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欧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东欧各国共产党虽然多次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尝试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总体上缺乏自主选择的空间，基本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模子”铸造的。苏东剧变后，中东欧地区的多样性、民族性色彩在社会转型与新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各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坚持共产主义奋斗目标，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由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能力与意愿的差异，这些共产党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主张与活动方式，继而分化为三种类型：传统型、中间型、务实型，呈现着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多元发展趋势。
一、中东欧共产党的类型学划分
类型划分是国外学者研究冷战后欧洲共产党的一种常见方式，最初被约翰·石山等学者用于研究原苏东地区“共产主义后继党”。他们提出了类型学划分的两个维度：“改革/非改革”“嬗变/非嬗变”。前者以共产党是否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转向更温和的左翼立场为标准；后者是指共产党是否将民族主义或反西方的元素纳入其意识形态。据此，“共产主义后继党”演化出四种类型：有嬗变与改革的民族社会主义/民粹主义政党；有嬗变无改革的本土化共产党；无嬗变有改革的社会民主党；无嬗变无改革的正统共产党。
此后，拜克斯与莫罗借鉴了石山等人的“改革/非改革”维度，区分出三类左翼政党：传统共产党、“改革共产党”和新左翼政党。传统共产党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将自身视为革命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坚持国际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改革共产党”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废除了民主集中制，逐步接纳多元价值理念并且明确地将自身定位为选举型政党；新左翼政党更加侧重环保、女性主义等议题，将平等、自由、可持续发展和民主等理念视为核心价值，主张通过民主方式革除资本主义的弊端。根据以上标准，拜克斯认为中东欧共产党基本属于传统型共产党。卢克·马奇将是否坚持苏联模式作为区分保守型与革新型共产党的判断依据。前者坚持苏联模式，依旧通过冷战棱镜来认识世界，但是同时寻求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融合；后者放弃苏联模式的内容，逐步接受性别主义、环保主义等新左翼议题。在卢克·马奇看来，除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下文简称捷摩共）外，中东欧共产党多属于保守型。
然而，上述类型学划分对中东欧共产党差异的解释仍有不足。一是研究对象或是全欧洲范围内代表性的共产党，或是中东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而法国共产党、捷摩共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规模大、组织稳定性更高，长期保持一定数量选票，在议会中拥有多个议席，与大部分中东欧共产党的情况截然不同，后者组织规模小，以议会外政党的身份活动，部分共产党甚至处于非法状态。二是视绝大多数中东欧共产党为传统型的做法是不准确的，忽视了其差异性。如石山、拜克斯等人的分类以是否放弃马克思主义理念为依据，而按照卢克·马奇的标准只有捷摩共属于革新型。然而，中东欧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为更好地理解和研究中东欧共产党，本文基于“传统—革新”的两分，将中东欧共产党分为三类：传统型、中间型、务实型。（图略）传统型共产党强调完全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观点，将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道路的样板。它们是现行体制最激烈的批判者，对选举活动的参与非常有限，以组织抗议、示威或各类纪念活动为主要活动方式。中间型共产党承继本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经验，并吸纳了新左翼的一些议题。它们既愿意利用代议制民主来扩大自身政治影响力，又希望保持革命政党的特征，倾向于独立地参加各类议会选举，能够在地方选举中获得代表席位。务实型秉持温和立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本土化，承认区域一体化、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它们不仅同各类左翼政党保持友好关系，也会根据需要与民粹主义政党开展合作。通过联合社会民主党，务实性共产党能在国家议会选举中获得席位。
以上类型划分综合考虑了中东欧共产党在理论主张、活动方式和政治影响力等方面进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差异。需要指出，各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差异受到一些外部因素如政党制度、政党关系、社会转型效果的影响，但外部因素对于中东欧共产党而言是相对固定的变量，作用力基本是无差异的。波匈捷斯四国的共产党与巴尔干地区的共产党面临的外部因素只有具体细微的程度差别，并无本质上的不同。换言之，各共产党面临的外部环境对它们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差异的影响可忽略不计。因此，中东欧共产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它们的主观意愿与能力不同。本土化的意愿与能力包含两重涵义：一是突破苏联“模板”的意愿与能力，表现为各个政党如何看待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如何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等内容。除捷摩共外，现存绝大多数中东欧共产党由原执政党的少数党员重建而来。与“共产主义后继党”相比，它们在组织关系上同原执政党的直接联系较弱。如何证明自身的正当性是这些重建或新建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因此，一些共产党高度强调苏联社会主义经验的绝对正确与普遍适用，提出共产主义运动具有统一模式和标准，将异于这一标准的主张均视为“修正主义”；还有一些共产党重视本国社会主义时期探索的经验，认为应根据国情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当下资本主义制度，适应与融入国家政治生活的意愿和能力，尤其体现在这些共产党对于选举活动的态度。剧变后，中东欧各国相继确立了多党制与各级选举体制，因而如何看待选举、以何种姿态参与选举活动成为各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一个“分水岭”。虽然中东欧共产党普遍反对现行体制，但部分共产党为了赢取民众的支持，愿意温和、务实地调整自身主张，接受代议制民主的游戏规则并主动在选举加入一些新议题，同其他左翼政党开展不同程度的选举合作；另外一些共产党则选择坚持革命特性，尖锐批判现行体制，参与选举有限。
二、传统型共产党的主张与活动方式
传统型共产党包括南斯拉夫新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等。传统型共产党主张沿袭“正统”，将苏联模式奉为圭臬，视其为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普遍采用传统叙事分析当下社会。其具体如下：
在自身定位方面，传统型共产党追求打造最纯粹的革命政党。它们将各国的“机会主义”倾向视为共产主义运动严重受挫的主要原因，故提倡原封不动地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思想。为反对“机会主义”的侵害，它们特别突出阶级斗争的理念。如南斯拉夫新共产党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的文章中写道：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揭露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虚伪性质，因而将解放无产阶级的希望寄托于议会民主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资产阶级存在的基础是私有制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工人有组织的、自觉的阶级斗争必须以此为矛头，直至完全胜利。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则表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是不断同党内、各党之间的机会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的历史，这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
传统型共产党仍以苏联模式为模板，认为东欧各国参考苏联经验实现了历史性的积极转变：农牧业产量显著提高；废除了人对人的剥削；实行免费教育和医疗等。但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实践背离了斯大林的理论与实践，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由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分裂，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在苏东地区的复辟。如南斯拉夫新共产党虽承认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制度存在到1990年，但明确反对原南斯拉夫共产党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同时，这些共产党认为苏联模式也需要一些局部的修补。针对官僚主义问题，南斯拉夫新共产党提出新社会的国家和行政组织须极其简化，使每个公民都能使用；公权力应为人民服务，要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扩大和深化同群众的联系，关心群众的需要和关切。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强调建立公民的自治机构，通过减免税收来鼓励公民的政治参与，增强党和国家机构同民众的联系。
同时，传统型共产党抨击中东欧各国现存的社会制度，认为私有化与市场化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寡头谋划的针对人民大众的抢劫。剧变以来，各国在社会主义时期积累的民族财富被肆意掠夺，人剥削人的现象重新出现，并造就了数以万计的失业大军。新冠疫情暴发后，传统型共产党更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复辟带来的危害。如南斯拉夫新共产党批评私有化削弱了国家的科教、医疗潜力，使自身丧失了应对危机的能力。塞尔维亚在疫情期间不得不进口过去在国有工厂就能生产的最基本的医疗设备。此外，传统型共产党还谴责本国资产阶级与西方帝国主义的联盟，批评本国政府对西方国家亦步亦趋，沦为帝国主义政策的附庸。它们认为，北约与欧盟是西方国家推行霸权主义的政治工具，因而既坚决反对本国加入，又倡议将二者彻底废除。
综上，传统型共产党的主张带有“原教旨”色彩，这直接影响其日常活动和政治影响力。一是强调理论的正统性造成了孤立的活动环境。传统型共产党将苏联经验神圣化，相信共产主义运动存在统一道路，视自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本国的唯一正统代表，将与自身主张存在差异的包括其他共产党在内的左翼政党均视为修正主义或“假社会主义”，因而造成在本国政党体系中缺乏政治盟友。二是扮演着对现行制度毫不妥协的反对者、批判者角色，限制了利用选举扩大政治影响的可能性。传统型共产党排斥议会活动，认为选举是资本主义缓和阶级矛盾的虚假把戏。无产阶级政党虽然需参选，但只能把议会视为对外发声的讲台，不能期待通过议会方式取得政权。同时由于反共势力的长期敌视，传统型共产党吸引选民关注的能力有限，只能通过参与或组织各类社会活动宣传自身主张，利用Twitter等社交媒体发布相关动态。
具体来看，传统型共产党的活动可分为抗议性与纪念性活动。在国内层面，其抗议活动旨在批判资本主义体制，揭露社会不公，涵盖了反外资、反私有化、争取劳动者福利待遇等具体议题；在国际层面，反对帝国主义霸权，声援欧洲范围内遭受反共压力的兄弟政党。纪念性活动主要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历史节点的纪念，如马克思诞辰、十月革命等，及对本民族重要历史事件的追忆。他们希望通过这类活动促进成员学习党的历史与基本理论以吸引民众的关注。在传统型共产党中，南斯拉夫新共产党活动最为积极。2020年12月，南斯拉夫新共产党向波兰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提交了抗议信，坚决批判了波兰政府以“主张极权主义”为借口长期干扰波兰共产党的合法活动。2021年8月，南斯拉夫新共产党参与了反对英澳跨国公司投资开采锂矿的抗议活动。传统型共产党的活动迎合了少数社会中下层群体的诉求。如南斯拉夫新共产党的活动为失业青年群体提供了表达情绪的渠道，吸纳了该群体入党。
三、中间型共产党的主张与活动方式
中间型共产党的典型代表有匈牙利工人党、波兰共产党、斯洛伐克共产党、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工人党等。它们由社会主义时期共产党的少数党员重建而来，主张与活动大多脱胎于传统型共产党，但经多年发展更具有本土化特征。在社会主义时期，一些国家就有铁托主义、卡达尔主义等自主探索的经验。剧变后，重建的共产党注重自先前的本土探索中汲取思想资源。同时，由于波兰、匈牙利等国的民众对社会转型的接受度相对较高，为了吸引民众关注，中间型共产党不同程度地吸纳了一些新左翼议题，并积极投身选举活动。
中间型共产党在如何继承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和当下环境下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等问题的看法上与传统型共产党有所不同。它们高度评价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功绩，但强调实践中存在失误，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盲目照搬他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金科玉律。如匈牙利工人党总书记久拉·图尔默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永恒规律的集合，而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我们应开放地对待新事物，对新问题给予新答案。因此，中间型共产党针对转型以来的社会环境，愿意通过调整展现新的面貌。如斯洛伐克共产党提出，党的纲领既要基于传统理念，也要根据剧变以来的社会情况和活动经验有所更新。同时，中间型共产党主张现存观点各异的共产党应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经验，避免兄弟阋墙。匈牙利工人党表示：“我们必须扩大团结，而不是放大分歧。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原则，而是承认一个事实，即我们在分裂的讨论中已经走得太远了”。此外，中间型共产党虽与传统型共产党一样激烈反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霸权，认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追逐利润、剥削劳动者的手段，但根据实际情况，在有限范围内认可个体私有存在的必要性。如匈牙利工人党表示，个体私有成分能帮助民众提升生活水平，因而在一定时期内不能简单将其废除。
中间型共产党与传统型共产党的另一点显著区别表现在对待新左翼议题方面。传统型共产党的议题重心始终是劳动者权利保护与反抗资本剥削。相比之下，中间型共产党在坚持传统议题的同时，增添了越来越多的新左翼内容，如环保主义、女性权益、LGBT群体权利保护等。以女性权益为例，多国共产党均表达过对女性堕胎权的支持。例如，波兰共产党多次表态支持女性自由堕胎，积极声援波兰LGBT群体维护自身权利的活动。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工人党则认为，当今社会对于女性的各种暴力形式日益增加，妇女的权利受到严重侵蚀。作为广泛性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女性权益的保障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关系，铲除剥削性的社会制度。
近年来，一些中间型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本国社会主义时期的自主经验结合，形成了具有本土化特点的社会主义构想。匈牙利工人党提出了“社群社会主义”的主张，称社会主义社会是真正民主的社会，建立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民主三位一体基础之上。社群社会的议会代表由地方工人集体从内部选出，不脱离生产劳动，没有专门的议员资助，接受监督且可以因失职被罢免。在经济方面，“社群社会主义”继承了卡达尔主义的一些理念，包括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合作社所有等多种形式的社会所有制将占据主导地位。依靠技术进步，国家可以利用中央计划调控经济，劳动者可直接参与管理。市场经济享有有限的自由，非社会所有制的企业能够以“为整体利益而运作”为前提而存在；农村地区容许家庭范围的土地私有，而国家将鼓励并帮助农村家庭建立合作形式。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工人党则在铁托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开放社会主义”的理念。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成员高度参与、自我管理的社会，“对多样性的社会经验、愿景、生活理念和实践持开放态度”。经济民主构成“开放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由生产过程中的工人自治逐步发展而来。作为生产者的工人逐步成为企业的管理者，并且与其他劳动者一起，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对生产负责。经济民主的普及将锻炼每个人参与决策、管理活动的能力，为公民直接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奠定基础。
可以看出，中间型共产党尝试打破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模式，立足于本国历史经验与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由于它们基本由原执政党的少数党员重建而来，话语中依然带有“正统”的色彩。特别当受到其他政党的竞争或敌视时，中间型共产党会突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属性和彻底的制度取代目标，以此显示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本质区别。例如，匈牙利工人党时常强调，共产党是觉悟工人的组织，是“一个战斗的政治实体，需要组织工人、支持罢工运动、参加街头斗争”，而青民盟和社会党等其他政党则代表资本的利益，是社会不同集团的利益集合体。它们“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斡旋，试图将自己的产品卖给消费者”。
因此，中间型共产党在日常活动中既利用选举扩大自身影响，又试图维护政党革命性。一是为适应选举需要，它们在纲领中增添很多议题回应转型带来的社会问题，如弱势群体权益保护、加大科教投入等。二是为维护党的阶级属性，它们或坚持独立竞选，或不固定、有限度地支持立场相近的左翼政党。匈牙利工人党、斯洛伐克共产党、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工人党大部分时间内坚持独立参选；波兰共产党在选举中先后支持过民主左翼联盟、波兰工党等不同左翼政党。同时，参与或组织社会活动仍是它们日常活动的重要形式。如匈牙利工人党认为党应走入人民中间，传递劳动人民反对资本的声音。每个党员应拿出一定时间支持党的工作。
从政治影响力来看，中间型共产党在地方选举中能在一些人口规模小、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发展有限的选区获得代表席位。以匈牙利工人党为例，在2019年地方选举中，党员古利亚斯·亚诺什成功连任博尔绍德博陶镇长。此外，工人党在其他地区另有三名成员当选代表。斯洛伐克共产党、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地方选举中也多次在特定选区赢得代表席位。在国家层面，通过支持左翼政党联盟，波兰共产党在2019年选举中获得一个席位。但独立竞选的共产党大多数情况下势单力薄，收获甚微，长期难以进入议会。
近年来，由于民粹主义政党的竞争，共产党本就有限的民众支持度进一步下降，其政党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匈牙利工人党在2014年议会选举中获得了27,733张选票，得票率0.58%,2018年仅获得15,640张选票，呈明显下降趋势。为应对挑战，共产党尝试团结其他理念接近的小政党，整合力量。2018年，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工人党同工人阵线等多个左翼政党一同签署了旨在促进左翼力量联合行动的《希贝尼克宣言》。2022年1月，匈牙利工人党与“是的，声援匈牙利运动”结成左翼联盟，两党共同提出建设“福利社会主义”目标，通过提高养老金与最低收入标准、完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等措施，弥合匈牙利越发明显的贫富、城乡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距。2022年2月，在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倡议下，多个议会外政党举行了联合会议，对未来的选举合作进行协商。总之，上述动态展现了中间型共产党回应外部压力，努力调适的新趋向。
四、务实型共产党的主张与活动方式
务实型共产党包括了捷摩共、保加利亚共产党、塞尔维亚共产党、黑山南斯拉夫共产党等。捷摩共是中东欧最具代表性的务实型共产党。它继承了原执政党的组织，是剧变后唯一没有改名的共产党，长期在捷克政党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形成了特点鲜明的理论主张。其他共产党则组织规模小，稳定性不足，长期依附于本国的左翼政党联盟，观点主张相对模糊。与前两类共产党相似，务实型共产党尖锐地批评转型后的制度缺陷，坚决反对本国政府加入和支持北约。但这类共产党对下列议题有着和前两类共产党不同的判断。
其一，务实型共产党一定程度上认可区域一体化与全球化的价值。作为欧洲一体化的载体，欧盟往往遭到传统型和中间型共产党的强烈反对。它们将欧盟视为大国操控中东欧国家的工具和跨国资本进行垄断和剥削的工具。因此，它们认为中东欧国家应退出欧盟。务实型共产党虽然对欧盟持有浓厚的怀疑态度，但承认欧洲一体化为本国发展带来了机遇。它们不反对本国加入欧盟，但反对政府无条件地迎合欧盟。捷摩共认为，欧洲一体化不能损害捷克的发展潜力，不能剥夺民众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黑山南斯拉夫共产党认为，欧洲一体化符合自由、平等、团结、人道主义等国际性原则，因而支持黑山加入欧盟。同时，务实性共产党将全球化视为涉及全人类文明的普遍、客观趋势，是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关系日益扩展的结果。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盛行，全球化才带有了帝国主义与剥削性质。因此，它们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而不反对利用全球化的进步趋势。捷摩共称捷克不能孤立发展，应积极发展同欧洲以外世界其他地区的友好交往。
其二，务实型共产党拒斥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而非市场经济。它们反对剧变后的大规模私有化，认为私有化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民族资产流失与社会贫富分化，但是复兴本国社会、保障经济长期发展需要市场来配置资源。捷摩共在纲领《千禧年之际的捷摩共》中提出了一系列振兴本国经济的详细举措，体现了加强市场经济的战略方针。同时，捷摩共将大企业同中小企业进行了区分：大企业由外资控制，为资本的逐利性扩张；中小企业主要掌握在捷克人手中，是民族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维持国民生活水平方面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因此，在国家掌握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部门的前提下，私有经济应当与其他所有制形式地位平等，国家应该采取措施鼓励、扶持本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时，私有经济需要进行改革，应接受国家管控。
其三，务实型共产党提倡多样化、广泛性的国际合作，既希望建立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团结纽带，又积极拓展同其他左翼政党、团体的合作空间。捷摩共认为，为阻止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肆意掠夺，受剥削与威胁的群体必须开展世界性运动，进行有组织的反抗，倡导更加公平的世界秩序。因此，它既高度重视同如斯洛伐克共产党等欧盟区域内的共产党的合作，积极保持与中国等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往来；又与世界其他地区、多种类型的左翼政党、运动、论坛等建立密切联系；强调以完全开放的态度开展党际交往，坚持本党的自主性，也尊重其他政党和运动的自主权利，并以此为基础协调各方，突出共性，为相互理解搭建桥梁。
其四，务实型共产党虽赞扬苏联及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但认为苏东剧变意味着苏联模式的失败。捷摩共将失败归因于官僚精英的专横，认为其在事实上放弃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无法找到促进自身发展的方式和让所有公民真正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据此，捷摩共在坚持共产主义理念与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提出建设一个民主政党，强调党内民主、集体主义和自我管理原则。捷摩共在纲领中对社会主义社会做了详尽构想，提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繁荣、社会公正、民主、政治和经济多元化的社会，注重发挥每个人的能力，让他们都能参与管理和行政工作”，社会主义经济是有战略规划、以社会优先为导向、基于对国民经济中决定性部门的控制的市场经济，提倡所有制形式的平等。在政治制度方面，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加强社会保障，发展社会自治，“通过发展符合社会利益的自治政府，发挥民主国家的积极作用，充分利用高素质的专业化管理，释放对社会和个人有益的自由、创造性与民众积极性”，而开放的信息渠道保证了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在社会领域，建设全面的科学、教育、卫生与文化事业，每个人都有权享用发展成果。
总体上，务实型共产党根据转型后的实际情况大幅调整了自身主张，并愿意主动融入现行政治体制，将议会选举作为活动重心。大部分务实型共产党长期稳定地支持社会民主党主导的竞选联盟，而社会民主党为获尽可能多的选票，也愿意接纳共产党。如保加利亚共产党自2001年至2021年11月一直支持社会党的选举联盟“保加利亚联盟”。该党认为，与社会党合作可在当下为劳动人民争取部分利益。塞尔维亚共产党自2010年成立后多次参加社会党主导的竞选联盟，在2016年与2020年选举后均得到了一个议会席位。比较来看，捷摩共一直以独立姿态活跃于政治舞台。剧变后，它虽被其他政党排斥，但仍能在议会中占据一定议席。进入21世纪以来，捷摩共在坚持共产主义理念的基础上采取灵活策略，打破孤立局面。2005年，捷摩共主席沃伊捷赫·菲利普呼吁社会民主党同捷摩共摒弃前嫌，开展合作。在2008年地方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和捷摩共的选举联盟在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卡罗维发利地区获胜。在中波西米亚等三个州，社会民主党在捷摩共的支持下掌握了地区领导权。但积极融入现行政治体制的代价是损害了务实型共产党的“纯洁”形象。对于长期与社民党结盟的共产党而言，纲领、理念需同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尽量保持接近。这意味着同社会民主党深度绑定，易逐渐消磨自身特性，乃至社会民主党化。2022年1月，塞尔维亚共产党转变为提倡民主社会主义的左翼党，在宣言中不再提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铁托主义为指导思想，而是将自由、平等等价值作为行动基础。
近些年务实型共产党也出现形势“低迷”的情况。有的选民认为它们“定力”不足，丧失共产主义的理念；有的选民认为它们变革不够，在移民等诸多议题上未有效回应中下层的诉求。捷摩共在2010年选举中获得589,765张选票，得票率11.3%，有26个议席；2017年仅获得393,100张选票，得票率7.76%，有15个议席。据此，个别务实型共产党尝试同民粹主义政党合作。2018年，捷摩共支持民粹主义政党“ANO2011”组建政府，自身的部分主张也为政府接纳。南斯拉夫共产党（黑山）在2020年选举中加入了民粹主义政党联盟“为了黑山的未来”。但从效果看，务实型共产党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弊大于利，因为后者的主要支持者也是中下层。务实型共产党寻求与民粹主义政党合作无异于“饮鸩止渴”。从选举数据看，民粹主义政党一直在挖共产党的“票仓”，而后者主动“投怀送抱”更进一步模糊了共产党的形象。在2021年捷克议会选举中，捷摩共的原有支持者向民粹主义政党“投诚”。捷摩共得票率未超过5%，首次失去进入众议院的资格。
五、结语
苏东剧变以来，中东欧共产党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同认识，理论主张、现实活动与政治影响呈现明显差异，继而分化为三种类型。这种分化反映了各党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意愿和能力的差异。
实际上，如何成功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是所有共产党面临的重大议题。20世纪以来，工人运动始终镶嵌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没有民族国家，工人运动、工人政党就失去了其强大的政治武器。这决定了不同地区、国家因受到自身历史文化的影响，在发展道路上却呈现出差异性与多样性。这要求各国共产党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同本国实际紧密结合，不断发展、更新自身主张。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但各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始终面临平衡革命理想与现实活动的挑战。
如何应对这一挑战，还需要各国共产党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态势以及共产党的新发展而定。长期来看，资本主义制度下活动的共产党平衡理想与现实的活动是动态的，依赖以下因素的变化：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续制造产业后备军的能力。产业后备军是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发展的必要条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产业后备军的持续增长为共产党的活动提供坚实阶级基础。二是资本主义制度环境满足工人阶级诉求的能力。当资本主义制度能较大程度满足工人阶级诉求，持续提升工人阶级生活质量时，工人阶级追求社会主义目标的意愿会逐渐降低。反之，其反抗意识会日益清晰。三是共产党如何把握同无产阶级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只有拥有属于自己的政治组织才能真正废除剥削，获得解放。立足运动整体、长远的利益，共产党应引领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升华为“自为阶级”。但它们无法仅凭借一腔热血与主观臆断，“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当今社会为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新挑战，共产党人只有秉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审视变动的世界，提出符合劳动人民利益与诉求的政策主张，才更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否则，只会被时代“淘汰”。中东欧共产党在出现鲜明的类型分化的同时，又普遍呈现“低迷”的态势，原因大抵如此。（注释略）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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