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立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对“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作出部署安排。这集中体现了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高度自觉，内在构成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安排，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从文化视角阐释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就是要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念，转化为无时不有、无所不在的精神空气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有鉴于此，需要将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之中，廓清其出场的文化语境，挖掘其深层的文化意涵，厘定如何在变革与开放的历史常态中锻造理想信念，如何在鲜活具体的生活常态中落实理想信念，如何在人们毕其一生的生命常态中坚守理想信念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把握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文化策略。
一、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文化语境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理想信念教育是一个兼具历史性与现实性的文化命题，离开特定的文化积累与文化场域，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也将无从谈起。就其生发的语境而言，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文化战略，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化自觉，内在葆有着百年大党凝心聚力、矢志奋斗的文化智慧。
1.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文化战略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化，全球思想文化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这其中既有社会信息化造成的技术之变，也有文化多样化导致的价值观之争，更有世界多极化带来的国际力量对比之变。这些新变化对人类生产生活和我国发展形势的影响愈加突出。从文化视角认识和把握时代变化，关键在于发挥理想信念对于人民精神生活的引领导向作用，筑牢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一方面，伴随着世界格局与秩序的深刻调整以及国际力量对比的革命性变化，先前处于“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此情况下，如何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唱响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为解决时代之问、世界之问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是新的历史征程上尤其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重大课题。而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总是要诉诸思想文化层面的博弈，这种博弈的实质和焦点就在于价值观念之争。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深入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需要充分发挥科学的理想信念对社会成员的精神凝聚和价值引领作用，将马克思主义信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转化为全体人民共同分享、矢志坚守的价值自觉。另一方面，科学技术是推动当前世界格局变化的重要驱动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深刻形塑着世界格局和人们的精神生活。同时，伴随着新科技革命对人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的深度介入，以及资本逻辑、大众文化等各种现代性要件的相互作用，对物的依赖客观上正在成为现代人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与必要前提。在此背景下，现时代人的精神生活日趋呈现技术依赖性，碎片化、娱乐化、快餐化日趋成为现时代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表征。如何以崇高的理想信念为人们的精神生活把关定向，如何以更加积极昂扬的姿态应对和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变化，引导人们超越精神生活的技术化倾向，构成了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要问题指向。
2.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化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并将其视为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的本质命题，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必由之路。这一论断提出的重大战略意义在于：它不仅从本体论的意义上揭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规定和发展方向，更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要求和实践要义，内在关涉着党的思想理论创新、法治中国建设、理想信念教育、价值观念凝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以“两个结合”为思想指导，新时代推进理想信念教育获得了新的破题原则与方法理路。具言之，新时代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主要面临着这样的现实情境和实践课题：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下，如何以共同的理想信念凝聚亿万人民的意志，如何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大国中领好航向、绘好蓝图，如何在人口素质显著提升、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的过程中坚守价值理想；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意义上，如何在工业化与文化变迁的现代化场景中，使人们能够自觉抵御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等消极文化的冲击，如何避免物质文明发展而精神文明式微的问题；等等。回应和解决这些问题，既是揭示和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价值密码及精神力量的需要，也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必然选择，更是新时代推进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指向。而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化根基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正在于“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理想信念教育以民族的历史根基和文化特色，充分彰显其对于社会成员的团结、凝聚和引领作用。
3.饱含百年大党矢志奋斗的文化智慧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始终是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党。这个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贯穿于行动中。这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精神之钙和政治灵魂，也是共产党人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精神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接踵而来的风险与挑战，如何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如何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何在回望历史、翘首未来的基础上达成理论自觉、历史自觉与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是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中华文化血脉面临的重要课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百余年征程中，“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在这种“初心”与“恒心”的感召与引领下，我们才能够“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会在乱云飞渡的复杂环境中迷失方向、在泰山压顶的巨大压力下退缩逃避、在糖衣炮弹的轮番轰炸下缴械投降。”从党的百余年实践征程来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重要抓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千百年来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中寻求理想信念的价值力量与信仰支撑；把握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阶段性的奋斗目标之间的张力平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与伟大实践中彰显理想的崇高性与现实的深刻性，从而在思想上指引方向，在实践中融入生活。可以说，坚持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经验的有机组成部分。展望新的历史征程，我们需要以常态化制度化的方式推进理想信念教育，使坚定理想信念成为人们常修常炼的终身课题，通过思想淬炼、政治历练与实践锻炼，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成为人们的精神“灯塔”，从而真正将理想信念转化为人们的精神信仰与行动自觉。
二、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文化意涵
理想信念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产物，是人们超越现实生活、追求理想生活的深层需要的理性表达，是人们对某种生活理想及其观念的高度确信和自觉认同，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人生奋斗目标与社会发展愿景上的集中体现。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坚定理想信念就是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就是要将这种科学而崇高的理想信念全程贯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进程，全面融入人民生产生活、社会交往的各个方面，使之有效转化为无时不有、无所不在的精神空气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真正成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精神旗帜和力量源泉。
1.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的文化意涵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教育都必须根植于现实生活，以符合思想建设规律的方式落实到社会成员的具体生活中，并贯穿社会成员的生命全过程，使其能够在实践中保持一种较长时期的“稳定性状态”与“经常性状态”。因此，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需要将其置于历史发展的常态中、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以及生命发展的时间进程中加以审视，从而赋予其教育实践的合理性与价值选择的必然性。
在历史常态中锻造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变革始终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与源泉。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图强，到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变法等，这些举措都不断丰富着中华民族生动而伟大的变革实践。与此同时，中华民族始终以“天下大同”的宽广胸怀，在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等同域外民族交流的过程中展开中华民族与世界民族的深切交往，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灿烂文明的底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错综复杂、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环境与新老问题交织、新旧矛盾叠加的国内发展挑战，如何在变革与发展的历史常态中始终保持党和人民的坚定信念，使之成为国家前进、民族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中华民族能否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站稳脚跟、战胜各种风险与挑战的重要前提。因此，从宏观意义上审视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就是要将理想信念教育置于中国发展的历史常态中。一方面，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意味着要用历史来教育人，在变革与开放的常态中将历史文化和国情教育摆在理想信念教育的突出位置，为广大社会成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历史根基；另一方面，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的关键在于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中，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共产主义信念放在首位。在敞开的历史时空中，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既是现实性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性实践探索中的精神支柱与精神纽带。
在日常生活中落实理想信念。相较于历史常态而言，“日常生活是总体的人在其中得以形成的活动”，具体与实在是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核心特质。所谓“道不远人”，强调的就是中华文明之终极追求既不在遥远的彼岸，也不在抽象的解脱，更不依托于外在的标准，而是“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的日常修养与可为方向。在某种程度上，日常生活构成了中华文明叙事体系与意义结构的基本支点。而理想信念是“最高层次的理想和最高层次的信念的统一”，“是把一种未来的社会蓝图视为最高价值，高度地信服和敬仰，并以之统摄自己的精神生活，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矢志不渝、自觉追求的精神状态”。理想信念教育的常态化意味着理想信念教育应始终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绵绵不断、久久为功地发挥作用，这也内在规定了它要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时时”、“处处”与“事事”，即时间上的一贯性与可持续性、空间上的普遍性与多情境性、事件上的具体性与事务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时代所赋予的特定的物质、语言与空间状况，在无限的重复性与流动性中感受理想信念对人们生活常态的方向性意义。这既涵盖最基本、真实、直接的物质生存场景，也包括具有内隐性与隐秘性特征的精神生活。而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的关键就在于充分考察理想信念教育在物质生存场景中的实践状况和在精神生活中的引领情况，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发展双重需要的基础上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在生命发展中坚守理想信念。日常生活是一个囊括着时间状态的空间概念，而人的生命发展则是涵盖了空间存在的时间概念。从现实角度而言，生命是有限的，但生命又具有无限性。对中国人而言，“生命是时间里的一个过客”，“个人首先是一个生物体，但更重要的是与文化有关系的三个不朽，即所谓立德、立功和立言”。从生命有限性的角度而言，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就是为人的理想信念养成确定具体标准和发展方向，在有限的生命体验中“划定理想信念养成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从而使这样一种貌似自主化、随意性的养成过程，变得更富有计划性、针对性”。理想信念教育应融入并渗透至生命的全过程，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中结合该发展阶段的相应特征，为不断演进和发展着的生命历程提供过程性指导和计划性规定。从生命无限性的角度而言，人之所以能够不朽，是因为其能够“从被社会承认、对社会做出贡献、对社会关注的问题做出自己的阐述，而得到超越人生物体的生命”。能否为社会创造价值，是衡量生命有限与无限的重要标准。而理想信念教育的一个重点，就是给予人们的生命历程以价值导向上的信念引导。“一个人，不论他对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和未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是否相信和追求，都应该确立一些在我们社会中生活所必需的基本信念。如对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对集体主义的信念，以及爱国的信念等。”可见，理想信念教育在其内在规定的意义上与生命无限性的本质要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将关注社会与服务社会视为人的生命常态中的必然。
2.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文化意涵
制度是一种稳定性、系统性的组织程序和规范体系。这种程序和体系既是一系列用以引导和控制集体或个体行为的权责结构和伦理规范，也是一种人们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思想习惯和存在状态。同时，任何一种制度设计或制度化过程，都现实地发生于特定的文化场景和文化氛围之中，并同这种场景和氛围发生复杂关联和相互作用。综合制度的上述两个意涵，制度化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内部正式约束规则的确立与制定过程，是社会内部运作程序的规则化以及约束规则的体系化与程式化。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是要使理想信念教育的运作程序与运作模式规则化、体系化，从而推动理想信念教育作为一种组织程序在实际展开过程中彰显其独特的价值效用。
以崇高的制度价值引领理想信念。马克思、恩格斯曾分析分工和所有制的关系，提出制度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产物，“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方面，制度在人与人之间的现实交往中形成；另一方面，制度自其形成之始就在实践中发挥作用，限定并规范着社会关系与人的实践活动。制度作为人们社会交往中的必然性、实在性产物，其价值在于以规制性要求框定人的群体实践，推动人不断改造自身与改造世界，从而更好地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与文化需求。换言之，制度的整体价值在于服务人而非限制人，在于成就人的自由而非限制人的自由。有鉴于此，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的自我塑造与自我发展的过程，就是推动并帮助人以制度价值引领自身价值体系建构，达成制度建设与人的自我实现相统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理想信念与制度建设之间相互影响、互为勾连，共同在人的价值观念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从“制度化”角度看，理想信念教育是主体，实现制度化的目标与核心是将理想信念教育以多种制度构成的制度体系的方式框定下来，并将理想信念教育特定化、固定化为一种传统与习俗，以此保障理想信念教育的有效实施。从理想信念教育角度看，制度将精神和物质结合在一起，整合着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是一种价值体系和结构秩序体系。这种价值体系的关键就在于以制度进行实体性创造，使人处于最佳的组织形态下。而理想信念教育的目的则在于帮助全体社会成员“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其中制度化是达成上述目的的有效路径与最优选择。
以坚实的制度实践支撑理想信念。制度是“由其成员所接受或被强加的后天习得技能、习惯、法律规范和伦理指令”。在一些经济学家的眼中，制度的主要功能“就在于降低人们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的协调成本”。这说明，制度规则的遵守程度与人们理想目标的实现程度是成正比的。理想信念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实践，需要教育主体、教育资源等多种教育要素协同发挥作用，而制度本身越是科学合理，人们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越少，制度的效率也就越高，也就越能够满足人的需求，从而更好地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制度实践来看，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是提高理想信念教育效率、质量、效果的重要手段。对理想信念教育整个实践过程的监督与问责，既能够规范整个教育实践中的教育资源分配，也能够更好地推动理想信念教育的有效落实。此外，制度实践是一种社会范围内的实践体系，完整的制度体系能够满足制度规定内社会成员的不同需求，实现其不同的价值，从而使制度的价值选择空间达到最大化。一方面，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为社会成员规定了其价值体系中的最高层次，并以这种价值观念引领社会成员价值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也给予社会成员在这一制度体系中进行价值选择的充分可能性，使其能够在理想信念的指引下，出于自主选择而非外部压迫，形成彰显社会性与个体性相统一、规范性与自由性相协调的价值观念体系。
以丰厚的制度文化涵养理想信念。制度文化生发于制度之中，并对制度落实发挥着重要的反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制度建设与制度文化的互动关系规制着制度价值能否通过制度因素切实转化为物质成果。中华文明历来有“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传统。孔子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实际上就表达了中华文化不以强力、暴力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而是重视发挥道德和文化的制度功能与教化力量的基本思想。理想信念作为社会共同价值观的重要表现，既传承了中国传统制度文化，又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文化之中，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展现，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文化不断丰富内涵并完善相应的教育方式。在丰富的制度文化体系中，人们开始理解、接受并认同蕴含于其中的理想信念，进而将其转化成为人们的行为习惯。首先，丰厚的社会主义制度文化提升社会成员对理想信念的理解与认同。在人们习以为常甚至常态处之的制度文化中，人们开始基于自身的主体需求对接制度文化中蕴含的理想信念，使理想信念逐渐为主体所选择、接受，甚至慢慢成为主体践行的规约与行为规范。其次，丰厚的社会主义制度文化优化社会成员的理想信念传递与内化。在本质上，制度文化所彰显的核心价值与理想信念教育的目的和内容是一致的，制度文化的熏陶能够使社会成员不仅了解并认同理想信念教育的核心内容，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能够在价值、情感、态度与意向等内部属性上与周围群体共享，使人们自觉地接受制度文化的熏染，并形成相应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最后，丰厚的社会主义制度文化推动社会成员的理想信念自信与外化实践。在人们对理想信念认同不断加深的过程中，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理想信念进行传播，并对理想信念背后蕴含的价值导向予以广泛宣扬，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实现社会成员对理想信念的高度自信。
综上，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既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也是一个未来性概念，体现着理想信念教育在思想认识、教育过程与社会实践中的渐进性与持久性特征，表征着长时间意义上的恒定性状态。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是理想信念教育体系化与程式化的系统过程，是将理想信念教育以一种制度体系与程式规则的方式固定化、实在化的过程。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彰显着理想信念教育历史性与现实性、集体性与个体性、常态性与瞬时性的有机整合，统一于作为实践体系、历史进程、文化创造的理想信念教育框架之中。作为一种实践体系，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是推动理想信念教育样态日常化与规范化、教育过程合理化与有序化、教育效果可持续化与可推广化的实践过程。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是将理想信念教育置于变革与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在历史与现实交汇的时间状态下发展的体系。作为一种文化创造，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既内蕴于人的现实生活与生命体悟中，也涵化于制度文化与制度实践中，并在不断敞开的未来场域中丰富文化内容、变革文化样态，进而形成崭新的文化体系。
三、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文化策略
从文化的视角来看，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就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筑牢信仰根基，准确把握理论认知与情感共鸣、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有限生命体验与无限生命价值之间的矛盾和张力，通过教育引导机制、实践养成机制、文化熏染机制的共同作用，把稳思想之舵，补足精神之钙。
1.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信仰之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所谓“命脉”，是生命体生存之根本、立身之关键。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首要之义在于坚守命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信仰之基，增强文化厚度与历史底蕴。一是要强化文化认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相契合的重要内容，将其中所蕴含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价值取向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相结合，从而增强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科学性、理论性和文化性。二是要推进文化创新，不断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与理想信念相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容与现代表达形式，使“小康社会”、“天下体系”、“君子人格”等传统概念、传统表达、传统命题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三是要增进文化体验，以规律性、系统性方式筑牢理想信念的思想根基。要发挥仪式典礼的教育作用，通过重大时间节点的纪念庆典型仪式以及与日常生活事件紧密联系的生活型仪式，进一步强化人们的集体记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潜移默化地传播至人们心中。四是要营造文化环境，扩大文化的传播途径，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为紧密地与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为鲜活生动地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确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得以科学且规范地融入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全过程、各环节，进而成为人们的文化习惯。此外，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既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固其共识，以革命文化承其血脉，于时代变局中坚守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红色底色，又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方向，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引领社会文化健康发展、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优长，成为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丰厚资源。
2.扎根日常生活实践把稳思想之舵
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需要深入人们日常生活，把稳思想之舵，在生命常态与生活常态之中绵绵发力，不断提升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幸福感与获得感。首先，加强团结奋斗的价值支撑与方向引导。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需要紧密结合人们日常生活场景与要素，明确理想追求、坚定信仰信念、丰富生命意义。在价值导向上，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自我认同，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与良好的个人修养，培养人们在服务社会中实现生命价值的积极精神状态。在实践方式上，要创设更具生活化的教育情境，紧密结合日常生活场景与要素，将知识与价值融汇至人们的生活实践，引导人们坚定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给予人们面对困难挑战时的理想力量与坚定信念。其次，满足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需要。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过程是推动人向前发展的动力，也是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有效开展的催化剂。要及时从生产生活实践中把握人的需要，以价值观念增强人的需要的道德合理性与现实适恰性，以审美意识丰富人的需要的价值内涵。与此同时，激发人们满足需要的内生动力，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引导人们养成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生活的良好品质，教育人们以合理正当的途径满足自身需要，形成不断朝着更高层次需要奋进的价值追求。再次，提升幸福感与获得感。幸福感与获得感是评价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成效的重要维度。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理想引导人们理解社会实践价值，拓宽人们审视实践意义的视角，教育人们在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有机统一的情况下评判奋斗意义，继而从价值观念上丰富人们对于幸福感与获得感的理解。同时，丰富实践养成途径，开展志愿服务、生产劳动等人们易于感知幸福感与获得感的活动，调动社会力量创造人们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产品，不断提升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3.优化完善体制机制补足精神之钙
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需要遵循人的理想信念生成规律，紧紧抓住教育引导、实践养成、文化熏染等关键环节，优化和完善体制机制，以科学合理的制度规约，积极应对新时代的新挑战与新问题。一是建构教育引导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理想信念教育应抓好理论教育、历史教育、国情教育三个关键因素，构建“三位一体”的教育引导机制。具言之，在理论教育过程中，要处理好多重视角推进理想信念教育的应用边界问题，一以贯之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历史教育过程中，要培养人们正确看待历史、以史为鉴的能力，使其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明辨外来价值观念渗透以及不良媒体的恶意抹黑，在历史比较中坚定远大理想、增强历史自信；在国情教育过程中，要建构社会联动机制，不仅依托学校教育，还需要依托社会力量，引导人们从多重视角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方位，深刻认识当前复杂多变的世情国情及其所蕴含的发展机遇与现实挑战。二是建构实践养成机制。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规律，引导人们将经验和理论运用于生活实践，在实践中锤炼理想信念、锻造实践品格。通过建构实践体验与价值体认转化机制，引导人们在实践中实现理想信念由自发向自觉的转变，在深刻了解社会复杂关系的过程中感知自身所处位置，增强积极投身社会建设的体验感与获得感；通过建构线上与线下联动机制，加强实践平台建设，创设较为长期且稳定的实践场域，为人们提供检验理论知识、丰富情感体验、增强理想信念的实践平台；通过建构全程实践育人机制，紧密结合人们日常生活特点，对人们日常生活、交往方式等给予过程性指导和计划性规定，保障人们的理想信念生成过程能够始终得到正确的方向性引导，从而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长效运行。三是建构文化熏染机制。立足新时代、展望新征程，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应借助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媒介载体，充分挖掘并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所蕴含的激发远大理想、激昂奋斗热情、引导价值实践的精神力量，形成促进全体人民奋发向上的价值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以不断扩大的价值共识推进理想信念的生成。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2025年第6期
网络编辑：马京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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