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过程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我们要坚持人民是创造历史根本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持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始终将人民群众置于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地位，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和重要哲学基础。在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同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结合过程中，毛泽东形成发展了具有丰富哲学内涵和鲜明中国特色的人民主体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理论作出了重大的创新性贡献。
一、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理论提供“两个结合”科学经验
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理论需要在方法论维度坚持“两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两个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总结凝练出的规律性认识。尽管毛泽东没有明确提出“两个结合”重大命题，但他在说明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这里的“民族形式”就是“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意味着，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结合”内在地包含着“第二个结合”的内容。毛泽东是当之无愧推进“两个结合”的典范，其人民主体思想正是在“两个结合”中不断孕育发展成熟的。
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中不断发展形成的。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是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形成发展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根据。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鼓吹的英雄史观时指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列宁指出，这些话表达了哲学历史理论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恩格斯晚年在《路德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也着重阐发了群众史观，指出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行动才是“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并且“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思想应用于中国具体环境，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牢牢地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从革命时期强调“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强调“群众不帮助就没有力量。为了发展一个国家，力量不是来自别的地方，而是在于群众自己”，毛泽东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强调一以贯之。
同时，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不断丰富发展。毛泽东倡导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既包括现实实际也包括历史实际，历史实际即是用马克思主义解读中国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的建构就体现了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华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一生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熟稔于心，他的群众史观深受传统“民本”文化影响，“诸如民本思想、经世致用思想、担当精神、原道精神等，在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传统文化因子都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中国化提供了鲜活的文化滋养。如《易经·兑卦·彖辞》所载：“说（悦）以先民，民忘其劳，说（悦）以犯难，民忘其死。说（悦）之大，民劝矣哉。”（意为：先使人民高兴，再自己率先垂范人民劳动，人民会忘掉一切辛苦。同样地，在克服困难时，也要先使人民高兴，再自己率先垂范迎接困难，那人民即使牺牲性命也高兴去做。）这种重民、贵民、先民的理念就鲜明地贯彻体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治国理政智慧之中。1938年，毛泽东在会见平民教育会派来延安参观的诸述周时说：“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的态度，看你是想和老百姓做朋友，还是站在老百姓的头上压迫他们，只要和他们接近，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自然相信你，随你要他们的钱，要他们的命都可以办得到。只要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何愁没有人上前线，何愁没有人抗战？”毛泽东的这些话语这难道不正是“说（悦）以先民，民忘其劳，说（悦）以犯难，民忘其死。说（悦）之大，民劝矣哉”的现代阐释吗？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不是不假思索地全盘接收，而是在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则立场上对其进行批判创造，摒弃其糟粕，汲取融合其精华。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民本”只是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对此，毛泽东有着清晰深刻的认识，他指出：“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一个要人民，一个脱离人民。”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待人民的态度不是压迫人民、剥削人民，而是要自觉充当人民群众自我解放、自我发展的先锋队和工具，“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这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其引导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继续发展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在“两个结合”中将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的整体性创新。一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表现形式的整体创新。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人民主体思想在新时代的整体表现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不仅是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在当今中国的时代表达，更是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的理论升华，是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实践展开。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核心内涵的整体强化。人民主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核，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有着巨大的力量和丰富的智慧，因此要不断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重要作用的整体创新。人民主体思想是引领人类历史进步的时代解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遵循唯物史观的世界历史理论，从共同体的架构关注人类命运、人的解放，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世界历史高度，应对国际复杂挑战、着眼人类发展前途而提出的中国方案，推动着各国人民共同坐上新时代的“诺亚方舟”，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可以说，在任何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没变，在“两个结合”中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展人民主体思想。
二、为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二个历史答案提供理论准备
历史周期率指的是一个国家政权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所呈现出来的周期性现象，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探索的一个重大历史和现实课题。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毛泽东提出的人民监督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它为新时代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即自我革命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开始了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艰辛探索。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政治纲领明确提出“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强调地方组织中的党员必须接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随着革命事业不断发展，党对如何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进行了不懈探索，最终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答案。1945年7月4日，毛泽东询问黄炎培延安考察感想，黄炎培询问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满怀信心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起的著名“窑洞对”，也是中国共产党回答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重大问题的第一个答案。
毛泽东基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理论提出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一是人民监督思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继承发展了“民本”思想。人民监督思想是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等思想理念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对中华文明涵育下的中国人民有着深刻认识和客观把握，他通过让人民监督政府实现了个体主体性、群体主体性和类主体性的统一，抓住了古代“民本”思想的核心要义，将“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的思想内核发扬光大，通过赋予人民监督权，汇聚人民群众力量督促中国共产党永葆初心使命，从而实现长期执政。二是人民监督思想在与中国实际结合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和监督理论。人民监督政府以人民性为核心价值，其要义是权力来源于人民，并以人民权利来约束权力。权力来源于人民与人民监督权力互为因果，是人民性价值内核的两个侧面，是现代民主制度体系建构中最重要的规范性原则。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民主理论将人民监督作为实现民主的根本途径，人民可以通过监督参加国家管理，这是人民当家作主新制度下人民获得的真正民主。毛泽东认为，人民行使监督管理国家的民主权利，才能防止公权力滥用、腐化，才会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和代表性，这是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对人民监督思想理论和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对马克思民主理论和监督理论的创新发展。
同时，人民监督思想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一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揭示了无产阶级运动与以往历史运动的区别，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泽东将这一马克思主义重要原理创造性地阐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立场，并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因而也成为人民监督思想的本质性内容。二是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毛泽东提出人民监督政府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包括党内监督、人民监督、外部监督。毛泽东认为党内监督没有禁区，任何党员都必须接受党的监督，同时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也要互相结合。从中央苏区到延安时期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逐步深化对人民监督的认识，他认为党执政后革命者会发生变化，因此他要求必须保证人民依法享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使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面接受人民监督。毛泽东认为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也要相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多党合作制，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设计多种方式保障外部监督的实效性。三是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毛泽东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从问题出发，认为跳出历史周期率要解决以下问题：党如何永葆初心使命？党所领导的国家政权如何永葆人民主体性质？如何把治党治国的成功经验落实到制度安排上，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毛泽东认为解答这些问题就要让人民监督政府，通过党的建设保证自身过硬，这是人民监督政府成功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保证人民民主道路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这是保证人民监督政府长期发展的制度支撑，只有如此才能使人民监督取得实效。
跳出历史周期率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一个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也是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关键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鉴于波诡云谲的世情、国情、社情与党情，习近平总书记重新提出跳出“历史周期率”并多次强调其重要性，提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即党的自我革命。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否长期执政的问题，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之所以跳不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就是因为统治者“贪图享乐、穷奢极欲，昏庸无道、荒淫无耻，吏治腐败、权以贿成”，中国共产党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永葆初心，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周期率”重大课题的提出不仅指明了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同时能够培育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增强其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提高其应对风险的能力，进而帮助中国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率”的难题，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从毛泽东的“让人民监督政府”到习近平的“党的自我革命”，两个答案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在毛泽东同志当年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基础上，给出了第二个答案，那就是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从理论逻辑来看，人民监督政府是自我革命的前提和基础，自我革命是人民监督政府在新时代的继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只有真正接受人民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监督的重要作用，才能更好推进自我革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同样地，中国共产党只有勇于自我革命，剔除自身的诸多问题，才能更加自觉地接受人民监督，进而形成和发展风正气清的党内政治生态。一方面，勇于自我革命是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崇高理想，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价值追求，革命者必须先做好长期、复杂革命斗争的思想觉悟与现实准备。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具体行动上不仅要领导“刀刃向外”的社会革命，更要重视“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性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完成新时代历史使命的主动作为。新时代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仍然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和严峻性，因此，只有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持之以恒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才能打造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确保党始终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从这一角度看，勇于自我革命就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敢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的历史，从八七会议认识转变到遵义会议伟大转折，从延安整风统一思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昂扬奋进，取得了历史性胜利，根源在于党始终坚持自我革命精神，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中不断提升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带领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三、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价值根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致力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毛泽东通过人民主体思想的建构和实践，从根本上确立了劳动至上、人民至上、共同富裕的核心价值理念并使其深入党心、民心，为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了价值旨向，奠定了价值根基。
一是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劳动至上的价值旨向。劳动创造世界，劳动者在历史中理应居于主体地位。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决定人本质的实践活动，是人的主体性活动的基础，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劳动生产实践是人类全部实践活动的基础，是人类世界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没有人和人的实践活动，就不会有现实的人类世界，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因劳动实践而得以真正确立。劳动光荣、劳动伟大，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基本观点，是对人类文明进步规律的重要诠释，也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的精神基因。毛泽东积极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样态，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奠基性贡献。毛泽东提出的人民主体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劳动至上，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人类现代化演进的内在驱动是人类劳动的革命性变革，即从劳动是生存到劳动是谋生手段再到劳动成为第一需要，不同阶段的劳动决定了人类现代化依存的历史语境不同。在人与自然交换阶段，劳动就是生存本身，这是前现代化历史语境；在人与人交换的阶段，劳动是谋生手段，这是现代化所依存的历史语境；在人与社会直接交换的阶段，劳动是第一需要，这是后现代化的历史语境。“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与之对应，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形式，中国式现代化将随着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的升级而同步升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是谋生手段，党的历史使命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其基本路径；到共产主义阶段，劳动成为第一需要，中国式现代化将与人类现代化融为一体，极大推动全人类共同进步，开启天下文明的新的伟大历史进程。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必须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至关重要。”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的重要论述既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劳动学说，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劳动至上价值旨向。
二是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向。马克思将历史发展的主体确定为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也指出：“全党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人民是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常量，对待人民的立场、态度、方式则是重要变量。只有牢牢把握住人民这一常量，不断争取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才能从根本上把握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真谛。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政权或执政者要跳出“历史周期率”，最根本的方法在于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离开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政权的可持续发展便如空中楼阁。保障和维护人民利益，必须构建适合本国实际、能够正常运转的民主监督机制。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建立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加先进、更加优越的民主监督制度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基础上，充分发挥了人民的主人翁精神，着力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将“人民至上”作为基本价值遵循，充分彰显了党性和人民性的有机统一。他对人民至上的价值定位是一以贯之，坚定不移的，他一再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发展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指出，“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鲜明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取向，科学回答了“为了谁”这一根本问题，从这一角度来说人民至上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立场。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其人民性，这与许多欧美国家的现代化探索存在根本性差异。几百年来，西方现代化实践将“资本至上”作为基本逻辑，在利润驱动下将“人”作为实现资本增殖的工具，导致资本对“人”的异化，大大贬低了“人”的基本尊严，造成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社会不平等和阶层分化问题日益凸显，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相比之下，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基于“人民性”逻辑展开的，是人民利益、公共利益、社会利益驱动的现代化，秉持的是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从这一点来说，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人民至上价值旨向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准备。
三是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共同富裕的价值旨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实现共同富裕让人民群众的生活富裕起来，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充实起来，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毛泽东一直关注关心的重大问题。对此，毛泽东提出了要搞三大改造：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实现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们是脚踏实地的劳动者，既不是资本家，下面又没有工人”；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家都领薪水，资产阶级不见了，都成了工人阶级”。这样一来，“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毛泽东提出人民主体思想就是主张以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建设保障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以社会主义改造推动现代化建设，以先进生产关系变革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毛泽东也说过：“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邓小平则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大势、着眼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立足我国发展新的历史阶段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体现了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的根本价值追求，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价值底色。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个基本设想，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继承发扬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和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道路，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持续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以现代化建设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这表明，中国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这一角度来说，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和实践，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作者简介：代红凯，《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编辑部高级编辑、副编审）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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