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著有《大衰退》（2009）、《长期萧条》（2016）、《危机中的世界》（2018）等多部著作。罗伯茨长期活跃于国外左翼刊物上，为《世界经济学评论》《国际社会主义》等期刊定期撰稿并发表最新观点。他依据马克思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提出资本主义周期性的长期萧条理论，对资本主义历史上三次长期性的衰退作出了合理解释。当前，资本主义国家正经历由200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的长期萧条，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以及近期美国金融领域的持续震荡，表明此次萧条正在深化。罗伯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面的新观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并挖掘其中的思想价值。近年来，国内已有一些学者关注到罗伯茨的经济理论，并对其经济学文章进行过译介，但对其主要的理论贡献——资本主义长期萧条理论鲜有研究，梳理、评述罗伯茨的长期萧条理论及其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资本主义长期萧条的作用机理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中形成了多个不同的理论分支，如生产比例失调论、消费不足论、利润率下降论等。罗伯茨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分析的主要线索是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理论，他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核心。
（一）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
罗伯茨认为：“马克思对经济分析的基础是资本主义运动的三大规律，即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和盈利规律（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笔者注）。”[1]罗伯茨所言的价值规律并非政治经济学传统意义上的含义，其主要作用在于揭开资本主义财富来源的秘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一方面是“有用劳动，即为特定目的以具体形式花费的人力劳动，并以此创造使用价值”[2]；另一方面是“抽象劳动，即没有特定特征的人类‘劳动’的消耗，创造了它所代表的商品的价值”[3]。罗伯茨进一步指出：“工人通常在一天内为自己及其家庭的再生产而购买的商品所体现的劳动时间少于工人在同一时间内实际向资本所有者提供的劳动时间。其结果是，在任何给定的时间段内，工人创造的价值都高于资本所有者为使用劳动力而支付的工资。”[4]劳动力商品在使用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大于其本身的价值，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商品在消费之后不仅可以收回预付的资本，还可以获得一个增殖的剩余价值，这是资本家财富的秘密所在。积累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资本论》第一卷指出：“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古典经济学用这个公式表达了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5]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即积累特性。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大的竞争力和更多的剩余价值，会不断地把榨取的剩余价值用以投入再生产，罗伯茨称之为“积累动力”。这种积累动力也受制于资本主义竞争模式本身，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而在再投资过程中，对不变资本的投入往往快于对可变资本的投入，因此会造成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利润率下降的双重趋势。罗伯茨引出价值规律，是为了说明资本家利润的实质是剩余价值，这种利润只能由“活劳动”创造；引出积累规律，是为了指出资本家在积累动力的正反作用驱使下不断扩大再生产，进一步说明利润率下降的必然性。他指出：“积累规律表明，随着资本家将更多的利润花费在生产资料上，生产资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比率将趋于上升。这个比例马克思称之为资本有机构成。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基本规律。”[6]从价值形态看，资本家用于不变资本的投入通常快于可变资本。这反映到物质形态上，就形成了对生产资料的投资速度快于对劳动力投资的增长速度。而剩余价值源于“活劳动”，从而造成了利润的增长比总投资增长慢，最终呈现出利润率下降趋势。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指出的：“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逐渐下降。”[7]
（二）资本主义的长期萧条
在西方经济学中，“衰退”一般指经济下行，而“萧条”通常被理解为较大的经济衰退。长期萧条被定义为：“某一经济体遭受了重大收缩，而任何复苏都非常微弱，以至于后续的增长趋势永远不能重新获得，或至少需要花费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用以恢复。”[8]
长期萧条具备以下四个特征。其一，根源在于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发生作用。其二，长期萧条期的平均利润率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包含资本主义的盈利危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盈利危机是利润率下降引起的经济危机，但没有造成长期萧条。而长期萧条使经济体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其以前的产出率（总产出和人均产出），并且也低于长期的平均水平……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各个部门盈利能力总体上低于萧条开始前的水平”[9]。其三，从长期萧条开始的时间上看，它起始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衰退，通常是资本主义周期的下行阶段。如资本主义企业的创新能力进入“饱和”时期；世界生产和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即通货膨胀转为通货紧缩时期；对建筑和基础设施投资进入下滑期等。其四，长期萧条最终的结束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生产资料贬值、爆发战争等极端行为，或是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彻底结束造成长期萧条的制度根源。衰退与萧条示意图见1。
图1 衰退与萧条示意图[10]
罗伯茨认为，资本主义历史上共发生过三次长期萧条，分别是19世纪末（1873—1897年）的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29—1939年），以及爆发于2007—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其影响持续至今）。他用经济走势图清晰地区分了普通经济危机与长期萧条的差别。从图1可以看出，普通的经济衰退一般呈现出“V”形、“U”形或“W”形。例如，1974—1975年、1980—2002年的两次衰退，其特点是经济出现衰退触底后，会很快出现上升趋势，并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长期萧条更多的像一个“平方根”符号。其特点是，自经济衰退后，后续的恢复呈现出疲软状态，长期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甚至低于长期以来的平均水平。三次长期萧条均符合“平方根”符号的特点。
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长期萧条
英、美两国利润率的下降是造成前两次长期萧条的根源，其中夹杂着小幅的经济波动。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不构成长期萧条，只是一次典型的盈利危机，其原因可以追溯到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措施和全球化进程的大规模开启。
（一）19世纪末的长期萧条
19世纪末最严重的一次危机爆发于1873年，危机始于维也纳交易所的金融恐慌，西方许多经济学家也认为这次危机是第一次真正的国际性经济危机。自危机发生后，利润率长时期未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因而这次危机开启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第一次长期萧条。1855—1915年英国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见图2。
图2 1855—1915年英国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11]
英国是19世纪最具代表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率先开启的工业革命使得英国在工业、贸易等领域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利润率变化可以用作反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程度的参考指标。首先，1873年危机后利润率暴跌且长期处于低位。从图2可以看出，1873年危机后利润率经历了长时期的低水平，直到1897年才接近危机前的水平。其次，1873年危机前资本主义已进入下行阶段，过度投资和投机行为预埋了发生危机的风险。罗伯茨指出：“从本质上说，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在技术和商业组织化方面进行的一系列创新，到19世纪60年代已经耗尽了它们提高生产率和导致更高增长的潜力。这导致了过度投资，其中大部分是非生产性的和投机性的，并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通过大量债务积累实现。”[12]最后，此次危机结束于1897年，原因是危机本身破坏了大量生产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利润率。随后爆发的一战进一步刺激了利润率上升。至此，1873—1897年完成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第一次长期萧条。需要进一步作出解释的是这一时期的利润率曲线不完全符合“平方根”符号，其中夹杂着波动增长，如在1882年、1890年出现了经济增长。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明确指出利润率的下降是一个趋势：“这种下降不是以这个绝对的形式而是以不断下降的趋势表现出来”[13]，并认为：“必然有某些起反作用的影响在发生作用，来阻挠和抵消这个一般规律的作用，使它只有趋势的性质。”[14]19世纪八九十年代爆发的多次危机破坏了大量的资本和生产资料，使资本有机构成短暂降低，从而带动利润率回升。虽然利润率有所回升，但利润并未随之回升，资本的盈利能力并未恢复。罗伯茨指出：“由于资本投资的下滑，导致了工业增长的放缓。资本投资暴跌是因为盈利能力从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跳水，直至90年代中期持续保持在低位。经过一系列衰退和微弱的复苏后，不同的经济体经历了不同严重程度的下降和复苏，但都经历了较低的增长、较低的投资、较低的价格，最重要的是较低的盈利能力。”[15]1873—1897年的剩余价值率变化也反映出这一阶段符合长期萧条的特征。根据图2所示，1873—1897年，剩余价值率曲线的变化趋势几乎与利润率同步，在下降趋势上呈现出更稳定的状态。剩余价值率的持续降低表明，长期萧条时期资本能够通过剥削榨取的剩余价值减少，资本的盈利能力减弱。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也指出：“英国工业的剩余价值率在1873—1883年间为74%，但在1883—1889年间下滑至69%；1889—1899年为66%；1899—1907年和1907—1913年恢复到83%。”[16]长期萧条期间，剩余价值率的下跌意味着工人的名义工资虽然下降，但随着价格下降更多，实际工资是上升的，这导致了利润的下跌。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进程中与美国、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失利，失去巨大的海外市场进一步挤压了利润上升空间。刘易斯对英国利润减少的分析也证明了英国的长期萧条是由于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发生作用所致。
（二）20世纪30年代的长期萧条
1929—1933年危机被许多人称为“大萧条”，罗伯茨强调，此次危机不仅是“大萧条”，更是一场长期萧条，危机的余波一直延续到1939年才有所改善。
20世纪初，罗伯茨对长期萧条的分析以美国为核心，并认为首先在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是造成此次长期萧条的直接原因。首先，利润率的长期下降依旧是长期萧条的根源。根据图3所示，从1929年开始，美国的资本有机构成比率显著升高，利润率曲线也相应地大幅下降。根据图4所示，1929—1939年，美国的利润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直至1940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因此，1929—1939年，美国的利润率也类似于“平方根”符号。其次，1929年危机前美国已进入经济下行阶段。罗伯茨指出，从1924年开始，美国的利润率就已经出现下降，美联储出于对金融投机和股票价格膨胀的担忧，在危机前就开始提高利率，这也预示着危机即将到来。最后，在1940年走出长期萧条。二战前各国重整军备及其对生产资料的投资，刺激了欧洲经济复苏。可见，1929—1939年间的经济萧条属于长期萧条。
图3 1914—1931年美国利润率和资本有机构成比
图4 1929—1945年美国利润率[18]
金融部门开始影响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利润，并造成生产部门盈利能力低下是此次长期萧条新的特征。罗伯茨指出：“只有当经济中的生产部门平均盈利能力显著提高时，资本主义经济才能持续复苏。”[19]但根据图3和图4，利润率在1924年就已经开始下滑，直至1940年期间均保持较低水平。低利润率导致资本流入金融领域，使生产部门遭受了利润荒。根据图5，1929年至1940年私人资本投资占GDP比率极低，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投资所占GDP比率也维持在较低水平。罗伯茨指出：“1923年至1929年间，金融部门的利润增长了177%，而非金融部门仅增长了14%。1923年至1929年间，资本收益（低买高卖）利润增加是股息和利息支出的五倍，是工资的20倍。1922年至1929年间，为投资新设施和新设备而向市场发行的股票和债券数量几乎保持不变，为投机性投资而发行的新股和债券数量则增长了两倍。从1924年开始，盈利能力一直在下降，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生产部门。”[20]生产部门的盈利能力长期没有得到恢复，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萧条的重要原因。
图5 1929—1943年美国私人和政府投资占GDP的比率[21]
（三）20世纪70年代的盈利危机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虽然没有形成长期萧条，但引起危机的原因仍是利润率下降，这属于典型的盈利危机。危机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并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使利润率得以逐渐恢复。1950—2010年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利润率见图6。
图6 1950—2010年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利润率[22]
根据图6所示，1950—2010年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利润率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危机爆发前利润率下降趋势异常明显。造成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有两点：其一，资本主义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经济发展的“黄金年代”，资本主义对机械化和新产业的投资持续增加，资本有机构成显著提高。其二，“黄金年代”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就业较为充分，但充分就业推动的剩余价值率增长不足以弥补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导致利润率进一步下跌。日本和德国等新兴资本主义经济体崛起，不断吸收劳动力后备军，全球廉价劳动力的红利开始消退。多重因素导致的利润率下降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此次危机。
但是，这次危机后利润率迅速恢复，没有造成长期萧条。根据图6所示，危机后利润率变化曲线呈“V”形变动，并不符合“平方根”符号的特征。“对这场危机的反应是进行反劳动改革、私有化、削减政府服务和养老金、降低企业部门税收以及放松对金融部门的监管。在这一新自由主义时期，资本通过以牺牲劳动力为代价增加利润，从而促使许多经济体的资本有机构成没有上升。”[23]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全面展开。全球化与利润率之间有两个方面的联系：其一，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从海外的投资中获取更高的利润率，以弥补国内利润率的下降；其二，全球化意味着国际贸易的增长和资本流动的加快，有利于促进利润率恢复。这一时期虽然盈利能力有所下跌，但是全球生产价格却在上涨，特别是能源价格以及房地产价格的攀升等多重因素共同促进了利润率的恢复。
三、21世纪初资本主义的长期萧条
200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21世纪初长期萧条的开端，此次长期萧条的余波至今仍未消失。造成这次长期萧条的根本原因同样是利润率下降及其导致的盈利危机。随着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化、债务化程度加剧，全球新冠疫情影响和美国金融业的持续性震荡，加深了长期萧条的严重程度。
（一）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引起长期萧条
利润率下降同样是导致21世纪初长期萧条的根本原因。根据图7所示，2007年平均利润率开始骤跌，2009年触底，并在后续经济复苏过程中长期疲软，低于危机前的水平。2007—2019年的曲线图也类似于一个“平方根”符号，尤其是在2009—2019年几乎处于平行状态，造成了盈利危机。罗伯茨指出：“2009年年中的大衰退退却后，全球经济尚未恢复正常。自那时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投资和就业一直低于正常水平……主要经济体的盈利能力仍低于2007年达到的峰值，也低于1997年新自由主义复苏结束时的峰值。”[24]与前两次长期萧条类似，低利润率必然会导致长时期的资本主义盈利危机，一方面低利润率导致了长期萧条，另一方面盈利危机会反过来加剧长期萧条。由于利润率水平低，企业对未来经济走势的信心不足，投资减少，从而整体上削弱了资本主义的盈利能力。
图7 1950—2019年G20国家利润率[25]
200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资本主义已进入下行阶段。尽管资本主义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发展，并在21世纪之后通过大力发展房地产和金融等产业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短暂繁荣。但这被认为是虚假繁荣。罗伯茨指出：“这次衰退和随之而发生的大萧条是自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在过去二十年积累了巨额债务和金融资产所致（特别是2002年之后）。这些积累的资本正是马克思所称的虚拟资本，它们并不创造和代表真正的价值；相反，它们却带来了信用扩张助推的资产泡沫。”[26]长期萧条通常以大量生产资料的破坏、贬值，以及发生战争作为结束的标志，但上述情况至今仍未出现。加之新冠疫情暴发，美国银行持续性震荡，进一步恶化了全球经济状况，因而，罗伯茨认为当前仍处于第三次长期萧条时期。
（二）金融化、债务化程度严重
金融化和债务化的空前膨胀是第三次长期萧条最突出的特征，也是造成资本主义经济体未摆脱长期萧条影响的主要原因。过度金融化反映的是实体经济的匮乏，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调整金融政策只能在表面上修补，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债务化已经影响到资本主义家庭、企业和政府等多个方面。
“近30年来，伴随金融资本崛起的是持续的‘去工业化’进程。因为生产性投资机会匮乏，金融资源逐渐远离实体经济，结果造成冗余资本在虚拟经济领域自我循环、过度膨胀、畸形发展。”[27]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脱实向虚”的现象背后是生产性经济的萎缩和资本主义无法抗衡的盈利危机。一方面，由于利润率的长期下降，发达经济体的生产性部门盈利能力低下，资本更多地流向拥有更高利润的金融部门。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推动了不动产、信贷和证券市场的投机。另一方面，蜂拥而至的金融投机进一步提升了金融热潮，抬升了虚拟资本的价格。“如果资本家无法制造足够的盈利商品，他们就会试图通过股票交易、购买各种其他金融产品或购买不动产来赚钱。资本家几乎同时经历了利润率的下降，因此他们全部都在同一时间开始购买这些证券和资产，从而抬升了它们的价格。”[28]一边是实体经济盈利能力的低下，一边是金融领域的虚假繁荣，经济虚拟化不可避免。罗伯茨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7年，发达经济体的金融部门占有巨大的利润份额。2007年，超过40%的美国企业利润流向金融部门，而1980年，这一数据仅为10%。”[29]目前，资本主义经济过度金融化已经造成一系列后果，但“由于它是资本主义体系如此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在美国、英国和欧洲，因此，如今它威胁要通过一系列破产和倒闭以击倒资本主义的生产部门”[30]。
伴随金融化而来的还有债务问题的加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发达的货币经济，形成了以信用为中介的经济流通形式。在资本和商品的一般流通中，各种形式的信贷作用日益加大。信贷作为虚拟资本，增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灵活性，但随着信贷资本的过度膨胀，必然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障碍，极易引发经济危机。马克思指出：“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31]罗伯茨认为，信贷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空前水平，不仅“与资本主义生产脱节”[32]，而且债务化程度严重，是资本主义国家遭受经济危机和困于长期萧条的重要因素。
资本主义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债务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民众靠借贷消费，企业靠借贷经营，政府靠发行债券运行，各种金融机构则利用形形色色的债券即债务再次进行诈骗和榨取。”[33]根据图8所示，自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家的私人和公共部门债务与GDP之比均稳步增长。家庭债务主要受到房地产经济的影响。罗伯茨指出，2006年前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规模已经达到新的历史高度。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由于利率的下降，借贷成本降低，房地产领域的繁荣，使家庭债务规模迅速扩大。企业债务也成为困扰资本主义国家的突出问题。“美国企业部门债务迅速扩张，2013年的总发行量达到创纪录水平。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净债务与资产之比从2007年的16%上升到22%，但到2011年才回落到20%，2014年又回到了21%以上。美国企业部门的负债率远高于以往商业周期同期。所有主要经济体的企业债务仍然很高。债务的增加意味着公司必须提高盈利能力，或者被迫减少对生产能力的投资，以偿还不断上升的债务。”[34]但长期萧条期间利润率普遍处于低水平状态，债务与盈利能力之间无法形成良性循环，两者的矛盾会随着长期萧条的加剧进一步恶化。除此之外，主权债务仍在不断增长。新自由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更强调市场作用，但从未放弃使用政府调节的手段。例如，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迫使各国政府通过借贷手段对其银行进行纾困。“公共部门债务的急剧上升避免了银行的损失和破产，而这些损失记在了政府的账上。”[35]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对私人债务进行了大规模去杠杆化，银行减少向私人贷款，家庭抵押贷款相应减少，但私营部门的去杠杆化却使公共部门的债务水平意外提高了。公共部门债务“从2007年的8万亿美元左右上升至13.7万亿美元，增长超过70%，尽管上升速度较慢，但还在上升。”[36]长期萧条期间，全社会的盈利能力下降导致政府税收大幅下降，失业和其他福利支出激增，进一步提高了政府部门的赤字水平。
图8 1870—2010年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家的私营部门信贷和公共部门债务与GDP之比[37]
长期萧条期间，由于盈利能力持续下降，额外的金融和债务成为维持经济的主要手段，但是金融化和债务化的背后是资本主义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和矛盾，生产性投资和实体经济减少是造成金融资本和债务过度增长的根本原因。“‘过度信贷’、证券市场投机以及虚拟资本以各种新颖、奇特的形式的扩散是对经济中生产部门盈利能力下降的回应。它延迟了这场无法避免的危机，但最终使得危机更深入、更持久。”[38]
（三）新冠疫情与美国金融领域的持续性震荡加剧长期萧条
罗伯茨在写于2016年的《长期萧条》中预测资本主义无法在短时间内走出萧条的困境，而近几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资本主义经济持续下滑，证实了他的判断。罗伯茨认为新冠疫情是拖垮资本主义经济的“另一条腿”，美国银行危机则加剧了第三次长期萧条。
2020年以来，受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遭受较为严重的衰退。罗伯茨指出：“新冠疫情是经济的临界点。就像一堆沙子堆积到山顶，沙粒开始滑落，随着更多沙粒的堆积，然后突然到了某一点，整个沙堆崩塌。”[39]由于整个经济大周期处于长期萧条之中，即使没有受疫情的影响，资本主义经济衰退的趋势也是确定的，疫情不过是造成最终雪崩的助推剂。持有相同观点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克里斯·迪洛认为，新冠疫情是让资本主义经济无法正常运转和停滞不前的额外因素，造成下行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体制以及资本盈利能力的下降。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所有这些趋势：利润率下降；垄断导致停滞；极易发生危机；大部分人生活条件极差。并且有大量证据证明了这些趋势。”[40]罗伯茨与迪洛共同的核心观点是将疫情看作加剧当前衰退的因素，而将利润率下降作为理解衰退的“钥匙”，这是他们的理论最有说服力之处。
2023年以来，美国硅谷银行、签名银行、第一共和银行相继破产倒闭，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确证了长期萧条的现实性。疫情期间，美国超发美元的不负责任行为让世界各国为其买单，而后美联储以所谓通货膨胀风险多次加息，引发其国债资产贬值，最终造成多家银行破产倒闭。罗伯茨认为，美联储频繁地降息和加息，所达到的效果远不及预期，原因是经济管理部门没有正确认识到经济处于长期萧条的下行周期中。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手段只能缓解衰退，但不能阻止衰退，美国多家银行的破产为经济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从当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势来看，罗伯茨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长期萧条理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四、资本主义的永久危机及出路
短时间内资本主义的长期萧条不会结束，而从长久来看，资本主义也难逃永久危机和最终崩溃。罗伯茨认为，世界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还处于“爬行状态”，就业率降低，增长率放缓甚至停滞，而失业率却不断升高。全球不平等不断加剧，气候恶化也正在继续。唯有无产阶级予以反抗，用新型的社会组织体系替代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打破资本主义无法避免的长期萧条和永久危机。
（一）资本主义的“全球爬行”
当前，全球经济存在增长放缓、贸易萎缩、投资乏力、就业率降低等多方面的特征，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恢复疲软，资本主义正处于“全球爬行”之中。
“全球爬行”首先表现为世界范围内的低增长。从GDP的增长来看，资本主义国家近些年的增长水平已经远低于战后的平均水平，世界经济长期疲软，且无改善现象。根据图９所示，自2011年以后，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实际GDP已连续多年增长疲软，低于1990—2014年以来的平均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3年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今年经济放缓主要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将从2022年2.7%下降到今年的1.3%……最近发生的美欧银行业危机显示出美国和其他地区银行系统的脆弱性超预期，可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进一步冲击。”[41]全球贸易量也是如此，贸易减少是GDP放缓的连锁反应。始于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持续至今，美国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采取逆全球化政策，阻碍了全球贸易增长。无独有偶，2019年，英国正式脱欧也重创了欧洲乃至世界贸易，全球投资呈萎靡状态。一方面，金融危机后许多发达经济体房地产泡沫破裂，资产蒸发、萎缩；另一方面，受利润率下降造成盈利危机的影响，低水平的利润率无法让资本家重振投资信心，全球投资呈现乏力状态。即使近几年美国的增长水平开始超过了危机前的峰值，特别是2023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不断攀升，但美国让实体经济回流的效果并不显著，重要的是利润率并未恢复正常水平，因而并没有摆脱长期萧条。此外，资本主义世界就业形势严峻。《华盛顿邮报》2020年的一篇报道中指出：“美国企业倒闭和失业潮的速度及规模超乎想象，2050万人在短期内失去工作，几乎是2007年至2009年整个金融危机期间的2倍。”[42]因此，从增长率、贸易、就业形势等多个方面来看，全球资本主义处于“爬行”状态。
图9 2007—2016年世界商品贸易量和实际GDP增长率[43]
（二）全球不平等的加剧
“资本主义的首要矛盾是收入和财富的日益不平等。”[44]这表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两个方面。列宁考察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表现为对世界领土的瓜分不均。如今，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在经济领域争夺能源资源、政治领域扩大国际话语权等方式互相博弈。欧美国家主导了世界资源的分配、国际规则的制定，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很少占据主动权。控制世界投资、就业和金融决策的是金融和商业大资本。根据瑞士理工学院的数据，全球147家公司通过控制其他公司股份，总共控制了全球约40%的财富。[45]联合国提供的相关数据表明，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全球48%的财富，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全球86%的财富。而这些财富的持有者大多数生活在排名为前七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46]正如罗伯茨所说，全球实际控制者是“世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者和控制者、帝国主义的战略家和决策者”[47]。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更是如此。基尼系数是衡量经济不平等的常用指标，罗伯茨近期在《财富不平等》一文中指出，美国目前的收入基尼系数为37.8，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达到了85.9，这在国际上是相当高的水平。[48]在资本主义社会，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这也是资本家剥夺剩余价值的重要条件之一。当今资本主义财富不仅表现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金融财富更是成为大资本家财富构成的主要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对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资产分配不均，普通的无产阶级家庭几乎没有任何金融资产。如果资本主义财富所有权结构不发生改变，全球不平等现象就无法根除。
（三）气候危机与生态灾难
全球变暖是人类正在经历的气候危机。2021年，在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指出，全球平均气温比1850—1900年高出约1.09摄氏度，温室气体浓度的升高导致了海洋酸化，海冰范围达到历史低点，全球多地亲历了气候恶化和极端天气的造访。[49]罗伯茨指出，气候危机的“罪魁祸首不是‘人类’，而是工业资本主义及其对化石燃料的依赖”[50]。资本主义是一种无限追求利润、确保剩余价值增长的经济体系。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当一个厂主卖出他所制造的商品或者一个商人卖出他所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满意了，至于商品和买主以后会怎么样，他并不关心。关于这些行为在自然方面的影响，情况也是这样。”[51]资本主义固有的趋利性无法摆脱对廉价易取的传统能源的依赖，煤炭、石油等能源消耗结构和产业结构短时间内得不到转型升级，大量超过地球承载能力的二氧化碳和有毒气体等排放物，造成全球变暖和气候危机。
近些年，资本主义国家致力于采取发展清洁能源和制定碳排放权等措施应对气候和生态问题，但这些措施能否落实及最终效果如何充满不确定性。新型能源的开发与研究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些投资往往面临高昂的前期成本和诸多不确定性，无法给资本主义带来高效、即时的巨额财富。“向低碳经济过渡的投资还面临重大的政治风险、流动性不足和回报不确定，这取决于缓解的政策方法以及不可预测的技术进步。”[52]碳排放权也受到罗伯茨的诟病，在经济不平等的世界格局下形成的碳交易市场并非可控，发达国家实质上获得了更大的市场，而造成的生态灾难后果往往由落后国家承担。此外，碳排放权本身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碳定价方案只是掩盖了这样一个现实，即只要化石燃料行业和其他大型跨国温室气体排放国不受影响，并且不被纳入逐步淘汰它们的计划，不可逆转的全球变暖临界点就会过去。”[53]如果资本主义不从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不减少温室气体和有毒气体排放，不解决已经破坏而导致的环境问题，那么全球变暖和生态灾难不仅更加迫在眉睫，“洪水、海啸、干旱和其他‘自然’噩梦将与我们同在。”[54]
（四）全球无产阶级的反抗与资本主义的替代性选择
长期萧条理论认为，资本主义走出长期萧条必须具备的条件是对资本主义自身造成足够巨大的贬值或破坏，如将另一场“大衰退”或战争注入其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将在繁荣与萧条的循环中永远前进，资本主义制度在繁荣与危机的交替中形成的长期趋势是无法避免的衰落——这是长期萧条理论的最终指向。如同资本主义周期运动和长期趋势图（见图10）所展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崛起来自生产力的驱动，但基本矛盾的积累，最终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桎梏。
图10 资本主义的周期运动和长期趋势[55]
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对资本主义暂时危机的非理性反应，而是对该制度逐渐无力维持人类发展的必然性反应。通过罗伯茨的分析，资本对利润的疯狂追求已经对人类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的损害，以至于我们的后代面临一场又一场的环境与生态危机。这将加剧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并对土地、水和其他资源造成更大冲击。资本主义制度不会自动瓦解，衰退与危机甚至内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矛盾只是为了利润而积累，不是为了需要而生产。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也内生性地创造了自身的掘墓人——无产阶级。2018年，英国《金融时报》称《共产党宣言》为“激进主义宣言”，认为《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家”与“工人”的概念已经过时，并据此提出阶级斗争与危机也已过时。罗伯茨回应称，当今世界无产阶级的规模前所未有，广泛遍布于全球南方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也并未因其国家层面的富裕有任何性质上的改变。罗伯茨指出：“资本主义在两个阶级之间的基本划分：生产资料所有者（全球公司）和一无所有且只有劳动力可以出售的人，与1848年的情况相比几乎没有变化。”[56]当前，阶级斗争没有广泛展开，是因为阶级斗争并不总是白热化，革命的时刻通常是鲜见的。但“资本主义只能通过人类，特别是大多数人（全球工人阶级）的自觉行动，被新的社会组织体系所取代。如果没有这种自觉的行动，资本主义可能会跌跌撞撞，社会可能最终回到野蛮状态。”[57]
结语
在资本主义面临多重危机的今天，迈克尔·罗伯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经济危机理论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长期萧条理论为我们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提供了一种崭新视角。长期萧条理论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视域中分析危机，把视角从短线拉到长线，从对单次危机的分析拓展到多次危机的总体性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曾指出：“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58]长期萧条理论是对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分析了资本主义危机前的经济下行到造成巨大破坏的衰退；再到后续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长期疲软，需要通过更大的贬值或战争才能摆脱长期萧条。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前两次长期萧条已经成为“过去时”，而目前的第三次长期萧条却是“进行时”。罗伯茨敏锐地察觉到全球新冠疫情延长并加重了此次长期萧条。长期萧条理论是在对当前资本主义最新动态的分析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此外，罗伯茨擅于使用图形、图表进行分析论证，大量的数据、模型给人以具体、直观的感受。他形象地把长期萧条利润率走势比作“平方根”符号，清晰且巧妙地区别了普通危机与长期萧条的差别，这种实证分析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
第二，罗伯茨对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坚持与运用，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分散地见之于他在各个时期的手稿和著作中，理论文献的分散性也造成了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阐释的不同理论分支，如有利润率下降危机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危机论、生产比例失调危机论、消费不足危机论等。[59]罗伯茨紧扣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对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几次大危机和长期萧条作出区别并逐一分析其根源。他既从利润率下降规律导致的盈利危机这一共性出发研究三次长期萧条，也分别阐释了第一次长期萧条时期利润率的曲折变化、第二次长期萧条时期利润率的区域转移与普遍下降，以及第三次长期萧条时期经济的金融化、债务化趋势和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而加剧的经济衰退，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学说。
第三，长期萧条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走向衰落的历史趋势，深化了对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以坚定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心。资本主义虽迭经多次经济危机，仍通过“政治干涉”和“经济殖民”实现经济增长。长期萧条理论清晰地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剥削性质，它在长期萧条疲软的恢复中让无产阶级承担灾难后果，却始终无法逃避全球无产阶级的反抗和被社会主义替代的宿命。这种观点有利于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透过经济危机的新表现全面把握其本质，不断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罗伯茨的理论也并非没有瑕疵。长期萧条理论试图在已有的数据和观点基础上，通过对经济周期的形式论证精准预测资本主义的每一次长期衰退，这本就很难实现。在资本主义的现实运动中，每次危机和衰退都有着不同的原因和导火索，应按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加以思考和甄别。或许这与罗伯茨在伦敦金融城担任了几十年的经济学家的特殊身份相关，他在经济领域的论述远远多于在其他领域的分析，对革命理论和未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形式的分析鲜有涉及。但对这些内容的研究正是当代反资本主义运动所不可缺少的。在资本主义矛盾愈加深刻的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进一步广泛宣传并探索新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形式是十分必要的。总体来说，长期萧条理论虽有欠缺之处，但其旨趣与科学社会主义是高度一致的。罗伯茨提出的新观点、新见解，有助于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动态，有助于跟踪和比较国外左翼学者及其理论观点的特点和新进展。
（作者简介：徐涛，安徽六安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天府新论》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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