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拉美地区的政治格局呈现出复杂演化的态势，在经历了2022—2024年的超级选举周期后，拉美再次回归左翼纷纷执政的政治生态。从左翼主政的国家数量看，拉美19个主要国家中有13国由左翼或中左翼政党执政，尤其是2023年巴西劳工党时隔6年再度执政，标志着拉美新一轮左翼执政达到高潮。总体来看，拉美左翼继续反对新自由主义，试图探索新的替代发展模式，强调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社会公平，主张推动地区一体化、加强地区左翼团结自主，看重“全球南方”的集体身份。
在拉美左翼全面回潮的同时，极右翼势力对左翼探索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发起强烈挑战，国别和地区层面的左右翼力量博弈十分激烈。极右翼奉行原教旨自由主义，推崇市场自由、否定政府干预，推行一系列激进的自由化改革措施。此外，左翼候选人即便在大选中获胜，也往往与右翼候选人的得票差距很小，右翼在议会层面仍具有强大实力。拉美左右翼激烈竞争的背后，反映的是替代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与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之争。
一、国家发展模式辨析与拉美左翼执政党的主要类型
关于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同学者的理解有所不同。俞可平认为，发展模式指的是一系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发展战略、制度和理念。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K.威尔伯认为，发展模式是从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将各个事例的次要特征加以抽象，把它们的主要共同点集中起来并概括出最相关的特点。周弘提出，发展模式应该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用来说明国家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应该对“东亚模式”“拉美模式”“欧盟模式”等发展模式的特殊性做出界定；二是发展模式具有可输出性和可效仿性的特点，往往伴随着战略输出，例如美国强行将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推行到拉美地区。赵宏对20世纪世界上四大主要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在分析了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国模式后指出，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有其外化的理论思潮和内在的追求，都与其所处的历史条件和面对的社会问题紧密相关。王友明认为，当今世界由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和德国以社会市场经济为内核的莱茵模式日渐式微，而“全球南方”对发展模式的探索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本文采用的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对发展模式的定义，即拉美国家在政治发展、经济发展和对外关系等领域的综合性探索。本文认为，发展模式没有或褒或贬的含义，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什么、如何发展以及发展结果等问题。
拉美国家自独立以来，先后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和新自由主义外向型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逐渐主导了拉美国家的发展方向，进而对该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全面深刻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奉行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使拉美国家过分依赖外资，国有资产流失不断加剧，从而也加剧了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由于缺乏有效的公共政策，拉美国家的失业问题日益突出，贫困人口不断增加，社会结构两极分化愈演愈烈。21世纪以来，拉美国家的左翼力量纷纷上台执政，试图改变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寻求和探索新的替代发展模式。
拉美国家有100多年的左翼传统，其左翼思想深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正因如此，拉美左翼成为追求独立自主与社会公正的进步力量，成为拉美国家摆脱依附性发展、探索自主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重要政治力量。虽然拉美左翼不同派别的政治倾向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存在一些共同特征。从政治理念看，拉美左翼主张大众政治，维护民族独立，普遍反对精英统治；从群众基础看，由于左翼力量反对传统特权和既得利益，主张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秩序，要求重新进行公正的利益分配，所以大量非正规就业人口和穷人成为其坚定支持者；从意识形态看，它们更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扩大民众福利，保障社会公平，反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从对外政策看，它们尤其反对美国干预拉美地区事务，支持地区的一体化进程。
关于拉美左翼的分类，国内外学者一般以左翼执政党所采取的执政方式为依据，将其划分为激进左翼和温和左翼两类。本文认为，拉美左翼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多样性，在以左翼政党执政方式为依据的前提下，还应结合其探索替代发展模式的深度加以细分，这更符合拉美国家的实际。目前，拉美左翼执政党继续探索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试图对新自由主义模式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正，然而不同国家在如何构建替代模式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据此，本文将其分为激进左翼、极左翼、温和左翼三个类别。
第一类是长期执政的激进左翼，主要包括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三国的现执政党。古巴在1959年革命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其“模式更新”属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在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探索方面，具有代表性且更加激进的是委内瑞拉，其特点是政府在几乎所有领域均采取了大规模国有化政策或达到绝对控股的目的，强烈冲击着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甚至动摇了资本主义的根基，在内政外交方面均具有鲜明的激进左翼特征和反美反霸色彩。
第二类是以墨西哥现执政党为代表的极左翼。极左翼具有鲜明的国有化、资源民族主义特征，但其国有化主要涉及能源和矿产领域，其发展模式仍保留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框架。洛佩斯政府提出了以推进反腐、消除特权、改善民生为特征的“第四次变革”，并将其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在外交政策上强调国家主权，采取反美但不激进的基本立场。辛鲍姆上台后延续了墨西哥的极左翼发展模式，将“第四次变革”推进到第二阶段。
第三类是以智利、哥伦比亚和巴西现执政党为代表的温和左翼。智利和哥伦比亚温和左翼的主要特点是：上台时以极左翼面目出现，强烈谴责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但在受到国内传统势力的掣肘后，最终沦为温和左翼。巴西的多党执政联盟使温和左翼并不打算完全改变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而是将发展模式转型作为口号和施政重点，更加关注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改善民生等问题，寻求以渐进温和的方式替代现有发展模式。在外交方面，温和左翼政府主张多元化的外交战略，看重“全球南方”的集体身份，支持区域一体化发展，希望与域外大国开展经贸合作以获取实际利益、提升本国国际地位。
二、拉美左翼执政党对替代发展模式的不同探索
目前拉美新一轮左翼执政正处于高潮期，作为以实现平等和正义为目标的重要政治力量，拉美左翼政党在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强烈批评和严正声讨的同时，试图探索新的替代性发展模式。但这些国家在探索的程度上存在明显不同，主要代表为委内瑞拉的激进左翼发展模式，墨西哥的极左翼发展模式，以及智利、哥伦比亚和巴西的温和左翼发展模式。
（一）委内瑞拉激进左翼的发展模式
自1999年起，在查韦斯和马杜罗的先后领导下，激进左翼在委内瑞拉连续执政长达25年。从发展模式看，委内瑞拉激进左翼是国家主义的信奉者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倡导者，力图实现国家发展模式的转型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重构。为此，查韦斯建立统一社会主义党，倡导以“玻利瓦尔革命”实现“21世纪社会主义”的目标。委内瑞拉对新自由主义的破坏程度最为强烈，甚至动摇了资本主义的根基。在经济领域，委内瑞拉是拉美唯一实行大规模国有化政策的国家，查韦斯通过一百多部法律在土地、石油、电信等几乎所有领域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政策，掌握了对能源资源等关键战略部门的绝对控制权，以宪法来保障政府对石油公司的完全所有权，以求彻底打破新自由主义模式。在查韦斯看来，委内瑞拉必须捍卫石油主权，把石油收入作为转变发展模式的工具，作为改善人民生活、扩大对生产部门投资的主要资金源，并由此掌握国家发展的主动权。在政治领域，查韦斯大力构建参与式民主，以社会民主替代精英民主，让人民权力成为国家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基础，使国家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的分配发生巨大改变。在参与式民主体制下，以往受到排斥的非正规就业者、城市贫民和原住民享有了直接参与政治的途径。查韦斯执政期间，统一社会主义党向社会领域投入了巨额资金，使社会福利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在外交领域，查韦斯推行扩张性外交政策，大力支持拉美左翼力量，积极推动拉美一体化进程，以石油为武器开展反美外交，强烈抨击美国的霸权行径，大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马杜罗上台后基本延续了查韦斯时期的激进左翼发展模式，继续探索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马杜罗政府同样通过由国家控制石油勘探、生产和销售最大限度地获取石油收益，然后将其用于发展非石油经济部门和改善民生。马杜罗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新时期（2022—2030年）”的国家发展计划，认为新自由主义在社会领域造成严重破坏，是拉美社会混乱的根源。2024年7月29日，委内瑞拉迎来二十五年来最重要的一次大选，马杜罗以51.2%的得票率战胜反对派联盟“民主团结平台”候选人埃德蒙多·冈萨雷斯，开始了他的第三个任期（2025—2031年），代表激进左翼继续执政。
从资源禀赋看，委内瑞拉是一个典型的石油国家，政治与社会发展深受石油因素影响。对石油的依赖使委内瑞拉不断遭受国际市场波动带来的冲击，经济的大起大落成为常态。由于石油收入的急剧下降，委内瑞拉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大幅萎缩。尽管马杜罗政府针对经济危机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例如逐渐放宽货币和外汇管制，放松对采矿、石油等行业的管制等。为摆脱对石油经济的依赖，马杜罗政府还把经济特区建设作为国家的战略重点，但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机制障碍依旧未能消除。
目前委内瑞拉政治形势复杂，经济较为困难，但马杜罗仍然牢牢掌控军队，社会形势总体稳定。就社会基础而言，委内瑞拉激进左翼的工作重点是把城市贫民、非正规就业者、原住民、农民、家庭妇女等长期未能从国家发展中获取真正收益的“被排斥者”，纳入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因为这些“被排斥者”人数众多，他们的支持足以使一个革命政权长期执政。不过，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也面临空前危机，国家在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的一系列根深蒂固的问题已暴露出来。
在对外关系领域，马杜罗政府将南南合作作为外交重点，反对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和霸权主义，支持世界多极化和地区一体化，在外交、能源、军事等多个领域依赖中国、俄罗斯等国的支持。马杜罗政府学习借鉴中国建设经济特区的经验，不断深化委中两国在农业、投资、教育、旅游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把两国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委内瑞拉和俄罗斯在俄—委高级政府间委员会的率领下，在能源、科技、金融等领域的合作逐步加深，显示出稳固的战略合作基础。2024年11月7日，委内瑞拉与俄罗斯正式签署了能源合作协议，包括联合开发天然气田的计划。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协议将涵盖17个双边合作项目，并不限于能源领域，还包括交通、采矿、旅游、教育等方面，此举的核心意图是通过多元化合作，提升委内瑞拉经济的发展潜力。
总之，委内瑞拉激进左翼反对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思想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其某些措施甚至突破了资本主义框架，但仍未成功探索出新的发展模式。在经济领域，委内瑞拉迫切需要降低对石油的依赖，拓宽经济基础；在政治领域，需要打破精英政治，冲破旧政治集团对权力的垄断，使广大群众能够真正参与国家政治进程；在社会领域，需要实现更高程度的融入，使中下层民众能够充分享有石油财富及其带来的发展成果。对委内瑞拉激进左翼而言，摆脱石油依赖、寻找替代发展模式的道路是曲折的，未来还需继续进行探索。
（二）墨西哥极左翼的发展模式
长期以来，墨西哥的政党格局一直是革命制度党、国家行动党和民主革命党“三足鼎立”，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该国根深蒂固。2018年，洛佩斯作为国家复兴运动党候选人竞选总统获胜，成为墨西哥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首位左翼总统。由于右翼政党在此前未能实施有效的改革措施，使腐败、贫困、暴力犯罪等社会问题愈演愈烈，民众迫切希望左翼能改变以往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带领国家走出发展困局。
墨西哥极左翼的发展模式具有鲜明的国有化、资源民族主义特征，但其国有化主要涉及能源和矿产领域。极左翼虽然批判新自由主义，但依然保留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框架。洛佩斯就任以来，围绕反腐、消除特权、改善民生等提出进行“第四次变革”，并将其作为一种发展模式。政治方面，主张恢复国家信誉，推动司法改革，严查贪污腐败，防止侵害人权；经济方面，提倡加大政府干预作用，强烈批评新自由主义模式，重点扶植国家石油公司和国家电力公司两个国有能源企业，叫停右翼前总统涅托以私有化为方向的能源改革，推进能源、矿产等核心产业的国有化进程；社会层面，主张扩大社会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学习和就业机会，切实改善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由于洛佩斯领导的执政党联盟在国会两院均占多数席位，这为其发展模式转型提供了重要保障。
墨西哥极左翼具有强烈的资源民族主义倾向。政府面临的巨额财政赤字是其采取资源民族主义的现实需要，拉美左翼的全面回潮则为其资源民族主义奠定了政治基础。墨西哥极左翼的资源民族主义以强化资源主权、提升资源价值为目标，从传统领域转向对绿色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锂、铜、锌等新能源矿产领域，且以“锂民族主义”最为典型。墨西哥锂矿的国有化法案已在参众两院通过，成立“国家锂业公司”全权负责锂矿开采和提取，将锂矿视为国家战略资源，拒绝试图进入墨西哥开采锂资源的私营企业。
在对外关系方面，墨西哥极左翼支持其他拉美国家的左翼运动，与地区左翼共同成立了“普埃布拉集团”，旨在加强拉美左翼间的团结自主，共同遏制右翼保守势力的发展。对美国的态度是与之保持距离但并不激进，坚持“墨西哥优先”的国家理念。洛佩斯拒绝参加没有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参会的美洲峰会，公开批评北约对乌克兰的政策，起诉美国军火商，要求他们为墨西哥枪支暴力泛滥负责并进行赔偿。尽管墨美双方在墨西哥能源改革政策方面存在争议，但总体来看双方的合作进展有序。
作为洛佩斯的政治门徒，辛鲍姆的当选使墨西哥“第四次变革”进入第二阶段。她推行的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洛佩斯的极左翼路线，主张能源资源领域国有化、改革司法体制、扩大民权、提高工资等，得到广大劳工阶层和底层民众的支持。2024年10月，辛鲍姆签署了能源和铁路改革法令，正式将墨西哥石油公司和联邦电力公司作为国家上市公司归还给人民，有力推动了战略支柱企业的国有化进程。此外，她还通过改革来重建国家客运体系，以提高运输效率、强化交通安全、改善民众生活质量和减少碳排放。辛鲍姆曾就职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作为能源和环境问题方面的专家，她上台后推出能源转型计划，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在总发电量中达到45%的目标。其能源转型计划不仅着眼于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还宣布对石油产量进行限制，每天不超过180万桶。面对国内日益严峻的干旱问题，她还制定了水资源管理计划。在对外政策上，辛鲍姆强调独立自主和反霸，对美国采取既斗争又合作的态度，主张加强地区团结、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对于特朗普对墨西哥加征关税的政策，她表示坚决反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本国人民和就业，同时又与特朗普政府开展对话谈判。
总之，墨西哥极左翼的发展模式以“第四次变革”为主要内容，在能源矿产领域实施了部分国有化政策，具有资源民族主义特点，但在经贸关系上依然选择维护《美墨加协定》，在经济政策上保留了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基本框架。洛佩斯卸任前的支持率高达77%，墨西哥人民从“第四次变革”中看到了国家发展的希望，这也是他们选择辛鲍姆、继续支持极左翼的重要原因。
（三）智利、哥伦比亚、巴西温和左翼的发展模式
自20世纪90年代“还政于民”以来，智利的政治形势总体稳定，究其原因，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政党执政，均倾向于走温和中间路线，政策相较其他拉美国家具有稳健性和连续性。然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造成了社会阶级逐渐固化，国内贫富差距日益加剧，导致社会抗议运动频发，广大民众迫切希望政府能在宏观经济调控、养老金制度改革、公共医疗卫生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因此，曾为激进学生运动领袖的博里奇总统所奉行的提高社会福利、进行宪法改革等国家主义理念，更加契合民众的变革要求。
在发展模式方面，作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样板，智利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从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尽管博里奇谴责并摈弃“皮诺切特新自由主义模式”，提出修改宪法、自然资源国有化等较为激进的政策主张，但面对国内新自由主义的强大力量和议会层面的掣肘，他并没有足够能力改变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最终沦为温和左翼，只是将发展模式转型作为一个口号，更多转向了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改善民生等问题，试图以渐进温和的方式探索替代模式。
宪法改革是智利近5年来在政治领域的核心议程，民众对制定更具社会包容性的新宪法来取代具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皮诺切特军政府时期旧宪法抱有很多期望。然而，在博里奇任内，新宪法提案在两次全民公投中均被否决。左翼政府在新宪法草案中提出的自然资源国有化，医疗、教育、养老金选择自由，拒绝在宪法层面巩固私人福利模式等激进主张，遭到传统阶层的强烈反对，这也暴露出左翼政府的改革未能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经历两次失败后，博里奇宣布任期内将不再推动宪法改革，而是着力推进其他各项政治议程。以博里奇为代表的智利左翼已意识到政治分裂不会改善现状，需要和右翼寻求共识以推动改革，其政策在执政后期逐渐转向温和的实用主义，变革诉求更加务实。总体来看，智利温和左翼的发展模式探索由于受到各种阻力，未能触碰新自由主义的基本框架。
哥伦比亚温和左翼政府同样未能触碰新自由主义基本框架。哥伦比亚长期由右翼精英阶层执政，政局和经济发展较为稳定，但腐败程度、社会不公以及贫困率等在拉美国家名列前茅。出于对右翼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以及受21世纪以来拉美两次左翼浪潮的影响，选民倾向于尝试不同的发展模式。作为哥伦比亚历史上首个左翼总统，佩特罗上台之初同样以极左翼面目出现，提出以“民主社会主义”代替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解决国内积累已久的社会问题，打造一个福利型政府。他明确表示，继续实行新自由主义将摧毁哥伦比亚，应当扩大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废除当前的医疗体系和养老金体系，迫使私营企业退出，将养老金系统中已有的个人储蓄国有化，连同未来的资金流都转为国家运营。在国际贸易方面，佩特罗主张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提高关税并修改自由贸易协定。然而，他的替代方案同样受到国内传统阶层的强烈反对，在各项改革措施引发巨大争议后逐渐转向实用主义，更多着眼于减少贫困、提高教育普及率、打击贩毒、治理腐败、保护环境、废除强制服兵役制度等议题。
在巴西，劳工党领袖卢拉重新上台后，只是以发展模式转型为口号提出了一些社会计划，倡导进行变革。2024年1月，卢拉政府正式宣布启动“巴西新工业”计划，即关于未来十年的国家工业发展方案，强调从社会、经济、环境出发，把加强国家工业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大宗商品出口的繁荣，巴西经历了快速的去工业化过程，呈现出生产工业初级化、产业链环节缩短且脆弱等特征。卢拉认为，上届极右翼政府采取的“去工业化”政策，依赖生产和出口农业大宗商品来发展经济，是以牺牲国家工业发展为代价的。他宣布政府将为新工业计划提供3000亿雷亚尔融资，以扭转过去数十年的去工业化进程。“巴西新工业”计划包括六项重点任务：建设保障粮食、营养和能源安全的可持续的数字化农业产业链；建设健康产业经济综合体；建设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卫生设施、住房和交通；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推动绿色发展；推动事关国家主权和国防的技术发展。卢拉政府通过新的战略布局和政策措施，更加强调创新，旨在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通过提高生产力、扩大出口推动巴西工业结构优化升级，但却并未触及新自由主义的基本框架。
在对外关系领域，智利、哥伦比亚和巴西等温和左翼政府积极推行多元化的外交政策，支持区域一体化进程，看重“全球南方”的集体身份，希望能与域外大国开展经贸合作以获取实际利益、提升本国国际地位。在对美关系上，佩特罗与美国就重新谈判自由贸易协定、保护亚马逊雨林、结束毒品战争、哥伦比亚经济转型等问题开展协商。当前哥伦比亚正寻求成为中等强国，积极与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发展伙伴关系，同欧盟、非盟、阿盟等建立新的合作形式。温和左翼政府也加强了与拉美其他左翼政府的合作，同墨西哥等国共同协调立场以应对国际问题，通过外交战略变革和深度参与国际议程更好实现本国国家利益。
三、拉美左翼执政党探索国家发展模式的经验教训
当前左翼执政党正活跃在拉美政治舞台上，成为拉美多元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力量，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摆脱依附性地位、走出一条自主型发展道路，拉美左翼执政党积极寻求变革，自主探索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既有成功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
首先，拉美左翼对国家发展模式的这一轮探索，是拉美国家寻求自主发展道路的第二次有益尝试，但在体制上并未突破资本主义的框架。20世纪30-60年代，墨西哥卡德纳斯政府、阿根廷庇隆政府、巴西瓦加斯政府等一系列民众主义政权，为破除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束缚，奉行本土结构主义理论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走上了“第三条道路”，取得世界瞩目的经济和政治奇迹。然而东欧剧变后，世界各国共产党遭受不同程度的削弱，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空前挫折，新自由主义改革给拉美国家带来经济发展缓慢、贫富差距悬殊、收入分配不均、社会两极分化等一系列消极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左翼顶住巨大冲击顽强生存下来，并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大亮点。拉美左翼积极寻求团结合作，先后创办“圣保罗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强烈批判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积极探索新的替代模式，使拉美国家重新回到自主发展的道路。然而整体来看，这一轮探索并未突破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框架，所要替代的只是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且进展并不顺利。在委内瑞拉，以胡安·瓜伊多、埃德蒙多·冈萨雷斯为首的右翼反对派阵营不断集聚力量，频繁策动罢工和军事政变，甚至出现了两位总统和两个国会并存的混乱局面；私有资本在经济上仍占据重要地位，既得利益集团极力维护其经济特权，在金融、建筑、交通、服务等行业处于垄断地位，极力阻挠“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在墨西哥，有人批评极左翼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更接近新自由主义，而不是真正的左翼思想。在巴西，劳工党受国内多党执政联盟的束缚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在不触及经济、社会制度和保守派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采取了温和的改革政策，并没有将替代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作为执政目标。
其次，拉美左翼执政期间在纠正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分配不公、贫富分化，以及在社会治理等方面作出了一些贡献，但总体来看对发展模式的探索并不成功。它们通过强化国家的作用将社会公平和再分配作为重要议程，通过国家的积极干预实现经济发展，是对“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一次纠偏；在社会领域进行大规模改革，强调政治包容、重视公民权利、集体参与等理念，也与新自由主义强调的个人主义理念有着本质不同。值得注意的是，“第四次变革”实施7年来，墨西哥在经济领域取得了较大成效，得到国内民众的大力支持。巴西温和左翼重点推进“加速增长计划”，聚焦社会基础设施、数字化、互联互通等领域，给中下层民众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使发展成果由更多人共享，政治民主化也得以巩固。但另一方面，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实行的替代发展模式未能有效解决国家面临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其倡导的社会主义理念也并未上升为社会共识，且新的发展模式已暴露出严重弊端。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截至2024年6月，由于恶性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以及粮食、药品短缺等问题，已有770万委内瑞拉人离开了祖国。因此寻找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将是激进左翼政府面临的长期任务。温和左翼方面，两次修宪失败使智利博里奇政府遭遇重大政治打击并产生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导致民众信任度持续下降，2024年10月的民调结果显示，博里奇总统的支持率仅为30%。
最后，拉美左翼在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探索国家发展模式过程中忽视了党的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作为2014年成立的一个新兴政党，墨西哥极左翼国家复兴运动党在反思过去近一个世纪里革命制度党和国家行动党等老牌政党的长期执政后，深刻总结它们下台的经验教训，在执政过程中始终坚持“人民第一”理念和“变革”思想，使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巴西温和左翼劳工党领袖卢拉在总结其前两个任期的经验教训后，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注重与企业家、农场主、学者和军方人士的接触，制定了较为温和与务实的竞选纲领，最大限度地回应中下层民众的诉求，迎合了不少选民的心理。此外，拉美左翼执政党的多边外交趋向明显，积极发展同美欧传统大国、新兴大国的关系，积极团结拉美左翼力量并重启拉美区域一体化合作倡议，有力提升了拉美左翼政党的国际影响力。拉美左翼执政党根据新的国内国际形势，适时调整发展模式，积极回应民众的各项诉求，为争取选民的支持和有效施政创造了必要条件，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得到了一定提高。然而，拉美左翼执政党在探索国家发展模式中忽视了自身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遇到了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和执政困境。只有不断加强党的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才能更好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有效化解各类执政难题。未来，拉美左翼执政党需要把提升党的理论和组织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目标，及时化解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不断完善政治体制和机制建设，才能在拉美国家多党竞争的政治舞台上继续赢得执政地位。
总体来看，在本世纪以来拉美左翼执政的20多年里，多数拉美国家并没有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和道路进行颠覆性否定。由于拉美国家政治格局中的左右翼矛盾突出，替代还是坚守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矛盾难以调和，导致左翼政府探索替代模式的效果并不理想，并受到极右翼原教旨自由主义模式的冲击，因而这两种力量的较量会长期持续下去。
四、拉美左翼执政国家发展模式面临的挑战及前景
当前拉美经济增速整体呈现放缓趋势，这成为左翼执政面临的最大挑战。2015年至2024年，拉美地区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9%，正面临自20世纪80年代后的又一个“失去的十年”，从而加剧了拉美左翼的执政困境。此外，拉美右翼尤其是极右翼势力也对左翼执政形成极大挑战。
（一）经济增长放缓，复苏动力不足
拉美左翼执政的国家所面临的首要挑战是经济增长动力不足。2024年，受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全球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等因素影响，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动力明显不足，2024年的增长率仅为1.8%，远低于2023年的2.2%和2022年的4.0%。
古巴202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0%，物价上涨、通胀高企、外汇短缺成为巨大挑战。2024年7月，古巴召开第十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采取一系列旨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的新措施，包括削减预算、制定单一价格政策、吸引外资等，以应对当前的“战时经济”局面。马雷罗总理提交了政府在2024年纠正经济扭曲和振兴经济的进展报告，表示政府已批准116项新举措，其中53项已实施，恢复宏观经济平衡仍是当前古巴政府最重要的目标。外部环境方面，美国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政策仍将长期困扰古巴。美国虽然放宽了对古巴人员流入、侨汇等方面的限制，但在医疗服务出口、外部融资、旅游等方面的限制措施依然存在，导致古巴经济复苏艰难。委内瑞拉激进左翼也面临较严峻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压力，经过第三次币值改革后，货币供给速度有所降低但仍增长过快，这成为通货膨胀持续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此外，委内瑞拉长期遭受美国制裁，限制了其对外出口能力，造成大量国际资金被冻结，制约了马杜罗政府调控国内经济的能力。尼加拉瓜激进左翼政府推出“全国消除贫困和人口发展计划（2022—2026年）”“2021—2035年扩大能源生产指示性计划”，积极推进能源改革以求实现宏观经济相对稳定，但由于受全球高通胀、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供应链冲击等因素影响，其经济增长率不升反降，2024年为3.6%，不过仍高于拉美地区平均水平。
左翼执政的巴西和墨西哥的表现较为亮眼。卢拉当选总统后，以刺激经济增长为优先目标。2024年，巴西经济增长率为3.4%，这得益于农产品丰收、大宗商品出口增加以及服务业和工业驱动，但仍面临一定的通胀压力。墨西哥极左翼政府出台了新的投资计划，利用《美墨加协定》以及美国的“近岸外包”政策重构其产业链。2023年，墨西哥经济增长率为3.3%，2024年为1.5%，贫困率创下历史新低，降至40%以下。不过，由于美墨经济的深度一体化，受美国经济增长减速及本国总需求尤其是投资下降的影响，墨西哥经济增速将有所减缓，预计2025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0.4%。
总体来看，拉美地区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发展同频共振，因而左翼政府普遍将抑制通胀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增加出口、吸引外资成为其抵御经济衰退、恢复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通胀居高不下、经济脆弱性加剧、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成为当前拉美左翼执政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
（二）右翼势力不断撕裂拉美地区粉红色政治版图
尽管新一轮的左翼力量回潮主导着拉美政治格局，但右翼势力仍然保持活跃态势，对左翼执政形成极大挑战。自本世纪初第一波“粉红色浪潮”以来，拉美左翼已先后在该地区执政长达20多年，但无论是激进左翼、极左翼还是温和左翼，均未能成功探索出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未能有效提升国家治理效能，面临财政收入减少、失业率上升、通胀率高企、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冲突加剧等严峻挑战，为右翼尤其是极右翼势力上台提供了条件。
在巴拉圭、厄瓜多尔等国，传统右翼仍在继续执政。在一些左翼执政的国家，如秘鲁、智利、哥伦比亚等，传统右翼势力在国会仍保持强大实力，而左翼在议会中均处于相对劣势，其政策调整和施政空间不断受到右翼的冲击。以巴西的博索纳罗、智利的卡斯特、哥伦比亚的埃尔南德斯等为代表的极右翼，则以绝对自由主义和市场主义模式不断挑战左翼的意识形态。此外，受经济增长乏力、社会失望情绪加剧的影响，拉美各国选民普遍对建制派政党和传统政治精英不满，这也为极右翼新兴政党崛起提供了空间。
（三）拉美左翼执政国家探索替代发展模式的前景
拉美左翼领导人凭借自身影响力与感召力，在政治舞台上奋力为大众谋福利，成为众多中下层民众利益的坚定捍卫者，团结带领所属政党在选举中艰难胜出，推动左翼执政浪潮不断向前发展，但其执政前景并不是很乐观。
首先，拉美左右翼之间的政治矛盾难以调和，左翼探索替代发展模式的进程将充满不确定性。无论是激进左翼、极左翼还是温和左翼，迄今均未能探索出有效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新发展模式，左右翼之间的发展模式之争愈演愈烈。智利左翼两次试图修宪失败，反映出左右翼斗争已处于白热化，双方的分歧除了发展模式问题，还包括社会福利政策、土著权利、女性权利、环境保护等议题。各国选民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严重不满，因此无论是左翼以国家主义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还是右翼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发展模式，都难以平息民众的不满情绪。
其次，拉美左翼之间的分歧将不断加剧。2023年5月，因墨西哥总统洛佩斯认为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应该辞职，秘鲁国会宣布洛佩斯为不受欢迎的人，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左翼政府至今仍不承认博鲁阿尔特政府的合法性。2024年7月，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指责天主教会造成尼加拉瓜局势动荡，卢拉则指责尼加拉瓜迫害天主教会，导致巴西和尼加拉瓜互相驱逐大使，两国间的关系逐渐降至冰点。针对委内瑞拉大选结果，古巴、尼加拉瓜、玻利维亚等激进左翼政府均对马杜罗当选表示祝贺，而智利、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左翼政府则不承认马杜罗胜选，要求马杜罗与反对派政府进行对话。在2024年10月金砖峰会上，巴西否决了委内瑞拉的加入申请，委内瑞拉则称巴西此举为敌对行为和侵略。可见，拉美激进左翼、极左翼和温和左翼之间的分歧颇深并将不断加剧。
最后，拉美左翼将会继续韧性发展。社会主义传统在拉美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到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从巴西共产党领导的“长征”到古巴革命，从危地马拉革命到智利阿连德的议会道路，从民众主义到21世纪以来的粉红色浪潮，如此等等，都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阶级基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成为拉美左翼探索自主发展模式的重要思想来源。单就任期来看，巴西劳工党将执政至2026年12月，墨西哥和乌拉圭左翼将执政至2030年，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等激进左翼政党仍有可能长期执政，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左翼仍将在拉美政治格局中继续发挥重要政治影响力。
（作者简介：杨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古巴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单充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25年第2期
网络编辑：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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