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共中央机关报身份问世的《解放日报》,1941年5月创刊,1947年3月停刊,在抗战时期代表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1942年3月,毛泽东为《解放日报》的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1)毛泽东:《深入群众不尚空谈》,《解放日报》1942年3月8日,第4版。,既是诫勉,更是期望。抗战时期,为了打破舆论封锁,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日报》传播党的思想、主张,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将《解放日报》锤炼成一份“完全的党报”(2)王敬主编:《延安〈解放日报〉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51页。,向人民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行为状态和精神风貌,成功塑造和展示了党的抗战形象,赢得了社会民众的广泛认可。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解放日报》对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方面的研究成果逐渐丰富(3)李金玲:《延安时期〈解放日报〉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形象建构》,《理论建设》2023年第4期;孙云、赵宇晨:《抗战时期“七一”纪念文章与党的形象塑造研究——以〈解放日报〉为考察对象》,《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邱跃强:《图像视角下延安时期党员形象初探——以〈解放日报〉为中心来考察》,《文艺论坛》2021年第4期;许冲:《形象建构与毛泽东思想大众化——以〈解放日报〉为中心的考察》,《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以孙云为代表的学者们考察《解放日报》“七一”纪念文章,运用群众视角、联系历史语境,对纪念文章刻画出的中国共产党“‘三民主义’的继承者、理论联系实际的笃行者和人民群众的代表者”等形象进行解析(4)孙云、赵宇晨:《抗战时期“七一”纪念文章与党的形象塑造研究——以〈解放日报〉为考察对象》。。但是《解放日报》对塑造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和抗日主张的宣传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影响,人民群众、各党派人士如何回应,未有过多研究。本文立足于《解放日报》办刊历史,析清报纸创刊的主要原因,在数量庞大的文本内容中发掘出《解放日报》如何塑造中国共产党坚决、英勇、自信的抗战形象,并分析和探讨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引起的社会反响。
一、《解放日报》创办的主要原因
创办《解放日报》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宣传的现实需求。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和党在国统区创办的《新华日报》,因版面设计、出版周期和国统区新闻管制等种种原因,难以满足党的宣传需要,甚至难以及时有力维护党的合法权益。因此,中国共产党创办一个大型日报,全面地宣传党的政策主张,维护党的权益,十分迫切。
第一,《新中华报》难以满足党的宣传需要,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创办一份大型日报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新中华报》是由《红色中华》更名而来,初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后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改版,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重新编号刊行,由五日刊改为三日刊,设有社论、三日国际、三日战况、国内要闻、边区新闻、人物专栏、读者信箱等栏目,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百团大战”、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四开三日刊”的出版设置影响了报纸的宣传力量,导致《新中华报》在宣传内容和宣传时效方面受到较大限制。
《新中华报》每期一张四开四版的版面规格,无法大量承载抗战时期的政策宣传、新闻报道等诸多内容。《解放日报》初创四个月内,为每期一张四开两版,后扩充为每期一张对开四版的版面规格。相比每期一张对开报纸的版面,四开报纸的版面缩小许多,宣传内容比较有限。《新中华报》如果着重宣传某一事件或者政策,就必须压缩其他栏目,简明扼要、有所取舍地报道新闻和评论时局。例如,1939年7月7日,为了全文刊载中共中央纪念抗战两周年所发表的《时局宣言》,《新中华报》将第一版战况报道等栏目缩减至平时版面的一半。11月7日,又以两个版面全文转载张闻天所著《论抗战相持阶段的形势与任务》一文,致使第一版“三日战况”栏目只能登于第三版左下角,减少了读者对战局信息的获取。抗日战争是一场全国性、涉及各领域的全面卫国战争,它需要报刊媒介全面反映抗战形势,帮助人民群众树立全面抗战的整体意识,才能动员更多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然而,《新中华报》每期一张四开四版的版面难以承载丰富的抗战历程,所发挥的力量不能满足抗战动员的需要。《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黎辛回忆道:“《新中华报》毕竟是一个四开四版的三日刊的小报,党的《解放周刊》也只有一个印张,阵地太小了。”(5)黎辛:《亲历延安岁月》,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页。1941年5月15日,《新中华报》第一版发布《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停刊及解放日报发刊启事》指出:“为着更多的反映国内外之一切消息及传达我党中央一切政治主张,满足全国同胞及读者诸君之要求起见,中共中央决定将新中华报及今日新闻合并,改出中共中央机关日报,定名为解放日报。”(6)《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停刊及解放日报发刊启事》,《新中华报》1941年5月15日,第1版。次日,《解放日报》便正式出版发行。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创办一个大型日报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大量反映抗战实况,组织动员更多的人民群众参加抗战,显得尤为紧迫。
《新中华报》“三日刊”的出版周期,制作过程较长,宣传时效性较差。三日一期的出版周期反映出报纸的出版时间较长,许多重大事件、信息无法及时跟进。例如,1940年3月8日,中共中央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在延安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新中华报》对此进行了简要报道。3月29日,《新中华报》记者叶澜在《纪念大会盛况》中指出:“本报编辑部同人,为了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妇女工作的决定,为了迅速报道三八纪念大会的情形,为补三日刊的不足,特在大会期中,出了三天油印的《三八纪念临时特刊》。本报编辑部同人自动放弃了两天的假日,采访,编辑,写钢版,油印,发行一概由自己完全担负,三天中一共出了四期五张,把当天纪念的盛况,迅速的报导给读者,更显示了三八纪念的热烈和紧张。”(7)叶澜:《纪念大会盛况》,《新中华报》1940年3月29日,第3版。由此看出,《新中华报》日常的三日出版周期并不能满足党中央“迅速报道”的需要。因此,创办一个大型日报及时反映重大事件、信息,为党的重大决策、军事部署等活动及时提供重要信息,十分必要。
第二,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极力打压、诬蔑中国共产党,导致党内“左”倾思想有所抬头。因此,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创办一张中央党报,既能对外展现自己的真实面貌,又能对内统一全党的宣传思想。1941年1月18日,国民党当局在《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抗战的纪律》,声称“新四军擅自行动,是反抗军令,破坏军纪的重大问题”,并宣布“新四军叛变”,“叶挺就擒,项英在缉”(8)《抗战的纪律》,《中央日报》1941年1月18日,第2版。。1月27日,蒋介石发表长篇演讲,诬告新四军“违抗命令,袭击友军,甚至称兵作乱,破坏抗战,因而受到军法制裁”(9)《蒋介石在重庆中央纪念周的讲话》(1941年1月27日),《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9页。。显而易见,国民党企图将此次事变定性为军纪问题,刻意淡化反共色彩,意图坐实新四军违抗军令、破坏抗日的罪名,为自己可耻的分裂、反共行为寻找“合理”的借口,在舆论上欺骗民众,败坏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战的形象。
《新华日报》作为党在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面旗帜,竭力冲破国民党新闻检查的封锁,以“新×军”的代号(10)《全馆举行庆祝会纪念光荣的日子》,《新华日报》1941年1月12日,第2版。、“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11)周恩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新华日报》1941年1月18日,第2版。的“题词”等形式披露了有关皖南事变的信息,表达中国共产党的极度愤怒和严正抗议,但无法完全揭露事变真相。时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新中华报》以“转为猛烈的反攻”(12)王揖:《延安〈新中华报〉简史》,《新闻研究资料》1987年第2期。为宣传方针,发表了《朱彭叶项抗议皖南包围通电》、《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等文章驳斥国民党的诬蔑言论,并连续全文刊登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的谈话和相关军事命令,提出严惩罪魁祸首、停止一切反共剿共行动、肃清亲日分子等要求(13)《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新中华报》1941年1月23日,第1版。,采取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引起了国内外各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与支持和对国民党的失望与批评。1941年3月6日,蒋介石迫于形势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上声明:保证“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81-282页。,标志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结束。然而,国民党当局接连发起的两次反共高潮,刺激了党内“左”倾思想的抬头。1941年5月8日,毛泽东起草《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强调:“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必须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与“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15)《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81-783页。。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宣传部关于展开对国民党宣传战的指示》,对国民党一方面“多方揭破其反动宣传”,另一方面有原则地“拥护和赞助”其“抗战方面和合理方面的宣传”(16)《中央宣传部关于展开对国民党宣传战的指示》(1941年5月7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223页。。如此正确详尽的总结和指示,依旧没能完全制止党内个别同志参考“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对国内阶级关系作出错误估计,“将一切地主资产阶级都看成和国民党顽固派一样”。他们认为现在需要的“只是所谓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权”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策,而不是“统一战线的政策”(17)《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3-784页。。直到《解放日报》创刊前几个月内,个别抗日根据地甚至公开广播“另立中央政府的主张,马日事变的估计,陈团起义的发表,仇货充斥的自白”等错误言论,违背了党的宣传政策和中央的指示精神,“如不迅速纠正,对党对革命必有很大危害”(18)《中共中央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1941年5月25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98页。。因此,中国共产党为了抵御敌对宣传、统一党内思想,创办一张大型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工作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194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报纸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19)《中共中央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1941年5月15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97页。。为了办好《解放日报》,中国共产党早在3月26日就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决定将《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和《中国工人》停刊,相关指导性文章由《解放》周刊和《共产党人》刊发(20)《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1941年3月26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96页。。8月,《解放》周刊和《共产党人》相继停刊。这一系列举措表明,《解放日报》的创办不仅集中了中国共产党报刊传媒的优势资源,更确立了其在党报党刊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解放日报》初期为四开两版,设国际、国内、边区和文艺四个栏目,后扩充为对开四版,每个栏目占据一个版面,极大缓解了刊登党中央方针政策宣传和战局分析的版面压力,缩短了出版周期,提高了党报的宣传时效。颇为遗憾的是,《解放日报》在创刊后的10个月中,因党内教条主义未彻底肃清,导致报纸存在党性不强、反映群众生活不够、党八股文风、脱离实际等缺点。为此,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明确党报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将“党报编辑部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联成一气”,并规定报纸“要有适当的正确的自我批评,表扬工作中的优点,批评工作中的错误”,语言“应力求通俗简洁”(21)《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1942年3月16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126-127页。。博古结合通知内容,检查了报纸创办以来的问题,并主动承认自己主观主义的缺点,开始改版的准备工作。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致读者》,宣告了报纸改革的序幕,开启了贯彻党报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的一次“澈底的改革”。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解放日报》以成为“传播党的路线贯澈(彻)党的政策与宣传组织群众的锐利武器”为目标(22)《致读者》,《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第1版。,吹响了“鼓吹抗战,鼓吹民主,鼓吹进步的号角”(23)《本报创刊一千期》,《解放日报》1944年2月16日,第1版。,为塑造中国共产党积极正面的抗战形象发挥出重要作用。
二、《解放日报》塑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形象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发刊词》开宗明义指出:“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24)《发刊词》,《解放日报》1941年5月16日,第1版。这表明《解放日报》的创刊初心和使命就是团结抗日。围绕团结抗日这一总任务,《解放日报》在艰难的抗日斗争中成功塑造出中国共产党坚决、英勇、自信的抗战形象。
第一,《解放日报》根据时局公布中共中央重要文件,发表抗战纪念宣言,宣传抗日方针政策,展示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极力塑造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抗战形象。以1941年为例,中共中央根据纪念抗战四周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等重要时间节点,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等7篇重要文件。1941年4月,日美展开谈判,意图牺牲中国,换取利益,造成反共反苏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基于日美谈判矛盾的激化和苏德战争的长期化,决定“放弃北进,把南进作为唯一的战略方向”(25)萧一平、郭德宏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全史》(下篇·1941年12月～1946年9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页。。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局势更加“明朗化了”(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343页。。中国共产党在分析远东慕尼黑阴谋、太平洋战争等重大事件的基础上,洞悉了世界战争的未来走向,提出了尽快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等主张,表达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到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决心,为塑造坚决的抗战形象提供了有力支撑。
1941年5月25日,针对复杂多变的局势,毛泽东在复信旅美华侨王履孚、甄玉莹等人时,指出:“所可虑者,美、日妥协诱迫投降之说,近忽甚嚣尘上,远东慕尼黑之阴谋,死灰复燃,亲日派之活动,未可忽视”;“所可告者,不论国际风云如何诡谲,敌伪与亲日派如何呼应,中共同人必与国内一切真诚抗日之党派团结抗战到底,不达民族解放之目的誓不休止”(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301页。。5月28日,《解放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号召全党揭穿和反对“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反德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日本的“诱降活动”和国民党配合日本的“谣言攻势”,并宣布:“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变,八路军虽不发一颗弹一文饷,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此次晋南战役,八路军复自动配合中央军作战,两周以来在华北各线作全面出击,至今犹在酣战中,共产党领导之武力与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一切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其目的都在使抗战失败以利投降,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之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与投降主义者。”(2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解放日报》1941年5月28日,第1版。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正面临着国际远东慕尼黑阴谋和国内投降主义的双重挑战,另一方面用八路军新四军配合晋南战役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即便身处物资短缺、舆论污蔑、腹背受敌的恶劣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从未动摇抗战到底的决心,始终以抗日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以团结的方式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不达目的誓不休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远东慕尼黑阴谋彻底破产,《解放日报》抓住时机,发布《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分析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必须“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为了实现“这个唯一的目的”,中共中央主动提出“八路军及新四军继续忍受艰难困苦,坚持华北华中敌后抗战,粉碎敌人的扫荡,大量的牵制敌人”(29)《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0日,第1版。。中国共产党以此向全国民众表达了为实现抗战最后的胜利,甘愿在敌后继续忍受艰苦生活,继续牵制敌人有生力量,坚持敌后抗战的决心。
发表抗战纪念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坚定抗日立场、表达抗战主张的方式之一。正如陈金龙所说:“宣言、通告或口号能集中表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传播范围较广,因而成为党在纪念活动中表达政治主张最常用的形式之一(30)陈金龙:《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9页。。然而,七七事变之前,中国共产党怀有反日、抗日的决心,却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不顾条件与环境的恶劣,照例组织开展罢工、示威、游行等抗战活动,结果造成“难以计算的”损失(31)《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1936年4月10日),《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6页。。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将“七七”纪念纳入抗战纪念活动,发表抗战纪念宣言,集中表达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抗战胜利的政治决心。尽管国共摩擦、冲突事件时有发生,但“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32)《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1页。。因此,毛泽东在起草《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时强调:本次宣传要点“在党外要深入的宣传中共二十年来的历史”,表扬八路军、新四军“四年抗战的战绩”与“各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成绩”,着重宣传“我们的施政纲领”,在党内使全党同志清楚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33)《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1941年6月),《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第261页。。基于这份指示,《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声明,全国军民在“神圣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渡过了许多的难关,卒能使敌寇胆寒,环球心折,奠定了民族复兴的基础,产生了新生中国的雏形”。即便国民党当局将“反共成为政策,‘异党’见于文书”,大肆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不变,愿与中国国民党及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人民团结到底,为抗战建国的共同目标而奋斗”,并结合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局势和边区“局部执政”经验,提出了“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加强反对汪逆傀儡政府的斗争”、“加强各抗日党派的合作”等十项“内政外交之基本方针”,以“达成抗战建国之目的”(3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解放日报》1941年7月7日,第1版。。胡乔木回忆道:“按照毛主席的布置,这篇宣言的主旨是‘拉英美蒋反德意日’,体现我党力主团结的方针,但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也有所批评。”(35)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7页。1941年7月,在延安万人集会的欢呼声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在人们手上被热烈的传诵着”(36)《延安各界万人集会纪念抗战四周年》,《解放日报》1941年7月8日,第2版。。《新华日报》华北版、《晋察冀日报》等人民喉舌都发表著论拥护《四周年纪念宣言》(37)《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拥护中共中央“七七”宣言》,《解放日报》1941年7月29日,第2版。。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日报》的系列报道,不仅向大众展现其反对分裂投降、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更是通过纪念宣言展示出言出必行、不畏艰难、坚决抗战的形象,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赞同。
第二,《解放日报》改进战地通讯报道,歌颂抗日英雄,表彰抗日战绩,塑造中国共产党英勇的抗战形象。战地通讯一般来自随军记者或者部队、地方通讯员的描述与记载,材料来源大多真实可信,生动富有感染力。1941年至1945年,《解放日报》报道战地通讯、歌颂战斗英雄的统计如下:
(表1) 《解放日报》报道战地通讯、歌颂战斗英雄统计表
如表1所示,《解放日报》对战地通讯、英雄人物的报道共478篇,1945年之前呈逐年上涨的趋势,在1944年更是达到峰值。这是《解放日报》编辑、记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挖掘素材,撰写佳作的最好证明,为塑造中国共产党英勇的抗战形象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支持。
但由于党八股的影响,《解放日报》创办初期刊登的新闻公式化倾向严重,对中国共产党英勇抗战形象的塑造不够生动,难以吸引读者。记者邓仪后来在《新闻观点和采访路线》中总结道:我们的新闻形成了会议+决定=新闻、数目字+(一)(二)(三)(四)=新闻、热烈讨论+意义重大=新闻、为了起见+特发指示=新闻、我军英勇迎击+敌寇仓皇败退=新闻等几种公式,“也就不可能报导给读者以新鲜的事物,和生机蓬勃、活泼生动的群众的心声、群众的行动”(38)邓仪:《新闻观点和采访路线》,《解放日报》1943年4月8日,第4版。。例如,1941年7月6日,《解放日报》第二版刊登了题为《八路军新四军战绩》的新闻,由五组电讯组成,第一组内容为:“由于我冀鲁边八路军某部自本月初旬起,连日给予盐山南北一带敌伪以严重打击,敌伪极为恐慌,先后自乐陵北之李庄、南皮东南之胡家东,之小胡家、安家居等据点仓惶撤退”(39)《八路军新四军战绩》,《解放日报》1941年7月6日,第2版。。其余四组写法与此相似,套用“我军英勇迎击+敌寇仓皇败退=新闻”的公式,内容空洞,语言乏味,缺少细节展示和情绪渲染。此外,报纸同版发表了战地通讯《八路军英勇精神四通讯员被困窑内奋勇突围毙敌二十余》,全文共186字,描述了四名通讯员“坚决勇敢与敌对战两小时有余”的战斗事迹,敌人“企图将他们焚毙,乃从火焰中冲击,内中两人不幸被敌击中,英勇殉国。其余二人,虽负重伤,仍安然回归部队”(40)《八路军英勇精神四通讯员被困窑内奋勇突围毙敌二十余》,《解放日报》1941年7月6日,第2版。。从中可以看出,《解放日报》对这一事迹的描述,文白夹杂,对突围背后的故事挖掘不够,内容过于简短,不利于民众直观感受八路军的英勇事迹,也将直接影响民众对报纸塑造中国共产党英勇抗战形象的认可。改版之后,报纸的战地通讯有了巨大的改变,歌颂战斗英雄的内容更加充实,情感更加丰富。1942年4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通讯《晋西北反扫荡战中两个机智的小战士脱离虎口获敌扫荡计划》,详细介绍了我军“通讯班长吴为新、看护员田鱼喜”(41)《晋西北反扫荡战中两个机智的小战士脱离虎口获敌扫荡计划》,《解放日报》1942年4月16日,第1版。,因与部队失联,假意成为俘虏,伺机获取机密情报,并成功归队的英雄事迹,内容丰富,情节紧凑,叙述扣人心弦,凸显出我八路军战士敢于深入敌营的勇气、与敌斡旋的机智和异于常人的坚韧意志,是中国共产党英勇抗战形象中的一个缩影。最典型的是《解放日报》全文转载《晋察冀日报》通讯《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此文是《晋察冀日报》通讯科科长、特派记者沈重根据狼牙山五壮士的壮烈事迹所著。相比之前的短讯,这篇战地报道更详实更生动更有感染力。文章以“筒,筒,……拍——”、“空,轧轧……空空轧轧轧”等拟声词描述双方激烈的战斗和恶劣的战场环境,用短促有力的对话描绘出生死关头的战友之情,记述了“五壮士”弹尽粮绝之后砸毁武器、决定跳崖的具体细节,结尾处以日本小队长“向空礼拜”,祈祷“五勇士的‘英灵长在’”等行为衬托出八路军战士的英勇作战,有血有肉地记载了这一壮举的前因后果。“今天歌唱反扫荡胜利的全边区东线的人民和军队在唱着他们最高昂的音节,在齐声颂扬着棋盘陀五个壮士英勇奋战的功绩”,歌颂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抗战精神,“给青年边区子弟兵添上了高尚的骄傲和无限的光荣”(42)沈重:《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解放日报》1942年5月26日,第2版。,以此塑造出中国共产党不惧牺牲、英勇抗战的形象。
《解放日报》对抗日战绩的公布是敌后游击战场和国民党正面战场同时进行的。以1941年至1945年为例,《解放日报》报道敌后游击战场和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新闻统计如下:
(表2) 《解放日报》报道两个战场战况统计表
从上表看,1941至1945年,《解放日报》对人民军队抗日战况报道共3023篇,且逐年增加,为塑造中国共产党英勇的抗战形象提供了充足的现实佐证;对国民党军队战况的报道呈现一个明显的变化:1942年始,《解放日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战况的报道,增加了“失守”、“沦陷”等战事失利消息的报道,突出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鲜明对比,进一步突显出中国共产党敌后英勇的抗战形象。
《解放日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胜利的报道,多采用中央社电讯稿,注明电文来源,刊登主要内容。例如,1943年2月22日发布新闻《我国阻敌强渡怒江百里洲畔追歼残敌赣北反击颇为得手》,与同日《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发布的《怒江以西敌遭阻击高安激战我占优势》内容基本一致,报道国军将士“竭力阻击”怒江西岸敌人,“予敌重大损失”等战事胜利的消息(43)《我军阻敌强渡怒江百里洲畔追歼残敌赣北反击颇为得手》,《解放日报》1943年2月22日,第1版。。但这类鼓舞人心的胜利消息并不多,失守败退的消息却纷至沓来。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解放日报》对豫湘桂战役的报道。1944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贯穿中国河南湖南广西的大规模战役,企图“消灭重庆军,尤其是消灭其核心中央军”(44)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大本营陆军部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3页。,占据中国要塞,积攒战力,准备长期作战。面对日本孤注一掷地进攻,国民党正面战场全面溃退,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146座城市和36个飞机场被占领,损失大量军力,《解放日报》对此进行了跟踪报道。从4月19日至12月29日,《解放日报》连续报道了149篇豫湘桂战役新闻,其中139篇登在报纸第一版,记录了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三省的一路溃退,引发国内外人士的担忧。苏联杂志《战争与工人阶级》指出:“中国军队在河南省的挫败绝不能认为是偶然的”,是由于“中国的统治人士”过度依赖外援,“中国财政家”未将资本用于国防建设,军事“战略战术方面的落后”,军官中“不少人保持着失败主义的观点”以及国民党封锁边区“牵制了极大数量的中国军队”等各种原因所造成的必然结果(45)《苏联〈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论河南战事失利原因》,《解放日报》1944年6月23日,第1版。。对此,《解放日报》义正严词地发表《长沙失陷后的危机》等社论,敦促国民党当局“有一个改变”:“改消极抗战为积极抗战,改唯武器论为武器与人民相结合,改防制人民为依靠人民,改压迫民主为实行民主,改反对共产党为加强国共团结,改依赖外力打日本为以自己动手为主配合同盟国打日本”,只有如此,才能挽救正面战场的失败颓势,“才有配合盟国反攻的希望”(46)《长沙失陷后的危机》,《解放日报》1944年6月24日,第1版。。与正面战场大溃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敌后战场的连连得胜。1944年开始,《解放日报》上解放区各战场捷报频传,全面反映了敌后战场的“击溃”、“歼敌”、“攻克”、“收复”的战况,例如《三千寇军全部败退完县山地已无敌踪》、《冀鲁豫我军大胜利光复濮阳县城收复国土一万平方华里解放同胞卅余万》等胜利消息,报道近800篇。固然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同数十万日军主力作战,付出了极大牺牲,但是也无法掩盖其消极抗战、一路溃败的事实。敌后战场屡获战果与正面战场一路溃败相比较,中国共产党积极抗争、英勇抗战的形象更显而易见。曾访问陕甘宁边区的外国记者爱卜斯坦也提出:“这次我们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住了几个月,看到了敌后的军队与人民,在怎样艰苦英勇的工作与战斗,怎样牺牲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祖国,为世界人类和平而斗争。”(47)《盟邦记者团诸先生盛赞晋西北军民英勇战绩》,《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4日,第2版。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展现出的英勇抗战形象表示支持和认可。
第三,《解放日报》刊发专文,揭露国民党妥协投降、消极抗战的错误行径,彰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胜利的信心与底气,塑造中国共产党自信的抗战形象。1937年11月,张闻天指出:“太原失守之后……若干军队已经失去了在山西坚决抗战的勇气与自信心。”对此,他提出共产党员要克服一切消极悲观的情绪,“在一些人们开始为失败与困难所动摇而悲观失望的时候,成为汪洋大海中的‘中流砥柱’”,以“中华民族无论如何要胜利的自信心去影响全中国人民,使他们坚持抗战到最后的胜利”(48)《把山西成为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1937年11月15日),《张闻天文集》第2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374、375页。。然而,这一举措无法改变国民党部分高层人士消极抗战、力主求和的悲观态度。11月29日,蒋介石“请陶德曼来京面谈调停事宜”,12月2日,又“接见陶德曼讨论与日媾和问题”(49)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5册,台北:“国史馆”、“国立中正纪念堂”、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14年,第439-442页。,仍寄希望于国际调停,实现对日和平谈判。12月5日,汪精卫利用接见新闻记者之机,也表示“若日本真愿要求和平、提出可接受条件、则中国亦可加予考虑从事停战也”(50)《汪精卫在汉发表谈话日如提合理条件我亦可予以考虑》,《申报》1937年12月7日,第3版。。蒋汪二人作为当时国民党内的最高领导人,言行举止都表达出力主求和的态度。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汪精卫更是叛逃出国,鼓吹抗战亡国论,与日本秘密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等协议条约,并成立了南京汪伪政府,导致投降主义一时甚嚣尘上。为了打击投降主义的嚣张气焰,时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新中华报》发表专文,驳斥投降主义和抗战亡国论。例如,毛泽东在《团结到底》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容忍“坚决的投降份子与反共份子”,坚信“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51)毛泽东:《团结到底》,《新中华报》1940年7月5日,第5版。。王稼祥也指出,“一切持久战必须经过最后的困难和最大的危险才能转到胜利的结果”(52)王稼祥:《渡过困难危险争取抗战胜利——纪念抗战三周年》,《新中华报》1940年7月5日,第6版。。中国共产党以此展示其即便面临重重困难、危机四伏的环境,也不失战胜强敌的策略与信心。
《解放日报》作为第八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完美继承了《新中华报》刊发专文,反对分裂投降的优良传统,揭露国民党妥协投降、消极抗战的错误行径,展示中国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胜利的信心来源。1943年4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吴化文投敌的前前后后》一文,首次公开揭露国民党将领通敌叛国的行为。随后,又陆续发表了27篇文章,集中揭露国民党官员、将领妥协投降、通敌卖国的分裂行为。文章分布如下:
(表3) 《解放日报》揭露国民党妥协投降、消极抗战统计表
8月15日,报纸发表社论《要求国民政府整顿军纪军令》,表达中国共产党反对投降主义、消极抗战与分裂阴谋的政治态度。与此同时,《解放日报》借纪念抗战的时机,发表专文,揭示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战的信心与力量来源,鼓舞全民族的抗战自信心。1943年7月5日,朱德、饶漱石分别撰文《我们有办法坚持到胜利——为抗战六周年纪念而作》和《我们敌后力量之所在》。朱德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够克服困难,坚持六年苦战,原因有五点:第一,下定决心,“宁死不屈,坚持到底”;第二,坚持进步,“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坚持与各界各军的团结”;第三,自己动手,“发动生产运动”;第四,实行精简,“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民负担”;第五,依靠群众,“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的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53)朱德:《我们有办法坚持到胜利——为抗战六周年纪念而作》,《解放日报》1943年7月5日,第2版。。饶漱石也指出:“我们在敌后的所以能够坚持,一方面由于新四军英勇善战,不顾一切牺牲,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在敌后实行民主政治,千百万群众已经发动和组织起来。”在华中地区,“我们发动了千百万群众,并适当的改善了民生”;“我们真正实行了民主政治,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我们提倡生产运动,进行了生产建设”;“我们巩固了敌后各党派各阶级的团结”。这四点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在敌后长期坚持的政治的根源”,也是“我们真实力量之所在”(54)饶漱石:《我们敌后力量之所在》,《解放日报》1943年7月5日,第4版。。两篇文章分别从坚定抗战决心、实施民主政治、发展生产、精兵简政、团结各党派各阶级、动员人民群众等方面披露了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坚持抗战的基本原因,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胜利的信心来源和真实力量所在,“只要我们能善于研究自己六年来的经验,能使全民族团结于神圣的爱国战争中,发扬全国军民的人力,能善于与友邦团结争取外援,则我们的抗战必能得到最后胜利”(55)朱德:《我们有办法坚持到胜利——为抗战六周年纪念而作》。,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有信心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坚持抗战最终胜利,展示出中国共产党自信的抗战形象。
三、《解放日报》塑造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的历史影响
抗战时期《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在陕甘宁边区大力宣扬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全方位记录了敌后抗战实况,歌颂人民军队英勇抗战事迹,成功塑造出中国共产党坚决、英勇、自信的抗战形象,准确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响应与支持,振奋了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自信心自豪感。
(一)准确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因此,《解放日报》塑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形象,客观上也利于进一步宣传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围绕着团结抗日的宗旨,《解放日报》在抗战纪念宣言中,多次宣传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主张,表明“阶级矛盾要服从于解决民族矛盾的需要,以解决民族矛盾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态度(56)王凤青:《全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统筹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理论探索》,《河北学刊》2022年第3期。,获得了国人的理解与接纳。例如,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中,共出现5次“团结”和2次“统一战线”。1941年7月9日香港《大公报》发表“航讯”《七七四周年纪念中共发表宣言》,择要转载了国际形势变化、“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等内容,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拥护国际反侵略阵线”、“加强反对汪逆伪组织之斗争”和“加强各抗日党派之合作”等抗战主张(57)《七七四周年纪念中共发表宣言》,《大公报》(香港)1941年7月9日,第4版。,是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赞成与肯定。
1942年7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共出现9次“团结”和3次“统一”。文中指出,“必须按照合理原则改善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间的关系,加强国内团结,不给日寇以任何挑拨离间的机会”,特别强调“中国各抗日党派不但在抗战中应是团结的,而且在抗战后也应是团结的”(5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解放日报》1942年7月7日,第1版。。胡乔木指出,《宣言》“直接体现了毛主席提出的‘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的方针”(59)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69页。。何思敬阅读后也指出,《宣言》不仅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有远见,有理论的信心和勇气”,“有决心为这些宣言的基本原则而奋斗”,更表明了“中共历来主张与这些宣言底原则完全符合”(60)何思敬:《读中共〈七七宣言〉》,《解放日报》1942年7月20日,第3版。。由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达五年之久,“迫切希望国内各党各派团结一致,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并在战后岁月共同建设新中国”(61)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70页。。因此,五周年《宣言》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拥护。7月12日,晋察冀各界开会讨论指出,《宣言》是“目前中国抗战道路上的指路明灯”,对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疑的将起着巨大的作用”,各团体一致表示“坚决拥护这一宣言”,并决定“大量翻印宣言,出宣传品,编发教材,教育干部与会员”,使《宣言》“变成伟大的实际力量”(62)《晋察冀各界拥护中共七七宣言“中国抗战途上的指路明灯”》,《解放日报》1942年8月6日,第1版。。7月16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发布报讯《延安各阶层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宣言坚持团结抗战团结建国》,“所有工农兵学商各界”不仅更加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而且对“战后必须团结建国”有更加明确的认识,工界同志均表示“愿为中共‘七七’宣言之实现而奋斗”(63)《延安各阶层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宣言坚持团结抗战团结建国》,《解放日报》1942年7月16日,第1版。。可见,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日报》宣传“坚持团结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主张,深谙民意,深入人心。
(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响应
《解放日报》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的塑造,使国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的真实样貌,认识到了党在抗战中的重大作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与支持。1941年6月29日,山西省及晋冀豫总工会在庆贺建党二十周年的致电中指出,“向我工人阶级的党中央中华民族的伟大舵手致热烈之敬礼”,“坚决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之下,为民族和阶级解放奋斗到底,直到最后胜利!”(64)《山西省及晋冀豫总工会电贺中共廿周年纪念》,《解放日报》1941年7月2日,第2版。1942年7月,华北《新华日报》社全体职工致电党中央称:“我党领导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廿一年如一日,特别是在抗战斗争中,从我党中枢所发出的和漾之光,不断指引国人以应走的方向,和建设新中国的南针”,领导着敌后军民“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与敌后军民“一道迎接胜利的两年”,我们将“紧紧团结在党中央旗帜之下,直到最后战胜敌人”(65)《纪念党廿一周年华北新华日报社员工电党中央诸同志致敬》,《解放日报》1942年7月4日,第1版。。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是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舵手,是国家建设的指路南针,更是激励国人前进的和漾之光,支撑着中华民族、带领着中国人民一步步走向最后的胜利。在这样的认识下,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踊跃参军、参与边区建设等方式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抗战,用实际行动表示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的认可。
1942年5月23日,记者沙飞在文章《当志愿义务兵是每个人的责任——记平山×区志愿兵入伍》中,记录着晋察冀人民的参军热情。魏连云夫妇送第三个儿子入伍时说:“抗日是为了大家,我们两口子也觉得光荣。”平山炎裕村董家长辈给聂荣臻写了一封信:“聂司令员:你是我们的救星,要是没有你,我们的生命财产、田园、土地,恐怕早就给日本强盗抢掠、烧杀净尽了,我们万分感激你。现在我们热烈的响应你的号召,坚决拥护志愿义务兵役制。”(66)沙飞:《当志愿义务兵是每个人的责任——记平山×区志愿兵入伍》,《解放日报》1942年5月23日,第2版。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形象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认可。根据地群众意识到:“抗日是为了大家”,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决、英勇的抗战,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土地家园才得以保存。因此,一股股参军热潮在各根据地频频发生,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敌后的抗战力量。到1945年4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解放区人民热烈参军》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去年六月至今年三月,时间不到一年,几乎扩大一倍(由四十七万到九十万)”(67)《解放区人民热烈参军》,《解放日报》1945年4月22日,第1版。。招募区域从一乡一村扩张至一区一县,参军人数和地域都有了巨大的发展。与此同时,《解放日报》大力宣传党在边区的政策,吸引归国华侨来延投资。1941年6月1日,社论《欢迎华侨来边区兴办实业》指出,“在这里,民主政治和廉洁政治已经确立,苛捐杂税已经取消,合理税制已经施行,工农业生产已有显著进步,人民生活已有相当改善”,为华侨投资边区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基本的经济基础和稳定的社会环境。社论还引用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来延安考察后,与报界的谈话:“在当地(按指边区)的地主和富人,可以合理地生活得很好。其次,当地人民生活虽不富裕,但一般生活还好。当地只有一种统一税,统一税上之后,即可通行无阻。”(68)《欢迎华侨来边区兴办实业》,《解放日报》1941年6月1日,第1版。进一步证实了边区政策的真实可靠。对此,来延华侨备受鼓舞,决定加速成立西北华侨实业公司。1942年2月15日,西北华侨实业公司正式揭牌,已开办“华侨毛织工厂”,“出产各色上等毛线、精制毛毯、毛呢、布疋等,品质甚佳”,并“计划筹备其他工厂”(69)《华侨实业公司开幕毛织工厂出品优良》,《解放日报》1942年2月18日,第4版。,以加强边区经济建设,增加边区物质生产,保障边区人民生活物资和抗战物资的生产供应。
(三)振奋了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自信心自豪感
坚持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不变诉求。《解放日报》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振奋了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自信心自豪感。抗战五周年《宣言》中,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坚定全国军民胜利的信心”、战后合作建国的主张,“坚决的相信,中国人民一定能继续这种精神,一直到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建设起独立自由民主繁盛的新中国!”(70)《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这一主张获得了各界同胞的赞成。1942年8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电讯《团结抗战团结建国这是老百姓的要求靖边召开士绅座谈会》,展示着边区群众对《宣言》的热烈讨论。靖边县开明士绅高吉祥说道:“共产党这个宣言,的确是说出了老百姓心里的话。”志丹县一位老汉说道:“苦也吧,甜也吧,再努一下力就行了!”一个青年用一个比喻表达坚持胜利的信念:“抗日好像牛拉车上山,快到坡顶时,须得更留意,大家再苦干一年,牛车就可到达山顶了。”(71)《团结抗战团结建国这是老百姓的要求靖边召开士绅座谈会》,《解放日报》1942年8月6日,第2版。激励着广大人民群众在艰苦抗战中坚持胜利的信心与信念。中共七大召开后,《解放日报》以6个版面全文发表了《论联合政府》,各党派人士读后盛赞毛泽东建立“联合政府”的英明主张,无党派人士孙良臣评价道:“中共七大实际上是一个为中国人民解放与建设新中国的会议”,毛主席的报告“除了汉奸与少数反动派,各阶层的利益都照顾到了”(72)《晋绥军区指示所属学习〈论联合政府〉各党派人士盛赞毛主席英明主张》,《解放日报》1945年6月12日,第1版。。华北沦陷区某实业家阅读后,盛赞:“只有毛主席所指的道路,才是中国工业界的前途。”(73)《华北沦陷区某实业家盛赞毛主席报告》,《解放日报》1945年6月15日,第1版。《解放日报》对这些意见的报道,不仅“营造出一种积极支持大会的社会民意氛围”(74)林绪武:《雏形和奠基:〈解放日报〉对中共七大的报道》,《传媒观察》2023年第2期。,而且极大振奋了中国人民,乃至中华民族抗敌御辱、团结建国的自信心自豪感。
1945年4月,《解放日报》报道了董必武出席联合国大会,签署《联合国宪章》的全过程,向世界传递出中国共产党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形象,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政治舞台的首次正式亮相。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两个月后,《联合国宪章》生效,确立中国作为“五常”之一的国际地位,标志着中华民族洗刷屈辱、重归世界舞台的时机已经到来。一时间,全国人民抵御外辱、建设统一民主国家的自信心自豪感达到了鼎峰,全国各地反对专政、反对内战、成立联合政府的倡议从未停歇,实现民族复兴的脚步从未停止。仅1945年11月,《解放日报》便发表了78篇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的新闻报道。11月9日,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在重庆举行第九次会议,各参政员均认为:“国际地位亦因八年来之血战一跃而为五强之一,并肩负起建立及维护世界安全之重责,此实乃建设新中国千载一时之机运。讵料受降正在进行,复员甫及开始,而收复区内竟发生军事冲突。且日来各报所载,不仅情势未见稍戢,而且逐渐扩大。”为此,会议当即通过“参政员王普涵,尹述贤等所提《为国内发生军事冲突,危及国家建设,民族复兴,及世界和平,拟请政府从速制止国内冲突,保障和平统一,并提前召开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共同讨论国家大计,用安危局》一案”(75)《驻会参政员建议政府制止冲突挽救危局提前召开参政大会集中各方意见合理解决国事在渝参政员定后日举行会谈》,《大公报》(重庆)1945年11月10日,第2版。。这份议案虽未能扼制内战冲突的爆发,但是传达了各党派人士、全国人民对建立和平统一民主国家的殷切期望,对“建设新中国”、巩固中国“五强”国际地位、实现民族复兴充满了自信与自豪。
《解放日报》作为党中央的“耳目喉舌”和“伟大延安精神的体现者”(76)王敬主编:《延安〈解放日报〉史》,第365页。,继承和弘扬了《新青年》、《向导》、《新中华报》等党报党刊的优良传统,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勇于改版创新,善于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颇为圆满地完成了团结抗战的历史使命,全方位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战中流砥柱的光辉形象,进一步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为党的新闻事业后来的改革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77)郑保卫、王青:《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事业重大改革及其历史经验》,《当代传播》2021年第4期。,也为后来的党报党刊等新闻媒体进一步塑造党的光辉形象树立了一个优秀模范。在革命斗争年代,党媒对于中国人民,如同在黑暗中点燃真理之光,于乱世下照亮前进之路,是中国人民奋力向前、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重要指引。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党媒是她在革命洪流中树立领导地位的见证者,见证了她在艰苦环境中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并激励人民;是她在黑暗混乱中有所作为的记录者,记录了她在残酷斗争中揭露敌人、打击敌人并消灭敌人;更是她百余年峥嵘岁月的亲历者,亲历了她带领中华民族实现自由解放的伟大征程。因此,《解放日报》等党媒就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历史作为和历史影响的最好证明,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24年01期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