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初，德国共产党出版社（Viva）发行了一本共计24页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作者为卡尔·柯尔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入门指南，这本小册子主要供小型阅读小组和寻求自学的工人参阅。它的主要内容分为37个问题及其简答。
在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目标后，小册子提出了第六个问题：“根据唯物主义的社会观，人类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如何协同运作的？”书中的图表作为答案陈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经济基础”或经济秩序是各种形式的“上层建筑”——从家庭和国家等机构，到教会、学校等教育组织以及志愿团体——的根本前提。这些组织机构又对法律、风俗和习惯产生影响。“人类头脑中的思想”处在这一秩序的最高层级，尽管其重要性和影响力可能并不突出。
该图表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中的唯一图表，在全书的论证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作为扩展部分，补充说明了该书开篇提出的“政治目标不能被视作乌托邦式的梦想，而是建立在社会客观发展基础上”的原因。通过划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该图表论证了强调经济基础的合理性。经济秩序可以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问题——剥削，它是导致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社会矛盾的根源。值得注意的是，柯尔施在这本小册子接下来的部分没有再讨论“上层建筑”的要素。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优先考虑经济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上层建筑”的做法，可能会让人联想起格奥尔格·卢卡奇、柯尔施以及安东尼奥·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嗤之以鼻的“庸俗马克思主义”。事实上，这张图表的细节让人想起，柯尔施在随后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年）中对这类思想进行了最尖锐的批评。柯尔施指出：“对于庸俗马克思主义来说，现实有三个等级：（1）经济，在最终意义上讲是唯一客观的和非观念性的现实；（2）法和国家，已经由于带有观念形态的特征而稍微较不现实一些；（3）纯粹意识形态，全然是非客观和不现实的（‘纯粹的无用之物’）。”然而，如果我们花点时间仔细阅读引言部分，就会对上述判断产生质疑，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的作者并非某个匿名政客，而是柯尔施本人。
思想史学家通常不太关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样的小册子，而是更偏好由知识分子撰写、旨在与其他知识分子交流的作品，而非面向学生且带有教育意图的文本。因为，后者只是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对学生老调重弹，而非阐述新观点，因此似乎相对乏味。然而，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首先，对于思想史学家所研究的大多数人物来说，教育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但对于激进的思想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教育尤为重要。对于20世纪初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工人阶级的启蒙开辟了通往革命的康庄大道。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往往在工人教育事业上投入大量资源的原因。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成千上万的脑力劳动者从事工人教育事业，并利用遍布欧洲的出版社、教育机构和地方读书会等多种媒介进行宣传。就规模和资源而言，工人教育超过了思想史学家所关注的其他事业。
当时，《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柯尔施著作中传阅最广的作品，虽然销售数据难以考证，但考虑到它的出版商和价格，其销量可能高达数万册，比他的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销量要高出一个数量级。《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首次出现在卡尔·格律恩贝尔格主编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库》中，而《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除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传阅外，还被迅速翻译成其他语言，例如，1922年12月和1923年曾两次被翻译成俄语，1924年被翻译成英语、希腊语和挪威语。同年，葛兰西甚至提议将其翻译成意大利语。据我所知，这是葛兰西唯一一次提及柯尔施的著作。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直到1960年代才被广泛翻译成多种语言。
其次，尽管教学类文本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但二者息息相关。工人教育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所要解决的一系列最紧迫的问题：工人阶级的思想和信念是什么？他们需要习得何种知识才能拥有阶级意识？这种知识与他们的经历和生活背景有何关系？最好由谁来传授这种知识？在工人中培育这种知识的最有效方式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争论往往受到工人教育中实践和理论需求的启发和影响。
本文通过聚焦柯尔施来阐述对工人教育的思考如何转变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首先，我将详细介绍柯尔施参与工人教育事业的过程及其对工人教育事业的贡献，特别是他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其次，我将论述工人教育的需求如何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的论点，并由此阐明它在柯尔施更广泛的理论和实践工作中的作用。尽管学者们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解读为试图还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复杂性，认为其关注的重点是热衷于党派辩论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我认为该书的写作动机首先是柯尔施对工人精神生活的关注。最后，我将追溯柯尔施在1920年代末和整个1930年代的理论发展，解释他对工人教育的态度如何影响了其政治立场的变化，并最终导致其与苏联共产主义决裂。柯尔施并非一个碰巧参与工人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位用自己的理论著作来解决向工人群众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员。
一、民主、社会主义和革命
1886年，柯尔施出生在德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尽管他在早年的教育经历中明显表现出对社会改革的同情，但当时的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真正的革命家。在耶拿学习期间，柯尔施是自由学生运动的领军人物，主要致力于通过推动再分配政策来缓解资本主义的危害。一战前夕，柯尔施在英国待了两年半，其间深受费边主义思想的吸引，并最终成为费边社的一员。柯尔施最为赞赏的是费边主义者的“民主社会主义”纲领，即支持民主形式的政府以及土地和工业的社会化。这也是其教育计划背后的驱动力。费边主义者拒绝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党派，认为这种方式只能吸引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相反，他们力图赢得整个国家对社会主义的支持。通过价格低廉的小册子、公开演讲和一系列暑期学校等方式，费边主义者创建了一个“社会文化知识中心”，将集体主义视作“人类文化意志的终极理想”来推广。
德国在1918年的战败为柯尔施提供了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的机会。社会民主党在“十一月革命”中取得了政权。虽然在实施改革方面新政权的进展缓慢，但变革已悄然来临。1919年，柯尔施欣喜地宣称：“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到来。”当时，柯尔施担任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罗伯特·维尔布兰特（Robert Wilbrandt）教授的助手，参与了社会民主党的新政权发起的工业“社会化”委员会的相关工作。在1919年3月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柯尔施阐述了自己的立场，提出了一整套从工厂委员会延伸至国家层面的嵌套式半独立组织的构想，认为这样的组织结构将实现“工业自治”，并赋予工人和消费者真正的权力。
然而，这种改革只能提供一种不健全的社会主义雏形。要想在被资本主义侵蚀的物质层面建构一个社会化的社会，首先必须遵循“同工同酬”原则，即工人保持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并按劳取酬。柯尔施认为，必须尊重“脑力劳动者”并支付更高的工资，以获得他们的政治支持。只有在阶级斗争取得胜利、社会化劳动成为现实之后，才有条件培养“公共意识”或真正的“同志精神”。当这些条件得到充分的发展后，才有可能按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建构一个完全社会主义的社会。
这就是柯尔施除了制度和经济变革之外要优先考虑“文化—政治措施”的原因。这本关于社会化的小册子的最后一部分的标题是：“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柯尔施认为，在前进的道路上要“对正在崛起的一代开展不懈的教育工作”，任何对缓慢的变革感到绝望的急躁革命者都应该致力于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精神。在这本关于社会化的小册子出版后的次月撰写的文章《论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可能性》中，柯尔施阐述了当务之急的工作：（1）“工作协会”及其附属小组需以讨论社会主义问题为目的组织对话、讨论及相关课程；（2）编写一本合适的教育宣传教材；（3）协会成员需始终如一地互相支持，以便全面掌握和贯彻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各小组合作开展的独立研究工作；（4）协会成员应积极参与当局、组织和政党开展的与社会主义和社会化问题相关的所有公共活动。
柯尔施接着明确指出，宣传类小册子的篇幅应不超过40页，用“好纸”印刷，并以成本价出售。小册子可能会有部分内容难以理解（这是思想的本质），但其遣词造句应通俗易懂，而非依赖专业术语。同时，柯尔施还认为，宣传教材应是“中立的”，即摆脱“党纲的严格信条”，为那些已经是和仍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人敞开大门。柯尔施认为费边主义符合上述标准，应当成为榜样。
柯尔施在1919年时认为,可以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改造被资本主义侵蚀的物质基础，通过教育增进社会主义情感，从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然而，柯尔施对自上而下的变革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正如他后来所言，错失良机的迹象无处不在，不容忽视：1919年8月11日的新《魏玛宪法》确立了经济自由；社会民主党放弃了革命行动，尤其表现在1921年的《格尔利茨纲领》中；社会化委员会也在磕磕绊绊中终结了。柯尔施痛心疾首地指出，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已经得出了结论，即首先必须重建和改良资本主义，然后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然而，柯尔施对社会主义能否从内部改良中产生持极大的怀疑态度。1920年1月，柯尔施宣称，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残酷的抉择，没有第三条道路，因此社会主义者已经别无选择。柯尔施在失望之余开始转向左翼，先是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然后在1920年加入了德国共产党。
柯尔施对社会化进程和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感到失望，这不仅对于理解他转向德国共产党并因此更深入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助于解释他后期著作关注的重点和问题。由于社会化进程的失败，柯尔施不再认为社会变革能够通过制度改良与教育的相互促进而产生。首先，教育必须成为党的重中之重，社会主义意识的形成是革命的必要前提。其次，党不能依靠社会化进程来提供柯尔施所认为的促进这种意识必需的经济条件。柯尔施必须解释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这种意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是工人需要接受的一种客观的理论，一种非历史的理想，相反，社会主义是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经验和愿望的表现。
以上就是柯尔施编写《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本教材的相关背景。它以柯尔施当时教授的课程为基础，旨在向工人表明：他们的利益意味着革命斗争。撰写《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只是柯尔施更广泛地参与工人教育事业的一部分。1920年后，柯尔施定期在工会和社区大学举办讲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解读劳动法。这些讲座的内容于1922年成书出版，即《工厂委员会的劳动法》。他还编写了一系列其他小册子，包括在同年编辑出版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简装版。在为《哥达纲领批判》所写的导言中，柯尔施表示，正是马克思1875年对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哥达纲领》的批判启发了他对192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格尔利茨纲领》进行批判。《哥达纲领》支持拉萨尔派的立场，并调用了资产阶级关于伦理、权利和国家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哥达纲领》对历史缺乏充分的唯物主义理解，而这种唯物主义理解本可以说明这些思想是如何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并与之密不可分的。斐迪南·拉萨尔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捆绑在一起，使社会主义成为乌托邦式的梦想。柯尔施认为，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是如此，为了坚持变革的“道德的要求”而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力量。柯尔施最后叮嘱道，“每一个工人最终都必须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应该理解共产主义理论是从他们自身的生活和斗争条件中产生的。在实践中，他们应放弃社会民主党，转而加入德国共产党。
二、革命运动
虽然柯尔施在其教育事业中致力于向工人们展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回应他们最根本的利益，并将他们视作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但这并非柯尔施学术写作的主要任务。然而，上述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澄清这一点，我们需要将柯尔施的工作放置于更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传统中。尽管柯尔施强烈反对第二国际理论，尤其是卡尔·考茨基的相关著作中的观点，但其工作的中心却紧紧围绕这位前辈在《爱尔福特纲领》（1892年）中制定的计划。在这份纲领中，考茨基为理解“阶级意识”的产生提供了一种框架。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工人意识到他们与雇主之间的冲突，以及与其他工厂和行业雇员之间的团结，但这种“阶级本能”还不足以促成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阶级本能会使工人团结起来，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和薪资待遇，但也有可能使工人迷失在无政府主义的幻想中。
考茨基因此断言，社会民主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他们能够利用科学工具向工人指出，维护自身的利益不仅需要改良，还需要彻底的经济变革才能实现，即工人运动的“最终目标”是社会主义。考茨基还像工人们展示了经济力量正按照“自然的必然性”推动社会实现这一最终目标。当党在其宣传和鼓动中把这些结论带给工人时，就能够将他们的“阶级本能”转化为革命的“阶级意识”。这正是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中一直关注的事情。柯尔施向工人们指明了革命运动的“最终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经济力量。
考茨基不仅认为社会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应该向工人运动传递科学社会主义的理念，而且还分析了科学社会主义是如何诞生的。在考茨基看来，马克思并非只是通过传统的学术研究来发展自己的观点。他深入到工人运动之中，关注工人运动的需求和实践。如前文所述，考茨基认为，工人在资本主义的剥削中产生了“阶级本能”。马克思从这一基础出发，运用现代科学的工具，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对此进行了阐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工人的“阶级本能”中汲取了潜在的真理。考茨基将这一论点延伸至其他知识分子，认为社会民主需要“思想家们用资产阶级所有科学的工具武装自身，并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从中发展出新的无产阶级社会观”。
考茨基认为，在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情况下，能够担当这一角色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可能来自资产阶级，但这并非必然。相反，考茨基关注的是一种原则上任何人都可以从事的特殊脑力劳动。此外，尽管工人往往缺乏必要的培训，但他们不受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束缚，从而具备一定的优势。这种脑力劳动适用于工人的生活和经验，因此对于工人来说并不陌生。至少，工人能够很快理解并接受马克思的理论。
柯尔施的更多学术著述沿袭了考茨基的这些论点，解释了党的知识分子（包括来自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发展理论，然后将其结论更广泛地传授给工人。在发表于1923年的文章《马克思的辩证法》中，柯尔施开宗明义地指出：“卡尔·马克思的理论成就对于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的重大意义在于：马克思首次正式地将那些超越资产阶级视界的新观点的全部内容在形式上整合成一个坚实的统一体，建构出一个科学体系的活的总体，而这些新观点必然是从无产阶级的社会状况中产生的，并进入这个阶级的意识之中。”
柯尔施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将“无产阶级的‘自然的’阶级观点”——包括零散的或无形的情感——组织起来，转化成“理论概念和命题”。这些理论概念和命题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并没有创造无产阶级运动或无产阶级意识，而是将无产阶级意识提升至更高层面。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阐明了如何建构一种直接回应工人利益和生活条件的理论。换言之，马克思展示了如何用恰当的、科学的理论表现工人运动。
“表现”（expression）概念是柯尔施这一时期思想的基石，贯穿于其更多的学术著作中，对于理解这些著作与其教育事业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表现”阐明了柯尔施所认为的工人阶级与理论之间的必要关系，党需要通过小册子、讲座和读书小组向工人阶级传播这些关系的内涵。然而，这个概念长期以来一直被误解。路易·阿尔都塞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1960年代，阿尔都塞反对黑格尔式地解读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在当时的论战中，他担心黑格尔式的解读会将历史的复杂性简化成对一个所谓的基本“核心”的展开。他将柯尔施的“表现”概念理解为理论是工人阶级的“直接”产物：“因此无产阶级就成了行动中的哲学，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就成了哲学本身。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作用也就被归结为赋予这种在自己的诞生地活动和存在的哲学以简单的自我意识的形式。”这里的关键词是“简单的”（mere）。阿尔都塞认为，如果抱有这样的想法，马克思的贡献就变得无足轻重，最终无产阶级才是理论的“唯一历史行动者”。马丁·杰伊在《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性》一书中秉承了阿尔都塞的观点。根据杰伊对《马克思的辩证法》的解读，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产生于工人阶级的实践，由此可以得出革命无产阶级的实践是“激进理论的唯一来源”的结论。
这种误解或许情有可原。毕竟，《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最核心的、篇幅最长的部分是社会主义理论，它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作为两条平行的历史线索展开论述的。正如柯尔施所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另一个方面”。在1840年代的革命时期，马克思的著作具有革命的性质，按照柯尔施的说法，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就是最好的代表。1848年后停滞的革命运动改变了事态。在无法实现全面变革的情况下，以工会和政党为形式的工人运动开始推动小规模的改良。19世纪末，包括鲁道夫·希法亭和考茨基在内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视作“一些纯粹的科学观察，与政治的或其他阶级斗争实践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柯尔施的观点是，在真正的变革尚未到来之际，革命理论只有与社会条件分离才能存在。正因为如此，无论社会民主党如何纸上谈兵，它实际上却只是支持小规模的变革（change）。他认为，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强调改良而非革命，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但其政治宣言与工人运动的口号是一致的。1900年后，新的革命时刻出现了，这在罗莎·卢森堡和弗拉基米尔·列宁的相关著作中得到了表现。在这一点上，柯尔施不遗余力地否认了列宁呈现的只是简单还原了的“真正的马克思”。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是工人运动经验的表现，而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以回应对新的革命时刻的关切。
在此，尽管柯尔施似乎将科学社会主义描述成无产阶级运动必然的直接产物，但稍加思索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以柯尔施的《马克思的辩证法》为例，与杰伊的观点相反，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必然从工人阶级的社会条件中产生，而是从非科学的无产阶级的观点中产生。继考茨基之后，柯尔施指出，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些无序的材料上下功夫，才能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柯尔施明确否认将这种“重塑”理解为“简单被动的‘反映’”。对于柯尔施来说，“表现”这个概念并不是一种简单直接的操作，而是一种变革。
柯尔施在多部著作中以“形式”与“内容”这两个术语来描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构。他认为，马克思提供了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将“无产阶级的‘自主驱动力’”的内容系统化，从而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所受到的历史召唤”，至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诞生了。柯尔施很清楚，这种形式来源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传统，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即无产阶级的实践和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下来的哲学。这样的双重来源解释了为什么教育是必需的。如果科学社会主义直接从工人的革命实践中产生，党就不必向他们传授这一理论。科学社会主义虽然深深扎根于工人的生活和经验，但与工人自己的想法和信仰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工人教育既是必要的，也是困难的。
三、科学与哲学
柯尔施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并非必然从工人运动的实践中产生，而是需要知识分子加以阐明并使之系统化，这一点与考茨基的观点十分接近。然而，柯尔施与考茨基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考茨基认为，知识分子无论来自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应该使用资产阶级科学的工具来阐明阶级本能；而柯尔施认为，知识分子需要资产阶级哲学的遗产。现在，哲学似乎面临着奇怪的抉择。柯尔施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的任务是“不仅要取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而且同时要取代全部哲学”。而随着他们的关注点在1850年代转向政治经济学，这一任务被进一步强化。正因为如此，考茨基和其他哲学家认为，社会主义理论需要更广泛地诉诸科学。但柯尔施却认为，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是他对哲学问题思考和探索的结果，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废除哲学”是一个既有主观动因又有客观结果的过程。这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废除，产生并深深根植于哲学问题。因此，哲学并没有完全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消失。柯尔施认为，只有资产阶级的偏见才会导致思想家们将哲学局限在“纯粹哲学的”观念中，而没有看到哲学中包含的观念可以“同样好地存活在实证科学和社会实践之中”。
对于柯尔施来说，诉诸哲学有三个重要原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哲学使柯尔施能够更清晰地阐述考茨基理论的核心前提，这个前提在他看来阐述得还不够充分。考茨基认为，经济是根据“自然的必然性”发展起来的，同时考茨基还致力于发展和提高阶级意识，这就意味着在工人中开展意识形态教育十分重要，甚至可能涉及某种形式的唯意志论。对于柯尔施来说，哲学解释了意识形态力量的重要性及原因。
这样的论证使得《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在某些方面让人产生了质疑。无论是在这本书中还是在之后的著作中，柯尔施都认为他主要关注的是一个相对狭隘的问题：“哲学是如何关联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如何关联于哲学的？”然而，随着该书内容的进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引起了人们对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工人阶级意识形态重要性的关注。柯尔施认为：“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式必须解决的不仅是‘国家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革命对于国家的关系问题’（列宁语），而且还有‘意识形态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革命对于意识形态的问题’。”
哲学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对更广泛的意识形态问题的关注，是因为哲学是辩证思维的源泉，辩证思维否定了意识与现实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是二元论形而上学观的表现。作为总体的一部分，意识与现实都是革命斗争的基本要素。柯尔施特别强调了与资本主义相关的社会意识形式的重要性，这些形式有助于维护资本主义。除了政治经济学外，柯尔施还提到了审美和宗教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依赖于“前科学的和资产阶级科学的意识”，没有这些意识形式，资本主义就无法生存。简而言之，柯尔施认为，哲学问题将“引导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意识形态问题”。
这种主张对当下产生了重要影响。理论家“在理论上要把哲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体系当作现实来把握，并且在实践上这样对待它们”。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这不只是参与技术性的学术辩论。柯尔施认为，关注意识形态斗争与关注政治和经济一样，都是革命成功的关键所在。他曾明确指出，除了“革命的、科学的批判”（这可能与知识分子关注的问题相关）之外，还应关注夺取国家政权之前的“鼓动工作”，而后者并不是知识分子可以实现的。柯尔施认为，有哲学依据的马克思主义将使知识分子关注更广泛人群的意识形态承诺，并要求他们参与工人教育的事业。
其次，哲学阐明了工人教育工作可能促成革命的原因。这解决了自一战以来一直困扰着柯尔施的问题：被资本主义侵蚀的工人阶级如何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在他相信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工人阶级生活和经验的表现之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柯尔施一如既往地从工人阶级意识的角度来阐述这一问题。在《马克思的辩证法》中，柯尔施抱怨“复杂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被“资产阶级的观点”扭曲了，“起初，它们由于形成过程的特性而相通”。“科学”对解决这个问题毫无帮助，因为它受制于资产阶级“无私的”（disinterested）研究的幻想。哲学似乎也一无是处，因为它根植于资产阶级的传统。不过，柯尔施认为，哲学能够“净化”（reinigen）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观点的污染。换句话说，如果将哲学带入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中，就会产生一种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局限的理论，当把这些理论传授给工人时，就能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社会。
柯尔施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坚持认为，相较于其他思维形式，哲学与社会和经济基础的联系并不那么紧密。有些思维形式与物质生产直接相关，而其他思维形式则仅仅与生产关系直接相关。哲学与人文科学不同，只与“知识生产”相关。正因为如此，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指出，哲学家与其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哲学尤其远离其“物质和经济基础”。
实际上，在唯心主义哲学中，尤其在黑格尔那里，其思维逻辑是朝着革命的方向推进的，只是19世纪中期哲学家们的“资产阶级立场”使他们对此视而不见。当柯尔施认为“资产阶级的观点在理论上不得不停留在它在社会实践中不得不停止下来的地方——只要它还没有打算不再作为‘资产阶级’的观点”时，我们应该注意他关于资产阶级立场局限性的论述，同时也要注意哲学突破这些局限的方式。“观念领域的革命运动”可以使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表现“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表现。哲学为共产主义者提供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局限的手段，从而开辟了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哲学的上述两个优势阐明了革命教育可能性的条件。相比之下，哲学的第三个优势在于为革命教育的内容提供指导方针。柯尔施认为，哲学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顺应历史时刻的必要性。历史形态、工人运动的经验及其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其表现形式同样必须改变。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可以发现，柯尔施并非简单地描述了马克思主义从工人阶级的经验中产生的过程，还赋予了其历史性。然而，理论与运动之间的紧密联系是不可靠的。当柯尔施谈论革命运动与表现之间的“必然”关系时，这种关系是规范性的，而非描述性的。也就是说，这种关系应该存在，但实际上并非总是存在。这就是柯尔施将理论视为革命运动的“另一个方面”会造成误解的原因；在某些时刻，理论与革命运动是分离的。事实上，这正是20世纪前十年发生的事情。
1900年左右，在新革命时代来临之际，理论与工人运动之间出现了一条鸿沟。因此，第二国际的理论，无论是被削弱的正统理论，还是作为其对立面的修正主义，都已成为过时的“传统”。柯尔施借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比喻，谴责了前一时代的这个幽灵“‘像梦魇一样’压在那些在客观上其革命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再与这些进化学说相适应的劳动群众的头上”。柯尔施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是上一时代的遗产，因此无法表现现阶段的工人运动。相反，柯尔施赞扬列宁在1917年的《国家与革命》中的观点，即“有意识地重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柯尔施看来，控制理论与运动之间的表现关系的准则来自哲学，而非科学。他曾明确指出，马克思对总体性的理解，进而对“表现”的理解，无论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动力多么相符，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种哲学的继承。正如黑格尔的那句名言所说，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这意味着思想并非独立自主的或飘忽不定的，而是根植于其历史时刻之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具有“唯心主义”色彩，因其将历史最终理解成“观念”的展开。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不得不从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通过强调经济变革来重塑辩证法。柯尔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一句话，即“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应该被理解为以唯物主义的方式解读黑格尔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在柯尔施看来，哲学提供的辩证方法使社会主义理论家们注意到了理论与运动之间偶然而脆弱的联系，从而有助于他们保持这种联系的活力。这种辩证方法表明，科学社会主义首先是从无产阶级群众中产生的，因此知识分子必须密切关注他们的想法和利益。
现在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考茨基忽视哲学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考茨基将理论与实践分离，任由“辩证唯物主义的生动原则”丧失，这种丧失是非革命时刻的“一般表现”。考茨基所阐述的是工人运动当时的状况和前景，然而他却因此放弃了哲学，也放弃了长期保持这种表现关系所需的工具。在柯尔施看来，1914年和1917年社会民主党人对战争和俄国革命的“背叛”，是对哲学问题缺乏关注的结果，他们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更新，才能与工人运动保持相关性。因此，考茨基的问题并不在于他在1890年代提出的伪革命理论，而在于1900年之后他仍然坚持这一主张。更确切地说，柯尔施认为，党的知识分子不能年复一年地重印旧教科书或依赖同样泛黄的讲义。他们必须重新编写教材，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
四、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与庸俗马克思主义
柯尔施的观点表明，无论劳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与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的联系有多么紧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涉及三个层次。正如《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所述，党内知识分子（第一层次）需要运用哲学和辩证分析来打破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他们将由此认识到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工人中），并致力于更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便最有效地表现不断变化的工人运动。
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授给工人阶级是有理论头脑的工人（第二层次）的任务。他们或许可以领导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但不会编写学习材料。1922年，柯尔施为这些人撰写了另一本小册子——《唯物史观的要点》，同样由德国共产党出版社发行。尽管《唯物史观的要点》的确将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一部分进行了讨论，但并未明确要求运用哲学来更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未对“辩证法”进行任何扩展性的讨论。尽管如此，该书还是突出了意识形态斗争。毕竟，位于中间层次的这个群体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并非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一种无前提的和传统的“科学”，尽管这种指认“几十年来给无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诚实的庸俗灵魂带来了无法形容的好处”。相反，马克思的思想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指出，尽管资产阶级的思想自诩普世，但实际上却根植于、进而保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因此，该书详细讨论了“上层建筑”，并强调了克服宗教信仰的重要性。柯尔施敦促读者奉行“积极的无神论”，并鼓励广大无产阶级同样如此。他还批评了社会民主党人将宗教视作“私事”。
柯尔施明确指出，这种对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会超出大多数其他工人的认知。只有在革命之后，群众才能获得“对世界的完全内在的意识”。在此之前，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将会被其试图摆脱的社会打上鲜明的烙印。柯尔施认为，大多数工人无法超越资产阶级和超然的（anschauenden）自然主义，从而认识到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密切联系。他们会继续相信“某些理论或实践‘思想’的超凡有效性”，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永恒的客观真理，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真理。这样一来，共产主义对大众而言仍然是一种“宗教”，尽管是一种“内在的宗教” (Religion des Diesseits)。在《唯物史观的要点》中，柯尔施向读者展现了他的深刻见解，这些洞见是大多数学生无法达到的。
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直接面向更广泛的大众，以培养基层群体（第三层次）的阶级意识。按照《唯物史观的要点》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教义。与《唯物史观的要点》一样，《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没有提出更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性。但在这本书中，柯尔施放弃了对上层建筑的讨论，选择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作为客观真理加以阐述。然而，如果说辩证思维意味着承认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以及对工人阶级当前需求的回应，那么这本书也并非完全没有上层建筑的内容。
柯尔施在《唯物史观的要点》中认为，马克思并未在《资本论》中过多强调自己的哲学观点，也未对他的历史和社会概念进行理论阐释。相反，《资本论》是一种“现场呈现”，更多的是一种实践而非说教。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首先，尽管柯尔施在这本小册子中强调经济进程和“必然性”，但他确保了不违背自己在其他著作中关于无产阶级自觉行动的重要性的论点。例如，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柯尔施提到马克思主义证明了某种必然性，在这里，他所指的并非历史进程，而是共产主义的目标和手段。随后，他立即补充说：“这还涉及根据这一学说（实践）采取行动。”在谈及当时左派的分裂时，柯尔施指出，对这种必然性的认识是共产党与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区别所在。也就是说，柯尔施的必然性并不是在描述一种不可避免性，而是指工人阶级在寻求革命时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因此，在后来讨论资本主义崩溃的“必然性”时，柯尔施首先关注的不是经济力量，而是共产主义者的“信念”，即资本主义制度注定要灭亡。他所提供的证据不是内在矛盾的必然发展，而是“历史事实”和过去一百年的发展，这些事实让革命者确信，经济力量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因此，柯尔施的主要目标不是客观地描述经济现实，而是塑造工人理解这一现实的方式。
其次，在文末，柯尔施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次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提出的新共产主义理论联系起来，视其为当时革命时刻的表现。柯尔施认为，当时的经济力量没有明确指出前进的方向。他向读者保证，从长远来看，经济矛盾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但是，鉴于资本主义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完全实现，崩溃的那一刻还在遥远的未来。当时的经济条件可能不会在短期内使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必然，但确实使革命的实现成为可能。为了实现这种可能，“我们所欠缺的……是将无产阶级组织成为一个有能力采取政治和社会行动的阶级”，这将表明无产阶级已经在革命行动中并通过革命行动为革命做好了准备。在此，柯尔施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能否确保无产阶级的胜利？他的回答是：历史斗争要么以革命性的变革告终，要么以斗争阶级的共同“垮台”而结束。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绝望，相反，这应该成为行动的号召。
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体现了最现代、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是为回应新的革命时代而从旧教条中转变而来的。这一点可以从他对赫尔曼·敦克尔为共产党的刊物《国际》撰写的一篇充满敌意且吹毛求疵的评论的回应中看出。一战前，敦克尔曾是社会民主党的巡回教员，并于1912年进入柏林的党校任教。1925年，敦克尔与他人一起为德国共产党创建了柏林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因此，他是共产党人教育事业的领军人物。但对于柯尔施来说，敦克尔代表着过去，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的批判只不过是柯尔施偏离这位长者“几十年来一直以口头和书面形式向其听众介绍”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版本的一系列环节之一。然而，仅仅指出这种差异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正如柯尔施回应敦克尔的标题所言，敦克尔与他那一代人只是“租借”（Erbpacht）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在已经到了归还的时刻，劳动群众需要新一代人来接管党的教育工作，并在新时代不断更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中所呈现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有别于柯尔施所说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就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客观且永恒的科学以及它对经济基础压倒一切的关注而言，二者可能存在相似之处，但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避免庸俗马克思主义存在的致命缺陷，是因为受到了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阐述的教育理念的启发。尽管工人们可能会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视作关于社会的非历史性真理（ahistorical truths）的概要，但这本小册子呈现了一种最新的、具有历史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形式，以满足当时的需求。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关注经济进程，但并未忽视意识的重要性，只是将工人对经济的理解视为意识形态斗争中最重要的战场。作为对工人教育事业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驳斥。
五、在党与群众之间
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凸显了柯尔施思想中的一些矛盾之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意识到，他们必须通过与资产阶级哲学的接触来锻造一种真正无产阶级的科学；知识分子在认识到文化和意识形态在革命中的关键作用后，应该致力于工人教育事业，这种教育并非关于哲学、艺术和文学的教育，而是关于经济体系运作的教育。在这里，哲学使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密切接触，同时又在两者之间划清了界线。因此，柯尔施对工人教育问题的回答，在希望获得权力的工人大众与负责赋予权力的党内精英之间，建立了一种不稳定的关系。
首先，柯尔施强调，党作为先进的和辩证的意识的载体，有必要引导被剥夺了这种意识的工人阶级。在1924年上半年发表在《国际》上的两篇评论中，柯尔施引用列宁在1922年敦促共产党人学习黑格尔辩证法时的劝告，为受到共产主义批评家攻击的卢卡奇辩护。这在共产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根据这一政策，无产阶级必须与其他阶级（包括农民和殖民主体）建立联盟，并对他们行使“领导权”。正因为如此，柯尔施赞同卢卡奇关于党是“无产阶级的有意识的领导”的观点，并批评卢森堡将党边缘化是片面的和缺乏根据的。柯尔施的理论创作为其政治生涯赢得了一席之地。1923年1月，法国入侵德国的鲁尔和莱茵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削弱了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并提高了德国共产党的地位。同年10月，柯尔施被选为图林根州政府的司法部长。然而，他在政治上表现得不尽如人意，11月，他就不得不躲藏起来，因为政府为了阻止激进主义抬头，将德国共产党和纳粹党一同取缔了。
尽管柯尔施在拥护共产党的过程中明确表示与列宁站在一起，但这未能阻止他与共产国际的冲突。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和卢卡奇共同抨击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了“修正主义的”和“教授派头的”（professorial）的解读。柯尔施回到德国后，季诺维也夫于1924年写了一封反对极左派的公开信，对柯尔施进行了猛烈抨击。柯尔施将季诺维也夫的批评视为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形式的攻击，这也是导致其重新评估苏联理论和共产党的地位的原因。柯尔施认为，也许党的领导者未能通过向无产阶级提供适当的理论来增强他们的能力，而是利用教育来控制工人。辩证法并不是资产阶级强加于工人的，而是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之间紧密联系的唯一途径。1925年9月9日，柯尔施公开指责共产国际是“红色帝国主义”，为此他被迫放弃了党刊的编辑工作。次年，他被德国共产党开除党籍。
柯尔施对苏联看法的改变，促使其重新评估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存在的主要缺陷。在1930年再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柯尔施撰写了一个新导言，作为“反批判”（anti-critique），将列宁与“庸俗”的考茨基划上等号。此时的柯尔施认为，列宁和考茨基都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的“辩证”部分，而这些辩证部分对于鼓励理论家继续关注工人的特殊视角和状况至关重要。
在这样的情况下，柯尔施开始重新思考关于党的领导的必要性的论点。他反对卢森堡的立场，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才会成为无产阶级的完整的财富”，因为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凌驾于革命实践之上，党凌驾于人民之上。与1923年不同的是，此时柯尔施认为，工人能够自己获得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辩证的理解（因此不再需要“从外部”灌输），不再需要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中的简单化的理论方法。
我们可以从柯尔施的工人教育方法中看到这种转变的结果。柯尔施不再编写新教材，而是着手准备编辑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32年，柯尔施出版了简装版《资本论》，印刷了5万册，供工人们自行阅读。当然，很多读者在接触这些文献时可能需要一些帮助。在导言中，柯尔施就如何更好地阅读《资本论》第1卷提出了建议。他建议读者先跳过较难理解的开头几页，从第五章开始阅读，然后再阅读第八章、第十一至十三章和第二十四章。他认为，书中最具挑战性的部分，比如第一章中的价值形式和第三章中的货币，是马克思运用“辩证方法”的结果，对于理解全书至关重要。柯尔施认为，总体而言，这本书的内容足以促使“未受过教育”的读者克服这些困难，全面掌握马克思理论的复杂性。当然，柯尔施曾认为一些工人能够自行读懂《资本论》，并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作为完成这一任务的准备材料。但现在，他认为工人自行阅读《资本论》并非党的教育的自然延伸，而是一种必然的抗衡行为。针对敦克尔的另一篇批评性评论，柯尔施在同年晚些时候发表的辩护性文章中指出，他编辑的《资本论》版本转移了党的领导人的权力，使他们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垄断者”。
1937年，开始用英语写作的柯尔施更进一步。他在批判考茨基将资产阶级科学应用于工人运动问题的做法时指出：“根据罗莎·卢森堡的说法，‘终极目标’应该是一切，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通过这一目标与资产阶级改良政治区别开来，但这一目标在随后的实际历史中却从未实现过，这一点与伯恩施坦对现实的清醒观察相吻合。”柯尔施仍然反对改良主义，但他同样反对无产阶级通过接受某种理论（尤其是带有资产阶级传统烙印的理论）来发现革命的动力。柯尔施用马克思本人的话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在1950年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十个论题》中，柯尔施得出了他的理论发展的最终结论：革命者应摆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束缚，转而为所有被压迫阶级直接控制自己的生活而努力。
六、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工人教育
柯尔施并非唯一参与工人教育事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卢卡奇担任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主管文化和教育事务的副人民委员，负责组织学校课程，建立文化“红色先锋队”，促进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教育对葛兰西的政治事业同样至关重要。1924年，葛兰西成为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他亲自参与组织马克思主义理论函授课程，招收了600名学生。与柯尔施一样，跻身工人教育事业同样引发了他们的许多思考。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需要结合共产主义者试图唤醒工人阶级意识的制度和实践来理解。而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对“领导权”概念的探讨，很大程度上是在反思意大利共产党早期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授给大众的成败得失。此外，正如查尔斯·克莱维最近指出的那样，关于工人教育最佳方法的争论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开展的许多实证研究的基本背景，而这些研究反过来又塑造了其理论的不断发展。
作为学术研究主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在其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鼎盛时期，思想史学家和其他学者将其视为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刻批判的源泉。然而，后来学者们开始怀疑，鉴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的拥戴，他们的作品是否具有独特的“西方”色彩。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似乎强化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更广泛的欧洲中心主义，因为其历史叙事的基础是少数欧洲国家的经验。因此，许多历史学家理所当然地将注意力转向了非西方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试图了解这些不同形式如何颠覆马克思主义的叙事方式，将其应用于新的形势。尽管柯尔施最初可能对列宁的革命充满热情，但工人教育的理想让他将自己的工作与苏联式共产主义区分开来。
此外，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工人教育的关系为理解该理论在欧洲的特殊性提供了另一种途径。正如柯尔施所言，知识分子不仅需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应当地的经济条件，还需要使其适应当地工人阶级的不同经验和见解，这既是为了确保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套外部强加的学说，也是为了促进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从而推动革命行动。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实现其民主愿景。出于类似的考虑，卢卡奇强调党与群众之间生动联系的重要性，并批评了“官僚化”。葛兰西也提出了培养“有机知识分子”的构想，这些知识分子将在与被剥削群体的对话中发展“实践哲学”。工人教育可能是一项国际事业，但它关注的是当地民众。
因此，工人教育的需求使得知识分子以不同的方式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provincialize）。对于那些其国家没有庞大的工业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任务更为艰巨。他们不能再简单地依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的所谓兼容性，而必须调整理论，以吸引其他潜在的革命群体。正是基于这一思路，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在1920年代试图更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便与秘鲁的土著群体对话。他指出，这些群体占了秘鲁“人口的五分之四”，我们的目标不是“复制或模仿”欧洲思想，而是“英雄式的创造。我们必须针对现实情况，用自己的语言创造出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以非洲社会主义作为其群众性政党（而不仅仅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础，试图将这种社会主义与他所谓的“非洲黑人”或“柏柏尔黑人”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当然，这种概念化的政治教育可能会陷入其自身的幻象之中，即对“土著”或“庶民”的理想化。但是，只要这是在开启而非阻止真正的对话，马克思主义者与被剥削群体的联姻，就不仅是将后者作为分析对象，而且还将其作为对话者。
（作者：爱德华·巴林（Edward Baring），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译者：王宁，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6期，本文原载《现代思想史》（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2023年第24卷第1期，原文标题为“Marxism of, by, and for the People: Karl Korsch and the Problem of Worker Education”，译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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