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两个结合”的内涵和意义，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2022年10 月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考察时强调：“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是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也是党在中华文明深厚底蕴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2023年6 月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深刻揭示了“两个结合”与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关系，强调我们要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关于“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标志着我们党大大深化了对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规律性认识，表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和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把握达到了新的高度。而要从理论上深刻领会“两个结合”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规律性认识，重要的前提在于深入理解“两个结合”的丰富内涵，精准定位“两个结合”的客观依据，准确把握“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一、“两个结合”的深刻内涵
“两个结合”是新时代党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我们要知其言更要知其义，在学理上深入理解其深刻内涵。简单来说，“第一个结合”侧重于实践路径上的结合，这个结合旨在通过回答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等一系列重大课题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第二个结合”侧重于文化基因上的结合，这个结合旨在使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华大地而具备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一）“第一个结合”：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之“的”
“第一个结合”的核心是用科学理论去解决中国的问题，也可以形象地理解为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之“的”。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不能刻舟求剑，不能守株待兔，也不能叶公好龙啊。就是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实事求是。”我们既不能“无的放矢”，离开中国的实际需要而乱放一通；也不能“有的不放矢”，只是一味地埋头于空洞的理论。质言之，马克思主义之“矢”射得准不准、好不好，关键在于能否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置于中国的现实环境中，使其契合中国国情和民族特点，从而有效解决我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深刻认识“第一个结合”的内涵，重点是要把握它的理论基础，即上升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来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深层逻辑。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高度概括了认识活动的运作规律，强调“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从实践出发高度抽象概括而成的真理性认识，如果说它的出场象征着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那么将其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则实现了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这是遵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应有之义。而要使理论和实践实现有机结合，重点是要把握二者的结合点，这一结合点就是“问题”。问题的基础和来源是社会实践，在一定意义上，人们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运用科学理论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这要求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回应时代关切的重大问题，并从中总结归纳出新经验新论断。当然，正确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还需要避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分离理论和实际的错误倾向。教条主义拘泥于经典作家的抽象理论或个别论断，把理论生搬硬套，难以解决实际问题；经验主义片面强调主体经验，把主观经验当成方法论。前者因披有马克思主义外衣而具有迷惑性，后者因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具有盲目性，二者都没有理解和坚持问题导向，本质上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体现，割裂了科学理论与社会现实的联结关系，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分离。
理解“第一个结合”的内涵，还必须把握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一对核心范畴。一方面，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普遍性离开了特殊性就难以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特殊性也包含了普遍性，对特殊性的凝练概括构成普遍性的来源。在“第一个结合”的视域下，所谓普遍性，也就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后仍然适用于今天的原理和方法论所蕴含的确定性；所谓特殊性，则是指基于中国复杂实际带来的结合方式的不确定性。中国实际蕴含多重维度，它在横向上既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客观情况，也包括作为整体的人这一历史主体的实践境遇；它在纵向上则是动态发展的，是过去的历史、当下的实际以及未来的走向三者的有机统一。在马克思看来：“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具有“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同“特殊性”的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应用于我国现实社会解决实际问题。要实现理论的普遍性与实践条件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关键在于始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确切地说，面对新时代的需要和境遇，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新时代中国之“的”，不断回应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才能把握理论的普遍性和实践条件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从而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
（二）“第二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为我们理解“第二个结合”的内涵提供了新视角。“第二个结合”聚焦于让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在中华文化沃土上牢牢扎根，并通过二者的相互作用造就了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理解“第二个结合”的内涵，要深刻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华标识，也就是“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马克思主义更加具有民族特性。我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源泉，如浩如烟海的史书典籍、诗词歌赋等，其独特的基因和禀赋为表达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丰厚的土壤。“第二个结合”用中国人习惯的文化内容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精髓要义表达出来，使其成为更加具有民族特性的再生形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夯实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是相辅相成的，二者都依赖于民族文化的丰厚滋养。历经时间的积淀和打磨，包含哲学、文学、美学等广博内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影响人们思考方式、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第二个结合”依据本民族的文化因素与心理特点，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使其更加契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精神血脉，为更多人所理解、接受和运用，实现了让马克思主义入“中国魂”。
理解“第二个结合”的内涵，还要清楚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把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导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也就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受物质基础、社会制度等方面因素的制约，传统文化中的诸多术语和概念具有特定的适用情境，不免与当今社会有不相容之处，难以适应新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内容，先进的文化经过改造也可以转化成为深层次的内在动力，反过来对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产生影响。“第二个结合”按照当今时代的特点和需要主动挖掘、甄别、筛选传统文化中有益的成分，并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对其进行再创造。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也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主要表现为它调整、补充和完善了中华文化的内涵，赋予了其新的时代特征和表达方式，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需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方面，要避免否定中华民族文化积淀的文化虚无主义。这种发轫于近代“全盘西化”错误思潮的弱势文化心理，忽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命脉。“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二战后有些拉美、阿拉伯等非西方的民族国家，不仅忽视延续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还盲目效仿西方发展模式，导致社会秩序动荡。为此，倘若不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将导致民众的认同危机，产生社会离心力。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文化复古主义。文化复古主义割裂了中华文化与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内容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意图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若在“两个结合”中遮蔽乃至消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将造成方向性的错误。总之，“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
二、“两个结合”的客观依据和可能性
对于“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我们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科学揭示其客观依据和可能性来源。“两个结合”的内在要素之所以能够“结合”，不仅是由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也是以问题导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要求，而其可能性则奠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之上。
（一）“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禀赋使“两个结合”成为必然
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理论特性使“两个结合”具有内在必然性。毛泽东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这里所说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否认其作为科学真理的“普遍必然性”，而是强调其在实践应用中必须不断去接触、反映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从实践中产生、用以指导实践、为实践所检验、通过实践得以完善的开放理论体系。
“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首先体现在这一科学体系的发展历程中。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工人运动的爆发对资本主义文明提出了巨大挑战，马克思主义在回应“资本主义怎么了？无产阶级怎么办？”的时代课题中应运而生，这一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在西欧的特殊条件下揭示的普遍规律如何才能适用于其他民族和国家？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说，原理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强调，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他从指导俄国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等实践需求出发，在落后的经济文化状况下创造性地形成了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针对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从我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出发，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例如，我们党针对我国农村实际和社会各阶级状况，创造性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夺取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综合看来，作为一般性原理与具体实践和国情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落地并发挥作用，归功于其与不同国家的民族特点相结合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因而，通过审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在“两个结合”中发展“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理论的集中彰显。
从内在因素来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具体的，是由这一理论本身的立场观点方法所决定的。所谓立场，便是理论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出发点，着眼于人的解放和人民立场，着眼于现实的人的实践，将环境的客观性与人的主观性统一起来，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结合。所谓观点，则是基于立场所形成的对事物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在批判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基础上，提炼出唯物史观特别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观点体系，提炼出关于人类社会辩证运动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所谓方法，即对世界观的实际运用。马克思、恩格斯采用唯物的辩证思维方法，强调“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他们从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坚持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认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共同构成这一理论体系“一脉相承”的关键内核与本质特征，体现了最为持久、深刻的具体性。不管是依附于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还是机械套用马克思主义词句的教条理解，都没有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可以说，关于如何指导各国实践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判断是否尊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开放性，关键在于能否结合本国环境来理解、掌握并运用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由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客观要求，更加凸显了“两个结合”的必然性。
（二）解决中国问题的实际需要为“两个结合”提供实践基础
如果说“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使坚持问题导向成为其鲜明特点，那么，解决中国问题的实际需要则是立足于本国实践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要求。毛泽东曾说：“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可见，坚持问题导向与推动理论创新之间存在着本质的联系。
一方面，理论创新的发生以问题导向为条件。恩格斯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说，抓住了问题就是抓住了理论创新的生长点。随着社会不断向前推进，人们面对新情况时将遭遇大量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与长期努力但尚未解决的老问题交织，使得原有的知识基础难以为继。新矛盾和问题的凸显促使人们急需对认识对象或实践对象作出新的解释和阐发，此时，直面社会矛盾的客观存在与表现形式，破除原有的思维局限便成为理论创新的客观要求。通过对新问题进行新的阐释和回答，在概括新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新的认识，构成理论创新的重要步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以重大问题为目标导向，就意味着要把理论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上，而这是推进理论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
另一方面，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创新的根本任务。马克思在《集权问题》一文中就指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解决问题是推进时代发展的客观途径，不能回答并解决时代问题的理论就不是真正有用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有着区别于西方其他哲学理论的实践品格，始终强调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毛泽东强调：“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也就是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回避问题、掩盖问题，也不会轻易被假问题、伪问题所蒙蔽，而是聚焦于回应和解决每个时代所特有的迫切问题，以坚定的勇气不断实现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和突破，以坚决的行动利用矛盾的对立统一属性促进问题向积极的方面转化。
坚持问题导向之所以对推动理论创新有着重要的价值，归根到底根源于变化着的实践活动。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问题是层出不穷的，理论创新也是不断向前推进的。毛泽东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面对不断产生的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始终在坚持问题导向中推进理论创新，及时科学解答时代新课题，在不断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真正引领和把握时代。当前，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背景下，我国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迫切需要作出新时代的回答，这种实践上的需要为推进“两个结合”提供了鲜活的现实依据。只有不断推进“两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更加具有现实针对性、更加符合中国的价值观念，才能使这一理论彰显出强大的现实解释力和实践引领力，才能实现其时代使命。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构成“两个结合”的可能性来源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再次强调：“‘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华夏儿女五千多年来在长期共同生产和生活中不断碰撞与融合形成的文化产物，它是根植在中国人内心的思维方式、生活观念、道德规范、价值理念等的集合体。“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在蕴含的意识形态，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对于主体的意义及人们对新世界的强烈理想诉求。两者的相互契合，进一步使得“两个结合”具备“有机结合”的可能性条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之所以能够“高度契合”，是因为二者在客观上有价值观的共通之处。第一，在宇宙观方面，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主张共通。“道法自然”出自《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强调尊重万物的自然天性以达到本原状态，旨在实现天人合一、万物平等的和谐秩序。而马克思、恩格斯也认为，人的形成、生存都依赖于自然界，人们只能在尊重和善待自然的基础上改造自然。第二，在天下观方面，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与“世界历史”的价值观主张共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表达了朴素的大同思想，后来演变为服务天下民众的理想社会模式。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则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狭隘视野，认为“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并着眼于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全人类的解放。第三，在社会观方面，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与共产主义的人民立场价值观主张共通。中国古代蕴含丰富的民本思想，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这些思想认为只有老百姓安居乐业才能实现社会安定。而科学社会主义则关注无产阶级的悲惨状况，将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价值立场，旨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第四，在道德观方面，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与“真正人的道德”价值观主张共通。中国古代格外注重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修养，格外强调“修身”，并提出了一系列君子应有的道德标准。而科学社会主义否定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伪道德，认为要消除阶级对立以实现“真正人的道德”。与此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也存在现实功能的互补之处，前者聚焦于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主张，能够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宏观上的世界观依据和方法论指导；而后者除了能够提供治国理政智慧外，还具象到个体的修养与教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结合，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合，而是一种创造性的结合。也就是说，要更好地推动“第二个结合”，就要不断挖掘“共通”、推进“互补”，以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为基准，剔除传统文化中与时代理念不符的内容，对其进行批判性吸收与发展。例如，就宇宙观来说，自汉代董仲舒开始，“天人合一”就被不断地伦理化、道德化，逐渐沦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方法，这需要我们以辩证态度摒弃其过时内容使之顺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就天下观来说，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还停留在朴素的设想层面，要构建没有剥削压迫的理想社会还需依靠无产阶级进行彻底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就社会观来说，在少数统治多数的封建社会下，中国传统民本思想难以保障民众的根本利益，只有依靠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就道德观来说，中国传统道德观念更多强调对群体与社会的责任义务，以天下为己任是古代仁人志士的最高道德情怀与价值追求；在一定意义上，这种道德观念在面临群己关系的冲突时不免存在忽视个人利益的倾向，需要依据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对其进行改造，体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
三、“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要科学理解“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逻辑规定性，不仅要把握其基本内涵、客观依据，还要基于党百年理论创新史和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来审视其独特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这片广袤大地上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波澜壮阔的壮美画卷，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基于对我国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两个结合”创造性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规律与中华文明发展规律，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的民族禀赋与文明特色。
（一）“两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规律的科学概括
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课题，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实际上就是不断推进“两个结合”的过程。这是因为“两个结合”兼具事实描述性与方法指导性的双重属性，不仅体现了依据本国特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而且发挥了这一科学理论所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作用。进一步来讲，“两个结合”从何以必然、如何实现、主体为何等角度科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理论本身、理论与实践、发展主体等方面的基本规律。
其一，“两个结合”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的辩证统一中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从理论创新的内在品格来说，只有横向审视不同国家的现实条件，纵向考察特定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不断回应新时空条件下提出的新命题，才能实现理论发展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两个结合”便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内在特质得出的思想原则。如果说“第一个结合”主要是在空间维度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了我国具体的国情条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第二个结合”则主要是在时间维度突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必然要求。后者根据新的时代需要将内嵌于中国具体实际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至空前的战略高度，使马克思主义适应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由此，“两个结合”回应了不同时期中国不同的发展主题，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之达到时空双重维度的本土化。
其二，“两个结合”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中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脱离了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脱离了具体实践的理论是抽象空洞的。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也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我们党在推进“两个结合”的百年历程中，既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实践的指导作用，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效提升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认识能力和实践水平，使得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同步推进。“两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复杂现实条件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结合起来，实现了正确理论与成功实践之间的双向互动，本身就是我们党不断开拓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的产物。
其三，“两个结合”在党性和人民性的辩证统一中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党性指的是特定政治组织区别于其他阶级或集团的固有属性，人民性指的是社会历史主体的根本利益，二者的关系即政党和历史主体的关系。只有集中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真正将党性与人民性统一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理论，是为改变人民命运而创立、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自觉和人民情怀不断推进“两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为人民群众所接触、接受与掌握，蕴含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而进行理论创新的价值立场，在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中实现了更为广泛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二）“两个结合”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两个结合”从理解和运用“本土文明与异质文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逻辑关系出发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通过回答“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为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提供客观依据与科学指引，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其一，“两个结合”在客观审视本土文明与异质文明的关系中认识“何为中华文明”。处理好本土文明与异质文明的关系，实质就是处理好自我与他者的认知关系。一方面，只有树立对“何为本土文明”的身份认知，才不会在面对异质文明时亦步亦趋。“两个结合”充分肯定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特性，并将其视为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显著标识，不断挖掘其中蕴含的革故鼎新、海纳百川、和谐共生等价值理念。另一方面，对本土文明的主体性确证也并不意味着要忽视外来优秀文明成果，否则将滑向“文明冲突论”或“文明隔绝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从中华文明发展史来看，中华文明在坚守其特有属性的基础上，还在不同民族间的融合与碰撞中将其他优秀文明成果内化吸收，进而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文明形态，在中国、亚洲乃至世界大放异彩。总的看来，“两个结合”既高度尊重历经五千多年孕育、融合、锤炼而经久不衰的中华文明，又着眼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不断挖掘二者的共通共融之处，是有效处理本土文明与异质文明的生动体现。
其二，“两个结合”在正确处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中回答中华文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如果说关于“本土文明与异质文明”的关系界定从认识论的角度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出了价值判断，那么关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则从实践论的角度为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提供目的导向。前者阐释了“何为中华文明”，后者揭示了“为何要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以及“如何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两个结合”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精准把握。辩证处理好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其实质就是把握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这是我国从文明古国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必然问题。现代文明不可能脱离传统文明而独立存在，否则就会出现文明断裂。而传统文明也不能不联结于现代文明，否则就会陷入停滞与僵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两个结合”打造了兼具科学社会主义真理属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根脉的现代文明新形态。它既挖掘了传统文明跨越时空的独特智慧、思想价值，揭示了其从五千多年的历史纵深中走来；也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内涵，引导其走向深层次、厚底蕴的文明复兴。简言之，“两个结合”通过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内生融合、相互作用贯通了历史、现实与未来，推动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锋交融，引领了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向。
（三）“两个结合”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之关键所在
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朱熹园考察时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化了这一命题，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倘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到系统论的视域下来观照，其特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所构成的“中国特色”，是使这一系统具备持久活力的关键要素。“两个结合”则是赋予“中国特色”鲜明标识的内生动力，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的关键”。正是经由“两个结合”的伟大创造，才得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内在基因有机统一起来，实现系统功能的最大化。
其一，“两个结合”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基。一个国家走何种发展道路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没有所谓的既定发展模式，而是由其特有的基本国情、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因素决定的。“两个结合”明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规定性，筑牢了其实践根基与文化根基，极大拓展了其共识性。就实践根基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并非一蹴而就的，从“走俄国人的路”到“学会自己走路”再到“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正是始终坚持“两个结合”，我们党才走上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消解了西方现代化道路的霸权秩序。就文化根基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走上这条道路，跟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内在的基因密码就在这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基因”。“两个结合”关注到了中华民族深层次的文化基因，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特征、发展动力等均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使其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
其二，“两个结合”打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创新空间。一方面，“两个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供科学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我们党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以不同时期本国发展所遇到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为逻辑起点，坚持以回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作为理论创新的内驱力，并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和时代优势的系列创新理论成果。另一方面，“两个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注入了实践智慧与历史底蕴，使其兼具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民族特色，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例如，我们党吸收中国古代“不患寡而患不均”“义利兼顾”等传统理念追求，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实际相结合，创设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兼顾了效率与公平。概言之，“两个结合”高度重视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活力，以开阔的视野将其中内含的道德准则、民族精神等转化为理论、制度等方面的现实力量。
其三，“两个结合”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两个结合”充分关注不断延续的历史文化传统，不仅以民族历史身份共有的情感认同为前提，还注重挖掘中华民族的基础性文化资源，更强调汲取民族文化内在基因的深层动力，并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神特质，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与感召力，体现出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自信意识。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充分尊重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身份，以中华民族的主体需要为内生动力，发展了具有民族特性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这一思想聚焦于事关我国发展和党执政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治国理政功能达到新高度，还以胸怀天下的视野为人类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方案，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入新境界。
文章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10月13日
网络编辑：静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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