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观点,实践概念的提出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革命的完成。坚持从实践出发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坚持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形形色色哲学流派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实践的具体情况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形成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全新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新时代的全新历史方位出发来定位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实践智慧相结合,形成了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立足中国本土、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为深入推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提供了坚实理论保障。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生成的历史语境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不是抽象理论思辨的产物,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深刻扎根当代中国伟大实践,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实践智慧的理论结晶。一方面,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深刻扎根新时代治国理政伟大实践,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不断汲取现实实践经验的丰富养分,在立足实践创新的基础上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另一方面,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充分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深邃实践智慧,不断推动传统朴素实践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第一,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指导。1845年春天,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首次集中阐述了实践概念,马克思明确指出,以往一切旧唯物主义最大的缺点就是单纯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出发理解事物,而非将其视为人的感性活动、将其作为实践加以理解。相反,唯心主义抽象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却不理解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本身。实践的观点实现了客观性与能动性的有机统一,完成了对旧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主观性的双重超越。以实践的观点为指导,人类社会的历史不外是人通过客观的现实实践活动(物质生产)不断展开创造的过程,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作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方位阐释和发展,特别是对立足实践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出了创造性发展,构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找到了一条科学的革命道路,解决了“站起来”的问题。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决了“富起来”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指导,着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新时代的落地生根,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推进这一伟大飞跃的历史进程中,习近平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充分尊重“实践第一”的观点,并就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2013年,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学习和掌握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2015年,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2018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2022年,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2023年,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习近平进一步强调,“我们推进理论创新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坐在象牙塔内的空想,必须坚持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用实践来实现真理、检验真理。”由此观之,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实践智慧的理论精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在长期艰辛奋斗中积淀下来的宝贵精神遗产。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并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不断加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性实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形成和发展的根本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作为农耕文明的代表,深受现实自然条件和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影响。传统农业生产活动深受自然地理和环境条件的影响,必须时刻关注地理、气候等现实因素的变化,因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形态必然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农业在华北和华中两个区域最先发展,成为中华文明的基础。”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尤为强调顺应自然、天人合一,尊重时序更替、阴阳协调等,这充分体现出对于实践条件、现实规律的尊重和把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实践的强调,进一步上升到认识论层面则集中体现为知与行之间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视角来看,知行关系实际上就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尽管中国传统文化在知行关系的认识上存在不同理解,诸如知难行易与知易行难的理论分野,但从根本上而言,主张知行合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大主流。1937年,毛泽东写作《实践论》的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实际上就是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视角出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性特征的系统性总结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性特征内在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实践的理论背景,成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丰富理论资源。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天下为公”与共产主义理想之间具有深厚的契合性,“民为邦本”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理念之间存在深厚的融通性,等等。
第三,当代中国伟大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既是现实实践方位的全新锚定,更是党的理论创新场域的精准定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形成,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概念变化,而是深刻扎根当代中国实践基础上的产物,是对现实实践经验系统化、理论化总结的成果。新时代伟大实践历史坐标的锚定,并不是单一线索的界化,而是具有多元复调式特征,可以从多个维度加以综合把握。
从世界维度而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从民族复兴维度而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艰巨性和不可逆转性同时存在。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接续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砥砺奋进,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但与此同时,我们正面临着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民族复兴绝非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从现代化维度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和拓展。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百年党史叙事和民族复兴叙事、现代化叙事在本质上具有深厚的逻辑同构性。经过长期艰辛奋斗,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并非对西方现代化的简单复制粘贴,而是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牢牢扎根中国本土、深深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社会主义维度而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新的蓬勃生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未如西方所预言的那样“必然走向崩溃”,反而道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以无可辩驳的方式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从政党维度而言,中国共产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如何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发扬好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管党治党实践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开辟了管党治党的新境界。上述多元维度的伟大实践,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赖以扎根的现实土壤,正是对现实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与提升,才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应运而生。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内涵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本身就是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在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的过程中,通过对实践经验的系统化理论化总结,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关于实践观理论化、体系化认识的新境界。
第一,基于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把握实践之源。实践不是绝对精神的抽象思辨,而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辩证过程,是通过现实感性经验可以观察到的客观活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实践的主体是人而非物,现实感性地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个人构成了实践活动的唯一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阐释了科学历史观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坚持实践主体论,在历史观层面表现为坚持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可以说,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不断扎根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从人民群众中获取实践的磅礴伟力。在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党和人民已经深深融为一体,从人民群众广泛而生动的实践中汲取养分,是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人民摆在治国理政全局的重要位置,明确提出人民至上的理念,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作出了重要突破性发展。一方面,坚持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六个必须坚持”的第一条规定就是坚持人民至上。人民至上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一切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指导新时代伟大实践的根本世界观和方法论。另一方面,人民至上集中彰显了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地位。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更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习近平明确指出:“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都是源自亿万人民的生动实践,推进新时代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是脱离实践的抽象思辨,而是深刻扎根人民群众生动实践之上的现实过程。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形成的优良政治传统。及时系统总结人民群众新鲜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将其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高度进而形成新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理论创新的基本路径。
第二,坚持实践就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客观过程。人类社会运动变化发展的基础是物质实践活动,探寻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不能停留在抽象的哲学思辨之中,而必须回到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从物质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出发加以理解。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矛盾的表现形式。解决问题就是解决矛盾,就是推进事物不断向前发展。一个旧问题解决之后,必然会面临新的问题,而新问题解决之后又会出现更新的问题,这是人类社会实践发展所内在遵循的一般规律。因此,人类社会的实践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坚持从现实的问题出发理解事物,始终承认矛盾和问题时时存在、处处存在,坚持在对问题的科学求解中不断推动发展。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标注了我国社会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面临着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例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新时代发生深刻转变,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可以从供给与需要两个维度加以综合把握。从供给层面而言,社会生产的供给已经不再是相对落后的状态,而是生产力水平得到巨大提升,但仍然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高质量发展供给不足等问题。从需求层面而言,人民群众的需求不再是单纯的物质文化需要,而是一方面对物质文化的需要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变化,对治国理政的实践提出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新要求。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我们的工作思路和方法不能停留在过去传统的方式之中,必须使思想认识深度契合现实主要矛盾和问题的新变化,深刻认识矛盾、把握问题脉搏,在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着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第三,坚持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基本原则。人的认识来源问题是哲学史上的一个核心问题,不同时代的思想理论家都期冀能对此作出回答。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坚持认为,人的认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头脑中主观固有的产物,而是立足于实践基础上的产物。人的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不是一个抽象思辨问题,而是一个现实实践问题。“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始终根植中国具体实践展开认识,既反对贬低理论的经验主义,也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理论创新,都不是在封闭的书斋中进行的概念演绎和抽象思辨,而是始终根植中国具体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其包含着如下逻辑环节:一是理论的实践化过程,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具体实际,在此基础上形成科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而指导中国实践胜利开展;二是实践的理论化过程,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现实丰富的实践经验进行系统化理论化总结,形成新的理论判断进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从总体上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首先是在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一方面,坚持实践创新在推进理论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推进基于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社会伟大变革力度之大、规模之广、深度之远前所未有,这为新时代推进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特色,内在预设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的特殊性。其中,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简单复制粘贴西方现代化模式,决定了我们必然会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方案,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拓展和推进必将深刻改写人类现代化的版图、对人类现代化理论作出重大的原创性贡献。这意味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既不能寄希望从经典作家那里得到现成可供直接使用的答案,也不能照搬照抄他国现代化方案,而必须牢牢扎根中国本土,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际经验出发展开理论总结和理论创新,实现现代化中国经验的学理化、系统化理论提升。另一方面,充分尊重理论的重要指导性意义,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理论是行动的先导,脱离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经验不可能自动转化为理论,必须依赖主体对其进行系统化理论化总结。善于从实践中及时系统总结实践经验并上升到理论高度,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这既是一种鲜明的理论自觉意识,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过程中所展现的理论自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更加复杂、更为艰巨,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出新的回答,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第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价值导向。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并不是漫无目的、随心所欲的过程,而是有着鲜明的价值所指。社会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而言,不外乎是为了推进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中蕴含着深刻的价值导向性。现实实践活动展开的过程,实际上关涉如何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其中,人始终处于实践活动的核心位置。是否满足人的主观需要,能否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衡量实践活动正确与否的重要价值标准。中国共产党牢牢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人民群众始终处于中国共产党实践的中心环节。人民群众不仅是实践的主体,更是实践的价值评判者。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是否正确,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思辨问题,而是一个现实可感的价值判断,人民群众是最终价值判断的主体,发挥着“阅卷人”的功能。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为中心集中标注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价值论层面发展的新高度。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意味着人民始终处于实践活动的中心环节。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少数人或少数集团的特殊利益,而是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努力奋斗。习近平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多元立体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具有总体性特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内容在内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也是多元复合的——共同富裕、“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从根本上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层次更高、类型更丰富的综合性需要。另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集中凸显了人民群众作为实践的价值主体地位。习近平强调:“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人民群众不仅是实践的主体,更是评判实践正确与否的价值主体。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价值意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正确处理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当代中国伟大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智慧之间的辩证关系,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注入了中国元素、中国色彩,作出了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原创性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既是从当代中国实践中走出来的,也是指导未来实践深入发展的重要方法论资源。
第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坚持“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直面治国理政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新挑战,不断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推动实践创新,进而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新时代伟大实践的历史方位作出综合锚定,不仅从民族复兴的历史谱系出发把握新时代的伟大实践,还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谱系以及人类现代化探索的历史谱系出发进行多元定位,从更加丰富、更加立体、更加多元的视角综合把握新时代伟大实践的历史坐标,进而更加全面系统地理解新时代伟大实践所具有的里程碑意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从多元立体视角把握新时代伟大实践,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继承和对新时代伟大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实践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例如,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知行合一”概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其用以阐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库中汲取实践智慧,运用传统实践智慧和养分推进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工作,将中华文明中的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使其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是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第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病理解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矛盾集中透视以及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进行深刻总结的产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结合新时代中国伟大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作出了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原创性贡献。比如,在理解当代中国实践的道路选择问题上,不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性出发加以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而且从更加深远的历史纵深出发、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出发把握中国道路的内在历史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中华文明内具的“中国特色”——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共同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选择一条符合自身实际道路的内在历史必然性。习近平指出:“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这意味着如果不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谱系出发,既不可能深刻理解过去之中国,更不可能理解今天之中国和未来之中国。从中华文明出发理解当代中国实践走向的历史必然性,为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因为在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传统认识中,社会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发挥决定性作用,文化等抽象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相对估量不足。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这意味着赋予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以新的理论内涵,使对实践内在历史必然性的理解超越了单纯政治经济的维度,上升到包括悠久历史文明在内的更深远的层次。引入文化因素拓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内涵,也是对实践主体——现实的人的能动性的高度弘扬,因为“第二个结合”深刻彰显了文化主体性,使我们能够在更加广阔的历史文化空间中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深的文化根基。
第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推进新时代伟大实践的理论指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从当代中国伟大实践中产生的,同时又不断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指导新的实践蓬勃开展。一方面,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科学诊断当代中国实践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矛盾。不能简单从孤立的书本或固化的结论出发理解当代中国,不能一切以经典作家的金科玉律为终极标准,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这既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充分尊重当代中国实践的生动性和变化性,实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有机互动和辩证统一。习近平强调,要“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这就是坚持守正和创新的有机统一,守正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在守正基础上的突破。另一方面,必须勇于推进理论创新,不断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必须与实践发展之间保持同频共振的关系。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导,必须时刻关注现实实践的深刻变动,保持敏锐的理论自觉,及时推进对现实实践经验的系统化理论化总结,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实践智慧的养分,使其聚变为指导中国伟大实践的新的理论优势。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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