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欧洲激进左翼的代表，德国左翼党坚守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该党脱胎于东德执政党的后续政党——民社党和德国现存时间最长的政党——社民党，其发展历程集中体现了欧洲左翼阵营的分裂、调适与转型。2024年1月德国左翼党经历分裂，该党议会党团主席萨拉·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退党，并成立以其本人命名的萨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理性与正义党(BSW,以下简称“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新党的纲领路线较之左翼党出现重大转向。德国左翼党的分裂与蜕变折射出欧洲激进左翼在政治现实压力下的新一轮政党创新，是观察和研究21世纪欧洲激进左翼阵营理论与现实发展的极佳案例。
一、问题的提出
(一)德国左翼党溯源
德国左翼党正式成立的时间并不长，是在2007年6月由民社党和劳动与社会公正选举联盟这两个左翼政党合并而来。两德统一之初，民社党作为东德执政党的后续政党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更多以“抗议党”形象出现在政治光谱的左翼边缘地带，争取对政治与社会现实不满的社会群体支持，主流政党讳言与其合作。左翼党的另一个建党来源劳动与社会公正选举联盟则脱胎于社民党，是在反对时任社民党籍总理施罗德的社会福利和劳动力市场改革的过程中，由社民党左翼高层退党并联合工会力量创建的。2007年重组后，左翼党的政党活动和影响力拓展到全德国范围，开始持续进入联邦议院，并逐渐在政党体制中立足。因其特殊的历史来源，左翼党在各联邦州的发展极不平衡，更多依托两德统一后东西部政治生态的差异性，深耕东部五个联邦州以及东柏林，大有成为东部全民党之势，持续进入东部各州议会并在东部以及柏林多次上台执政，2014—2024年甚至在图林根州领导州政府。然而，自2015年以来，左翼党在内外压力下逐渐陷入困境，在各级选举中屡屡失利，全国性民调支持率长期徘徊在5%这一进入联邦和州一级议会的门槛附近。与此同时，左翼党党员规模萎缩严重，民社党在1990年成立之际尚有28万名党员，而左翼党党员人数在2023年底降至5万人。(1)
(二)内部派系斗争
派系分裂在左翼党内部根深蒂固，东部的民社党历来存在改革派和正统派之间的冲突，而西部的劳动与社会公正选举联盟本身就是社民党政党分裂的产物。左翼党由各种社会环境、意识形态、经济社会传统和政治利益诉求拼凑而成，内部分裂为保守派和务实改革派两大阵营：保守派主要来自西部，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仍具有现实意义，要求改变现有体制，实现经济社会的根本转型，在外交安全问题上反对联邦国防军参与海外行动；务实改革派主要来自东部，更多持实用主义立场，争取在联邦层面参与执政并提升政治结盟能力，支持联合国维和部队行动。这种阵营分裂也导致左翼党自成立以来一直采取双主席的做法，以体现东西部之间、务实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平衡。
除此之外，左翼党内还存在若干分属两大阵营的派系，包括社会主义左翼、反资本主义左翼、共产主义平台、Marx21、改革派左翼网络、民主社会主义论坛、左翼解放派等。其中，社会主义左翼汇聚党内托派和亲工会力量，反资本主义左翼主张打破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这两股保守力量以正统自居，早在民社党时期就围绕纲领主导权展开激烈争夺并在党内得势。(2)共产主义平台奉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传统，是党内最大的派系；Marx21则是托派成立的国际社会主义趋向组织(IST)的德国分部，谋求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秩序。这几个左翼保守派系均具有鲜明的反体制特征，被德国宪法保卫机关公开列为监视对象。(3)与此相反，民主社会主义论坛主张就纲领路线展开彻底辩论，针对政治和社会现实进行政党革新。这些内部派系成员规模不大，从300人到1200人不等，但在党内持续争夺权力资源、纲领主导权和政策路线，(4)其成员不乏高层政要，前双主席之一的维斯勒(Janine Wissler)就曾是社会主义左翼和Marx21的活跃成员，而瓦根克内希特则曾是共产主义平台的成员。
(三)政党分裂
左翼党内部两大阵营和若干派系的存在带来现实问题，导致该党难以形成政党认同和凝聚力，高层人事纷争不断，核心政治决策和重大方向性问题由于党内路线斗争始终无法清晰定位，导致内部矛盾的积聚和爆发。为了走出政党内斗困境，该党长期以来最具公众影响力的政要瓦根克内希特2018年9月与前任党主席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发起“站起来”集结运动，希望通过政党和社会运动相结合的动员方式发动对现有政治不感兴趣的人群，就左翼共同关切的社会议题展开公共讨论，在地区层面形成行动小组，就当地居民日常关切的问题开展联合行动。不过，该运动组织形式松散，引起的社会反响寥寥，仅收获一些文化领域知名人士的支持，未能有效整合左翼政治力量并推动左翼党走出边缘处境。
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的背景下，瓦根克内希特成立以个人命名的新党，突出领导人的个人化色彩，并从激进走向保守，提出独具特色的纲领立场。目前，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已在选举中崭露头角，表现出一定发展潜力，而其政党结构尚处于筹建过程中，该党注重保持精简结构和维护党内团结，严格控制党员规模。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的成立是否威胁到左翼党的生存?新党能否借助独特的纲领立场克服左翼党的局限性，发展成为持久的政治力量?欧洲激进左翼是否出现“保守主义转向”?厘清德国激进左翼从左翼党到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的纲领演变和政治表现，对于分析研判欧洲激进左翼的意识形态流变、政党创新的最新实践及其未来发展方向均具有一定价值。
二、德国左翼党的纲领传统
在德国政党谱系中，德国的共产党、马列主义党、社会主义平等党等左翼政党明确主张颠覆资本主义基本制度，通常被界定为左翼极端主义政党。与其不同的是，左翼党作为联邦议院内立场最左翼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奉行民主社会主义，通常被学界归入激进左翼或是左翼民粹政党的范畴。(5)
(一)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流派和工人运动的一个派别，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初欧洲工人运动分裂之时，给世界各国工人运动和各种左翼政党带来长期而深远的影响，而德国是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贡献的国家。民主社会主义坚决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所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其理念是在与后者相区别的过程中产生的，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其阐释不尽相同。伯恩施坦主张通过渐进、和平的政治和社会改革而非暴力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主张民主、自由和社会正义的结合，追求社会平等与经济效率的平衡，强调伦理导向和思想文化因素的重要性。(6)曾担任社民党主席和德国总理的勃兰特始终强调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性价值，他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为了实现某种预设目标而开出的教条式的措施目录，而是界定了社会民主政治的基本“运动方向”,是以民主价值取向为基础的现实主义改革战略，其目的在于促使“个人权利和政治自由权利成为社会现实”。(7)政治学者迈尔(Thomas Meyer)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经由社民党《哥德斯堡纲领》的重新阐释，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思想基础，社民党作为一个改革政党，其政治策略在于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这是一个持久任务和长期过程，其在当前背景下的重要任务是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贯彻自由平等的基本价值观。(8)
殷叙彝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具有开放性，所以对它的解释也不企求一致，不过这一概念仍有若干方面的内涵普遍得到承认：其一，实现非马克思主义化和世界观多元化；其二，主张社会主义是一些伦理价值的实现；其三，继续主张在议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框架内通过改良实现社会主义，但完全承认现存权力机构的政治游戏规则；其四，不再坚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要标志。(9)整体而言，民主社会主义寻求通过改革和民主化等方式来实现自由、公正、团结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10)强调民主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转型过程，拒绝暴力革命式的激进变革路径，主张在多元、民主的框架内改良现有的政治结构，改善人民的社会和经济状况，通过具体、渐进式的社会改革实现社会主义。这些基本设想在社民党的《汉堡纲领》中仍有体现。
德国社民党在历次纲领调整中同时使用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理念，例如在2007年《汉堡纲领》中，既突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愿景，又强调社会民主主义的行动原则，目前逐渐以社会民主主义代替民主社会主义。(11)关于这两个相近概念，殷叙彝认为，尽管民主社会主义的前身是社会民主主义，但历史上的社会民主主义无论是从革命角度还是从改良角度加以解释，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始终都是应当取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制度。在有关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献里，“社会民主主义”一词逐渐被“民主社会主义”所取代，后者仍旧企求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主张在议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框架内通过改良实现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持久的任务。需要明确的是，不但目前社民党主张的社会民主主义已不是原来的社会民主主义而是“社会的民主主义”,而且主张保留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人也同样不再追求从制度上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12)贾中海、李娟则更为尖锐地指出，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是一种改良主义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13)
(二)左翼党的纲领内涵
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信奉的理论体系，同样也对德国左翼党的理论发展发挥了持久影响，始终在其党纲中占据核心地位。科菲和普拉萨比较了该党两个建党来源的党纲，认为左翼党政治纲领的核心内涵不是对两个建党来源的平衡妥协，而是更加接近民社党，即延续了民主社会主义思 想。(14)左翼党的党纲在2011年10月爱尔福特党代会上通过之后适用至今，明确将自身定位为“社会主义政党”,(15)沿 袭了社会变革的传统，将民主社会主义视为理想的经济与社会体制、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党纲包含大量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批判，采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常用术语，指出德国是一个阶级社会，抨击资本主义制度以剥削、竞争和利润为基础，是社会动荡、破坏性竞争和军事化的罪魁祸首，通过经济权力破坏民主，造成了人类文明的危机。
在资本主义批判基础之上，《爱尔福特纲领》赋予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和价值诉求以时代思想内涵，提出建设“21世纪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要求分步骤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改变根本发展方向，停止私有化政策，彻底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经济模式和民主体制，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实现彻底的经济社会改造过程，以民主、社会和生态力量代替资本的主导地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和财富分配方式，实现分配公正。这些政治主张的基调是反资本主义的，较之民社党《开姆尼茨纲领》的表述更激进，反映出经过爱尔福特党代会的辩论，该党在所有制、权力、再分配等基本问题上坚持了传统意识形态。(16)
需要指出的是，左翼党各种纲领立场文件中关于反体制的表述相对温和，对外传递的信息既复杂又矛盾，既表明反资本主义立场，又不以颠覆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尽管党纲沿袭了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左翼立场，援引了《共产党宣言》对于人类社会愿景的描述，坚持了反资本主义和反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立场，但没有提及马克思主义以及颠覆资本主义根本制度，而是基本接受民主秩序，其对待市场经济的态度也有所缓和，更加偏重保留社会公平的核心特色，重点就如何改革资本主义社会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纲领。政党学者马奇(Luke March)认为，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左翼党在实用主义与传统特色、意识形态与去意识形态、激进与温和之间进行了战略方向的多次调整转变，逐步从反体制、反资本主义的东部民粹主义力量蜕变为温和的政治实用主义政党，并谋求在现有基本秩序框架之下执政。(17)政治学学者米库斯(Matthias Micus)同样认为，该党是一个实用主义政党，对于上台执政的兴趣超过颠覆体制。(18)
(三)左翼党的政策诉求
《爱尔福特纲领》提出了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实施路径，主张在自由、平等、和平、团结、社会和生态可持续等基本政治价值观的基础上，对于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秩序进行“社会—生态”改造：一方面，推进社会福利改造，通过平等参与来保障个体自由和个性的发展，建设和平、团结、公平和包容的社会，以修复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对于劳动者的破坏；另一方面，推进生态改造，改变经济发展追求利润和注重增长的模式，实现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价值观，以修复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对于自然资源的破坏。尤其是在生态维度上，左翼党推崇生态社会主义、绿色社会主义等概念。康德亚斯(Mario Candeias)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概念是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提出的，未能产生影响，反之，绿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出现更晚，是在生态问题普遍受到重视、新自由主义遭遇挫折的背景下，作为对绿色资本主义、绿色经济学等新概念的抗衡方案提出的，意图赋予再分配、计划与民主、所有制等传统左翼纲领以新的时代内涵。(19)
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左翼党在具体政策领域提出大量激进改革计划：在所有制领域，提出各种国有化政策诉求，例如，勃兰登堡州的左翼党要求将私营铁路、公交、电信、医院和房产企业国有化，柏林左翼党支持将房产企业收归国有的公民请愿运动，并主张通过全民公投决定是否收归国有；(20)在民主领域，主张实现社会民主化，要求增加各级议会力量和直接民主形式，创造更多劳资共同决策的机会，要求加强金融领域的民主监督、限制银行和大企业的权力；在税收领域，主张对富人加征财产税和遗产税；在社会领域，要求保障社会公平、劳工权益和工作岗位，压缩每周工作时间，引入最低工资制度，实现全欧洲最低社会标准；在住房领域，主张为低收入群体扩建保障性住房；在环境领域，推动生态转型，主张改变能源体系，对能源经济、农业、交通各领域开展生态可持续改造，发展区域循环经济；在外交安全政策领域，主张对不发达国家大规模减债并提高发展援助，反对增加国防支出和军备出口，反对动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冲突，要求解散北约，代之以俄罗斯参与下的集体安全体系。在2021年联邦大选竞选纲领中，左翼党在环境、能源、交通、教育、税收等领域提出大量左翼改革计划，例如要求每年新增25万套社会保障性住房，2035年以可再生能源全面代替化石能源，进一步提高高收入者所得税和富人税税率，等等。(21)
三、激进左翼分裂后的纲领蜕变
(一)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的纲领特色
激进左翼分裂带来的是纲领路线的重大转向。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成立时间短，迄今公布的官方文件包括《成立宣言》《党纲》《2024年欧洲竞选纲领》等，从这几份篇幅不长的官方文件以及瓦根克内希特个人的著述和访谈中，可以初步洞察这一新兴政党的基本意识形态和纲领立场定位。基民盟党主席默茨(Friedrich Merz)将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描述为“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混合体”,(22)而事实上，该党在官方文件中均不再强调民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党纲中未提及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和马克思主义的字眼，未集中阐述对于所有制、资本、增长等根本性问题的看法，不再坚持左翼党的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批判立场。在党纲引言中，该党指出建党宗旨在于回归政治理性，德国需要强大有创新力的经济、社会公正、和平与公平交易和尊重公民个人自由。这些内容首先是对现有精英政治的清算，其批判矛头指向社会不公、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教育体制不合理和经济竞争力下降等各种不合理现象，尤其是政治决策的种种弊端。党纲中多次提及普通民众，将其与政商界精英以及美国主导的大企业集团对立起来，传递反精英、反建制的信号，凸显该党首要偏重民粹力量的定位，学界目前也普遍认定该党是一个具有明显反建制倾向的民粹主义政党。(23)
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的民粹主义属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该党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研究者穆德(Cas Mudde)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单薄的意识形态”,不是前后连贯的学说体系，它在实践中时常像变色龙一样依附于现成的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等，根据国家、政治文化和历史状况的不同使用不同的意识形态配方，这种灵活性是民粹主义成功的原因之一。(24)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正是这样一个拥有“单薄的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政党。与此同时，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的纲领路线表现出独特属性。在政党研究中，学者日益从两个维度描述政党和选民的政治立场：在社会经济维度上，考察对于福利国家、再分配、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等问题的观点立场；在社会文化维度上，考察对于文化身份认同、自由平等生活方式、民族主义、生态等问题的看法，(25)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一套有别于传统的左右政治分野的新的社会分歧标准，即进步对保守、绿色自由对保守威权、开放对划界。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很难简单归类为其中一类，不少学者将其定性为“左翼保守主义”政党，即在社会经济维度上左翼激进，而在社会文化维度上却十分保守。
图1（图略）体现了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在当前德国政党体制中的大致定位。根据托梅泽克对于参加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的34个德国政党议题契合度的比较研究，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所代表的政治立场和政策诉求比较复杂，在移民与庇护等议题上，与联盟党、选择党等右翼甚至右翼民粹政党的政治契合度远高于左翼党；而在欧盟政治体制这一议题上，与左翼党的政治契合度高，均反对欧盟扩权和扩员；在环境与气候议题上，则明显反对左翼党的激进主张，更接近于联盟党。换言之，该党并非典型的激进左翼政党，更多像是左翼党社会经济立场和联盟党社会文化立场的混合体，在文化保守的同时强调国家干预和再分配，这些主张看似相互矛盾，在现有政治谱系中无法对号入座，却也因此提出了其他政党不曾代表的立场组合，有望填补一定的代表性真空，在选举中占据独特位置。(26)
(二)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的政策诉求
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的纲领聚焦经济理性、社会公正、和平和自由等基本范畴。在经济政策上，该党要求大规模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和教育体制，强调经济实力和创新型经济的重要性，批评大企业、金融集团和数字垄断企业的影响，要求德国和欧洲制定积极的经济政策，保护本土企业免受英美大型科技企业和金融企业的挤压。在社会政策上，强调建设社会福利国家，保障社会安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劳资谈判的传统，为儿童提供平等机会，要求停止在卫生、护理、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私有化，构建对低收入群体减负、对高收入群体和大企业增税的公平税收体系。在环境和气候政策上，承认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是全球性挑战，但认为德国的能源供应无法单靠可再生能源得到保障，批评政府放弃廉价俄罗斯能源供应的决定，主张接受现实，制定创新型气候与环境政策，发展气候中性的关键创新技术。不过，和左翼党不同的是，该党在经济上支持中小企业促进政策和竞争政策，要求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主张绩效激励机制和责任。
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该党也更多延续了左翼党的反战立场，反对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冲突和核武器扩张，要求终止武器出口；支持联邦国防军承担防务职能并扩充军备，但反对向海外派遣德国士兵；认为欧盟对俄经济制裁伤及自身经济和竞争力，反对新的阵营对峙和过度制裁，主张恢复从俄罗斯的油气供应，主张通过谈判终止俄乌冲突，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部署远程导弹，反对与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国的入盟谈判；主张建设“主权国家的欧洲”,反对欧盟过度集权和过度监管，要求欧盟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上坚持一致通过的表决机制；要求制定对外经济政策，与尽可能多的伙伴国家发展稳定的商业关系，保障原材料和能源供应。
而在移民政策上，该党的政策主张大幅偏离了左翼党的基本立场，主张保持本国文化身份认同，认为移民规模不应超出德国社会和公共基础设施可承受范围，要求加强打击蛇头，停止与全球南方国家签署客籍劳工招募协议，停止其他国家向欧盟的无序移民。同时，强调源头治理的重要性，认为移民不是解决世界贫困问题的方法，主张通过改善移民来源国的发展前景来降低移民他国的意愿。这些政治诉求明显吸收了右翼民粹主义的保守立场。
(三)新旧政党差异
新旧两党均可归类为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总体看，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在经济和社会政策领域沿袭了左翼党的传统立场，坚持了大规模投资基本公共服务、扩建福利国家、保障工作岗位、提高工资收入、扩大地方公共交通、能源网络国有化、加征富人税收、削减银行和大企业权力等左翼诉求。在外交和军事安全领域，两党均有意塑造彻底的和平主义者形象，其对俄政策、欧洲政策主张有别于其他多数政党，只是左翼党的政策主张更加激进。不过，与左翼党激进左翼的属性不同，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的纲领立场并未遵循非左即右的传统范式，而是表现出所谓的左翼保守主义，在经济社会政策领域坚持激进左翼立场，而在移民领域却吸收了右翼保守思想。对此，瓦根克内希特本人也多次强调，新党不是“左翼党2.0”。(27)两个政党的主要差异存在于以下方面。
在体制批判问题上，左翼党坚持反资本主义立场，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则回避直接的资本主义批判。左翼党在《爱尔福特纲领》中提出了资本主义替代方案，这与党纲制定之时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息息相关。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制度缺陷，新自由主义深陷系统性困境，带来财富不平等状况恶化、市场失灵和民主失灵的严重后果。左翼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反资本主义立场，在党纲中采用大量篇幅批判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症状，并拿出介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资本主义改造方案。与此相反，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的成立宣言和党纲通篇未提及资本主义，只是在《2024年欧洲竞选纲领》中提到英美资本主义模式给欧洲福利国家带来的危害，将主要矛头对准作为政策制定者的精英建制派以及大企业，表现出反建制而非反体制的特征。
在社会文化立场上，新旧政党立场迥异。左翼党沿袭了左翼政党对于移民的宽松、包容和自由立场，主张德国作为移民国家，应当改善移民的社会融入和政治参与，消除在教育、培训、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结构性歧视，反对欧盟的封闭政策，主张奉行宽松友好的庇护政策，接收战争和政治等各种原因造成的难民，为所有有需要的人开放边境。与此相反，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更多采取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和民粹主义话语，将移民和难民视为争夺就业、住房等社会资源的竞争因素，主张限制移民和难民规模。多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到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在移民政策上的独特立场，一是瓦根克内希特本人在东德的成长历程，二是东德传统上对于外来移民的保守排斥态度，三是右翼民粹的选择党凭借在移民和难民政策上的保守立场取得政治成功。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导致新党从激进走向保守。
四、政党分裂对于左翼党的影响
激进左翼的分裂严重削弱了左翼党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基础，导致其在激烈的政党竞争中陷入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生存危机，在政治格局中进一步被边缘化。
(一)政治影响力的变化
左翼党当前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选举规则。长期以来，德国《选举法》的“基本议席条款”规定，政党如果在第一票选举中至少获得三个直接议席，那么即便该党在第二票选举中未能迈过5%门槛，仍可凭借直选议员的基本议席，按照第二票选举中得到的有效选票比例获得更多议席，并组成独立的议会党团。2023年6月起生效的《选举法》改革方案取消了“基本议席条款”,尽管2024年7月联邦宪法法院裁决保留这一条款，使得左翼党仍有希望在得票率未达5%的情况下进入联邦议院，不过，在联邦议院组成党团需要至少37名议员，否则只能以小组形式在议会内活动。在2021年的联邦大选中，左翼党尽管得票率只有4.9%,但由于在东部选区有3名直选议员，仍得以组成由39名议员组成的独立党团。瓦根克内希特及其追随者退党之后，该议会党团因人数不足已于2023年底被迫解散，并降格为议会小组，这是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给左翼党带来的第一个直接打击。
瓦根克内希特联盟选择在2024年初成立，正是瞄准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和德国东部三个联邦州州选的机会争取实现突破。综合欧洲大选结果、德国东部州选结果以及民调支持率等各方面表现来看，左翼党的式微与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的走强形成鲜明反差，新党的成立导致左翼党陷入建党以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在2024年欧洲大选中，左翼党得票率下滑2.8个百分点至2.7%,仅因为德国对于欧洲议会选举未设立准入门槛才得以获得议席；在9月东部州选中，该党完全丧失作为东部地区全民党的优势地位，在图林根州得票率跌掉大半并失去主要执政党地位，在萨克森州和勃兰登堡州甚至未达到5%门槛，被迫离开州议会；该党在全国层面的支持率也在长期疲弱的基础上进一步下滑至3%～4%(28),已经无法达到5%门槛。
反观瓦根克内希特联盟，作为一个新兴小党表现突出，首次参选欧洲议会选举即获得6.2%的得票率，明显超过左翼党，尽管欧洲层面的选举从候选人到议题更偏重欧洲议题，但同样是检验政党影响力的试金石和风向标，新党得以将民调支持率转化为欧洲议会议 席；(29)在 东部州选中，该党均取得两位数的不俗成绩，获得参与组阁的机会，大规模分流其他政党的传统票仓，甚至罕见地呈现与选择党分庭抗礼的态势；该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民调稳定保持在7% 上下，(30)不仅全面赶超左翼党，而且在东部各州甚至已经跃升成为第三或第四大党。(31)
(二)社会基础的变化
左翼党的传统选民和支持者以工人、工会成员、反资本主义者、反战者和女权主义者等左翼人群以及失业者、社会弱势群体为主。随着德国政党竞争日趋激烈，其选民基础不断受到侵蚀。自维斯勒领导左翼党以来，没有继续作为“小人物”代言人聚焦社会公正的政策内核，而是把重心放在争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大城市年轻人上，重点关注宽松移民政策、人道救援、软性毒品合法化等左翼激进议题。反观2013年成立的选择党，不但与其争夺同一选民基础，而且争夺同一地域，同样以低收入人群的代言人自居，关注民生议题，在东部地区极大分流了左翼党铁杆选民的选票。
自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成立以来，左翼党的社会基础再度受到侵蚀。事实上，新党的争夺目标不仅限于左翼党、绿党等左翼政党的选民，而且也将选择党视为主要对手之一。根据阿登纳基金会一项代表性调查结果，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的潜在选民以中老年男性为主，受教育程度偏中等，东部地区选民的投票意向高于西部地区，其潜在支持者看重该党的内涵和政治人物，更加强调经济增长而非气候保护，要求实施更加严格的移民政策，对于民主体制的满意度低于平均水平。(32)具体到与其他政党争夺选民基础方面，瓦格纳(Aiko Wagner)等学者基于对领导人、纲领立场及潜在支持者的经济社会状态和社会心理分析，认为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的潜在支持者集中在低收入、未从现有经济体制中受益、对机构建制缺乏信任的群体中，因而首先对选择党构成较强的竞争威胁，同时也可以在左翼党选民中找到潜在支持者。(33)与此同时，瓦根克内希特本人的东德政治背景以及作为德国工人阶级代言人的形象迎合了东德人被经济边缘化的感觉，增加了其在该地区的受欢迎程度。
不过，从2024年选举结果来看，瓦根克内希特联盟还是首先对左翼政党尤其是左翼党带来最大冲击。从选民流动情况来看，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瓦根克内希特联盟首先从上届选举支持社民党和左翼党的左翼选民中争夺选票，其次才是右翼选民，该党从社民党和左翼党中争取到的选民最多，分别是58万人和47万人，从联盟党和选择党分流的选票分别为26万张和16万张。(34)而 左翼党流失的选票最多的正是转投给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凸显后者的出现极大削弱了其他左翼政党的政治影响力。与此同时，瓦根克内希特联盟也分流了联盟党和选择党等右翼乃至右翼民粹政党支持者的选票，这一点要归因于该党在庇护、安全等领域提出的保守主张。而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州选中，该党同样从左翼党获得最多选票，其次才是联盟党和选择 党。(35)其中在图林根州从左翼党争夺到的选票(8.4万张)远远超过从联盟党(1.8万张)和选择党(1.1万张)这两个右翼党派争夺到的选票。(36)
(三)政党竞争的动因
根据尼德迈尔(Oskar Niedermayer)的政党竞争理论，政党能否在政治市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主要取决于三方面因素：一是框架条件，内外部环境和重大历史进程都可能引发选民选举行为和政党策略的变化，改变政党竞争态势；二是需求方面的因素，主要是指影响选民选举行为的各种要素，包括围绕重大原则性政治或社会问题产生的社会分歧，这些分歧往往基于不同的价值导向并引发重大争议，影响选民的偏好和行为方式；三是供应方面的因素，包括政党及其对手的议题、政治纲领和政党策略，尤其是在重大原则性问题上的立场和定 位。(37)这一理论可以较好解释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成立以来的政治成功。
从框架条件和需求因素来看，新自由主义的泛滥给欧洲带来新挑战，包括难民危机、安全危机、传统工业区的转型等，尤其在社会文化领域，欧洲政治与社会围绕着如何看待大规模移民中的文化冲突、如何争取全球化和地区转型的“失败者”产生新的社会分歧，选民迫切希望改变经济、移民、社会安全等各方面现状。从供应因素来看，左翼政党对于这些新挑战普遍难以拿出有说服力的纲领方案，听任中右翼乃至右翼民粹政党在移民、欧洲政策等领域发展特色能力并稳步坐大。在社会右转的现实背景下，激进左翼阵营走向分裂，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批评左翼力量过于关注左翼平权的文化议题，忽视了工资停滞、贫困和住房等现实问题，在推行移民和气候政策时牺牲了德国家庭和低收入者的利益，形成了经济上偏左、文化上偏右的混合定位，既迎合了德国人对移民问题的担忧，同时又坚持了支持福利国家体系的立场，有利于其在当前政党格局走向碎片化和政治极化的过程中左右逢源，不断提升政治影响力。该党在结盟能力上与左翼党相比也更具优势，在2024年秋季三州选举过后，目前已经分别在勃兰登堡州和图林根州参与执政，表现出较强的政治结盟潜力。
五、其他欧洲激进左翼的蜕变
霍茨豪泽认为，左翼保守主义并非新现象，它融合了民粹主义的对立情绪与民族主义色彩，在移民、反歧视、身份认同、气候等问题上持反自由主义立场，这些发展偏离了激进左翼的传统路线，超越了传统的战争与和平议题，可能会导致其分裂形成进步派与保守派两大对立力量。(38)目前，欧洲激进左翼阵营形态日益复杂，总体上仍旧代表进步、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然而，在包括德国在内的若干欧洲国家，均可观察到激进左翼力量内部的分裂与蜕变。
(一)调整动向
近年来，伴随着民粹主义乃至极右翼势力的崛起，保守主义思潮逐渐影响左翼阵营，部分左翼力量尝试将社会公平基本原则与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的元素相结合，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格局和选民需求。瓦根克内希特联盟采取个人化色彩浓厚和左右混合的政治纲领，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类似调整趋势同样出现在其他欧洲国家。
在法国，梅朗雄2016年创建的“不屈法国”总体上坚持激进左翼的政治纲领，主张解决急迫的社会问题，要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投资建造社会福利住房，主张降低每周工作时间和退休年龄；与此同时，该党也经常将保守主义融入左翼议程，体现出保守主义立场，梅朗雄多次强调必须保护法国的文化特性，捍卫法国的民族国家传统，反对欧盟侵蚀国家主权。在移民政策上，该党一方面延续了左翼倡导的人道主义移民政策，反对政府出台更加严厉的避难法，另一方面却同样提出了民族身份认同的问题，认为尽管避难基本权利很重要，但如果人们一开始就不离开自己的祖国更好，其移民立场模糊甚至自相矛盾。(39)
在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同样采取了混合左右翼政策元素的民粹主义路径。该党从激进左翼的社会运动演变而来，具有鲜明的民粹主义特征。自2009年由格里洛创建以来，该党的政治立场不断蜕变，在某些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展现出激进左翼的立场，包括反对私有化、推动公民基本收入保障、支持环境保护，但并不像传统的激进左翼政党那样系统性推动社会主义或反资本主义议程；与此同时，该党在移民、欧盟政策和法治问题上支持右翼立场，批判欧盟的紧缩财政政策，并采取反移民立场。为此，该党一度在社会危机背景下取得瞩目成功，最大限度地扩大支持者范围，并上台执政。在与极右翼的意大利联盟党联合执政期间，该党进一步倾向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支持联盟党强硬的反移民政策。
在斯洛伐克，左翼阵营的方向-社会民主党也逐渐表现出保守主义倾向。该党自1999年从民主左派党分裂之后强调福利国家、经济平等、公共服务，反对私有化。在菲佐的领导下，该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趋向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形成了介于社会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之间的政治路线，在欧盟政策以及移民、宗教和民族身份等问题上的态度逐渐强硬，日益偏离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立场。菲佐在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期间更因其反移民言论而引发争议。当然，该党起初的政治定位是社会民主主义，并不能纳入严格意义上的激进左翼阵营。
(二)共性特征
在当前欧洲左翼阵营总体不振的态势下，上述政党均逆势取得一定程度的政治成功，并在纲领路线和政策主张上表现出若干共性特征。
首先，这些政党的政治立场难以在传统的政治光谱上对号入座。无论是瓦根克内希特联盟还是五星运动党，都刻意保持意识形态上的模糊，与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左翼意识形态保持距离。这些政党兼具左右翼政策立场，因此无法简单地将其归类为传统意义上的激进左翼政党，更加接近于某种试图跨越左右翼二元对立的新型政党形态。
其次，这些政党均为民粹主义政党。这些政党表现出明显的民粹主义属性，不但采取民粹主义的动员策略，反对传统的政党结构和政治精英建制派，主张推动直接民主和透明政治，而且均已偏离传统左翼的宽松、多元立场，在移民和庇护政策中趋向限制移民的立场。穆德认为，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在选举中发表大量反移民言论，这种做法只会推动极右翼的论点，通过将此类叙事主流化，会弱化媒体对传播此类不满情绪的敏感性，从而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立场。(40)
最后，这些政党均表现出民族主义色彩。瓦根克内希特的左翼保守主义将左翼社会诉求与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相结合，强调民族国家价值观和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性，关注国家认同和经济保护主义，批评欧盟的过度监管损害民族国家主权。这一立场与“不屈法国”、意大利五星运动以及菲佐领导下的斯洛伐克方向-社会民主党有着共通之处。这些政党表现出明显的疑欧主义倾向，反对欧盟机构的干预和扩权，而在移民、反歧视、身份认同等问题上偏向右翼保守主义立场，也同样可归因于其对本国文化特性的强调。
整体而言，这种将左翼经济社会纲领和右翼民族主义相结合的左翼保守主义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均表现出一定的发展动向，并取得了初步的政治成功。然而，这一动向更多是一种现实政治驱动下的实用主义转向，还无法被笼统界定为“保守主义转向”。当前激进左翼的分裂与蜕变源于社会右转的时代背景，是对移民潮、经济不安全、地缘政治紧张、右翼民粹崛起、政党竞争加剧和选民结构变化等现实压力的应急调整，激进左翼中的务实派希望缓和传统激进左翼的极端或理想化立场，吸引那些希望回归民族价值观的选民。一旦有机会上台参与执政，激进左翼政党往往会调整立场，以赢得执政伙伴或者更多选民的支持。
六、结语：欧洲激进左翼的发展前景
激进左翼阵营的分裂加剧了左翼党的生存危机，在左翼阵营整体疲弱的态势下，激进左翼只有妥善处理与其他左翼政党的竞合关系，并坚定抓住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机遇，发展出务实有效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方能在21世纪的欧洲找到出路。
一方面，激进左翼仍可挖掘左翼政党的政治结盟潜力。近年来，右翼民粹和极右翼政党借助欧洲多重困境的机遇日渐崛起，推动欧洲政治光谱右转。而在这一整体发展趋势下，法国激进左翼在2024年国民议会选举中牵头成立的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逆势成为议会内的最大力量，而在荷兰，由社民党和绿党新成立的左翼联盟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击败风头正劲的右翼民粹的自由党成为第一大党。在这两个国家，左翼力量的合作是成功的关键，这也为其他国家的左翼政治力量提供重要启示。在整体疲弱的态势下，激进左翼政党无疑需要挖掘左翼阵营政党的结盟潜力，妥善处理与其他左翼政党的竞合关系。无论是激进左翼、温和左翼还是生态左翼，均将社会公平公正作为其传统核心特色，具体到德国，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这三个左翼政党在经济发展、社会公正和气候保护领域容易达成一致，在政策诉求和社会基础方面也有不少相似之处，可见左翼阵营始终具备一定结盟潜力。
不过，左翼阵营结盟的主要障碍在于左翼党在外交和军事安全领域的和平立场主张过于理想化，偏离现实政治发展，该党反对增加国防支出和军备出口，拒绝派遣联邦国防军参加海外行动，要求解散北约和德国退出北约，主张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应当有俄罗斯的参与。这些主张与其他左翼政党的立场相距甚远，社民党和绿党融入主流政治的时间长，早已褪去建党初期的“抗议党”形象，其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和平主张随着欧洲安全环境的恶化正走向政治实用主义。这些差异带来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政治结盟潜力的局限性，左翼政党之间能否在差异领域协调立场，无疑对左翼阵营的整体发展前景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激进左翼应当抓住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机遇。二战结束以来，欧洲左翼政党致力于在议会和政府中完善社会福利体系，欧洲国家普遍采取保护性劳动权益立法、限制性金融规则和惠及普罗大众的福利体系等措施来驯服市场。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三轮全球化进程中，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占据主导地位，金融资本凌驾于民众意愿之上，贫富分化重新成为现实问题。《爱尔福特纲领》曾尝试抓住资本主义遭遇重大危机的有利时机提出建设性纲领，但囿于外部环境变化、政党竞争加剧、党内派系分裂等各种原因，左翼党未能从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困境中获得红利，实质性改善低迷的选举结果。
当前，资本主义蔓延带来大量危机症状和全球性危害，包括劳动剥削、阶级社会、社会分裂、民主失灵、生态破坏、跨国集团权力泛滥等现象，左翼知识精英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思、清算与批判方兴未艾。西方知识界从分配领域入手，揭示社会不公、分配不公和等级社会现象，主张改革根本制度，或预言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到达了其调适能力的极限，将经历长期痛苦的危机症状和瓦解过程，或提出后资本主义、后增长经济学、新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全新学说。(41)与此同时，普通民众对社会主义的支持率和好感度上升，民调机构盖洛普2019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自2010年以来西方年轻人对资本主义的总体看法每况愈下，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好感度已基本持平。(42)民调机构舆观(YouGov)在2016年所做调查表明，德国民众对社会主义的好感度(45%)甚至超过对资本主义的好感度(26%)。(43)近年来，征收富人税、加强对银行和金融市场监管等成为欧洲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一时代背景为左翼阵营“驯服资本主义”带来新的机遇。激进左翼应当运用资本主义批判和改造能力，基于自身的社会公正、民主价值、和平稳定等纲领特色，在所有制、财富分配、经济增长、民主等原则性问题上持续推出资本主义批判和替代方案，并在此基础之上与其他左翼力量形成合力，在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中找准左翼力量的长远战略定位，并提出务实有效的经济社会转型构想。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问题研究所）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世界社会科学》 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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