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叙事体系中，“两万五千里长征”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话题。这场延续两年、转战两万五千里的伟大战略转移，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传奇，堪称中国共产党的“英雄创世史诗”。近九十年来，长征的故事被一代代中国人以各种形式不断讲述，长征的精神也由此代代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可以说，“长征”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精神源头，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长征精神如此重要，对它的研究也就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总的来看，既往研究主要关注以下数端：首先是“长征”概念的形成及演变，如高华认为，1935年5月朱德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第一次提到“长征”一词，12月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对“长征”一词作全面的政治解释，从此“长征”一词进入史册；石仲泉认为，1935年2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告工农劳苦群众书》最初使用“长征”一词，在5月朱德发布布告后“长征”便用开了；孙力则认为，早期长征用词不能作为长征概念来理解和对待，直到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才真正赋予长征概念意义。其次是“长征”概念的建构与传播，如毕耕等人从出版形态、宣传功能等方面考察了红军长征途中的报刊宣传；许加彪等人关注长征标语口号的产制、修辞和社会动员；杨才林则从长征作品、主题、传播特点几个方面考察了红军长征的早期国际传播。最后是“新长征”概念的形成及其传播，韩洪泉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奋斗目标和规划是新长征的滥觞与酝酿，1978年是新长征的元年；李东方认为，1936年2月党的文献中已有“新的长征”一词，但到1949年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后，“新的长征”逐渐演化成“新长征”,具有了象征意义。
前述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但详加审视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长征”概念提出并形成的过程上仍莫衷一是，同时多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相关历史叙述，对1949年以来“长征”概念的演进仍然有一定的讨论空间。有鉴于此，我们以“长征”这一概念由1935年至今的流变为中心，关注这一概念的形成、传播及演变的过程，致力于回答以下三个问题：其一，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的许多重大标志性事件中，“长征”如何得以成为特殊的一个？这种独特性是如何形成的？其二，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长征”的概念流变共经历了几个阶段，在各个阶段中体现出什么特点，又分别折射出当时的何种社会需求？其三，“长征”这一概念是如何向社会进行传播的？
一、“长征”概念的最初形成（1935—1949年）
“长征”一词古已有之，原意主要指长途远征，如唐代诗人王昌龄的名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初并没有固定的名称：长征刚刚开始的1934年10月8日，中央委员会给中央分局的训令中将之称为“突围”；10月26日，长征路上的中革军委称之为“西进”；1935年2月到3月间，陈云则称其为“西征”。在我们所见的材料中，党的文献中最早提到“长征”一词的是在1935年2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告工农劳苦群众书》,文中提到“（红军）长征到川贵边地域”；5月朱德在《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也提到“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6月12日徐向前等人的报告中亦称“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但此时的“长征”更多的是古义中长途远征的意思，此时红军的战略转移还没结束，中共领导人无法预料这场军事行动的最终结果。这些文件中的“长征”只是一个形容远征的表述，尚未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符号。实际上，“长征”概念是在不断反思和总结这一战略转移的伟大历史意义的过程中抽象出来的符号载体,对于这一概念的建构是在长征接近结束时才逐渐形成的，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在两河口会议上提出了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7月10日《红星报》社论中提出：要“发扬野战军万里长征和四方面军在雪山顶上与敌人对持[峙]的精神”来建设苏区；8月5日沙窝会议决议中提到：“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这两份文件中的“长征”开始脱离古义，具有建构新概念的意味，尤其是在后者第一次将“长征”与“一万八千里”这一具体的距离单位相联系，成为后来“两万五千里长征”之滥觞。
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会议中用了“两万多里长征”的说法,这也是我们目前所见毛泽东最早使用“长征”一词的记录。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毛泽东在对萧锋的谈话中提到：“我们长征十二个月零两天，共三百六十七天”“根据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苦是苦，可作用大。它是宣言书，向全世界宣传红军是英雄好汉，蒋介石反动派是没有用的。它又是宣传队，向十一个省的广大老百姓宣传了共产党、苏维埃和工农红军的解放道路。它又是播种机，在十一个省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将来一定会开花结果的。”毛泽东的这一阐释对“长征”概念的建构具有标志性意义：首先，首次提出了“长征”的一个重要附属符号“二万五千里”；其次，正式确立了“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三个阐释“长征”的重要比喻。11月5日，毛泽东在象鼻子湾向随行部队发表的讲话中首次公开提到了“两万五千里”；11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提到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12月25日在瓦窑堡会议中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里也明确提到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这表明在中共话语体系中“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概念开始逐渐形成。11月30日，毛泽东在《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报告中使用“二万五千里远征”来描述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表明彼时“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尚未最终确立。12月27日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是对长征概念的形成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件。在这份报告中，他明确将此次战略大转移称为“长征计划”,并详细阐述了长征的意义：“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他指出，长征向全世界宣告了红军是英雄好汉，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向十一个省内的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在十一个省内播种了革命种子，将来一定会有收获。最后他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使得长征取得了胜利，“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中没有混用诸如“突围”“远征”等词，而是一以贯之使用“长征”。此次他对“长征”情况和意义的论述，已带有明显的概念建构的意味。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前往陕北苏区采访。为利用好这次机会加强红军的国际宣传，8月5日，毛泽东同杨尚昆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信函，要求：“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段）。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同时向各部队发出电报：“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段）,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深谙新闻工作要义的毛泽东非常明白，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讲故事是迅速树立中国共产党良好形象的最好方法：首先，这些故事可以被记者直接放入稿件，节省采访时间；其次，比起那些艰深难懂的大道理，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更容易打动人心，尤其是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长征故事，其精神内核可以突破政治立场、宗教信仰等种种区隔而引起人类共鸣。经丁玲等人编辑后，书稿于1937年2月完成，名为《红军长征记》,这是“长征”概念最初形成的重要标志。斯诺在陕北采访过程中，获得了《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成为《红星照耀中国》的重要素材,此书第五部分便被命名为“长征”（The Long March）,从第五次围剿、举国大迁移、大渡河英雄、过大草地四个方面展开。他不仅将长征称为“史诗”（epic）,还引用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25,000-li March）的说法。他对长征给予高度评价：“无论人们如何看待红军和红军的政治立场，都不能否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壮举之一”。随着斯诺著作的出版，国际社会逐渐知晓“长征”概念。英国的《雷纳德新闻报》曾刊载读者的评价：“对于那些对中国感兴趣但对她的奋斗了解不够的人来说，长征是一部极具价值的史诗。”
“长征”概念的最初形成是出于非常实际的争取国际舆论的需要，但当这个以艰苦奋斗、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百折不挠为核心要素的概念初步形成后，中国共产党便敏锐地意识到它对于树立党的形象，争取舆论支持以及教育年轻党员的重要价值，并通过对长征故事的书写不断进行巩固，如《解放日报》就曾发表过多篇长征故事,《随军西征见闻录》《雪山草地行军记》《红军长征故事》《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等各种描写红军长征的书籍纷纷出版。这些书籍因为故事性强、通俗易懂，深受读者喜欢，以至于书店经常“来的数量不够销售”。1948年，在大连的一次青年夏令营活动中，学生以“讲故事的形式”学习长征历史，同学们的感受是“因为内容好，讲的生动，容易记住”。华东军区荣军总校的刊物曾刊登一个班级阅读红军长征故事书籍的情况，收到书后“大家一股劲地往下看”。故事易于传达情感和信念，易于理解和分享，易于激活或沉淀集体记忆。随着红军英勇长征故事的广泛传播，“长征”概念被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熟知。
“长征”还逐渐成了一个特殊的身份标签：1935年11月24日，毛泽东要求徐海东将鄂豫皖苏区肃反中经过长征但尚未作结论的“反革命嫌疑犯”全部释放，因为长征是“最好的历史证明”；12月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林彪等，提出：“陕甘支队及二十五军经过长征斗争的指战员，应更宽广地吸收入党”“凡属经过长征的分子，一律免除候补期”,充分体现了党组织对长征战士的信任。在后来党报的叙事体系中，“长征英雄”“长征干部”等逐渐成了区别干部身份的重要标签，可以带来无上荣耀，从而进一步提升了长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将长征与打败北洋军阀、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及汪精卫、打败蒋介石反动派及美帝国主义，并提为中国人民学会马列主义之后打的四个胜仗,这意味着此时中国共产党最高层业已将“长征”确立为土地革命战争中的唯一代表，与同时期的其他重要历史事件，如历次反围剿战争相比，“长征”此时已经具有了侪类同群的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的一个独特的概念。经过十余年的资料收集、情节描绘、意义传达，中国共产党凝练出一个个动人的长征故事，为革命英雄史诗的建构打下了坚实的地基。
二、革命英雄史诗的早期建构（1949—197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征”逐渐成为重要的革命遗产之一，在思想教育、意识形态建构等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系统化地讲述红军长征的故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传播以艰苦奋斗、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为底色的革命英雄史诗。影视、美术、歌曲、教科书等都成了这一革命英雄史诗的书写媒介，共同描绘出红军长征的壮丽图景。1950年代开始出版的大型系列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中包含了许多红军战士的长征回忆；《万水千山》（1959）、《突破乌江》（1961）、《金沙江畔》（1963）等一批反映红军长征题材的电影在社会上取得了广泛的反响。1955年12月30日，邮电部发行“长征胜利二十周年”纪念邮票，表现了长征中《强夺泸定桥》和《过雪山》两个经典场景。油画《红军过草地》（1956）和《红军过雪山》（1957）等绘画作品也是这一时期塑造并传播长征精神的重要媒介载体。
在这一时期面向社会的“长征”概念建构中，1964年上演的大型革命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这部由周恩来直接指导的作品用第三场《万水千山》表现了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陕北会师等长征中的经典场景，由于《东方红》的艺术性及权威性，这些作品迅速在社会上传播开来。从10月2日首演至13日，共计九场，先后有八万多人观看，更多的人通过电视和广播从这部作品中受到了教育。1965年完成的《长征组歌》,分十个部分，将长征的历史进行了提纲挈领的概括，演出后受到热烈欢迎，一些曲目如《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等更成为传唱至今的名作。图像与声音对某些历史现象、场景、景观、氛围或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与细节，具有独特的表现力量。这一时期涌现出的这些美术、音乐、影视作品，更容易生动形象地传播红军长征的历史记忆，具有单一文字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这些面向社会大众传播的作品，在使得长征故事家喻户晓的同时，也使长征塑造的千千万万革命者的形象深入人心。红军长征的历史得到了较为完整的展现，长征的革命英雄史诗在此期间完成了早期的建构。
与此同时，面对面的故事讲述和精神传递仍是传播这一革命英雄史诗的有效手段。《宁波人报》中记载了教师向群众讲长征故事的一个片段：由多位老师分段讲述红军长征的故事，包括突破乌江天险、巧夺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等，非常能够调动听众的情绪。“会后一般群众，对红军历尽艰险，与大自然障碍搏斗的精神，莫不叹为奇迹！”长征故事还广泛地进入作为知识载体的教科书体系。教育不仅是个体社会化和获得必要社会技能的途径，更是社会精神重塑的途径。教科书的书写在本质上是争夺知识生产权的政治过程的产物，涉及知识以什么形式呈现、如何被选择、通过知识达到什么目的等问题。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确定了中小学教材全国统一供应的方针。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负责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在该社编辑的教科书中，红军长征的英雄故事是《文学》《语文》等课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渡乌江》《金沙江到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篇改写而成的《三渡天险》等课文被列入其中,毛泽东的诗作《长征》、节选自《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长征的意义》更是需要背诵的重点内容。这些故事以课文的形式呈现在广大学生面前，在青少年心中埋下了英雄主义的种子。长征题材的课文不仅会加深学生对红军长征历史的认识，而且会激励他们对红军长征的精神产生认同感，由此，教科书成为长征精神代代传承的重要媒介。
经过早期的革命英雄史诗的书写和传播，“长征”被抽象化为一种符号，成为广大中国人心中的一种精神财富。“长征”这一概念和符号所蕴含的精神内核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可后会在某个节点触发符号的象征移植。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成功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轨道，奠定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展的基础。新华社曾撰文揭示“长征”火箭命名的秘密：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第一总体设计部总体设计室的工作人员，从毛泽东主席《七律·长征》一诗中得到启发，提出建议并经上级领导批准，将火箭命名为“长征”,寓意我国火箭事业一定会像红军长征一样，克服任何艰难险阻，到达胜利彼岸。无独有偶，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将我国自行研制建造的091型核潜艇首艇也命名为“长征一号”。火箭、核潜艇此类代表着国家安全的利器，是中国在世界立足的底气之所在。以“长征”命名，正是将其中所蕴含的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为了理想勇于奋斗的英雄主义精神移植到充满挑战的火箭研发、核潜艇制造项目上。“长征”已经不仅指代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段历程，更成为一种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精神象征。
三、从“长征”到“新长征”:英雄史诗的现实重构（1976—2015年）
革命英雄史诗早期建构的成功，使得“长征”符号深入人心。1976年末，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长征”这一概念也开始被赋予新的含义。发扬红军的长征精神，中国共产党可以带领中国人民战胜新困难，取得新胜利，此乃党为这一英雄史诗续写的全新篇章。是年1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发扬红军的革命传统 跟着华主席继续长征》一文，表明了解放军某部红军团的干部战士要“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光荣革命传统，反修防修，继续革命，在奔向共产主义的光辉征途上奋勇前进”的坚定决心。这篇报道乃是“长征”概念意识形态中心化叙事的尾声。此后，随着党中央中心工作的调整，面对建设四个现代化，加紧经济建设的新的历史挑战，党的新一代领导人开始逐渐把抽象的长征英雄精神提炼并具象化到每一个新的时代问题上，逐步完成了“新长征”这一概念的建构。在“长征”概念流变史上开始了全新的一页。
在我们所见的材料中，最早提出“新的长征”说法的是胡耀邦。1975年10月，他在中国科学院共青团纪念长征4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中国人民要进行新的长征，即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讲话中正式提出：“希望全国职工群众用丰硕的成果来迎接新长征中第一次盛大的群英会”,这是“新长征”的概念正式得到党的新一代领导核心认可的标志；12月13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提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新的长征中，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就一定能够加快新长征的步伐”。这个时期的“新长征”指的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在此强调“新长征”,既是对未来发展前景的美好期望，也是说明前进路上会有新的困难，需要继续发扬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的长征精神。
在党中央走好“新长征”路的号召下，1979年3月1日，共青团中央作出《关于在全国青年中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的决定》,以提高青年投身建设的积极性。9月19日，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命名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首批命名表彰了10面新长征突击队红旗的代表、155个新长征突击手（队）标兵和万名新长征突击手。新长征突击手不仅会获得精神激励，如荣誉证书、各大报纸的宣传报道等，更有物质的激励。1983年新长征突击手在高考招生过程中获得奖励措施，包括放宽报考年龄，婚否不限，必要时降低录取分数要求，指定部分学校试办预科班。新长征突击手在工资待遇方面也获得了提高，例如在大庆共青团的工作经验记录中，1985年以来全市各级团组织对1100多名新长征突击手、青年标兵分别予以晋升工资的奖励。“新长征突击手”鼓舞了众多青年，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一代新人，即符合“新长征”要求的一代新青年。
1996年10月22日，江泽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在为把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任重而道远。这是新的伟大长征。”“要把长征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激励和鼓舞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开拓前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道路上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2006年10月22日，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进一步阐释“新长征”:“今天，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长征。”面对这一“新长征”,他号召所有人：“在新长征的征途上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持和发扬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把革命前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可见，在新的长征路上既要有传统长征精神中的革命热情、拼命精神，还要秉持新的时代背景下党所发展的新理论。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建设，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四个现代化”这一“新长征”的最初目标业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长征”这一概念的消失，恰恰相反，在发展的道路上永远没有终点，从实现“四化”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再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长征”的阐述在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化。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长征题材的文艺作品，如电影《四渡赤水》（1983）、《长征》（1996）,电视剧《长征》（2001）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社会思想的多元化，各种亚文化形态也开始对长征进行相应的解读。摇滚文化便是一个典型代表。1989年，崔健发行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在中国摇滚乐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他在同名歌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运用了大量与长征有关的象征符号，如“两万五千里”“根据地”“步枪和小米”“大炮轰炸机”“雪山和草地”“领袖毛主席”等。亚文化群体借助主流文化中的符号表达的是自己的思想，是对主流文化的一种解构和重构。崔健在这首歌中借用“长征”的各种符号所表达的内容已经脱离红军长征的历史文本，其主旨是“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表达一种反思现状、追寻自由的摇滚精神。社会中的亚文化群体用自己的理念来解构和重构经典的革命符号，以其颠覆性和反差性的效果得到广泛传播，也从侧面说明了主流文化中“长征”符号之深入人心。此外，主流文化中对“长征”的传播也产生了非主流的形态。2006年，崔永元主持的《我的长征》节目，跳出过去通过演绎、纪录片等方式纪念长征的做法，选择组织团队进行个性化的“重走长征路”,从每个参与者的第一视角来记录自己眼中的长征之旅。这一活动在传播红色文化的同时，还力图促进红色革命老区的经济与旅游的发展，例如筹集善款、在沿线建立长征小学、建医院、修红军墓，等等，对传统“长征”符号进行再建构和再传播，其宗旨也是对长征中的英雄主义的再弘扬。
四、经典革命精神的回归（2016年至今）
传承红军长征精神，在新的国际形势和历史要求下砥砺奋进，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中国人民铭记老故事，讲述新故事，为长征的英雄史诗不断增添新的情节。2016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察时，专程前往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敬献花篮，并参观三军会师纪念馆。在其间发表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军长征创造了中外历史的奇迹。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面对形形色色的敌人决一死战、克敌制胜，这些都是长征精神的内涵。”10月21日，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习近平用四个“伟大远征”来概括长征，并将长征精神概括为“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是党的新一代领导核心对长征精神的全新阐释。
这种新阐释的出现，与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的，在十九大以来的五年里，党和国家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特别是来自外部的“讹诈、遏制、封锁、极限施压”,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坚持国家利益为重、国内政治优先，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展示不畏强权的坚定意志，在斗争中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牢牢掌握了我国发展和安全主动权。”在这种严峻的局势下，党和全国人民迫切需要回归革命年代的伟大精神，从中获得奋进的勇气与动力。由此，习近平总书记对“新长征”也提出了全新的阐释：“今天的长征同当年的红军长征相比，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走过的新长征之路相比，虽然在环境、条件、任务、力量等方面有一些差异甚至有很大不同，但都是具有开创性、艰巨性、复杂性的事业。”他强调，“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参加纪念长征的重要仪式：2016年9月23日，亲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英雄史诗不朽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2019年5月20日，在江西赣州于都县，向中央红军出发纪念碑敬献花篮。从传播的仪式观的角度来看，这些对长征符号的纪念和对长征精神的重申是共享信仰的表征。作为国家领袖，他多次举行对长征的公开纪念仪式有利于加强人们对红军长征原始历史故事的记忆，增强对传统长征精神的认同感，促进“长征符号”及其精神的延续。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2019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突出长征征程特点，传承红色基因，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纪念价值和教育价值，具有特定的政治象征寓意。身处红军长征的仪式空间，人们自然而然容易沉浸式感受几十年前红军长征的不易，增强对红军长征的历史认同感。“长征符号”及其精神在这种仪式空间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
五、结束语
经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看出“长征”这一概念的流变历程：它最初形成于红军战略大转移胜利之际，本属借用古义对这一伟大壮举的概括，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意识中，它逐渐摆脱了原有的含义，并逐渐与“两万五千里”这一伴生概念相联系。在争取国际支持的现实需要下，“长征”以其强烈的故事性和悲壮的英雄主义叙事特色成为中国共产党着力向外界推出的重要概念，并在其后逐渐成为党树立自身形象、争取舆论支持、教育年轻党员的重要思想武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长征”终于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征”的概念被以多种手段进行了全方位、大范围的综合传播，其中尤以各种文艺作品与教科书的效果为上，这种传播使得“长征”这一概念深入人心，并且成为中国人民英雄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九十年的传播过程中，“长征”概念经历了一个重要的抽象——具象化的过程：这一概念先是被抽象出为了崇高理想而艰苦奋斗、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进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与不同的对象相对应，从而具象化为不同的现实表现——在战争年代，它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共和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它是百废待兴，是经济建设；在改革开放时期，它是勇攀科技高峰，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新时代，它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之，只要我们还有未完成的任务，还有待实现的目标，那么长征精神就一定有其确定的对象，也就有其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以“长征”为中心的革命英雄史诗便不会完结，其以红军长征故事作为叙事基础，面对不同的历史要求，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困难，夺取胜利，这部革命英雄史诗会增添更多的故事和奥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长征”就获得了无限的生命力——生命不息、奋斗不止，长征征途也就永远在路上，它将像一盏明灯那样，永远照亮我们奋进的前路。
（作者简介：俞凡，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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