“有利于”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和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相统一的体现。综合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指标。第三个“有利于”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价值标准。邓小平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落脚点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突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的。邓小平强调综合国力的提高程度与生产力的发展高度是一致的，而国家的兴旺发达与人民的美好生活密切相关。邓小平提出的关于“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的科学论断，把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有机结合起来，从根本上解决了当时束缚人们思想、干扰人们工作的观念问题。
二、以体现中国特色、历史方位和基本原则为模式选择的中国式现代化
邓小平认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与中国经济社会的鲜明特征相适应，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历史阶段相协调，既凸显本国特色，也要根据中国国情实际制定发展模式，体现了遵循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根据中国具体实际部署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特殊规律的统一，并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1.中国式现代化所彰显的中国特色
毛泽东曾指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合理继承了毛泽东这一思想，指出搞建设必须结合本国具体实际，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至少有两点必须予以考虑：一是底子薄。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国的生产力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仍未摆脱国家经济基础“底子薄”的现实境遇。“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建设进程延误了，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工业、农业和科技水平相较于发达国家落后了二三十年，大大削弱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支撑力。二是人口多、耕地少。他指出，中国人口众多，其中有80%的人口分布在农村，且大多数农民生活水平还在贫困线以下，因此，要“增加人民的收入很不容易，短期内要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很不容易”。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邓小平强调，农业的稳定发展，事关现代化建设大局的稳定，是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这里所提及的“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也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经阶段，这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更切实际的发展布局和系统规划。基于此，邓小平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思想。
2.中国式现代化所处的历史方位
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造性地提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论断。这一论断对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进行了充分估计和合理判断，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回答中国式现代化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基本遵循。
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是符合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现代化。他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而我们最大的国情和实际，就是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提出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学说，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将经历“第一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但对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会经历哪些发展阶段并未言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总结苏联“立即建成社会主义”经验时，也提出了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的两个阶段，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划分的思想，提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这一初级阶段至少要经历一百年的时间。同时，他还认为，我国已具备超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条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如果认识不到或否认这一点，去搞所谓的补资本主义的课，我们就会陷入右的理论误区。此外，由于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从根本上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态的阶段是不能逾越的，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时期去发展社会主义应具备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只有认识到这一阶段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我们才能摆脱“左”的急躁冒进情绪。这既符合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而且充分考虑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复杂性。
3.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上来的重大决定，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引导全国人民朝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前进。但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党内在一些问题的认知上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还存在着思想混乱状况。针对这种情况，1979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首次明确提出并阐述了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早有论断，但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鲜明地提交全党并系统阐述其深刻内涵和内在逻辑关系则是邓小平的重要贡献。他指出，四项基本原则各有侧重，又相互贯通、相互依存，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行动指南，老祖宗不能丢啊。他还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邓小平还积极推动四项基本原则以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重要内容在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得以固定，强化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坚守的政治底线的权威性，有力地巩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极大提升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凝聚力。
三、以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人的文明的递进跃升为文明诉求的中国式现代化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是一个包含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人的文明全面发展的目标体系。他注重物质文明建设，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做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同时，他指出，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加快制度文明建设。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制度文明作为保障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文明为价值旨归，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1.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基础
毛泽东对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和全面性给予了高度重视，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作出了诸多重要贡献，但因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局囿限制，未能长期坚持下去。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结合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实践以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继承并丰富了毛泽东关于社会协调全面发展的思想。他还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物质生活的满足，也要精神境界的充实，是以经济发达为基础的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过程。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社会风气恶化与精神污染等问题，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指出，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要始终重视和处理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物质文明的富裕程度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为衡量标准，在保证人民实现基本温饱到奔向小康的进程中，精神文明的充实同样不容忽视，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论断。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有机统一，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种统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综合地推进社会发展的战略谋划，对党领导人民持续探索和实践中国式现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以及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党对社会全面进步的认识规律不断深化，开始从“两手抓”的基本方针向“三位一体”“四位一体”的战略布局转变，直至以新时代为历史方位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崭新阶段。
2.制度文明是保障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清晰地认识到制度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性，提出了从制度建设入手，在吸收人类其他制度积极因素的基础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应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民主法制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邓小平关于制度文明建设的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还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着重要推动作用。
首先，论述了制度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虽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党和国家现行制度并不完善。这一问题对于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而言较为不利。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现实国情出发，指出制度问题关系党和国家能否不变色，关系社会主义民主能否实现，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顺利推进。这一重要论述从党和国家立场的稳固到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从小康社会阶段性任务的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推进，体现出制度文明的保障性和稳定性功能。其次，明确点出制度文明建设的关键。邓小平强调，“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开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了主心骨，就无法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可以看出，党的领导发挥着核心引领作用，这也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显著特征。再次，提出制度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邓小平认为，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各项具体制度，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规范化、法治化，是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根本任务，包括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进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大力加强法制建设，等等。从宏观架构到具体制度的部署，让制度建设协调有序、高效运转，发挥应有功能，使之成为制度文明得以顺利推动的力量源泉。
3.实现人的文明是目标
无论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是制度文明，最终要以实现人的文明为目标。不断提升人类发展的文明程度，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在现阶段的发展要求中突出表现为“人的现代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发展状况是畸形的，提出人的发展应当是一种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邓小平意识到人的因素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人的现代化这一概念，但其理论和实践都有意识地促进了人的现代化的向前迈进。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因此，他在构想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时，将促进人的发展摆在突出位置。第一，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在他看来，人民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既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也要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民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主体。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没有实现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就不可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第二，重视人的思想观念的解放。邓小平在较早时期就意识到，政治解放仅仅是外在的解放，人的思想解放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显现，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绝不可忽视人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他发出了“解放人，发展人”的宣言，既要彻底打开束缚人思想的闸门，也要脚踏实地，团结向前。他反复强调打破思想僵化、不断解放干部和群众思想的重要性，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由此看出，邓小平将人的思想解放上升至党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足以说明他的重视程度。第三，注重人的主体能力的提升。在注重人的主体地位及思想观念的基础上，提升人的能力，体现出邓小平缜密的辩证思维，这是一个层层递进、逐步深化的过程。人的现代化的实现就是保障人主体权益的实现、打破思想僵化束缚格局进而注重提升人整体能力的过程。邓小平十分注重人的智力能力和科技知识水平的提升，认为前沿性的、丰富的科技知识既是推动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强调要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结语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理论推动和实践探索的中心问题。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的转换，既蕴含着邓小平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国家基本国情的冷静分析，也体现了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系统比较我国同世界先进国家经济实力存在差距的具体实际，从而克服急于求成的不良倾向、稳步推进实现现代化所作出的深入思考。其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思考和论述，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思想，也极大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也无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理论界》2025年第7期
网络编辑：静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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