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际演化与强势发展有所减缓，难以再涌现与前辈杰出史家相提并论的追随者和继承者。不过，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系统构建的主题视域、核心意识和史观取向，仍是当代国际史学思潮的重要议题及后续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标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核心观念及学术思想，仍然受到整个国际学界，特别是英国学界的重视。本文聚焦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对前辈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继承与发展，尤其关注英国马克思主义新劳工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的创新成就，从史学观念建构与实践路径的角度，阐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情境和新取向。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情境
从英国社会的历史时代与思想语境的关系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的学术演进及基本趋势，表现为两代马克思主义史家共同创造的史学思想嬗变和学派迭代传承。在坚守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通过丰富多元的著史实践，系统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的多重历史认识，由此衍生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的多维形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与实证主义解释学在西方学界的衰微，马克思主义理论遭受严重挑战。即便如此，英国学界依然出版了大量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历史著作，这在国际史坛中是少见的。这些著作或从理论上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辩护，或在学科实践中拓展其研究领域，大多从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与思想谱系的演进上，考察与肯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史学范式的学术功用和理论价值，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发展。其中，最著名者当属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英国共产党活动家威利·汤普森，他长期担任英国“共产党史家小组”后继组织“社会主义历史协会”的主席，坚持唯物史观立场，致力于有关共产主义与社会运动研究、后现代主义挑战与历史学转向问题。此外，利兹大学早期法国研究者、马克思主义史家大卫·帕克，探讨了法国绝对主义向现代性社会的过渡问题，他以编撰《意识形态、绝对主义与英国革命：英国共产主义史家论辩，1940—1956年》闻名于世。苏格兰马克思主义史家尼尔·戴维森的系列著作,则针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史学解释，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当代意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保留其历史形象的同时，应具备适应社会思想演变的潜力。
实际上，英国学界在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与史学理论方面的著述也颇为丰硕。比如，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格雷戈里·克莱斯聚焦社会主义分析、乌托邦主义和反乌托邦研究，探寻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理论价值与史学意义。剑桥大学沃尔森学院戈兰·瑟伯恩在回顾20世纪马克思主义历程的基础上，展望其对21世纪激进思想的影响，强调了在哲学、社会学和政治领域的左派知识分子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变。纽卡斯尔大学马特·佩里从马克思主义形成到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史观演进中，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巨大影响。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代际传承中依然具有重要价值和地位，恰如维克多·基尔南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坚实）价值在于它的历史理论、政治理论、经济理论或艺术理论，只要它还没有实现，就一直是一种心理和伦理的承诺。”21世纪以来，英国学者安东尼·卡拉什尼科夫再次探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史学领域的理论贡献与实践价值，肯定英国学派对20世纪历史学发展的里程碑意义。
在西方学界，众多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也围绕新老两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丰富史学著作、深刻历史思想及强大学术影响进行了系列探索，重新审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传统与国际声誉。比如，在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等著名史家逝世后，关于其学术理路的审思和学术人生的著述纷纷面世，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相关代表作有英国学者格雷戈里·艾略特的《霍布斯鲍姆：历史与政治》、理查德·埃文斯的《历史中的人生：霍布斯鲍姆传》、斯蒂芬·伍德姆斯的《正在形成的历史:雷蒙·威廉斯、爱德华·汤普森和激进知识分子1936—1956年》、尼克·史蒂文森的《文化、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雷德·威廉斯与E.P.汤普森》，加拿大学者布莱恩·帕尔默的《E.P.汤普森：异议与反对》，新西兰学者斯科特·汉密尔顿的《理论的危机：E.P.汤普森、新左派和战后英国政治》等。同时，美国学者丹尼斯·德沃金的《战后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新左派与文化研究的起源》，英国学者基思·雷伯恩的《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异议、衰落与复兴（1945—2000年）》、斯图亚特·麦金泰尔的《无产阶级的科学：英国马克思主义（1917—1933年）》等著作，早已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特点和主要成就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著作再次引起人们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注。
不仅如此，英国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系统反思英国社会运动和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及其道路选择问题，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运动理论的巨大潜力，成为在英国追寻马克思主义的新起点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的新增长点。如，拉斐尔·萨缪尔的《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约翰·萨维尔的《左派回忆录》、威利·汤普森的《美好的旧事业：英国共产主义1920—1991年》、菲利普·邦兹的《关于历史终结的笔记：威尔士左派回忆录》、诺琳·布兰森的《英国共产党史》（第3—4卷）、科林·巴克和约翰·克林斯基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运动》、劳伦斯·考克斯和阿尔夫·尼尔森的《创造自我的历史：新自由主义黄昏中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运动》、史蒂夫·库希恩的《古巴革命的隐密历史：工人阶级如何塑造游击队的胜利》等。同时，英国学界近年来日益重视对英国共产党艰难建立、曲折演化和最终解散历程的研究。比如，约翰·卡拉汉的《冷战，危机和冲突：1951—1968年的英国共产党》（第5卷）和凯文·摩根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英国左翼》（第1—3卷）便是这方面的权威著作。同时，约翰·麦克罗伊和凯文·摩根等主编的《党员与共产主义人生》、马克斯·阿德雷思的《前进的道路：一种对英国共产主义及其革命战略的历史性和批判性分析》、詹姆斯·伊登和戴夫·兰顿的《1920年以来的英国共产党》、马修·沃利的《阶级对抗阶级：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共产党》、基思·雷伯恩和迪伦·墨菲的《红旗下：英国共产主义史，约1849—1991年》、杰夫·安德鲁的《残局和新时代：英国共产主义的最后日子，1964—1991年》等系列著作，也为后人认识真实的英国共产党提供了丰富史料与学理依据。此外，英国学界还出现了对英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探索的相关研究。如，詹姆斯·克鲁格曼的《英国共产党史》（第1—2卷）与约翰·麦克罗伊和艾伦·坎贝尔撰写的《外围视野：共产主义史学在英国》一文可被视为对这类研究的阶段性总结，重点讨论了英国共产党史学研究的不同观点和方法，并反思了相关史学的方法论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组织机构、期刊杂志和媒体报纸继续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学知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一方面，一些享有国际声誉的英国学术期刊，已然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思想阵地。比如，发表在《英国历史评论》《过去与现在》《历史工作坊杂志》《新左派评论》和《激进历史评论》等专业期刊上数以百计的专题论文，要么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自下而上”历史观出发，集中探讨了诸如“文化社会”“阶级意识”“民族种族”和“国家认同”等相关领域；要么考察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如佩里·安德森等人关注的“女性与性别社会”“现代性与后现代起源”“政治与社会学批判”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相关议题。另一方面，一些带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组织机构和宣传期刊，则多方位构建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交锋的坚实阵地。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成立的前述相关重要组织及研究机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1992年成立的“社会主义历史协会”，它是“共产党史家小组”在英国共产党解散后的后继组织。相关期刊主要有利物浦大学出版社发行的马克思纪念年刊《理论与斗争》，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辩论、英国与国际劳工史研究、进步主义历史如性别、种族及和平运动等。另一个是1993年成立的马克思纪念图书馆和工人学校，该机构至今仍是英国劳工运动的核心组织，收藏有关工会主义、和平团结运动及西班牙内战等相关主题的出版著作和档案资料。此外，1957年在伦敦创刊的《今日马克思主义》于1991年被《新政治家》收购，该杂志在1998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刊。
随着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典范史家的相继离世，在经历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学术思想创造与史学实践巅峰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略显沉寂。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相比，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无论在史学著述的出版，还是史学思想的影响上都难现往日的辉煌。不过，英国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在代际传承与思想赓续上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延续性及特定方向性的变化。比如，1993年汤普森离世后，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及其后继者重视汤普森阶级史观与新劳工史取向，将其置于20世纪50—80年代新左派社会政治运动与两代学者整体的学术文化史中加以讨论，并努力体现这种延续。同时，第二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内部也涌现一批新生力量，他们通过参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后期英国“历史工作坊运动”和女性主义史学复兴而声名远播，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女性主义史学书写及实践传播做出了别样贡献。
二、“文化转向”视域下英国马克思主义新劳工史学取向
从核心观念与史学潮流的关系看，如果说两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既有的学术成就及史学思想的代际更替，反映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与史学体系的生成语境及内在机制、范式变革，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转向”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新劳工史取向则突出表现了这种著作形态的价值和史学观念嬗变的意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史学出现了“文化转向”思潮。它依据跨学科理论方法，借助人类学、文化研究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资源，将历史主体从社会经济结构关系中解放出来，通过文化深层分析与微观史学视域的实践方式，注重大众日常生活与社会经验的史学书写。“文化转向”下的西方史学强调了史学的叙事性和史学著述的通俗性，提倡借助非官方史料与民间历史文献，注重考察普通人群的行为礼仪、日常形象、文化习惯、仪式象征和语言符号，试图还原变动世界中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揭示社会历史演进的底层逻辑。
在英国，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率先回应了“文化转向”思潮，从工业革命以来文化观念对大众文化的冲击切入，对文化概念进行全面考察。汤普森则从“文化分析”视角将阶级意识描述为“文化处置（生产关系之）经验的方式：体现在传统、价值体系、思想和制度中”。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知识分子及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以汤普森为代表，在理论层面对文化的内涵进行反思，提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念，构建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他们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以阶级分析方法和“自下而上”的视角，深入考察特定历史时期英国社会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工人阶级“经验”“意识”形成过程，审视马克思主义史学书写的文化视域与历史阐释功能，并透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史学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整体阐释构架，逐渐摸索出新劳工史研究的方法。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汤普森推动了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新劳工史学范式的形成，构筑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新劳工史学领域的理论根基，彰显了“文化转向”视域下英国马克思主义新劳工史学的意义。
在汤普森等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文化研究传统与史学理论方法指引下，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如拉斐尔·萨缪尔、希拉·罗博瑟姆（Sheila Rowbotham）、安娜·戴文（Anna Davin）、蒂姆·梅森（Timothy Mason）等人，注重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经验，在口述史、女性史、家庭史、地方史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功，进一步推动了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文化转向”。在史学实践上，这种“文化转向”以20世纪70年代“历史工作坊运动”促进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代际传承为契机，最终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叙事在90年代后的复兴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史学界“超越文化转向”影响下，后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不断探索跨学科语境与理论方法对劳工史传统研究的价值，以及经典议题的新阐释，不断拓宽研究主题，在跨国区域流动和全球劳工史学的历史境遇中，履行了汤普森“文化主义”范式对英国马克思主义新劳工史学的导向功能，扩展了“全球工人阶级”历史书写范式的域外效应。
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从“全球劳工史”角度，关注汤普森工人阶级史观及其对全球劳工史、第三世界劳工史书写的影响研究，产出颇丰。“全球劳工史”主要由马塞尔·林登提出，强调根据研究主题从广义上对劳动关系和工人社会运动进行跨国别与区域研究。鉴于相关研究不仅涉及劳动者个人，而且关联劳动者家庭关系的长期变动，因此林登主张可将研究时段追溯到更为久远的过去。“全球劳工史”的出现，也与国际学界对新文化史学“文化转向”的批评有关。这一批评指出，过往研究夸大了“经验”和“语言”的重要性，容易导致劳工史研究的碎片化。受此影响，历史学家们再次强调“社会结构”与“宏大叙事”对阶级“经验”的作用，推动了劳工史与全球史的结合。
综上，“文化转向”视域下英国新劳工史学倡导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英国劳工社会历史主体对象的有机整合，汤普森“文化主义”劳工史范式对传统劳工史学形态转型到英国新劳工史学产生了重要作用。首先，英国新劳工史学范式与叙事风格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属性及方法论倾向，其学术宗旨最终指向当代资本主义整体的批判分析。其次，英国新劳工史学强调“自下而上”历史理论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从整体性和动态性角度考察劳工社会生活与观念历史，而非传统劳工史学那样倾力关注的工团群体的“社会”史和工党组织的“事件”史。再次，依据宏阔史料来源，英国新劳工史学侧重广阔社会文化变迁中的劳工阶级生活“经验”研究和历史“意识”主题的多样变化。概言之，鉴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新转向和新左派运动衰微的历史语境，英国新劳工史学领域实现主题调整与理论更新，侧重探索历史主体复杂性及身份认同。在全球化进程和全球史取向的学术语境中，后起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劳工史家积极参与跨区域比较和跨学科视域的全球劳工历史书写，彰显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新劳工史学的实践方向。
三、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新取向
20世纪90年代是英国乃至欧洲史学发生转向和重新定向的重要时期，两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著作传播和学术路径也获得持续关注，其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主题领域广阔，史学成就突出，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的演变趋势与英国路径。不仅如此，从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中，可看到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与实践观念，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转变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也可看到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向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转向的英国经验。
20世纪80年代后，汤普森的工人阶级文化主义范式不断遭到正在兴起的亚文化、亚政治、身份政治研究范式的挑战和质疑，包括第二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内的研究者以语言取代阶级，注重语言在社会行为中对工人阶级及民众的身份构建作用，性别、民族、种族等身份认同取代了阶级认同，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进行了某种程度的“修正”。这些新的研究取向是对汤普森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文化转向”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一种丰富和发展，集中体现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中。
就史学流派的理论属性与史家群体的史观更替而言，批判性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是20世纪70年代以降，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家希拉·罗博瑟姆为代表推动的英国女性主义史学叙事的重要理论特色，呈现了整体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观念的新转向。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英国学界也越来越注重女性底层历史的文化解释，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文化”场域，倡导女性意识与社会性别的史学叙事。当20世纪70年代英国女性主义史学渐成气候时，许多女性主义者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视女性史、劳工史、种族史和国别区域史为史学新方向。正是如此，通过女性主义史学形态及其实践途径，以汤普森为典型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与罗博瑟姆为代表的第二代史家群体一道，协同诸如萨利·亚历山大（Sally Alexander）凯瑟琳·霍尔（Catherine Hall）、玛格丽特·布莱恩特（Margaret Bryant）、芭芭拉·泰勒（Barbara Taylor）、卡罗尔·戴豪斯（Carol Dyhouse）等战后社会主义新女性主义史家群体，在女性主义史学领域中展开了别开生面的专题研究。
在史学实践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呈现出主题多样化趋势。按照汤普森推崇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史思路，其关于工人阶级的文化研究虽保留女性位置，但她们更多仅作为男性历史的一部分而存在，汤普森并没有充分注意和重视英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女性的历史作用。在他的史学著作中，阶级意识最终属于创造了阶级运动的男性群体，工人阶级女性群体则处于次要地位。有鉴于此，英国新女性主义史家开始重新反思汤普森等老一辈史学家的研究路径和利弊得失，从社会历史的特征出发，重点关注与书写不同社会群体的经历，试图实现从妇女史到性别史研究的转向。以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罗博瑟姆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史家群体对社会历史关注的视野逐渐拓展，其采用社会科学理论与现代分析技术，从关注阶级经历与阶级意识，到逐渐尝试将女性群体或差异族群的经历融入历史写作，导致女性主义历史书写和社会科学研究间的价值逐渐“趋同”。
比如，在20世纪晚期英国社会文化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家凯瑟琳·霍尔的《白人、男性和中产阶级：女性主义与历史学探析》就开创了人们试图或需要解答的有关社会性别关系与阶层生存状况的历史学分析途径。霍尔从两性各自角色的混杂状态和相互影响的社会变化角度，揭示了基于权力话语的性别、阶级与种族之间的内在关系。霍尔认为，阶级的历史离开了性别视角或性别的历史离开了阶级因素，都无法得到合理的史学解释，特别是19世纪以种族、两性和中产阶级家庭关系为核心的英国认同的阶段性特征，也根植于帝国体系和权力观念中。作为同样受益于汤普森史学研究范式的典型女性史家，萨利·亚历山大早在《19世纪伦敦的女性工作》中就将历史目光集中于商业领域，讨论资本主义制度与劳动性别分工强化的关系；其后来撰写的《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阶级和性别差异：对女性主义历史著作的一些反思》一文，揭示了早期工业革命中女性历史的特定经验，彰显了19世纪英国社会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先后任教于东伦敦大学、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芭芭拉·泰勒担任“拉斐尔·萨缪尔历史中心”主任，在20世纪80年代后长期负责《历史学工作坊》的办刊工作，其代表作《夏娃与新耶路撒冷：19世纪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与女权主义想象》遵循了汤普森关于威廉·莫里斯的开创性研究及反思路径，但超越了后者女性主义观念的分析框架与最高限度。泰勒认为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划分本质上导致了对社会主义历史运动的理论批判，而恢复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传统，并将其施加进女性主义者的历史主体意识中却具有重要意义，她强调当前女性主义必须恢复这种分析视角和价值元素。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英国女性主义运动无疑推动了英国女性主义史学不断发展，成为90年代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呈现新趋势的重要动力。实际上，以中产阶级女性文化研究见长的凯瑟琳·霍尔与利奥诺·达维多夫合作撰写的《家庭命运：1780年到1850年英国中产阶级的男性与女性》是典型阶级分析与性别史视角下的史学著作。其在体现《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历史叙事风格的同时，也表现出超越汤普森的历史批判意识，认为性别问题不仅意味着家庭组织构建，而且是社会层面的组织构建，总体上可反映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家庭状况。从史学观念取向上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女性主义史家群体从具体问题到理论反思，已初步阐释了一种“社会性别”的历史理论和“性别史观念”的史学理论，强调意识形态偏见和性别意识传统对工人阶级男女性别关系与社会历史变迁的影响，出版了丰硕成果，把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叙事推至新高度。
20世纪80年代西方新史学重新定向后，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的“文化转向”在英国域外产生了非凡学术回响与积极社会效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起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延续了汤普森等人开创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传统，日益关注少数族裔群体与底层人群的历史书写，更重视非主流区域与“他者”文化价值的历史叙事。具体来说，这种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书写范式，全面挑战了传统劳工史以男性为中心的史学观念及书写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将历史视野与关注目光转向跨学科的研究主题与新社会文化史考察，涉及女性社会医疗史、女性健康与社会休闲史、地理史学中的科学技术与女性历史、法律犯罪与女性历史、女性社会活动及女性社会地位作用等新兴领域。
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历史与史学叙事逐渐实现了三重视域转移。其一，在时间纬度与空间范围上，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持续聚焦社会历史与文化结构中不同阶层及女性日常经历的史学书写，从关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女工生产生活历史经验、妇女选举权运动、两性关系与女性阶级意识形成的书写传统，转向考察爱尔兰、澳大利亚等国别区域社会的女性日常与性别社会历史变化。比如，近年来史学界拓展了苏格兰和爱尔兰区域女性与性别社会史研究，在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和国际史学回归大历史的趋势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强调地区史与民族国家史的融合视角，考察“性别”因素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历史书写的价值。其二，在史学史和思想史维度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始终重视新左派女性主义运动、社会反传统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语境分析。从聚焦19世纪妇女与性别历史书写，到注重20世纪80年代后妇女与性别历史境遇，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到90年代第二、三波女性主义思潮的历史语境中，围绕新“帝国史学”与全球史视域下的女性与性别社会历史主线，反思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与实践成效。其三，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在史学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上，不断强调在接受史学与性别历史的学术史角度上，重新审视西方新社会史“文化转向”阶级理论、父权制和宏大叙事的批评与质疑，提出回归“阶级分析视野”与“父权制话语批判”的理论诉求。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新社会史“超越文化转向”趋势的带动下，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家继承新社会史“文化主义”范式传统，扬弃经济决定论方法，倡导“阶级与性别”的双重视域，发掘了性别关系和女性视角在构建大众文化与工人阶级形成历史中的不同面向及价值。在史学实践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将“女性”“男性”与“性别”社会等权力话语分析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历史理论结合，将宏大历史叙事与微观权力政治的历史叙事融于有关国家、民族与地区性别历史的史学阐释，以拓展马克思主义父权制历史理论与传统妇女史学领域，丰富“文化主义”史学范式的内涵，催化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取向的内在转变和整体效应。
最近三十年来，英国后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大多聚焦前两代史家群体中典型史家的历史著作及思想脉络，特别是以汤普森“文化主义”史学范式理论及其史学实践影响为分析对象，在思想文化渊源和学术传统转向上，基于新左派历史语境的变迁与国际史学思潮的学术嬗变，先后推出了丰富的学术论著与研究成果，分别在研究主题的社会文化意义和分析视域的史学范式转换上有新的拓展与形态。在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区域分布与动态演变中，各国马克国主义史学的变动兴潜与流变趋势大多经历了从突破个体生存困境到形成群体发展规模的逻辑进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亦不例外，无论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实践行动，还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对英国当代史学传统的理论塑造，都仍然受到英国史学界及国际史学界的重视。
（作者简介：梁民愫，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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