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民主社会主义最近在美国出现了复苏的趋势。自伯尼·桑德斯在2016年第一次参加总统初选活动以来，在明确自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候选人中，一些人已当选为美国最高立法机构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还有数百人通过选举赢得了地方立法和行政机构的职位。名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简称DSA）的组织也不断发展壮大，其成员从2015年不到5000名发展到2021年超过9.5万名，如今在全美各州和大多数主要城市都建立了分支机构。更重要的是，以前被认为是激进的主张，如全民医保、免费高等教育和绿色新政，已经进入主流的公开辩论环节，并得到民主党内一些显赫人物的支持。
但可以确定的是，自2020年以来，这种政治势头至少已经渐趋减缓。桑德斯在2020年总统初选中失败，随后一个坚定的中间派政府上台，一方面，该政府试图吸收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受欢迎的一些观点，但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它的激进主张，这使得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失去了部分动力。“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的成员数量自2021年达到顶峰后，已略有减少；其最突出的政治人物，从桑德斯本人到来自纽约市的女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以及所谓的美国国会民主社会主义者“小分队”的其他成员，如今在主流媒体上的曝光率都比较低了。
即便如此，作为民主党内一个人数不多但颇具影响力的派别，民主社会主义在美国仍然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2022年中期选举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尽管没能占据很多新闻头条，但国会中的所有民主社会主义“小分队”成员都在其选区以绝对多数优势再次当选，而且还有几位新的民主社会主义候选人当选，这进一步壮大了“小分队”的力量。因此，现在可能是从优点和缺点两方面来考察、评估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性质与意识形态的好时机。
二、社会主义：经济权利、工人控制与中央计划
当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第一个构成性概念是社会主义概念本身。当被要求解释“社会主义”的含义时，该运动的参与者经常出人意料地提到一种已经成为当代美国政治话语重要内容的套话——“将人民置于利润之上”。例如，这正是桑德斯2016年和2020年两次总统竞选的口号之一。在正式表态支持桑德斯参与2020年竞选的推文中，“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也明确提到了这一点：“‘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很自豪地宣布支持参议员桑德斯竞选总统。我们正在组织一个大规模的运动，来与亿万富翁们展开较量，并实现一个将人民置于利润之上的社会。”随后，保罗·S.阿德勒在《99%的经济:民主社会主义如何克服资本主义的危机》一书中阐述了同样的套话：
资本主义是一个为利润而不是为人民或地球而生产的系统……如果我们要克服这个系统产生的危机，创造一种为了99%的人的经济，我们需要改变企业与政府对投资、产品和劳动作出决策的方式。这些决定需要以人民和地球的需求为指导，而不是仅仅考虑利润率。
然而，除了这种套话，对于“将人民置于利润之上”这一观点的实际含义，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共识。在为阐述其民主社会主义观念而发表的两次主要竞选演讲——分别是2015年在乔治城大学和2019年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演讲——中，桑德斯着重强调了“经济权利”这一概念，将其视为保障所有美国公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方式。他说道：“今天，我们的《权利法案》保障了美国人民享有许多受宪法保护的重要政治权利……现在，我们必须迈出下一步，保证我们国家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基本经济权利——获得高质量的医疗保健的权利，获得我们在社会中取得成功所需的教育的权利，获得赚取生计所需工资的好工作的权利，获得负担得起的住房的权利，获得有保障的退休生活的权利和获得清洁环境的权利……这就是我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
“经济权利”概念——它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政府应该依法保证提供某些基本物品和服务，无论是政府直接提供还是通过购买私人承包商的服务来提供——也被其他一些当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核心。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家达里克·汉密尔顿写道：“在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美国，公共政策应该使所有人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应该保护弱势人群不受贪婪的私人雇主的奴役，因为这些雇主一心想着创造利润，所以他们不停地剥削人类和地球。”对此，他补充说道：“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符合富兰克林·罗斯福《经济权利法案》精神的经济权利机制。”
有趣的是，桑德斯和汉密尔顿都把他们支持经济权利的主张表述为对罗斯福在1944年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的《经济权利法案》设想的实现。正如加里·多里安所指出的，这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使民主社会主义“美国化”的方式，其手段就是表明它能够“以个人自由主义的语言来表述”。然而，这种特定的民主社会主义设想在历史上最突出的先例肇始于北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全民福利制度。这就解释了桑德斯为何在公开演讲中反复以丹麦和瑞典为例。他经常说：“如果那些国家已经实现了这种设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美国、在这个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实现它？”这种定义方式最终模糊了美国式民主社会主义与欧洲式社会民主主义的区别。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相关争议尚未平息。虽然大多数当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都同意，欧洲式的福利国家将给美国目前已有的社会保障网带来重大改进，但许多人坚持认为，这仍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的要求。克里斯·梅萨诺指出，美国已经实施了若干旨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水平（包括为最不富裕的人提供基本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政府项目，然而，由此将其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是荒谬的。他写道：“我们始终需要针对国家的行为提出如下关键问题：国家是加强还是削弱了那些拥有资本的人的权力？它是加剧了我们对市场规律的屈从，还是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自由以摆脱其要求？”
巴斯卡尔·桑卡拉在其《社会主义宣言》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批判思路。其核心论点是，由于欧洲式社会民主主义没有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因而它仍然依赖一个致力于追求利润而不是全体人民利益的阶级。资产阶级利用它的社会力量来削弱任何通过特定经济部门的“去商品化”所取得的进步成果，有时甚至可能使之发生倒退；这正是桑卡拉所说的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利润率危机”以来在欧洲发生的事情。基于此，桑卡拉坚持主张，民主社会主义需要的不只是一个社会民主的福利国家，而是需要通过将生产资料转移给“工人自己”来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
上述观点在其《社会主义宣言》中是通过一种关于未来社会的历史性假设来阐述的，根据其假设，在桑德斯获胜后，美国将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这首先会在美国建立一个欧洲式的福利国家。在此背景下，桑卡拉写道：“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立法将规定工人应该控制他们的公司，他们不应该再领取工资，而是成为公司的真正利益相关者……现在，你和你的同事们将集体控制你们的公司……每个部门的工人都会选出代表参加按比例组成的工人委员会。”
其他一些当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也将民主社会主义构想为欧洲式社会民主主义的进一步演变。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很少有当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把完全国有化和中央计划经济设想为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在这一点上尤其态度坚定。2018年该组织在其网站上发表的题为《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民主社会主义者不希望建立一个全能的政府官僚机构……我们认为，社会和经济决策应该由受其影响最大的人作出。”同样，桑卡拉谨慎地指出，在他设想的生产资料工人所有制模式下，“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两个关键市场即传统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被取消了”，但是，“商品和服务市场仍然存在，原因是存在太多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方面的问题，导致不能取消这两个市场”。
然而，如果由此推论认为这种“双轨”经济模式在当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中不存在争议，则是错误的。关于社会主义与（至少是某些）市场的相容性，仍存在激烈的争议。例如，阿德勒认为，这种经济模式并没有真正废除“为了利润”而生产的逻辑。因此，他主张民主社会主义者必须努力“用对整个经济的民主管理来取代市场竞争”。他写道：“我们不能再把经济的发展方向交由变幻莫测的市场过程来决定，也不能依靠美联储等民主机构来调节这一过程……我们需要管理我们的经济，以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即人民的福祉和地球的可持续性。”
从前文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远没有达成共识。但这正是我一直想说的：不存在所有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参与者都认同的对社会主义的单一定义。相反，使这一运动凝聚在一起的恰恰是对这一概念的内涵的持续辩论，他们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涉及的大致范围包括，从欧洲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到部分或完全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生产资料工人所有制。
三、民主：是否需要民主党
当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第二个构成性概念是民主。
所有当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都同意，民主社会主义可以被理解为民主理想的“普遍化”和“激进化”。例如，约瑟夫·施瓦茨认为：“社会主义者拒绝认为资本主义民主是完全民主的……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反殖民运动证明，如果不平等的经济权力可以转化为政治权力，如果工人受到资本的支配，那么平等、自由和博爱的革命性民主目标就无法实现。”
关于民主的分歧始于如何将激进民主的理想付诸实践，更具体地说，始于如何处理迈卡·乌特雷赫特所描述的、美国激进分子几十年来争论不休的“经典困境”：他们是应该“在一个无可救药地采取妥协立场的民主党内进行斗争，以便对世界产生尽可能大的影响”，还是“放弃民主党，支持创建一个替代性政党，但是要冒着政治上完全被孤立的风险”。
鉴于桑德斯参与两次总统初选时的努力在宣传民主社会主义事业和振兴整个运动方面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功，当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最近倾向于采取更加妥协的联盟战略。为此，梅萨诺写道：“在桑德斯的竞选活动带来的催化作用显现之前，我更倾向于反对利用民主党路线的战术。但过去几年的政治发展已经有效地解决了如何对待民主党的问题（对我来说是如此）……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只要重要的初选活动继续存在并且产生影响，工人阶级的组织者就将继续利用这些初选活动。”多里安在评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近期的政治策略的演变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长期以来，“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一直说推动社会运动、对大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它的首要任务，而选举活动对一些人很重要，但对另一些人不重要，所以只能是排在第三位的任务。在桑德斯的竞选活动改变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之后，前述说法似乎已经过时了。该组织此后趋向于这样的观点：参加选举活动是必不可少的，但在美国的两党制暴政中，单独参加竞选是自取灭亡。
尽管如此，对于与民主党合作，或者至少在民主党内部展开工作，仍存在一系列不同的策略。例如，桑卡拉强调，需要继续进行“基层动员”，以便确保以民主党成员身份当选的进步候选人在就职后不会偏离其意识形态信念。贾里德·亚伯特和达斯汀·瓜斯泰拉的主张更加激进，他们提出要在民主党内培养“本党的代理人”，使其在民主党初选中明确支持社会主义候选人，并督促这些候选人忠诚于社会主义路线。一个更激进的策略被称为与民主党进行“肮脏的决裂”（dirty break），它实际上指的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在民主党内建立自主的组织能力，最终目标是一旦在选举中击败民主党的条件成熟，就通过创建一个独立的美国工人党来完全脱离民主党。
可以肯定的是，仍有一些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上述方式还不够激进。乔·埃维卡和安德鲁·瑟纳廷杰在《认真对待肮脏的决裂》一文中写道：“在‘肮脏的决裂’策略中仍存在一个缺口：从在民主党的选举名单上推出我们自己的候选人到建立一个新的政党，我们在两者之间的空档期必须做一些事情。”这个“缺失的环节”就是“肮脏的决裂”策略的批评者经常提到的“基础建设”，也就是说，“长期努力在工人阶级的某一部分中建立一支持久的后备支持力量”。
希望上述粗略的概述足以说明，在当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中，与民主党保持何种适当的战略关系仍然是一个争论激烈的问题。这也正是我想要提出的看法：虽然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达成广泛一致，认为致力于实现民主这一点本身是不需要讨论的，但由于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在选举中还只是获得少数人的支持，也由于美国两党选举制度的现实，对于如何在实践中协调社会主义与民主，仍然存在很大分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在当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内，关于民主概念的争论只是部分得到解决而已，不过，这种争论正好使美国社会主义运动能够将大量持有社会主义立场的人团结起来，他们持有的立场相对广泛，但仍在社会主义的界限之内。
四、阶级：从优先性到交叉性及其超越
当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三个构成性概念是阶级概念。与经验现实或者受到特别重视的革命性变革的主体相比，阶级在更根本的意义上被当作社会分析的认识框架。这意味着，大多数当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都承认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即当代美国社会分裂为资本家与工人这两个对立的阶级，两者之间的冲突影响到该社会及其政治领域的方方面面（尽管它可能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由此可见，要理解当代美国社会和政治，就必须研究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与自由主义的观点完全不同，后者认为社会是由众多具有特定利益的独立个体组成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最终目标必然是调和或者至少是平衡他们之间的关系。例如，最近一期的《雅各宾》杂志指出：
统治阶级有史以来耍的最大花招就是让世界相信并不存在什么统治者……企业并不仅仅是众多不断向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提出要求的“利益集团”中的一方。实际上，它的政治影响力比其他所有“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力的总和还要大……［因此］，社会主义者的最终目标必须是改变执政的阶级，而不仅仅是改变掌权的政党。
一旦我们更仔细地考察阶级概念的定义方式，就开始出现分歧了。在许多流行的说法中，例如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我们是99%”中，或者在桑德斯对“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的系统攻击中，阶级似乎是由收入或财富来定义的。这就意味着，某种形式的收入或财富再分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阶级结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中更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则认为，阶级最好根据一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的角色来定义。由此可见，改变美国的阶级结构需要改变支配这一过程的财产关系的本质。例如，尼尔·迈耶提出：
今天美国的特征不是自由和富足，而是剥削和压迫。极少数有权势的家庭靠着利润生活，而这些利润来自他们压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即工人阶级）的工资，使其过度劳动，让其上当受骗……民主社会主义者希望结束这一切。这需要废除资本主义剥削的根源，也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然而，还存在另一种与阶级的重要性和作用有关的、也许是更深层次的争议，它涉及阶级与社会划分和压迫的其他类型（最突出的是种族和性别）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阶级划分是决定特定社会的所有其他特征的“最根本的”特征，因此，应该优先于所有其他特征。另一种看法认为，种族和性别压迫不可还原为阶级压迫。
桑卡拉在其《社会主义宣言》中阐述了被称为“阶级优先”的立场。他写道：“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以阶级为基础的运动大面积失败后，各种范围更窄、旨在解决不公正问题、以身份为基础的斗争填补了其留下的空白。这些运动在文化和抗争领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改善了数百万人的生活。但其中取得的许多进展主要是成功地使我们的精英阶层多样化，而不是改善最受压迫者的生活……没有阶级政治作为基石，身份政治已经成为一种包容性的新自由主义议程，在其中个人的问题或许可以得到解决，但结构性的不平等却无法解决。”
与此不同，认为各种斗争“相互交叉”的立场在“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发布的一些官方文献中得到了最有力的阐述。该组织最近非常坚定地支持那种认为各种不同的反压迫斗争是“相互联系”的观点。例如，2016年该组织题为《抵抗的兴起》的纲领性文件指出：“虽然‘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认为经济剥削贯穿所有其他形式的压迫，但我们不认为种族、性别和其他形式的压迫可以还原为经济剥削……唯一能够有效抵抗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战略是将反种族主义运动、女权主义运动、LGBTQ运动、劳工运动、反残疾歧视运动、反年龄歧视运动以及其他运动联合起来。”
《雅各宾》杂志与维索出版社合作出版了题为《社会主义ABC》的论文集，进一步阐述了多种独立的反压迫斗争之间“相互联系”的观点，这证明该观点在整个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中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例如，在该书专门讨论种族问题的一章中，基安加-亚马赫塔·泰勒写道：“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与争取经济平等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但种族主义并不仅仅表现在经济问题上。反种族主义的斗争也是为了应对黑人社区所经历的社会危机，包括反对种族形象定性、警察暴力以及住房、医疗保健和教育不平等的斗争。”同样，尼科尔·阿朔夫在其讨论女权主义问题的文章中认为，激进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相同的，即为所有人争取正义和平等，而不仅仅为妇女争取平等机会，或仅仅为妇女在不公正的制度中争取平等的参与权。
尽管认为多种独立的反压迫斗争之间“相互联系”的观点日益受到关注，但也应注意到，当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在挑战“阶级优先”范式方面并不仅仅止步于此。在该运动的一些支持者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将阶级和其他所谓的“身份政治”问题的优先次序完全颠倒了过来。例如，智库“进步数据”（Data for Progress）的联合创始人肖恩·麦克尔威敦促民主社会主义者“忘记支持特朗普的选民”，理由是“比起接纳那些因为被通用汽车公司抢走工作而生气的人并让他们理解社会主义，我更加能够接纳那些密切关注父权制的人……并让他们理解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是如何勾结在一起的”。
由此可以看出，尽管阶级概念在名义上处于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心，但当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赋予阶级的作用和重要性存在很大的差异。另一个存在激烈争论的领域涉及阶级政治与环保主义之间的关系。正如马特·胡贝尔在其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这两者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相互矛盾的。例如，自称为主张“去增长”的共产主义者布厄·鲁伯纳谈到了“劳工与化石能源资本的勾结”，他认为工人阶级参与了一种“帝国式的生活模式”，而为了“消灭化石能源资本”，他们必须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同样，对于研究去增长的学者詹森·西克尔及其合作者来说，真正的阶级斗争不是发生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而是不同区域即北方与南方之间。他们认为，富国对资源的“帝国式占有……远远超过平等的和生态可持续的水平”，而“工人阶级则是他们这种行径的同谋”。
最近，一种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与环保主义的政治任务是互补的。例如，内奥米·克莱因认为，虽然“社会主义不一定是生态的……但是一种新式的民主生态社会主义似乎是人类为了实现集体生存所能做的最佳尝试，这种民主生态社会主义谦虚地向土著人学习对后代负有责任、所有生命是相互联系的此类教义”。在此基础上，克莱因提出了支持“绿色新政”的理由：
我们大多数人受到的训练使我们无法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的和历史的分析，并将我们的系统产生的几乎所有危机——从经济不平等到对妇女的暴力、白人至上主义和生态崩溃——划分为壁垒森严的孤岛……然而，现在绿色新政已经出台，我们所有支持绿色新政的人都有责任来帮助说明这重重危机是如何密不可分的，并且只有通过社会和经济的整体转型才能克服这些危机。
尽管这种对绿色新政的呼吁在整个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但也应注意到，这种方法也有其反对者。多里安在《美国民主社会主义》一书中指出：“绿色新政是从智库的立场提出的，并迅速遭到了美国劳联—产联能源委员会的非难，该委员会指责绿色新政将‘对我们数百万成员及其家庭造成直接伤害’。”
就像阶级、种族和性别之间的优先次序一样，阶级政治与环保主义之间的关系在当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中也被证明是存在很大争议的。虽然人们普遍认为阶级概念为社会分析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但关于阶级本身应该意味着什么以及它与其他形式的压迫和政治斗争的关系，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意见分歧。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当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关于阶级这一构成性概念的争论也最好被理解为只是部分地得到了解决。
五、革命：从乌托邦主义到选票至上主义和非改良主义的改良
当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第四个构成性概念是革命。与我们迄今为止讨论过的其他三个概念相比，尽管革命具有持久的象征意义，但这个概念被赋予的意义也许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当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通常首先要澄清他们所说的革命不是指什么。也就是说，呼吁革命并不一定意味着想用暴力夺取国家权力，然后自上而下地改造社会秩序。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对民主的原则性拥护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承诺使用法律和多数决原则来实现其政治目的。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并不被认为与改良主义不相容。为此，梅萨诺在最近的文章中写道：
源自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传统的政治潮流已经衰竭。它们无法摆脱自己不断衰弱的边缘状态，因为它们的战略方向与发达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社会状况根本不相容……在这一点上应该很清楚，对于美国社会主义而言，唯一可行的政治战略取向就是拉尔夫·密利本德所说的左翼改良主义。
除了这种革命与改良主义的调和，大多数当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在使用革命概念时，本质上似乎指向一种与当前（资本主义）秩序根本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这种不容否认的乌托邦维度得到了该运动的许多最杰出的支持者的认可。例如，阿德勒在《99%的经济:民主社会主义如何克服资本主义的危机》一书开篇就说道：“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有一种不可避免的乌托邦性质，但这不应该阻止我们前进。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要有勇气相信，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因此，我所提供的民主社会主义蓝图是奥斯卡·王尔德所提出的积极意义上的乌托邦，即‘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根本不值一顾，因为它遗漏了一个人类一直试图登陆的国家。而在人类登陆这个国家后，极目远眺，看到了一个比这里更好的国家，于是又开始从此地扬帆启航。进步就是乌托邦的实现’。”
尽管这些对乌托邦的呼吁可能很感人，但却掩盖了人们在什么才是实现乌托邦的最佳手段方面存在的重大分歧。对桑德斯来说，“政治革命”最终归结为赢得选举和实施其政策议程。他在《政治革命指南》一书中写道：“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把最低工资提高到生活工资，我们要保证妇女同工同酬，我们要与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保证带薪事假和病假……但这不是我桑德斯说的，而是一次又一次民意调查显示的美国人民想要的东西……这种势头必须继续下去，并发展壮大。这是你的国家。请帮助我们夺回它。请加入政治革命。”
桑卡拉和《雅各宾》杂志的其他多位撰稿人曾试图通过紧跟安德列·高兹的“非改良主义的改良”这一概念，赋予这种由政策驱动的革命概念以更多影响力。桑卡拉本人对“非改良主义的改良”所作的定义是，这种改良“不仅会在短期内对工人有利，而且可以使他们有能力赢得实施改良所导致的战斗”。马克·恩格勒和保罗·恩格勒的观点更加激进。他们认为：“满足要求的方式与要求本身一样重要。例如，通过激烈的罢工争取到每小时1美元的加薪，与雇主或政府官员任意宣布的加薪是非常不同的。”
恩格勒他们的观点倾向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革命概念，即革命不是一套要实现的政策目标，而是一个向工人阶级赋能的过程。这种革命概念也体现在当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许多文献中。例如，“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在《抵抗的兴起》这一纲领性文件中坚持认为：“本组织在发动进步社会运动中发挥的作用对我们的工作至关重要；无论我们作为一个组织从这项工作中获得何种收益，这一工作本身就是目的……通过开展联盟工作和社区组织，我们学到了宝贵的组织技能，发现了大量的方法来改进我们的工作。”与桑德斯的由政策驱动的革命概念形成鲜明对比，这里讲的“革命”似乎主要是从自我转变和社区建设方面来定义的。
另一个重要的分歧与设想中的革命的时间有关。革命与改良主义并不矛盾这一假设本身就意味着对渐进主义的认可。然而，在达到最终理想目标所需的时间上，仍有可能发生争论。桑卡拉坚持认为，“我们必须迅速从社会民主主义转向民主社会主义”，理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妥协是内在不稳定的，因此，面对这种不稳定，我们需要提出一条前进而不是退缩的道路”。当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许多其他纲领性文件则表达出一种更加根深蒂固的信念，即实现运动的革命目标必然需要很长的时间。这表现为他们一再对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进行区分。例如，2018年“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在题为《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献中指出：“在短期内，我们无法消灭私营企业，但我们可以将它们置于更加民主的控制之下。”随后，它补充说道：“虽然社会主义的长期目标是消灭除了最令人愉快的劳动之外的所有劳动，但我们承认，枯燥的工作将长期存在。”
上文足以说明，尽管经常诉诸革命概念，但当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所认为的革命含义变化多端。其共同点似乎是遵循渐进式改良主义，以及以一种根本不同的（即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作为其乌托邦目标。除此之外，他们在如下问题上依然存在着明显分歧：是通过实施一整套重大的政策改革，还是通过更加分散的组织社区和提高意识的过程来实现革命；革命应该在几年还是几代人的时间里发生。在这个意义上，就像社会主义、民主和阶级的概念一样，在当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内，有关革命概念的争论也没有完全平息。
六、结论
本文研究了当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赋予社会主义、民主、阶级和革命这四个基本概念的意义。上文已经表明，尽管他们在宽泛的层面上对于每一种概念都有着一致的看法，但一旦对这些概念进行更加具体的阐释，就会出现重大分歧。因此，与其说这些概念确定了政治发展的方向，不如说它们只是为一系列正在进行的、相互关联的政治辩论划定了界限。我认为，今天在美国作为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就是要参与这些辩论，但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层面，都不必假定这些争论会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
最后，也许值得简要地思考一下，本文的分析如何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这一政治力量的当前状况和未来前景。亚当·普沃斯基在其关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选举命运的开创性研究中已经指出，这一派政治团体在历史上一直受困于其内部张力。由于它们的核心选民基础是产业工人阶级，而产业工人很难代表选民中的绝对多数，因此，为了获得政治权力，这些政党经常努力想要吸引工人阶级以外的选民。然而，这也迫使它们淡化其意识形态思想中的实质内容，结果不仅弱化了它们的终极政治目标，而且最终也损害了其核心选民基础。
这种长期存在的困境最近又因两个新的因素变得更加复杂。首先，产业工人阶级的总体规模和凝聚力在下降，这迫使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和运动去依靠并团结越来越异质化和无组织的社会选民。其次，冷战的结束扩大了人们获得政治权力的渠道，这些政党和运动为了应对大量的内部分歧和矛盾，被迫提出各种具体的政治纲领和政策方案，而其内部异质化的选民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必然会对这些纲领和方案感到不满。
由于这些深层次的压力，我们可以说，当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正在其政治意识形态中有效地转移这种内部张力。这或许有助于解释当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优势和劣势。其政治意识形态中的民粹主义因素是其能够在传统上人数非常少的美国工人阶级选民之外具有吸引力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随着民粹主义而来的立场上的模糊性也使得该运动难以凝聚起真正的力量，而只能是一个由不同的政治行为者组成的松散联盟，他们在类似的意识形态构想的引领下，追求着各自不同的政治目标。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内部张力是选举制度中所有竞争权力的政治力量都必须面对的。然而，正如普沃斯基所指出的，对于那些旨在调和社会主义与民主的政党来说，这种压力尤其迫切，因为这至少需要有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雄心壮志。普沃斯基还表示，只有通过艰苦的组织工作，才有可能真正克服这种张力，这种组织工作的目的是使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得到明确表达并使其协调一致，以便在社会内部而不只是在意识形态的话语层面，形成一个更加稳定和具有凝聚力的政治选民群体。
当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否有能力和毅力来完成这项艰苦的工作，还有待观察。但我们已经可以从本文的分析中得出初步结论：“左翼民粹主义”只有摆脱其目前的民粹主义因素（这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才能真正受到欢迎。
（作者卡罗·因弗尼兹·阿塞蒂［Carlo Invernizzi Accetti］：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译者牛政科：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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