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中华优秀传统哲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两个结合”，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哲学，科学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这一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哲学的传承创新是当前的热点课题，学界已展开诸多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但关于这一思想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哲学的突出表现，仍有深入系统研究的空间，本文力图为推进这一方面的研究做出贡献。
一、传承发扬实事求是思想，积极探索新时代发展规律
“实事求是”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哲学命题，在先秦哲学思想中已初露端倪并蕴有雏形。孔子提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倡导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墨子认为“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墨子·明鬼下》），即以人的实际见闻为标准判断有无，他还提出以“三表法”即以“古者圣王之事”“百姓耳目之实”“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为标准判断是非利害。从词源看，“实事求是”出自东汉班固所言“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汉书·河间献王传》），用于赞扬河间献王刘德重视考证事实的严谨治学方法。唐代颜师古将其注解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即掌握事实材料，获取真实结论之意。随着宋明理学的兴起和“即物穷理”命题的提出，“实事求是”之“是”逐渐被赋予“理”即规律的含义。至于清朝，乾嘉学派矫正宋明推崇义理的空谈之风，注重把“实事求是”与“即物穷理”统一起来考据经典。由此可知，“实事求是”意指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考据学方法。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对古语“实事求是”作了唯物辩证的全新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党的七大把“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成为党的事业不断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
习近平汲取实事求是的传统哲学精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结合时代条件系统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内涵。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曾以四副春联表达实事求是思想：“求客观实际之真，务执政为民之实。深化理论武装求真谛，深入调查研究重实际。狠抓工作落实动真格，加快浙江发展务实效。高度关注民生系真情，坚持为民谋利出实招。”四副春联的横批都是“求真务实”，体现了以“求真务实精神”为核心的实事求是意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丰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新时代内涵。第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指出：“坚持实事求是，最基础的工作在于搞清楚‘实事’，就是了解实际、掌握实情”；“关键在于‘求是’，就是探求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坚持实事求是，首要的是“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从中发现必然联系和客观规律。对此，习近平要求努力避免一切“超越现实、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的倾向”，坚决纠正一切“落后于实际、无视深刻变化着的客观事实而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和做法”。第二，开展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功。调查研究是党的传家宝，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习近平强调，正确的决策和贯彻落实都离不开调查研究，“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指明了调查研究对于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的重要性。第三，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问题是反映时代精神风貌的风向标，习近平提出，要始终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勇于突破创新。要实事求是地把握新时代的世情、国情、党情，因时因地制宜形成新时代新的理论成果，实现认识的新飞跃。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问题导向，传承发扬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积极探索新时代发展规律，创造性地回答了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第一，实事求是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以“十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以“十三个方面成就”全景式展现了新时代十年的成就和经验，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和发展成果，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篇章。第二，实事求是地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规律。我们党深邃思考总结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经验，探索出一条“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出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课题。第三，实事求是地探索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事求是地分析党自身存在的顽瘴痼疾，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以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时代答案，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课题。
二、转化发展知行合一学说，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统一
“知行合一”是中华优秀传统哲学中的经典认识论命题。关于“知”与“行”的关系问题，《尚书》中有“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知易行难说，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说；朱熹主张“知之为先，行之为后”（《朱文公文集·答吴晦叔》）的知先行后说，王夫之持有“知非先，行非后，行有余力而求知”（《尚书引义·说命中二》）的行先知后说；王守仁倡导“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的知行合一说，都从不同角度阐明了“知”与“行”的关系。其中，知行合一学说是关于知行关系的最为经典的传统哲学论题，王守仁对其进行了全面而具体的论证。他认为，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与“行”是一个功夫的两个方面，“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传习录》）。他主张“知行合一”，“知”是自然而成的“良知”，即德性本体，“行”即“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传习录》）的道德实践，要求自觉把“知”转化为“行”，又以“行”促进“知”，实现道德修养与实践的统一。同时，他还强调“知行合一重在行”。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合一学说主要涉及道德践履范畴，毛泽东的《实践论》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将中华优秀传统哲学中的“知与行”的关系创造性地诠释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为转化运用传统知行合一思想树立了光辉典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汲取知行合一学说的思想精华，结合新时代新的语境和新的实践，在生动阐发知行关系的同时对“知行合一”进行了理论阐释。第一，“知”与“行”是相辅相成的。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援引“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说明“知”与“行”的相互促进关系。在谈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时，习近平指出：“‘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在这里，“知”主要是思想认识，“行”主要是行动自觉。思想认识的提高，可以为行动自觉提供精神动力；行动得以落实，可以促进思想认识更加深入。第二，重视由“知”向“行”的转化。习近平不仅强调“知”即思想认识的基础性作用，还十分重视由“知”转化为“行”，真正达至“知行合一”。2014年3月，他在法国《费加罗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指出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法国谚语“打铁方能成铁匠”，都强调“把思想转化成为行动”。2018年11月，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他强调“要善于把学到的本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努力做到知行合一”。第三，知行合一，贵在行动。习近平引用“非知之难，行之惟艰”“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实干兴邦”等申明知行合一，贵在行动，“不能讲得头头是道，做起来轻轻飘飘”。他还勉励中青年干部要提高认识，更要付诸行动，“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了知行合一学说，为新时代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统一提供了思想支撑。第一，道德修养的知行合一。王守仁提出的“知行合一”，原初意图是克服“不善的念”以臻于至善，本质上属于道德践履的范畴。习近平创造性转化“知行合一”，将其运用于新时代的道德建设中。他指出，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知行合一，“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将其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他尤其重视青年人道德修养的培育笃行问题，勉励青年学生“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在德性与德行的相互贯通和相互促进中提升道德修养。第二，党员干部的知行合一。习近平把传统哲学中“知行合一”的主体对象拓展至党员干部，针对党员干部群体中滋生的思想与行动不一致问题，他要求党员干部坚持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相统一，并自觉将思想认识转化为行动实践，把知行合一落脚到“行”上，主动担当作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第三，治国理政的知行合一。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突破“知行合一”的道德践履范畴，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创新性运用和发展了“知行合一”。习近平引用“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强调伟大事业“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新时代以来，从“十个明确”的理论认知到“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的实践指向，从“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的顶层设计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实践要求，都是新时代治国理政中理论谋划与实践方略的统一，都是对传统哲学中知行合一学说的生动诠释和创新发展。
三、扬弃超越朴素辩证法，运用辩证思维治国理政
中华民族先哲善于用辩证思维审视宇宙万物，注重挖掘“物无孤立”的关联性及其内部诸要素间的协调性，体察“万物皆化”的发展动态，把握以“阴阳关系”为代表的矛盾规律，孕育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第一，“物无孤立”的整体关联思想。在中华传统哲学中，天、地、人、道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同处于一个旁通统贯的场域中。老子讲，“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即“道”是天地自然之根本规律，统摄着天、地、人三种存在。张载说：“物无孤立之理。”（《正蒙·动物》）王阳明也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大学问》）可见，天、地、人一体，万事万物之间具有普遍联系，是中华哲人的共同旨趣。第二，“大化流行”的生生不息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家看来，整个宇宙处在创化日新、变动不居的迁流之中。庄子说，“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庄子·大宗师》），即一切变化流转是没有终极的。《易传·系辞上》讲：“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简言之，世界自身的常生常化、革故鼎新、生生不已，是中华传统哲学的主调语境。第三，“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立统一思想。“阴阳关系”是《周易》的核心论题，阴阳既对立又统一于“道”，即“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中的“福祸相依”，《孙子兵法》中的“怯生于勇，弱生于强”，《韩非子·观行》中的“时有满虚，事有利害”等论断，都说明了矛盾具有普遍性，矛盾双方既相互依存又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以上都是对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精辟概括和生动表达，但朴素辩证法是在直观经验基础上对万事万物从总体上所作的一般性描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存在不同程度的直观、粗浅、笼统等缺陷，因而必须对其进行批判性继承。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习近平特别重视运用理论思维，特别是辩证思维。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正是习近平形成和运用辩证思维的重要思想源泉。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的系列重要讲话中，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富有辩证哲理的语言不胜枚举，闪耀着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光芒。一方面，习近平批判继承了朴素辩证法中关于联系发展的观点。他援引“登泰山而览群岳，则冈峦之本末可知也”，提出以全面而系统的大格局分析和处理问题；援引“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等，表达与时俱进、创新变革的发展思想。另一方面，习近平批判继承了朴素辩证法中关于矛盾的观点。他引用“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表达保持忧患意识、防患未然的观点，其中蕴含着“安危”“存亡”“治乱”几对矛盾的对立统一；引用“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强调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引用“山积而高，泽积而长”“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阐明量变引起质变的道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批判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精髓，运用辩证思维审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第一，扬弃发展朴素辩证法的整体关联思想，把握现代化事业中各要素间的关联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局考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部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第二，诠释发展朴素辩证法的“变动不居”思想，把握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动态性。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发展蓝图呈现了现代化事业的动态战略安排。其中，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由21世纪中叶提前至2035年，并且提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新的更高目标，鲜明体现了对朴素辩证法“变动不居”思想的传承发展。第三，传承发展朴素辩证法中的矛盾规律，一分为二地分析现代化事业。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把握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其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次要矛盾统一于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因此，我们既要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同时也要注意统筹兼顾解决次要矛盾，这是对朴素辩证法中矛盾规律的灵活运用。
四、继承超越民惟邦本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哲学推崇人超然于万物之上，“最为天下贵也”（《春秋繁露·天地阴阳》），肯定人的重要地位，“民惟邦本”思想是这一观点的重要意蕴。“民惟邦本”出自《尚书》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主要包括三重内涵。第一，重视民众在国家存续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新书·大政上》）、“夫天地之大，黎元为本”（《晋书·宣帝纪》）等，申明了民为立国执政之本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民齐者强，不齐者弱”（《荀子·议兵》）等，表达了民众对政权兴衰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主张利民、富民。“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淮南子·汜论训》）利民首先要爱民，“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抱朴子·内篇·地真》）；利民还要养民富民，孔子称赞子产“养民也惠”“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孟子认为民众有恒产才能有恒心，提出“耕者助而不税”（《孟子·公孙丑上》）。第三，强调民贵君轻。《孟子·尽心下》最早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经典表述；《荀子·王制》提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君舟民水的比喻生动描述了君民关系；唐太宗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作为施政之训；黄宗羲提出“以天下为主，君为客”（《明夷待访录·原君》）。总体上，“民惟邦本”思想蕴含的政治哲学智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它本质上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与利益而塑造的政治道德，因而传统民本哲学带有其历史局限性。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秉持“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子之心，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汲取传统民本思想智慧，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涵。第一，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朱熹讲：“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四书章句集注》）习近平曾引用此句，强调党的政治建设只有紧抓民心这个最大政治，才能赢得民心民意，才能夯实“人民”这个党执政的最大底气。2021年2月，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郑重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阐明只有把人民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才能无往而不胜地克服一切困难。第二，人民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依靠力量和最终评判者。习近平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党和国家的事业归根到底是人民的事业，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是这一事业的胜利之基。同时，“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 。“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史记·殷本纪》），民情是映射治理状况的明镜。我们一切工作的是非得失最终由人民评价，即“人民是阅卷人”。第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党的奋斗目标。“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周官辨非》）习近平提出，我们党要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聚焦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一切工作以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增进人民福祉为价值旨归，宣示“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 ，让人民更充分、更公平地共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科技等诸领域多层级的发展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并对其实现了超越，集中体现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第一，继承超越“民惟邦本”的主体对象，回答“发展依靠谁”的问题。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民”是指君主专制下的臣民，是被统治的对象，处于从属、被动的地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之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重视发挥人民的积极主动性和首创精神，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推动新时代鲜活实践的发展，不断夺取党和人民历史伟业的新胜利。中国共产党将人民作为执政的最大底气，尊重人民意愿，问政于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第二，继承超越“民惟邦本”的目的指向，回答“发展为了谁”的问题。虽然传统民本思想中蕴含着“民贵君轻”“利民为本”等重民爱民内涵，但本质上皆是为维护封建政权服务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聚焦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将党的服务宗旨贯穿于增进民生福祉的全过程，真正实现“民惟邦本”为人民，超越了传统民本思想把民众作为维护统治之手段的局限性。第三，继承超越“民惟邦本”的价值追求，回答“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的问题。传统民本思想强调臣民对君主的服从义务，而臣民所享有的实质性权利相对较少，甚至几乎不存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增进民生福祉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对人民“察其疾苦”，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完善分配制度，为促进共同富裕夯实制度基础，努力使新时代的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概言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回答了“发展依靠谁、发展为了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的核心问题，实现了对“民惟邦本”思想的继承性超越。
五、赓续发展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天人关系是我国古代贤哲共同关注的自然观问题，在他们看来，包括天、地、人等在内的宇宙万物协调统一、同源共生于一个有机整体，即“天人合一”。儒家、道家、佛教孕育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分别对“天人合一”提出了独到见解。第一，儒家把“天人合一”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则，强调万物一体、仁爱万物。《论语·阳货》提到，“天”即大自然的基本状态是“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自然创造万物，人与自然一体；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天人之际，合二为一”；张载在《正蒙·乾称》中正式提出“天人合一”命题即“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儒家还主张仁爱万物，顺应天时。孔子提出“知天命”“畏天命”，要求认知和敬畏自然规律；《荀子·王制》提到，草木滋硕之时“斧斤不入山林”、鱼鳖孕别之时“毒药不入泽”是“圣王之制”，这都体现了保护自然的人文关怀。第二，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集中表现为“道法自然”，主张人的活动应遵循自然规律、敬畏生命。《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揭示了天、地、人和谐共生的规律；庄子的《齐物论》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强调顺应自然、敬畏生命，才能达至人与自然的和谐境地；《道德经》中“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和《庄子·秋水》中“物无贵贱”，表达了万物平等、敬畏生命的观点。第三，佛教主张万物“因缘和合而生”，滋养了尊重生命、保护环境的生态伦理智慧。佛教认为，人与自然的融合共生是人类生存为继的必要条件，即“依正不二”。“依正”指依报与正报，依报即众生赖以生存的环境，正报即众生的生命本身，所谓“依正不二”意指众生本身与生存环境不是互相对立而是互相依赖的，二者统一于同一整体。佛教缘起论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因而众生与其生存环境处在因果联系中，“不杀生”的佛教戒律正是基于此的例证。佛教中这些万物一体、尊重生命的思想，与环境伦理学恒久追寻的目标相契合。
从知青岁月到主政中央，习近平汲取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对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及解决现实生态问题进行了诸多理论阐释和实践探索。在梁家河的知青岁月，习近平零距离体察黄土地的恶劣自然环境，开始了对人们“怎样才能够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来”等问题的生态思考，播下了生态文明思想的种子。在正定时期，习近平指出对自然界不能只是“索取”还要“返还”，提出了开荒植树的绿色发展道路，追求“生态和经济都呈良性循环”。在浙江工作期间，他提出“两山论”即“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追求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可见，无论是知青岁月还是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深受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熏陶，一直十分重视保护生态环境和利用自然资源，为其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强调“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 寻求永续发展之路”，创造性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绿色发展理念”“美丽中国”“生态文明”等生态价值目标和行动方案，时常援引“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等传统生态哲理，阐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等观点，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萃取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思想精华，探索了新时代“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实现了中华传统生态智慧与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现实耦合。第一，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的问题。“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追求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强调人与自然同源共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关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因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第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的问题。一方面，建设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生态文明。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曾提出著名的“两山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他再次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这既遵循了老子的“道法自然”规律，又与《国语·鲁语》中“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的自然财富思想不谋而合。另一方面，建设生态与民生良性互动的生态文明。“不违农时”“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不涸泽而渔”等生态智慧至今仍启迪我们对自然资源应取之有时、用之有度，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这是因为环境就是民生，良好生态环境既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亦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第三，“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以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回答了“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问题。“万物一体”，生态系统是有机联系的统一体，建设生态文明“当观其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传承这一生态要义，提出“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此外，《逸周书·大聚解》载有夏朝“禹之禁”的环保法规：“春三月山林不登斧……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新时代，“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是对这一思想的诠释和增益，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法治保障。
六、诠释重塑和合哲学智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合是“一种亟待弘扬的人文精神，是一种哲学智慧”。和合哲学智慧是中华传统哲学中最富有生机活力的文化内核，也是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宝贵思想资源，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第一，“协和万邦”的交往准则。中华民族自古爱好和平，推崇“协和万邦”的和平交往原则。“协和万邦”语出《尚书·尧典》中“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颂扬百姓和睦相处、邦国友好往来的和谐之境。《周礼·天官冢宰》有“以和邦国”之说，《左传》讲“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论语·颜渊》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皆表明我国自古秉持和平、和睦、亲仁善邻的邦交传统。第二，“和而不同”的文明理念。早在先秦时期，《国语·郑语》中就有“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和同之辩”，孔子继而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明确提出“和而不同”的精辟论说。“和而不同”不是对立、冲突，而是对“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的语义凝练，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开放气派、包容气度，以及在容纳差异性的前提下追寻和谐的理念。第三，“和合共生”的发展愿景。《国语·郑语》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是“和合”一词的最早呈现，记载了商契把“和合”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用以安定百姓。首先，万事万物通过“和”得以生存，如荀子言“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天论》）。其次，民众依托道德修养的提高，达至和合。管子讲“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管子·兵法 》），即道德蓄养使得民众道德水平提升并实现和合，因此可以和谐共事。这种凭借道德和合实现人际交往中和谐共事的观点，引申到国际交往视域，则是国与国的交往应勇担责任、共谋全球发展。第四，“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礼记·礼运》中勾勒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古人兼具浓郁的天下情怀，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抱负、“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理想、“修身齐家治国”乃至“平天下”的积极入世态度等，都寄寓了古人对天下命运的思考和担当。
习近平具有高瞻远瞩的开阔视野和统筹“两个大局”的天下情怀，十分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和合哲学智慧，对和合哲学智慧作了精深而系统的理论阐述。早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就指出，“和合”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更加全面细致地诠释了和合哲学智慧。第一，中华民族爱好和平，主张“协和万邦”。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具有热爱和平的精神基因，推崇以和邦国、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中华民族“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第二，“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早就懂得了‘和而不同’的道理”，春秋时期《左传》中就有“和如羹焉”的记载。和而不同的包容品格是中华民族追求的和谐文化理念，也是民族凝聚力、创造力之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文明多样性赋予世界纷繁色彩，孕育交流、融合与进步，因而“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第三，“和合共生”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习近平强调：“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他援引多国谚语阐明，只有坚持和合共生才能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东南亚的“水涨荷花高”、非洲的“独行快，众行远”、欧洲的“一棵树挡不住寒风”、中国的“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都表明各国合作共赢是谋求联动发展的必然选择。第四，“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的美好社会追求。习近平回溯了中华民族曾经谱写的“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以及曾经创造的“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他自信宣明中华文明的天下大同理念：“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在深刻洞悉国内外形势、密切关注全球命运、传承中华传统和合智慧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的前瞻性回答，为处理人类共同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华传统和合哲学智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想支撑和精神滋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和合哲学智慧既有继承诠释，也有创新重塑。第一，从“协和万邦”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华民族无数次从苦难中涅槃重生，中国人民没有穷兵黩武的基因，崇尚以和为贵，“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协和万邦”理念的新时代践行。当前，全球紧密联系成一个有机整体，中国和其他国家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唯有如此，各国才能和平相处、共谋发展。第二，从“和而不同”到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和羮之美，在于合异。”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文明差异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文明因交流互鉴而丰富多彩。“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这与“和而不同”的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三，从“和合共生”到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合共生”主张在承认主体对象差异的基础上，追求协调合作、和谐共进，实现共生共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汲取“和合共生”精髓，强调不同民族和国家应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设立“亚投行”再到全球“携手抗疫”，人类不断共同谱写合作新篇章。第四，从“天下大同”到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不仅“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还以实际行动“为世界谋大同”。发展新型伙伴关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发展理念、建立健全全球治理的体制机制等，都是将古代“天下大同”的美好憧憬变为现实的鲜活范例。质言之，和合哲学智慧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活水源泉，为建设共赢美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注入了充沛底气和自信。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哲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蕴含着跨越时空的价值魅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厚文化根基。这一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哲学的传承创新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时代诉求，也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哲学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内在要求。走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必须继续挖掘阐发和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哲学，为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承续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谱写人类美好未来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力量。
（作者简介：周向军，男，法学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信彦，女，法学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研究”（项目编号：18ZDA001）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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