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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成立后，在内外因素的推动下，任务目标、战略策略多次出现大调整、大转折。“布尔什维克化”口号的提出及实践就是共产国际战略策略大调整、大转折的具体反映。布尔什维克化是共产国际对各支部提出的目标任务，后来成为一场波及各支部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对各支部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科学评价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口号及其运动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布尔什维克化”口号的提出及内涵阐释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化”口号，并对其内涵进行了初步阐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在此基础上对“布尔什维克化”作了进一步阐释，使之实现了理论化、系统化。
（一）“布尔什维克化”口号的提出及其初步阐释
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列宁这位共产国际的主要缔造者和深刻影响者逝世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整体转入低潮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制定共产国际的新策略。
由于共产国际的决策层对世界新局面和革命新形势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加之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想的影响，大会形成了带有“左”倾冒险主义色彩的新策略。在新策略的影响下，共产国际认为：“在资本主义危机越来越不可救药、尽管是持续很久的情况下，无产阶级队伍及其共产主义先锋队（党）的‘主观因素’即组织程度，就是整个历史时代的中心问题。”“布尔什维克化”口号的提出就是探索解决“中心问题”的具体表现，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代表的支持。共产国际强调：“共产国际当前活动时期的最重要任务，是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布尔什维克化。”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对布尔什维克化的重视程度，这也自然地成为共产国际各支部在当时的“最重要任务”。
在提出“布尔什维克化”口号的同时，共产国际还对其进行了初步阐释，强调“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意味着将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中过去和现在国际的和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移植到我们的各支部来”，还特别指出“这个口号决不应当理解为机械地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整个经验照搬到其他各党”。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及其支部宣传活动的提纲》强调，布尔什维克化“不是机械地照搬俄国共产党的具体措施，而是将布尔什维克的方法运用于每个国家当前历史时代的具体情况”。这得到了与会代表和各国共产党的肯定。此外，共产国际提出了各支部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基本要求：第一，党应当是真正群众性的政党，应当善于同工人群众保持最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且充当他们需要和期望的表达者；第二，党应当具有机动能力，即党应当善于使用一切战略手段来对付敌人；第三，党应当在本质上是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尽最大努力使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时刻提前到来；第四，党应当是个统一的政党，是不允许派别、流派和集团存在的坚如磐石的政党；第五，党应当在资产阶级军队中开展坚持不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这五方面要求是共产国际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提出来的，是对各支部实现布尔什维克化方式和目标的初步设想。
（二）布尔什维克化的理论化和系统化
1925年3月21日至4月6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共产国际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布尔什维克化”口号的基础上，从理论思想、组织原则、实践政策等方面进一步阐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内涵。内容主要包括：第一，重申各党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必要性。在革命发展速度放缓和迟滞时，“布尔什维克化”口号的意义更大，因为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员应该更顽强地努力建成反对动摇的堡垒，把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优秀分子留在我们队伍内，扩大他们的数量，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从而在最艰难的形势下团结无产阶级的核心，在任何情况下筹划和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第二，必须克服右倾危险和极左倾向。“布尔什维克化”口号是在与右倾的斗争中产生的，要认清右派曲解共产国际策略可能带来的种种危险，“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首先是而且更多是应该反对并且今后也应该反对这些右派的曲解，这些曲解会直接毁掉共产国际的历史使命”。同时，也要警惕和反对极左倾向，因为它们往往只是改头换面的机会主义，且在客观上会帮助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第三，必须考虑布尔什维克化的具体条件。没有适用于共产国际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的万能良方，“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首先要求精确考虑到时间和地点这一切具体的细节”。要重视和运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但不能机械地把这些经验照搬到别国，必须考虑各国的具体条件，“布尔什维克化是把列宁主义的普遍原则运用于某一国家特定的具体的局势的学说。布尔什维克化是抓住可以拉出整根‘链条’的重要‘环节’的学说。而这个‘环节’在每一个国家里不可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所看到的社会政治局势是千差万别的”。第四，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要熟知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同时不能拒绝以往历代革命者的遗产，“许多党内出现对理论的轻视是共产国际各党走向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极大障碍”，“掌握列宁主义理论是各党成功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前提”。第五，必须努力争取广大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群众的支持。要坚持并贯彻“到群众中去”的口号，“在马克思和列宁思想的旗帜下组织群众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是“用最普遍的形式来定义布尔什维克化”。要坚持正确的统一战线策略，“统一战线策略过去和将来都是革命鼓动和组织群众的方法”。要重视并积极领导和参加工会的工作，甚至主动到“敌对的工会”中去开展工作，从而积极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要重视青年和妇女工作，“布尔什维克化的任务之一是在全世界争取所有的工人青年”，“吸引千百万工人阶级妇女投入斗争的工作也是布尔什维克化十分重要的前提之一”。第六，必须正确解决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问题。要针对斗争的具体环境采取正确而巧妙的同盟策略，特别是要积极争取农民阶级成为同盟者，真正地把农民阶级团结在共产党周围。要制定并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没有正确的民族问题政策，就不会有布尔什维克化”。第七，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党内民主和纪律等方面的建设。“如果党没有一个结构严密、井井有条和灵活的党的组织的话，最出色的共产主义政策也成不了党员群众的财富，更不用说通过党员成为无产阶级群众的财富了。”布尔什维克党主要的、基本的组织形式应该是党的生产支部，通过建立党的工厂支部，积极在工会、工厂委员会等组织中开展工作，发挥好它们的政治功能和作用。必须锤炼强有力的党的干部队伍，在实际工作中形成党的骨干力量，并注重从精力、知识、能力和对党忠诚方面表现突出的先进工人中选拔领导干部。要具体地看待党内民主问题，但在各种情况下，都应保持党员间的平等精神和一定的党内批评自由。要保持党的铁的纪律，“无产阶级铁的纪律是布尔什维克化十分重要的前提之一”。第八，必须坚持共产国际对各支部的领导。各支部要与共产国际保持意志和行动的统一，反对分离主义倾向和联邦主义倾向，消除孤立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这是建立“统一的世界共产党”的需要，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最终赢得胜利的需要。可以说，共产国际对布尔什维克化作了非常广泛的设定，从政治层面到思想层面再到组织层面，都有统一而具体的要求。总体而言，通过《关于共产国际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进一步阐释，布尔什维克化基本实现了理论化、系统化，也更加具有实践的针对性，从而为共产国际各支部实现布尔什维克化指明了目标方向。此外，斯大林提出的各党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12项条件，随着斯大林政治地位的提高而被共产国际及其支部反复提及和学习，事实上成为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的重要补充。该口号一经提出，任务目标更加细化，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布尔什维克化的实践也随之开启。
二、布尔什维克化的影响
共产国际提出的“布尔什维克化”口号及相关要求成为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的行动准则。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各国共产党陆续开展了布尔什维克化，该运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布尔什维克化对欧美国家共产党的影响
共产国际非常重视欧美国家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策略问题提纲》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都直接规定了德国、英国、法国等欧美国家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任务，这些共产党也最早开启了布尔什维克化进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直接介入欧美国家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过程，目的是指导这些共产党尽快地成为符合共产国际要求的布尔什维克党。
1.德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德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长期走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德国共产党不仅是德国和欧洲的重要政治力量，而且是共产国际的积极参与者、重要影响者。共产国际高度重视并积极干预了德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德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最初主要体现在改造党的领导层方面，这一过程伴随着相对激烈的争论和斗争。
1924年4月，德国共产党在法兰克福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组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以阿尔卡季·马斯洛夫为主要代表的左派掌控了党中央的领导权。这一选举结果实际上并不符合共产国际的意愿，因为马斯洛夫等人具有较强烈的“独立自主”倾向，难以让共产国际“放心”。但在已成既定事实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只能承认并加以约束和引导。1925年初，围绕海因里希·布兰德勒等德国共产党前领导人转换党籍、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的谈话等问题，马斯洛夫等领导的德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发生了分歧和争论，这彰显了马斯洛夫领导下的德国共产党的“大胆”和独立性，更加引起了共产国际领导层对德国共产党新领导层的不满。在此后德国总统大选中，马斯洛夫等人又与共产国际产生了较大分歧，特别是马斯洛夫提出的联合社会民主党、支持社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主张，遭到把社会民主党视为“危险的敌人”的共产国际的强烈反对。德国总统大选之后，对共产国际干预越来越反感和失望的马斯洛夫等人的“独立自主”倾向更加明显，德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分歧不断加剧。此后，马斯洛夫公开出书批评列宁提出的相关政策、德国共产党绕开共产国际“私自”派遣代表团与欧洲部分国家共产党联系等行为，更是让共产国际彻底失去了对马斯洛夫等人的信任。1925年7月召开的德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共产国际介入的情况下仍然表现出强烈的“独立自主”倾向，这让共产国际领导层非常尴尬、深感不安。被派去参加会议的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曼努伊尔斯基在回到莫斯科后撰写的报告中充满忧虑地提出：德国共产党有从共产国际中分裂出去的危险。同年8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德国共产党问题，斥责德国共产党有“反莫斯科”、反共产国际倾向，认为马斯洛夫等领导人负有直接责任，指责马斯洛夫企图在党内建立“独裁”。会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布致德国共产党的公开信，公开表达了对德国共产党的不满，批评马斯洛夫等领导人不采纳共产国际的意见和建议、不执行共产国际的策略。在共产国际的多方面施压下，德国共产党最终妥协，更换了党的领导层，并表示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批评，检讨以往的政策，未来将毫无保留地执行共产国际的策略。同年10月，德国共产党召开党的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谴责了马斯洛夫等前领导人存在宗派主义、暗中进行反共产国际活动等严重错误。德国共产党逐渐走上了符合共产国际意愿的布尔什维克化“轨道”。
2.欧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法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过程也不顺利。1925年1月，法国共产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围绕布尔什维克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共产国际代表在发言中要求法国共产党必须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大会虽然通过了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相关决议，但党内的意见并不统一，部分人甚至明确表达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化的态度。代表大会结束后，这些人士又公开发声甚至直接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表达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化及共产国际某些策略的态度，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强烈担忧。1926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主席团会议，将上述人士定性为右派分子，指示法国共产党注意内部的右派活动，认为这是法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的主要危险。在共产国际的施压下，同年1月召开的法国共产党中央全会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谴责了党内右派的言行，甚至开除了部分人的党籍。法国共产党内部反对布尔什维克化的力量被严重削弱，反对声音逐渐消失，实现布尔什维克化逐渐成为法国共产党的“共识”。
在意大利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安东尼奥·弗朗切斯科·葛兰西等人同以阿马德奥·博尔迪加为主要代表的极左派的争论和斗争。时任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的博尔迪加经常提出一些不符合共产国际主张的观点，遭到共产国际和葛兰西等党内亲共产国际人士的反对。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葛兰西取代博尔迪加成为意大利共产党的新领导人，但因为博尔迪加在党内仍然具有较大影响、拥有不少追随者，博尔迪加及其追随者没有因为“失权”而偃旗息鼓，而是继续提出一系列不同于甚至相左于共产国际指示和决议的观点主张，因而双方的争论和斗争并没有停止，反而更加激烈。因此，如何降低和消解博尔迪加等人在党内的影响、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执行共产国际的策略，就成为意大利共产党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主要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葛兰西等人进行了坚决斗争，推动意大利共产党朝着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目标不断前进。
英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重点在于全力开展工会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英国工党影响的工会运动始终有差距。此外，捷克斯洛伐克、美国等欧美国家的共产党也较早地开展了布尔什维克化。
总体而言，欧美国家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虽然有波折，一些共产党内部的争论和斗争甚至非常激烈，但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施压下，它们的布尔什维克化至少在表面看来基本还是先后完成了。当然，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随着共产国际的策略和要求的发展变化、各国及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欧美国家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的结果就是，各党普遍形成了一个接受共产国际领导、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和决议的领导集体，能够在意志上和行动上与共产国际保持一致性，共产国际对这些共产党的干预力、控制力也明显增强。这对这些国家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产生了多重影响。
（二）布尔什维克化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共产国际提出“布尔什维克化”口号之后，虽然最初主要关注和指导欧美支部的布尔什维克化，但在内外因素推动之下，布尔什维克化也在短时间内延伸到欧美之外的支部。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也在这一大背景下开始了布尔什维克化的历程。
因为多名中共党员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所以中国共产党几乎与欧美国家共产党同步接收到“布尔什维克化”口号及相关要求，随后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缓慢起步。1925年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初步回应了“布尔什维克化”口号，提出应尽可能实施共产国际的相关决议，特别是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应使之成为党中教育工作的理论的根据”。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拉开了中国共产党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序幕。1926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化的建设目标。会议强调，布尔什维克党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组织工作，提出“一个幼稚的党要能做到布尔塞维克化，要能做到从小团体变为群众的党，要能做到从思想的团体变为行动的团体，要能做到从支部基础的工作到大的群众行动，便要靠有好的组织工作”。会议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组织工作的重要意义、重要方法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体现了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原则。中国共产党在此后针对组织内部不纯问题而开展的清理腐败分子和投机分子的行动，则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实践体现。1927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再次强调了布尔什维克化的目标任务，强调在思想上、组织原则上和实际上都应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党。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例如，1927年11月发布的《中央通告第十六号》强调：“本党目前主要的任务是造成真正布尔塞维克的党，没有如此的党，客观的革命潮流无论如何伟大是不能胜利的，即使胜利也不能真正巩固革命的胜利而自发展。”同年12月发布的《中央通告第十七号》明确提出，党的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化是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共产党如果没有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就不会成为群众的力量，也不能完成其在工农革命中的领袖和领导者的历史使命。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只有实现布尔什维克化、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才能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是中国共产党用血的教训换来的认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大革命洗礼之后对布尔什维克化有了更高的认知，更迫切的需求。
在共产国际的影响和干预之下，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为标志，布尔什维克化成为党的建设的中心目标，并朝着加速化、全面化的方向发展。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开会词》中提出了要“使党完全布尔塞维克化”的目标；1928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告全体同志书》进一步提出了全党同志共同奋斗完成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和任务。在布尔什维克化加速并全面展开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成为一个完全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坚决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和决议的党，这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左”倾化、教条化、神圣化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一系列挫折和严重灾难。但共产国际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却是满意的，甚至称赞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共产国际最优秀、最强大的支部之一。
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发展迎来了伟大转折，布尔什维克化重新步入正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布尔什维克化也被赋予新内涵。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推进布尔什维克化的不同时期，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都曾努力将布尔什维克化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推动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化，并在实践中取得了积极成果。例如，任弼时在1925年就提出，布尔什维克化不是不顾实际形势仿效俄国党的经验，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是要能按实际情形运用经验与理论。这说明，在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的起步阶段，党的部分领导人就认识到了布尔什维克化中国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在实践中努力推动布尔什维克化沿着中国化的方向发展。但总体而言，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化是在遵义会议之后才逐步成为全党共识、并在全党范围内推进的，这也与共产国际在第七次代表大会后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的转变有一定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背景下，布尔什维克化获得了新活力，建设一个符合中国国情和革命需要的布尔什维克党也具备了可能性。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任务。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成为这样一个政党，而且在当时建设这样一个政党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也第一次有了相对完整、系统的目标任务。在整风运动中，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全新的布尔什维克党成为重要的目标任务。
1942年11月21日、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逐条讲解了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有针对性地对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进一步提出了要求，并认为“这个二十条，很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一下”，但也特别强调，它“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这充分体现了布尔什维克化中国化的精神，把中国共产党对布尔什维克化的认识提高到了新高度。
经过努力，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一个中国化的布尔什维克党，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总之，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口号及相关要求具有普遍性，对各支部产生了广泛影响。布尔什维克化事实上是共产国际主导和指导各国共产党开展的一场党的建设运动，也成为共产国际各支部在一段时期内的主要任务目标。当然，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布尔什维克化存在着时间先后的差异，也存在着共产国际介入程度的区别。共产国际虽然在1943年就已解散，但布尔什维克化的影响却是长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共产党能够保持密切联系甚至开展合作，苏联共产党能够与一些共产党组建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并能够对不少共产党施加较大影响，或多或少与共产国际开展的布尔什维克化有一定的关联。归根到底，布尔什维克化塑造了各国共产党诸多的共同性。可以说，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布尔什维克化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成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共产国际提出“布尔什维克化”口号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一口号及相关要求既有合理性，也存在偏颇。布尔什维克化的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就整体而言，其积极效应是主流，我们既要肯定其正向作用，也应严肃反思其负面作用。
（一）“布尔什维克化”口号的提出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
共产国际自我定性为一个“革命的国际”，因世界革命理念而生，为世界革命目标而兴。共产国际在成立初期就明确了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团结全世界无产阶级一切真正革命政党的力量，从而促使并加速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推动世界革命自然地成为共产国际长期坚持和实施的核心战略，即使面临种种困难也未放弃。实现这一历史使命，不仅需要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主要国家成立共产党，需要这些共产党有能力且坚定地领导本国革命取得胜利，而且需要这些共产党能够与共产国际在意志和行动等方面保持一致，能够在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下开展革命行动。当时的现实情况是，不少共产党领导本国革命的能力明显不足，而且即使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也不意味着它们与共产国际能够自然保持一致。保加利亚、德国等国家共产党革命行动的失败，以及这些共产党内部的斗争、混乱和对共产国际的异样态度，更加剧了共产国际的怀疑和忧虑。基于上述情况，共产国际寄希望于通过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尽可能地解决这些问题。当革命处于低潮时，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党能够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开展斗争并领导革命走向高潮；当革命有利形势出现时，这些党也能够及时地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抓住时机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特别是，共产国际曾一度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对当时的时代局势和革命形势作出过误判，迫切地希望各国共产党特别是欧美国家共产党能够在其指导下积极开展革命行动，夺取国家政权。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共产国际提出“布尔什维克化”口号的直接诱因，也是其将“布尔什维克化”视为最重要任务的直接原因。客观地说，布尔什维克化的确帮助各国共产党解决了不少问题，在各国共产党的自我斗争和革命斗争中起到过积极作用。
共产国际还把自身定性为一个“国际布尔什维克组织”，但若仅有共产国际而没有各国支部的布尔什维克化，“国际布尔什维克组织”也就名不符实，难免会受到质疑。正如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所强调的：“只有共产国际的主要支部都真正变成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国际才能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变成统一的、满怀列宁主义思想的全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党。”更何况，共产国际还自我定性为一个“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毫无疑问，一个“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对支部成员的要求是远远高于政党联盟对成员的要求的。提出“布尔什维克化”口号，让支部成员实现布尔什维克化、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共产国际成为“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共产国际在成立时就强调权威性和集中统一性，而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对共产国际权威性的挑战、对集中统一性的反对，让共产国际认识到进一步强化权威性和集中统一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共产国际希望通过布尔什维克化来强化自身的权威，同时强化各支部内部的集中统一性和共产国际的集中统一领导。随着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的推进，共产国际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
“布尔什维克化”口号的提出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这是共产国际自身建设和实现团结统一的要求，也是当时革命发展的需要。对当时的各国共产党而言，布尔什维克化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各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及其领导的革命行动的需求。
（二）布尔什维克化的积极效应是主流
“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及相关要求整体而言是合理的、适当的。顾名思义，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意味着要积极学习、借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但同时共产国际强调“这个口号决不应当理解为机械地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整个经验照搬到其他各党”，布尔什维克化必须考虑各党的具体条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万能良方。这既体现了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胜利及其经验的尊重，也体现了鼓励各支部结合实际运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经验的考虑，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也得到了与会代表和各支部的赞同和欢迎。共产国际在《策略问题的提纲》中，对在布尔什维克化过程中建设“群众性政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统一的政党”的要求，及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规定等，符合当时各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有助于提高它们的凝聚力、战斗力，得到了各支部的肯定和支持。共产国际在《关于共产国际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中细化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要求，总体而言也是正确的，基本精神是积极的，如强调必须克服右倾危险和极左倾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争取广大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群众的支持、加强党的组织等方面建设等，这在当时都是适当的要求。
应对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实践的正向作用给予充分肯定。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加入共产国际的共产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刚经历了主要是宣传的时期、在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共产主义旗帜周围的道路上才迈出了头几步的党”；第二类是“已经处于多少激烈的斗争阶段、带领了相当多工人群众（有时是多数工人群众）的党”；第三类是“已经夺得政权并处在巩固政权时期的党”。第一类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等亚非拉国家的共产党，第二类主要是德国共产党等欧美国家的共产党，第三类则只有苏联共产党。不同类型的共产党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条件不同、方式不同，其实践作用也存在较大差异。对于第一类共产党来说，自身尚处于幼年时期，理论素养、斗争经验等普遍缺乏，组织体系尚不健全，布尔什维克化能够促进党的发展，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更加成熟，成为本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政治力量。对于第二类共产党来说，布尔什维克化压制了派别活动，强化了党的集中制，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加强了党对工会、青年、妇女等工作的领导。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实践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即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
回顾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建设、发展和成就，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实践所发挥的正向作用不应被遗忘。总体而言，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的积极效应是主流，从共产国际24年的历史及各国共产党整体的建设史、斗争史更能看到布尔什维克化的积极效应。
（三）理性认识布尔什维克化的消极效应
不可否认，“布尔什维克化”口号及其要求也存在偏颇之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在受到“左”倾思想较大影响的情况下召开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和氛围充分体现在大会的讨论过程及通过的决议中，“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不可能不受影响。当时共产国际认为，很多共产党是从社会民主党内分裂出来的，必然会带有某些社会民主党传统的残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倾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德国共产党“十月行动”的失败，也被共产国际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集团领导不力所导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要求各支部在内部从政治上、组织上肃清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在外部则与共产国际在对第二国际的态度、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等方面保持一致性，也就成为各支部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重要内容。正如《关于共产国际及其支部宣传活动的提纲》所强调的，目前某些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是共产党内老社会民主党残余在思想方面的影响。克服这些残余的途径就是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当时部分共产党内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确存在右倾问题，但右倾问题是否严重到共产国际所估计的程度却是值得商榷的，况且共产国际将自身或某些共产党的错误归结为是右倾问题导致的也是错误的，不加区别地反对第二国际及社会民主党，反对同它们进行合作或结成统一战线更是不妥当的。这种把右倾对象、右倾行为的认定扩大化的做法，不符合当时斗争的实际，偏离了斗争的需要。
实现布尔什维克化过程中的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在一段时期内，很多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的实践是不纯粹的，所建设的布尔什维克党也是不纯粹的，并非真正符合各国革命斗争需要的布尔什维克党，主要表现是当时不少共产党在布尔什维克化进程中伴随着独立自主性弱化的现象。共产国际在提出“布尔什维克化”口号时就明确要求各支部反对分离主义倾向和联邦主义倾向，消除孤立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这对于维护共产国际及各支部的集中统一是必要的。但共产国际在一段时期内把这一要求绝对化、全面化了，即限制各支部的独立自主，要求这些党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为了达到目的，共产国际从抓各支部的组织建设入手，通过推动各党领导层的调整，在各党内部形成了能够“与共产国际保持一致”的领导集团。其结果是，不少共产党内部表现出具有独立自主精神和倾向的人或者被排除在领导集团之外，或者在领导集团中被边缘化。例如，仅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各党实现布尔什维克化过程中，就有50个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被撤换。与此同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被神圣化了。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不少共产党不顾实际情况，不加区别地照搬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各方面经验，这不仅违背了共产国际强调的“不能机械地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整个经验照搬到其他政党”的精神，也对这些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重要影响，即共产国际的各支部逐步“单一化”，世界范围内多样化的共产主义运动也逐步演变成了“单一化”的共产主义运动。
客观地说，不管是“布尔什维克化”口号及其要求存在偏颇的问题，还是实现布尔什维克化过程中的负面作用，都是在当时复杂的内外环境和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产生的，应该理性看待，既不能忽略，也不能夸大。归根到底，这只是布尔什维克化历史中的片段，其影响也有时空限制。
（作者：宫玉涛，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研中心主任）
网络编辑：金秋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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