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和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求“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政策文件，鼓励利用大数据、智能算法等深入推进教育数字资源服务普及，推动教育形态的现代转化。习近平指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教育现代化是现代社会教育发展的历史趋势，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其现代化进程须契合新时代社会发展需要，适应人的现代化转型。当前，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社会化应用已逐步辐射至人类生活各领域，在这一契机下，“可视化”理念应运而生。近年来，学界各领域广泛开展“可视化”研究工作，教育可视化、知识可视化、文化可视化、思维可视化等可视化方法的运用及其成果有效服务于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与此同时，“可视化”技术与教育教学的适配效率和发展动势催生教育“可视化”理念与实践发生技术升级和时代变革。教育“可视化”又称教育的视觉化、直观化和形象化，是指教育教学中通过建立主客体之间的视觉化信息关联来调动受众感官，以搭建教育框架、呈现教育内容、提升传递效率并达成育人实效的视觉手段。“可视化”作为教育现代化的有机构成要素，其发展大势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同步实现可视化创新发展。鉴于此，只有客观认识新时代智慧技术在助推思想政治教育视觉阐释方面的价值意蕴，科学把握其内在规律和发展困境并探索其实施路径，才能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可视化”的有序推进，进而打造全领域、全视域、全场域的智慧发展空间，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可视化”的高质量发展，助力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一、思想政治教育“可视化”的价值意蕴
思想政治教育“可视化”通过多模态视觉技术与教育本质的深度融合使参与要素发生跨时跨界跨域的转型升级，其目的不是脱离教育主体的表面呈现，更不是附庸“技术权威”的“噱头”，而是基于理论阐述与现实征候不断进行更多对话和反思，全面、深入地抓住教育主客体之间的适配关系，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程序化、规范化、专业化的科学转向与技术表达，形塑育人价值。
（一）理论具象：教育内容由“抽象论述”转向“形象嵌入”
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遵循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前提下，在宏观层面把握社会文明风尚的塑造和发展，在微观层面重视个体思想观念的形成和进步。整个过程以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价值性的理论教育为基础。教育内容与主体活动的完美契合离不开抽象的思想传递和价值引领。厚重的理论基础与复杂的思想内核难免使受教育者囿于不同程度的认知混沌，或一知半解，或囫囵吞枣，而“可视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立足个体的认知水平和内容供给，依托智能交互媒介化解二者分歧，搭建相互融通的桥梁，在知识生产与传递过程中不断回应新需求，最终实现个体的思想淬炼和精神升华。
一直以来，图像、数字、符号等具有记载历史、反映现实文字和洞察时代走向的功能。它们有别于单一的理论知识传授，可以通过图像资源与话语符号的完美对嵌唤醒公众的思想觉悟并实现情感塑造。具体而言，除图像本身具有的直观性和形象性可以帮助人们直截了当地“观看”事物的本质和特征外，更重要的是图像在传播过程中所呈现的“流动式”状态。正如雷吉斯·德布雷所提出的“图像的生与死”，从实践的、过程的、历时的视角出发，打开图像漫游辗转的缺口。教育主体以图像为辅助，从不同历史时期图像的进化演变中发现变动轨迹、总结历史规律，并植入主流价值观念，以更加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观看方式帮助受众进行知识的接收、传递和共享。不仅如此，元宇宙、虚拟仿真技术的出现赋予思想政治教育“可视化”以全新的发展空间。借助视觉表达，感官体验的优势得以放大，旧有的内容表达因技术赋能实现从文字符号到全息场景的系统转化。摆脱文字、图片等单一维度的平面叙事，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超链接”的形式组织起来。“可视化”实践不是形象对文本的简单拓印，也不是场景与资料的机械缝合，而是在确立核心理念的基础上，通过感官与经验、身体与场景的互动，对文本进行补充或延伸，使抽象的理论教育形象化，引导个体跨越理解鸿沟，凸显育人效能。
（二）形式焕新：教育形式由“严以施教”转向“轻盈教化”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旗帜鲜明讲政治的实践活动，不仅聚焦“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也凭借鲜明的政治赋权与介质特征成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的主要途径，进而呈现为人们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价值形态与实践力量。从这一概念来讲，思想政治教育因其内含的思想引领、政治倾向与价值导向，多采用系统严肃的逻辑思维和载体形式。对此，习近平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在教育智能化转型越发体现需求侧驱动的大数据时代，数字思维协同技术要素助力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选择、开发和运用，“互联网+思政”等“可视化”途径的探索与实践正在使传统严肃的思想政治教育发生守正创新式的时代变革。
层出不穷的新媒体平台，如抖音、b站等，在技术变革的驱动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兴载体，不仅降低了文字信息传播的门槛，更通过强劲的技术优势和丰富的数据资源“薄化”了厚重的教育氛围，在以“趣缘聚合”为基础的双向互动中映射情感，减少政治信息的接收和情感抒发中的约束，展现轻松愉悦的育人新格局。其一，政治信息的接收愈发体现主体意愿和自主决策。不同于以往单向且被动的机械灌输，在视觉阐释下，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趣味性强、互动性高的大众媒体真实直观地提供全域性知识普及，利用媒体的先天优势为传播主流文化制造声势。加之数据算法的精准扶持，引导个体获取喜闻乐见的叙事内容，使空间资源和自我经验的桥接内化不至超过人工阈限，以轻快灵活的教育姿态达成政治熏陶。其二，政治情感抒发应和主体即时体验与情绪表达。根据梅利亚姆对“感性政治”的界定，具备特定主题和内容的抖音视频属于那些感性的“应使人激动的东西”，能够调动情绪，呼唤感情。政治情感无须刻意营造，“可视化”载体拓宽了抒发情感的渠道，突破传统严肃的政治认知环境，确立了一种瞬间实现“以心换心”“以情易情”的新的轻盈化教育秩序。
（三）价值衍生：影响方式由“显性塑造”转向“隐性滋养”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长期发展的复杂系统，参与要素的存在状态和影响效果须借助该系统的有序运转以实现内外部能量的持续交换，其根据不同手段和方法表现为显性和隐性两种基本形态。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在学术理论、知识规则、话语体系、发展机理等方面具有相对独立的逻辑，一般以大中小学思政课、党（团）课、专题讲座、日常行为管理规范等具有系统性和规划性的显性教育为主，教育过程难免带有直接性、强制性与灌输性特征，对受教育者所产生的影响也略带晦涩与生硬。随着网络媒介和智能平台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元素被赋予可看、可感、可计算、可共享的价值魅力，以更为灵动活泼的形式存在，这有利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有机互动，促使思想政治教育以“润物细无声”的姿态融入人们的生活。
思想政治教育的许多内容无法用符号或编码进行程序化输出，更多追求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思想共鸣和政治领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视觉文化、智能技术与市场经济的联手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可视化”实践打造兼具隐蔽、强烈、持续等叠加效应的教育场所。以环境设置和情感营造为基础满足不同空间对信息、数据的生产与再生产需求。配合沉浸式传感技术、多媒体影像制作、3D投影等现代科技手段增强受众体验感，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教育空间内的自然呈现，潜移默化地拉近主流意识形态与受众之间的距离。同时，受教育者在大数据的作用下形成“思想痕迹”，并基于当代人的数字画像和算法匹配机制进行信息的精准识别与推送，使教育影响范围不断扩大，不知不觉植入受众生活，解答教育疑难，达到“日用而不觉”的效果。
（四）叙事升级：教育话语由“宏大论说”转向“日常对话”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具有动态的时代发展特征，以关涉个人精神发展需求的积极叙事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是推动人与社会共同进步的实践力量。不同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随着生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演进，这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过程。而在人机协同的智能时代，视觉实践的介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侧重理论彻底性的同时，更加注重贴合实际的现实指向性，在整体性共享和协商性对话中不断衍生出源于基层、源于群众、源于生活的多样化、交互式、流变性话语。
随着网络空间与现实场域的交叉互融，话语书写、话语表达、话语理解的主客体不断下沉，人人都有一个“麦克风”促使日常话语体系进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最常见的是不同媒体平台的意见领袖们于虚拟社区通过情绪渲染和态度传递影响着人们对于思想理论的感受。除了使话语主体更接地气外，话语媒介工具的变革为思想政治教育“可视化”发展带来契机，ChatGPT技术是其中的典型代表。OpenAI公司于2023年3月推出的GPT-4，作为大型语言训练模型，在接收文字和图像输入的同时也可以利用API接口处理音频、视频等多元异构信息，通过对海量文本的描述、生成以及对语言语义的有效表达，完成言语理解、内容创作和逻辑推理等任务。ChatGPT以具有拟人特性的他异关系技术，参照人类的日常问答语言与庞大经验和认知进行互动、训练和解释，以合作者的身份通过“对话—习得”模式辅助受教育者拓宽理解尺度，以交互式“自我教育”引领人们认知世界，巩固正确思想，催发正确实践。
二、思想政治教育“可视化”面临的困境
“可视化”进程的推进虽然能够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但是在配合互联网、数字科技等新生元素时，“技术性内卷”不仅导致视觉实践形式化，还使得技术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与人的复杂性产生碰撞，既助长“技术权威主义”，又搁置人文关怀，导致现实的教育效果与理想的教育诉求存在一定差距。
（一）阐明与误导：内容质量肤浅化，良莠不齐
思想政治教育“可视化”借助多元技术诚然能够推动教育内容实现逐步更新和普及，但以超导形式存在的互联网默许资源自由流动，若媒介用户因此失去独立的价值判断力，则容易造成内容质量良莠不齐。
一是教育内容的异质性输送。“可视化”媒介有助于实现思政教育主体与客体的“全员上线”，无论是微博、知乎等媒体平台，还是表情包、短视频等不同媒体形态，都根植大众土壤，每个人既是文化的享用者，也是文化的传播者。虽然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相对来说是固定的，但个体在经验体系、思维结构和心境感受方面的已有差异可能导致产出的作品内容质量不一。当教育主体无法正确处理载体与理念之间的矛盾，无法协调政治的、哲学的、法律的或者艺术内容的表达诉求，则无法平衡“可视化”媒介与教育价值之间的关系，产生育人效用递减现象。比如，有些创作者在“粉丝红利”的驱使下，为了获得关注和经济利益，不惜编造“剧本”，这不仅使其所传递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失真，还会侵犯著作权、泄露隐私、破坏知识生产的良好生态。
二是专业内容的机械化表达。以图像和视频为主的“可视化”手段在阐发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概念和专业理论方面有些力不从心。比如，若生硬地阐释“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人民的、实践的、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这一论述，一方面可能会使理论浮于表面，导致呈现逻辑不严谨、思维不清晰，无法准确表达内涵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理；另一方面，可能会出现文不对题的尴尬局面，破坏原有的思想秩序，造成对理论的曲解。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一切表现形式都是表达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离开了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再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也是苍白无力的”。此外，各种隐匿的技术陷阱也不容小觑。眼花缭乱的技术迭用使主控者不明所以，陷入以人工智能和网络科技为噱头的误区，出现“技术膜拜”和“数字盲从”。炫技式内容传输导致“机器叙事”跃升主位，造成主流叙事失语，消弭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先在优势。
（二）严谨与消遣：教育过程娱乐化，边界不清
现代社会的人们生活在安全与脆弱并存、舒缓与挤压兼具的矛盾状态下，部分人出现焦虑、孤独等情绪，表现出对精神娱乐的极度渴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流量为王、娱乐至上”等错误理念的滋长，导致“泛娱乐化”现象侵袭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产生一系列“泛娱乐性话语”和“泛娱乐化行为”。
这一方面表现为教育话语的低俗表达。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道：“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些大众媒体受到“泛娱乐化”冲击，用夸张失实的言语或恶搞的创作手法表达主题内容，甚至亵渎英雄人物、调侃历史事件，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文精神流失、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加之碎片化的传播方式使严肃厚重的教育话语无法得到全面系统的呈现，不仅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内蕴的理论特质和情感意义在混乱的输出逻辑中被逐层简化和稀释，还易助长受教育主体深度理解的惰性，消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张力。此外，部分网民为彰显自身个性而标新立异，盲目推崇符合自身趣味的“价值观”，层出不穷的网络用语伴随“梗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语语的改造，表面上“深入人心”，实则损害了严谨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
另一方面，这种“泛娱乐化”体现为无序行为的肆意蔓延。“泛娱乐化”思潮同样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倾向和活动选择。在部分教育活动中，超限的娱乐权利导致娱乐元素的无规则滥用，使得思想灌输变成视频赏析，或笑谈名人八卦、奇闻轶事，或灌输心灵鸡汤、漫谈“人生哲理”。“娱乐放纵”挤占了思想理论教育空间，导致系统的知识体系传授和价值观念培养缺位。在“娱乐陷阱”的影响下，不乏受教育者沉迷其中，产生“媒体依赖”，一旦脱离媒体，则变得空虚迷茫、不知所措。而相较于对媒体成瘾的普通人来说，愈益灵活、便捷、可操作的科技手段为技术狂热者提供了便利，他们对技术的“执着”甚至可能触及法律底线。
（三）静态与动态：思维活动极端化，形态不稳
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觉阐释是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有力武器，“可视化”载体成为呈现和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渠道。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网络信息化的极速推进，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潮伺机窥探，企图对我国进行技术控制和话语操纵，这些可能动摇受教育者的价值观，进而使其与主流意识形态渐行渐远。
一是工具载体的无理性侵犯。以ChatGPT为代表的机器学习异军突起，迅速席卷国内各领域，其超强的言语理解力和叙事生成力开启了人工智能与人类对话的新纪元。但在多元文化碰撞的信息社会，资本逻辑与人文逻辑既耦合又对弈的矛盾状态可能导致“人—技术”的秩序失范。一方面表现为价值立场与机器仿生的抗衡。模型本身不具备政治觉悟和意识导向，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预谋和干涉可能会呈现与主流话语相悖的无序言语。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人类理性与工具异化的博弈。比如，当有着求异心理的个体企图从ChatGPT中得到“符合其心理预期”的回答时，由于ChatGPT技术缺少人类的价值取向，容易在双向互动中被负向引导，从而偏离思想政治教育轨道，造成意识形态危机。
二是信息茧房的壁垒性困囿。智媒时代，视觉传播在算法推荐的信息配置下，通过个体的浏览足迹、停留时间等偏好特征摹绘精准化“数字脸谱”，迎合受众的视觉喜好和信息需求，形成“信息茧房”这一技术造物。尼古拉·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以“我的日报”为喻指出：“你不必再阅读别人心目中的新闻和别人认为值得占据版面的消息，你的兴趣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信息茧房的形成使受众多元立体的主体自觉和思维方式被遮蔽，只能循规蹈矩地接受固化信息，久而久之在信息接收上则会愈发受限。信息茧房的形式并非“一日之功”，若其中的错误内容被日日“精准”推送，“数据回声”则会演绎为“数据噪音”。失真变质的信息高速传输，加之媒体权力结构日益向分散型、交互型转变，不仅容易导致个体思维固化，更可能面临求同趋同的“群体盲信”现象，给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发挥带来严峻挑战。
（四）真实与虚拟：现实表征模糊化，自我认知不明
沉浸式的“可视化”思想政治教育以第一人称认知视角重塑了受教育者参与认知建构的全过程。它虽然为教育场景带来突破性创新，但强烈的“具身性”和虚拟感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个体的现实认知，存在技术异化的风险。
一方面表现为个体在物质上的虚拟性异化。虚拟技术延伸了人的视觉、听觉等身体机能，敏锐的“感官捕捉”打破原有的生理界限进而形塑新的身体实践。身体系统的迅速强化使得个体需求在同样的、甚至更为“恶劣”的“环境”中得以满足。而受到高刺激和高唤醒的个体在回到现实世界后，其真实的知觉阈限无法满足自身膨胀的欲望，从而造成肉体和心理的双重失落。同时，虚拟世界打造的完美社交环境和教育氛围使个体不自觉地沉浸其中，一旦脱离虚拟世界、回归现实，“理想感知”的空缺导致个体对当下现实产生怀疑，甚至渴望“回归”虚拟世界。
另一方面则是个体在精神上的虚拟性异化。人类是具有丰富情感的高级类群，元宇宙、VR等虚拟技术以“身心一元”为基础，以强具身感极大满足着主体的精神渴求，在“理想世界”纵情享受智慧陶冶和思想灌溉。其所建构的虚拟场景愈逼真，其与真实世界的对比就会愈强烈。虚拟与现实的“转场”就好比电影结束或戏剧落幕，感官刺激戛然而止，盛大的精神狂欢之后则容易陷入无尽的落寞和空虚。现实自我与虚拟自我的瞬时对调极易造成个体的精神迷失。此外，虚拟现实无法完整呈现事物发展的全过程，拆解了的景象片段难以与现实进行贯通和衔接，容易造成个体逻辑的混乱，增大了辨别和理解现实世界的难度。
三、思想政治教育“可视化”的规范举措
思想政治教育“可视化”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只有以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为根本遵循，正确把握个体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抽丝剥茧、层层递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基，理论先行、注重质量，才能打造出高质量的“可视化”教育空间，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发展。
（一）举旗帜：坚定立场，筑牢社会主义价值根基
思想政治教育“可视化”的创新发展深刻影响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和传播方式，对党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在视觉阐释中，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破除分化多元的叙事倾向，从聚类视角出发输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符合社会正向发展的思想理念为标杆，增强政治认同和文化自信。
其一，强化主流话语供给，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合目的的主题设置和规制性的算法偏好控制话语输入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一方面，设计符合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要求的话语符号。既可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理念全面融入视觉载体，根据不同载体的特性使其表现为城乡建筑、文物展览、特色文创等实体性符号，以及诸如影视动漫、习俗言语等脍炙人口、沁人心脾的非实体性符号。另一方面，优化算法设计，提高主流内容占比。习近平指出：“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实施人工干预机制，建立公开透明的算法秩序。相关技术机构应制定科学的算法运行程序和决策标准，并公开运算过程和成效，接受社会的审查和监督。同时，对算法推荐机制实行机器过滤和人工筛选双重把关，主动赋予凝聚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影响力的相关议题以“头部效应”。既然在大数据时代无法摆脱茧房效应，应合理利用“技术反制”实现逆向突破，“以茧滋养”“化茧为衣”，打破原有的技术约束使其“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其二，走进民众生活空间，契合大众精神需求。人民群众无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思想政治教育“可视化”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真正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方面，扎根民生大地，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从主旨阐述到内容布局，均须适应广大人民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习惯，强化喜闻乐见的内容表达和情感抒发，注重真实且接地气的生活体验，营造群体共鸣。另一方面，紧跟时代潮流，提升人民群众的媒介素养和自律意识。智能网络和数字文化的奇袭打乱了人们素有的学习惯性，应提升他们对待新事物的判断力、悦纳力和适应力，积极探索未知领域。依托学校、社区、街道等建立全民分级分类教育管理体系，通过开设“认识多媒体”“算法入门”“走进网络传播”等系列科普课程，提升民众对互联网、人工智能等设备操作及应用能力，视觉思维、算法思维等思维能力以及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敏锐性，使民众能够应对复杂的“可视化”教育环境，全面提升大众媒介素养。
（二）重内涵：质量为王，强化育人媒介的文化底蕴
无论思想政治教育“可视化”发展态势如何，提升内涵才是其可持续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要注重育人环境的文化要素，建设配置齐全、功能完备的云空间，为思想政治教育“可视化”提供资源保障，让受教育者在深层次的文化熏陶和人文关怀中把握教育理念。
其一，优化文化环境，加强育人媒介的人文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在媒介平台上的价值表达之所以能够“被看见”，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文化功效的发挥。它的强大并非只在于对事实的客观描绘，而在于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中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这对于形成良好社会氛围、维护社会秩序起到重要作用。譬如，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作为红色文化，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广大人民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精神源泉。因此，须打造丰富的红色文化教育空间。挖掘红色教育基地、革命纪念馆等载体中所蕴含的史实情节，通过讲述红色故事、举办纪念仪式等“可视化”途径，搭建线上线下教育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因其理论的严谨性和学术性会在话语表达上与普通民众产生距离感，可能会遭到受教育主体的“冷落”和“拒绝”。鉴于此，积极构建“报、刊、网、端、微、屏”六位一体全媒体矩阵，发挥《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的引领示范作用，以兼具时代感、鲜活性和传播力的新颖叙事，形塑既符合主流价值观又平易可亲的文化逻辑，彰显育人媒介在内容生产和智慧传播方面的人文关怀。
其二，整合优质资源，加速云空间的搭建。思想政治教育“可视化”离不开优质数据资源的开发和支撑。一方面，加大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支持，系统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云端数据资源库。政府应组织网络技术专家、专业学者等多方人员共同参与，在高效利用大数据的同时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优势，从技术开发、资源筛选、整理汇编等层面入手，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以提取数据背后的价值，打造秩序井然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数据链。另一方面，规范空间运行，优化云端资源的管理理念。对于云空间来说，须配备一整套完备的“线上—线下”管理模式。如打造线上资源治理云团队，以社会主流价值作为资源流动的空间法则；设置专员对云端“数据资源池”进行人工清理，注重嵌入符合人文要求的高质量内容，从源头减少负面信息的生产和供应。同时，开展线下区域性资源交流研讨会，实现资源优势互补，保证受教育主体享用到优质的数字化教育资源。
（三）控尺度：理论先行，规范人与技术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可视化”的核心在于建立教育个体与现代技术耦合发展的理想关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指向，增强理论与技术之间的内在契合度，既要打破传统教育实践中人与技术相对割裂的局面，又要防止陷入技术牢笼，从而提升人机协同的工作质效，形成育人合力。
其一，坚持理论先导，加强辩证统一的思维逻辑。思想政治教育要重视新技术表现形式下理论的重构力和解释力，促进理论与技术之间的良性互动。一方面，无论何种形式的“可视化”表达，均须预先嵌入科学合理的理论主题，以为教育活动提供有思想、有价值、有深度的理念为优先考虑。同时，构建大体量理论资源库，设计理论识别程序，对不同视觉素材进行区分，考察素材与理论之间的适配关系以备及时协调和修正。如自动监测有关思政的短视频，判断其内容是否与主题相吻合，防止良好的思政育人环境被破坏。另一方面，优化技术的理论学习功能。“可视化”技术开发者应以动态的、辩证的思维不断适应日益复杂的教育情境，设计必要的更新机制，自觉进行与时俱进的理论探索。另外，坚持用户至上理念，推进技术学习的精准化，通过识别个体学情、精准定制内容等方法满足不同受教育者的学习需求。
其二，注重多措并举，规范算法技术的运算秩序。当下，算法在商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将资本的逐利本性夹带进教育领域，为有效遏制技术放纵带来的消极影响，首先要从顶层设计着手，对其进行剖析和规范。一方面，厘清技术伦理边界，加强科技伦理制度建设。相关部门应加快制定新兴技术伦理规范、法治监督、风险治理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出台行为准则以指导技术与伦理关系的走向，将技术框定在合乎道德的伦理关系范围内，以维护良好的教育秩序。同时，设置科技伦理监督委员会，从内容表达、数据使用、媒介传输等不同方面判断是否存在因技术的不合理利用导致主体利益受损的问题，不断完善动态化、时代化的风险治理规则，为思想政治教育“可视化”的良性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强化教育宣传力度，达成规制技术的行动共识。从“硬实力”和“软约束”双维度协同助力“可视化”技术效能的优化。加强教育现代化建设，发挥科学育人优势，培养可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的高质量技术人才队伍，随时关注算法技术的程序运行轨迹、信息解读偏好和教育评价反馈，防止出现“技术黑箱”。同时，加强技术规范宣传工作，在社会不同范围内搭建宣传平台，承担起价值引导和风险把控的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数字人文技术环境。
（四）创模式：技术赋能，点燃智慧思政数字引擎
当下，人类社会的全数字化运作开掘出思想政治教育新时空，正如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所说，“我们正在迅速逼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创造性的认识过程将会在群体中和在总体上得到延伸，并进入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正像我们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凭借各种媒介而得以延伸一样”。在人类社会趋于数字化高级形态的“赛博空间”里，思想政治教育应以物理空间为基础向虚拟空间延伸，在现实世界与技术创造的智慧空间邂逅中，探索中国教育现代化新理念和新实践。
其一，完善技术支持，树立自主意识。技术是时代的产物，既要科学把握技术在不同时代的发展脉络，又要摆脱技术对个体造成的认知约束和行为禁锢。一方面，立足技术维度，实现教育的数字化跃升。“可视化”思想政治教育须加大技术资源开发力度，在政府、高校与企业联合治理的基础上，搭建广覆盖、可持续的个性化智能服务端。联合诸如学习强国、学习通等智能终端，探索多平台、跨领域的合作模式，以更好满足受众的学习需求。同时，在新兴可视化软件的开发、公测乃至上线的全过程中接受来自社会、家庭和学校的结果反馈，不断修复发展进程中可能存在的系统漏洞。另一方面，明确自我定位，发挥主观能动性。教育的技术化实践大多还是以工具形式存在，而要想检验其真正的功能和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众能否从实践中获得启发，并将其作为意识原则来指导自己的认知和行为。从这一层面来讲，个体应自觉投身视觉实践，做现代教育理念和技术手段的解释者与传播者，利用图像演绎、视频编辑等手段积极参与“可视化”教育内容的再生产过程。
其二，融合数字理念，构建育人矩阵。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指出，“推动数字化理念深入人心，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积极参与数字中国建设的良好氛围”。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可视化”应立足不同维度，将数字变量转化为发展增量。从技术维度出发，根据不同场域发挥数据思政、精准思政、虚拟思政的育人优势，满足智能教育、个性教育、仿真教育等不同数字化教育的需求。从叙事维度出发，持续探索“可视化”在语境、资源和价值三个层次的数字表达，促进数字化理念走实走深。另一方面，推动媒介融合，打造思政育人品牌。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思政育人的生动实践，须在新时代“大思政课”改革发展的背景下，借助“大教育资源”“大教育媒介”和“大教育活动”之间的智慧联动，在时空交互、虚实结合的“大教育平台”创建具有统率、规范和激励作用的可视化示范性教育品牌。同时，将思想政治教育与融媒体技术相结合，不断探索教育形态、叙事语言、教育载体及传播手法“可视化”演绎新形式，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破解难题、与时俱进，以昂首阔步之姿助力教育现代化建设，展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关切和政治关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铸魂育人。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6期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