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类型与发展动力
（一）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类型
1. 赛博共产主义
“赛博共产主义”是维森特·莫雷诺·卡萨、考克肖特等提出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也称作“赛博社会主义”“网络社会主义”。“赛博共产主义”旨在用现代网络、数字技术武装社会主义的市场决策体系来实现经济有效运行的“共产主义”社会。“赛博共产主义”是数字技术与后资本主义社会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数字化时代市场社会主义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赛博共产主义”有两个方面的突出特征：第一，以当前高性能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为手段，实现劳动时间及其他市场要素等方面的理性计算，促进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的经济资源有效、实时分配；第二，个人选择自己的消费偏好和民主的集体决策，解决社会中使用知识的复杂性问题。
2. 数字社会主义
20世纪末期，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其用户群体不断增加，互联网与生产、流通、消费的结合也愈加紧密。21世纪以来，依托互联网技术的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类型。通过网络传递的信息与数据流，嵌入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凯文·凯利的“数字社会主义”以独到的视角诠释了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中出现的社会主义因素以及在此基础上未来社会的共产主义走向。他把“数字社会主义”理解为互联网每一个角落所充斥的“分享、合作、协作、开放、免费定价和透明”的“社会主义力量”。因此，“数字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主义思维考察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中社会关系的微妙变化和发展动向，其核心要素在于数字时代的数据信息生产、分配中的共有与共享。
3. 交往社会主义
交往社会主义是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迪米特里斯·布卡斯等左翼理论家提出的基于互联网技术发展的社会主义类型。交往社会主义认为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体现出团结、尊重的价值观以及尊重多样性的公共服务媒体和社群媒体，也存在着体现出有别于资本逻辑并与之相对立的媒体和文化形式。可见，交往社会主义描述的是一个建立在数字技术之上，实现自主生产、休闲和社会参与的、未来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样态。
（二）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动力
1. 传统社会主义改造
20世纪，维也纳学派反对社会主义的焦点在于他们否认计划经济的可行性，认为社会主义试图通过计划指标、数据建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缺乏可能性和科学性。维也纳学派哈耶克、米尔斯等学者把20世纪的量化计算的算力不足和市场复杂性结合起来，倡导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价格体系的合理性。正因此，反对此观点的左翼学者弗雷德·泰勒、阿巴·勒纳和奥斯卡·兰格在与右翼理论的争论中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20世纪中后期，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左翼学者再次以数字化时代信息技术进步的信心，把计算机算力水平提升运用于论证劳动量计算的可行性中，提出了赛博共产主义观点。前苏联计划经济是以计划经济实现共产主义的第一次尝试，但右翼学者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并未促进苏联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也未推动赛博共产主义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下进行大胆尝试。保罗·考克肖特认为前苏联没有把计算机技术与计划经济有效结合，导致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停滞，以及与赛博共产主义的失之交臂，并且坚信计划经济的计算机化在新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出现的时候，会迈向赛博共产主义的全新阶段。另外，20世纪70年代初期，阿连德政府推行国有化过程中，借助刚刚兴起的计算机技术和斯塔福德·比尔的控制论，推出“Cybersyn”方案，利用复杂系统的开创性控制论模型来运行国民经济。智利的“市场社会主义”实践是赛博共产主义的又一次重要尝试。两次用计算机技术发展推动社会主义的尝试都无果而终，但对赛博共产主义理论的思考并未就此停滞。
2. 当代资本主义批判
21世纪数字技术变革中，资本主义不仅未改变不断经历各种危机的宿命，还在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基础上，强化“民主”“自由”这一普世价值观，并试图通过塑造资本主义制度的它者，推行“背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转移资本主义国家内在矛盾。为维系政治、文化、经济、军事霸权和产业链优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惜制造地区武装冲突，人为增加核战争的风险。迈克尔·罗伯茨称，资本主义在21世纪正在为自己制造的新矛盾，威胁到一个健康的地球的存在。正是对资本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的审视与批判，国际左翼学者尝试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反思资本主义的制度替代题。由于西方学者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不完全认同，因此他们试图寻找不同于20世纪传统社会主义中央集权模式，也不同于市场自由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可替代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主义。于是，参与式民主被融入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实践中。当然，对左翼参与式民主也存在着质疑的声音。这些疑虑往往集中于对新型社会主义参与式民主的决策效率的不信任，如B·盖伊·彼得斯提出，参与式民主的决策很不容易也不可能很快做出，且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资源。
右翼对参与式民主的怀疑，一方面来自于对社会主义本身的不信任，另一方面是缺乏对参与式民主实现路径的有效思考。当代左翼学者努力在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与众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恰逢此时数字技术的进步为其打开思维空间提供了有价值的物质条件。数字化时代西方左翼学者坚持参与制民主决策对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也试图从数字化的技术进步探寻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智利“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家哈内克借助于查维斯的执政经验，主张建立型社区委员会为基础的决策单位，即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和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分别组建150至400个、50到100个家庭构成的社区与社区委员会，以实现带有社会主义性质、去中心化、分散的参与制决策体系。考克肖特则在赛博共产主义的范式中，从数字化的技术路线，考察了社会主义集中决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3. 数字剥削的批判
20世纪末21世纪初，网络的普及、数字技术的运用，给人们的思想领域带来极大震荡。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丹·席勒以数字资本主义理论范式为理论工具，反对比尔盖茨提出的“没有摩擦的社会”观点，较早地预见到数字社会必然形成新的社会不平等的局面。丹·席勒在数字时代开启时便提出自己对数字时代的担忧。他认为，网络公司承载着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功能，而它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如果说数字技术发展必然造成社会的不平等还只是预言，当代数字资本的剥削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数字平台资本可以利用数字基础设施的垄断攫取大量利润，如亚马逊(Amazon)老板杰夫·贝佐斯( JeffBez os)的净资产在疫情暴发的头几个月里增加了438亿美元；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劳动而加入到数字平台和网络社区中的包括客户在内的劳动力群体，他们通过自己的力量和劳动付出为平台资本家提供了大量无偿的价值和流量，他们的劳动产品变成数字世界中的商品，他们原本以社交为目的的交流，变成网络世界的数据流量。而且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剥削形式和隐秘性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在工业资本主义中，资本家通过直接雇佣劳动力的方式剥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数字化时代，数字劳动的特殊性往往把数字经济中的剥削现象及其性质掩藏于网络社区的娱乐、赠与活动中。西方主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数字化时代，资本剥削的两种不同情形，并进行了针对性的探讨。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等学者努力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劳动概念，来对数字化时代的人类活动进行界定与区分。他试图用“劳动”（La bour）和“工作”（Work）的差异性来分析数字劳动性质和背后的剥削逻辑[5]。安德里亚·法吉奥里以数字劳动中的“剥夺”与“剥削”双重逻辑为理论分析的概念工具，主张对数据进行民主管理而进行自下而上的政治斗争。詹姆斯·穆尔顿在对平台经济的剥削进行评价时指出，数字化时代资本的“这种剥削与新的社会技术系统相结合，这些系统捕捉和控制社区本身的纽带，并从中提取信息资源” 。也正是对数字化时代工人劳动、剥削等问题的探讨，为数字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动力。在数字社会主义的各种争论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争取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愿景，愈发以清晰的理论主张呈现出来。
二、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特征
数字化时代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物质生活条件支持与思考空间。数字社会主义在科技革命的背景下，把数字化形成的社会变革融入到新的理论范式中。由于数字化技术在生产与生活空间中覆盖面的限制，数字社会主义在当下呈现独特时代特性。
（一）理论主题：聚焦性与多元性
数字社会主义作为数字化时代产生的社会思潮，聚焦于数字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型社会关系。马克思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2]数字时代新的生产力改变了生产方式，同时改变了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数字革命背景下，互联网、网络平台、数字商品生产等数字经济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类型。数字资本的控制者、数据产品的拥有者形成了数字时代的资本家；相应地，数字劳动者、数字流量的提供者在资本逻辑中以“数字无产阶级”的主体身份存在。数字时代的数字资产阶级与数字无产阶级之间的数字化生产关系是考量数字社会主义性质的关键，及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架构的焦点。
西方左翼的数字社会主义聚焦于当前数字化生产关系，但又不局限于此。围绕着数字化的生产关系，出现了多样态的数字社会主义类型。凯文·凯利的“数字社会主义”强调了网络数字空间中出现了新的具有公共性的社会关系；威斯敏斯特大学的迪米特里斯·布卡斯和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等从互联网的数据生产和信息交往提出了“交往社会主义”命题；考克肖特把现代数字技术运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论证数字化时代共产主义计划生产的可行性，并提出了“赛博共产主义”理论；詹姆斯·穆尔顿的“平台社会主义”试图在数字资本主义物质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对平台私有制的制度改造。一系列的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类型呈现出对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制度替代的理论思考。
（二）理论发展：进路清晰、观点多样
尽管数字社会主义存在多样化的类型和复杂的概念表达，但究其背后的发展路径，无外乎呈现出对当前 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新社会关系类型的三种判断：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和逻辑判断。三种判断共同形成并呈现着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生成的路径。不过，三种理论生成路径中也存在着许多相区别的观点。
第一，事实判断。数字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属性立足于对当前资本主义制度背景下数字化社会关系的判断，即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是否具有产生去私有化公共产品和非资本主义网络社区的属性，及公众是否能免费获得和使用这些网络社区中的劳动产品。不可否认，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指向为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由于科技发展不断降低了物质复制的成本[4]，数字技术更是将信息产品的复制与传播成本降低至趋于零，所以凯文 ·凯利认为数字时代网络资源和数字产品可以免费共享，至少数字产品已具有了免费共享的物质条件。人们日常生活中分享生活经验，传播日常生活知识等数据信息，都能在网络上免费获得、传播。因 此，“数字社会主义”认为网络建构起具有公共性社群，形成了公共资源的共享事实，即在网络社区已建立起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关系。不过，凯利“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却潜藏着重大的判断误区。仅就其狭义“数字社会主义”而言，它只是对数字化时代出现的新型社会关系现象予以事实性的陈述，而非建构性的表达，忽略了理论架构的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制度基础。凯利所指称的网络世界中的“产品”更多属于网络世界中的交往和娱乐活动的范畴。因此，西方学者中存在着与凯利截然不同的观点，如理查德 ·斯普拉格否认凯利的观点，认为“数字社会主义”参加者是无数独立、自由的行动者，他们仅是以个人自我激励行为构建起网络社区，所以凯利“数字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旧式的、去中心化的、哈耶克式的资本主义”。
第二，价值判断。数字社会主义对网络社区的社会主义因素分析时，提出了对克服私有制后的劳动者劳动状态的价值判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 的积极的扬弃”，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已不是生存所迫的异化劳动，而是人类生活的需要。数字社会主义发现数字化时代劳动者劳动状态表现出“自由”“自主”的价值属性，数字化时代的劳动者劳动的结合方式及生产单位存在着个体化、分散化现象，且建立在现代物流基础上的网络中介使生产单位的物理空间被任意扩大，“物的依赖性”中“物”不仅仅是商品，而是商品抑或产品与网络组合。因此生产者可按照自身兴趣和技能相对独立地进 行“自主生产”，从而使“扬弃”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成为可能。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学者甚至还认为其民主自由市场所提供的快速适应、不断创新和自我生产远远超越工业时代的自上而下的传统社会主义。不过，数字劳动的乐观主义者存在着把劳动方式与社会生产的制度形态脱钩的情形，忽略了资本主义的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特性。对数字社会主义价值判断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如福奇斯等则是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数字劳动中人的异化情况，提出了数字劳动依旧存在着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产品、对象、工具等异化情形。
第三，逻辑判断。从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性视角来看，数字社会主义指向资本主义未来，表达了新的社会关系与制度形态可能发生的转变。作为理论思潮的数字社会主义不能只是理论的“罗格 斯”，而更应成为“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趋势而言，数字社会主义不仅着眼于现实，更需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变革、运动，即数字社会主义理论需要变成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把现实的偶然现象转变为历史的必然趋势。在理论向现实转变的必然逻辑中，西方左翼存在着自发论和自觉论两种判断。自发论观点热衷于对现实存在社会主义因素盲目自信，因此对资本主义缺乏批判精神，从而缺乏对资本主义制度替代过程中实践路径等问题的思考。理查德 ·巴布鲁克试图塑造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也完全不同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赛博共产主义。他认为共同塑造美国赛博共产主义的主体包括右翼在内的群体是“自发地采用了更愉快、更有效的合作方式”。巴布鲁克从美国的数字网络科技发展评价其社会变革，直接指明未来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自发性。自发性观点否认数字社会主义是通过暴力质变的方式进行，按照巴布鲁克的观点，美国人没有破坏市场经济，而是以自发的方式缓慢地去取代资本主义。与此不同，数字社会主义变革的自觉论观点为更多的西方左翼学者所接受。他们把数字社会主义理解为建构性历史活动过程，因此属于需主体积极介入的自觉的社会制度体系改造活动。如叶夫根尼 ·莫罗佐夫对市场化反馈系统公共化变革、平台经济中推行平台合作主义与“新市政主义”运动等经济方案，反映出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是有意识地推行社会公共性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未来数字社会主义。
（三）理论实践：可能性与制约性
数字社会主义变革的自觉论观点反映出数字社会主义的建构性特征，即它不仅指向未来，还在现实的物质条件中寻找变革因素以构建未来。丹 ·席勒曾从数字化的资本主义物质基础预判过：互联网不是人类新建的更自由、美好、民主的另类天地。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思潮生长的土壤是数字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现实基础必然对数字社会主义的实现造成掣肘，制约着数字社会主义发展进路，具体体现为：
其一，数字社会主义生成的源头是资本主义网络文化领域。数字化技术变革涉及资本主义体系的方方面面，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以及它们形成的叠加空间。尽管赛博共产主义以生产关系中的计划体制问题为主线，但它对未来社会的预判却带有浓厚的价值评判色彩。而狭义的“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和交往社会主义所发掘的社会主义因素，更是局限于数字化资本主义中的文化领域，并由此形成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判断。平台社会主义属于数字社会主义理论中较为激进，也比较现实的理论范畴，它建构于平台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对经济领域中如数字劳动、网络平台的公共性建设等方面有明确指向，但对资本主义的平台所有制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批判较为温和。其他数字社会主义理论论争主要集中于数字劳动、产品分配、网络交往等方面，至于进行政治变革则鲜有论述。
其二，从制度替代的历史视角而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主张社会主义革命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体系进行彻底地改造，必须破坏现行社会关系，打破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经历真正地革命方能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数字社会主义从理论发展成为现实的实践活动，须打破数字化时代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用数字化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目前的数字社会主义思想，阐发了未来社会主义可能，还没有能塑造网民革命热忱，没能把数字劳动者塑造成为真正的、 可以变革社会物质力量的数字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数字社会主义则更多地体现在左翼力量利用网络平台在社会运动中进行动员活动，其可发挥的历史变革效应较为有限。
三、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抗争
数字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数字科技发展引起社会关系变化产生的社会思想理论。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既包含对资本主义发展状态的描述，也蕴含着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经济类型的批判与反思，表达出用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制度替代的渴望，以及对资本逻辑、自由主义向数字生产、网络社区殖民的反抗。数字社会主义以前瞻性的理论视角，在反抗资本主义的同时，表明其历史暂时性的必然趋势。
（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
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数字的物化形式维系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使阶级对立和剥削更加隐蔽。福克斯把数字时代的文化和媒体劳动表现出的新物化形式理解为：“通过培养创造力和自主劳动，营造一种非异化劳动的氛围，进而转移人们对如下事实的关注，即此类劳动通常是极其没有保障和不稳定的。”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通过劳动对象的数字产品商品化、劳动方式的数字生产娱乐化、数字社会交往的流量化等形式表现出来。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尝试进行各种努力，战胜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如：恢复被资本主义商品化的数字劳动，把被殖民的数字劳动成果转变成数字无产阶级可共享的产品，塑造社会主义公共性数字领域；数字劳动中以无意识、娱乐性的异化形式，在数字社会主义未来发展中可能演变为有共同目标的、自主的并行生产。数字社会主义试图突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控制，拯救被卷入互联网众包的劳动力大军，促进他们作为服务于资本，为其提供流量的粉丝等无偿的价值贡献者身份的意识觉醒。
（二）资本主义掠夺性
尽管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捕捉到了发生在数字化时代的新型社会关系，但它无法杜绝也不可否认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通过数字产品的资本化，以低廉或无偿的方式占有数字劳动创造的价值这一基本事实。数字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交媒体、网络平台的用户是从事社交活动的且具有创造性的、活跃的数字信息生产者。他们生产活动的主要类型是参与分享、制作网络信息数据和构建数字时代的网络文化，并在这些工作活动中创造社会使用价值。克里斯蒂安 ·福克斯、塞巴斯蒂安 ·塞维尼亚尼指出，在使用定向广告的企业社交媒体上，数字劳动是数字化商品的价值来源。但是数字劳动者创造的数据商品所带来价值并不归属于数字劳动者所有，而是为平台资本家所占有并为其创造利润。正因为如此，福克斯等学者提出，规避互联网危机和剥削经济的唯一选择是退出数字劳动，克服异化，用公共性逻辑取代资本逻辑，将数字劳动转变为有趣的数字工作。同时，福克斯、莫拉左夫等数字社会主义者主张通过变革数字基础设施，促进数字生产过程公共化等手段，克服资本对互联网公共领域的殖民，反抗资本主义的掠夺性。
（三）资本逻辑的制约性
如前文所述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价值具有实现可能性与现实制约性的双重维度。资本主义对数字社会主义实践进路的制约，折射出数字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和对资本逻辑的反抗。针对数字化时代资本对可能存在或将会塑造起来的公共性领域的殖民，数字社会主义理论试图从两个方面进行反抗：第一，从数字产品的所有权和数字化时代网络社会的治理民主化入手，反抗资本对生活空间的普遍入侵，还数字产品于网民，促进数字产品的共享。詹姆斯 ·穆尔登提倡数据拥有型的民主，主张公民掌控数字化服务，参与数字治理以实现共同利益的构想。第二，强调反对以利润导向和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私有化的资本逻辑及其根基。叶夫根尼 ·莫罗佐夫的主张最具代表性。他提出左翼应夺取对“反馈机制”的控制权。另外，他认为在无法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替代的时候，把斗争重点放在培育多样化的社会协调方式上。此外，迪米特里斯·布卡斯提出反抗数字平台对数字劳动、产品分配、数据权力的垄断，认为这种垄断对数字公共性造成了伤害，其主要表现为私人反馈基础设施对数字时代工作、生产和休闲等行为的操纵和主体性殖民方面。由此可见，叶夫根尼·莫罗佐夫、迪米特里斯 ·布卡斯等学者尝试建立具有社会主义公共性的数字基础设施，以反抗资本主义资本逻辑。这些抗争已经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四、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与局限
（ 一）对社会主义的前瞻性思考
21世纪以来，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发展彰显出生产力水平的突飞猛进，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网络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变化也奠定了数字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基础。西方左翼学者敏锐地觉察到数字化时代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社会关系变化，并用社会主义的理论范式寻求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替代，指明了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数字社会主义将网络社区视为社会变革的一个具有引领性的领域，并探讨了在这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特殊场域进行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数字社会主义从变革的方向和实现路径等方面给出极具前瞻性的思考，为世界进步力量推动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指引。
（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价值
数字社会主义根植于资本主义的土壤。在自由主义和资本逻辑双重侵蚀下，数字社会主义无法将历史的进步效应与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统一起来。但是数字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历史替代的理论思考，在指出未来历史方向的同时，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冲突的反思。数字社会主义以“共享”“公共性”等价值体系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与资本逻辑对数字生产及网络社区的侵蚀；用“免费”“礼物”经济控诉资本主义商品对网络世界的殖民化，即把数字劳动者创造的产品变为商品，同时控诉该商品价值由数字资本家占有的现实；用“自由”“自主”等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劳动观念批判资本主义对数字劳动的意识形态掌控及造成新异化的情形，让数字用户沦为无阶级意识的数字无产阶级。总之，数字社会主义在诉说美好未来发展可能性的同时， 创造出极大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价值，并促使其成为资本主义自身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让资本主义“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三）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局限
数字社会主义是数字化时代的理论成果，其历史进步意义不言而喻。数字社会主义如何从理论思考转 化为历史前进动力，又如何有效地融入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成为变革资本主义的蓝本，尚存在难以跨越的沟壑。列宁曾把资本主义走向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理解为历史的“向前发展”，并提出要“向前发展”就 “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走别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不肯定无产阶级运动在替代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作用。数字社会主义理论革命精神体现在：一方面主张重新塑造去资本化的网络社区，另一方面试图改造资本主义的数字基础设施来实现社会主义。就后者而言，它忽略了如何培育数字化时代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激发阶级抗争的参与意识，来发起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因此，数字社会主义内在丰富的革命精神更多地圈囿于理论的狭隘空间。
（作者简介：李泉，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昆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杜敏，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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