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早期精神观是在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上建构起来的，其中关于精神的概念、范畴、观点、立场和方法的阐释都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之上的。马克思的精神观使精神从天国走到了人间，从虚幻走向了现实，从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
1.马克思对精神概念和范畴的阐析
在马克思看来，“精神的实质始终就是真理本身”。同时，精神也具有主观性，“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并使自己的各个不同方面变成同样多的不同的精神性质”。但是从精神生成的逻辑看，精神的本质具有物质基础性和社会实践性。精神超越了思想、观念、意识纯思维的范畴，在实践中建立起了真理世界，这个真理“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精神的物质基础性和实践性，本质上是将其置于人的生产活动、人的社会交往和现实生活中进行考量。如果抽象地理解精神，就“把精神变成了枯燥地记录真理的裁判官”。精神应该是被大众所接受、被实践所证明了的客观存在，是具体的、实践的、客观的理性世界。
从唯物史观的视角考察，马克思关于精神形态的分析是相对于物质而言的意识的存在，其中又蕴含了主观精神、现实精神。在马克思看来，主观精神是个体精神的构成，是纯粹精神。主观精神具有局限性、狭隘性和非系统性。现实精神被马克思视为“看不见的神经”，它把个体的特殊性和现实的一般性联系起来。现实精神是一个系统的体系，由客观的物质同主观意识交互作用后产生，是复杂物质的生成物。马克思认为，现实精神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和一定的意图而行动的”，将个体主观精神融入客观存在的原则、群体和社会。现实的精神是客观精神。政治精神、时代精神、政党精神、人民精神和社会精神都是客观精神，也都属于现实精神的范畴。
2.马克思对精神的阶级属性分析
马克思认为精神具有阶级性。一定的阶级具有代表这个阶级的精神标识，马克思称之为“本等级的特殊精神”。特殊精神与特殊利益并存，一定阶级的精神是对本阶级权利和利益的保护和凸显。精神具有阶级属性，是一定阶级权利、利益和主流价值观念的体现，代表了一定团体、组织最迫切的阶级诉求。但是当个体精神转化为现实精神或者说普遍精神时，个体的权利就会主宰社会权利，当个体精神成为社会虚假精神时，个体的意志也就强加给了社会成员，成为社会的意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马克思在《〈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中强调，“刚刚觉醒的人民精神公开表达出来的日常政治思想，同那种已经在政治斗争中成长壮大并充满自信的人民精神所表达的政治思想相比，就显得不够老成、不够确定、不够周密”。在此文中，马克思指出了统治阶级的精神同人民精神是对立的，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特殊利益而产生特殊精神。
3.马克思对精神生产的分析
马克思对精神的阐释中透视出精神对物质存在的反作用，揭示了精神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内在机理。物质对抽象的精神产生影响，精神通过对物质的认识形成主观认识。个体的意识、认识和精神影响对物质的认知，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精神感觉到巨大物体的重压，这种压力感就是敬畏的开端”。精神的力量是人类自信、自由的产物，精神可以转化为物质生产力。精神融入生产者的劳动，就有可能促进或迟滞劳动的进程，在物质生产要素一定的情况下，劳动个体的精神自由会促进物质生产力的提高。
精神不仅是物质生产力，也是文化生产力。马克思在论及报刊自由时强调，自由报刊“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精神本身具有文化属性，精神的物质生产在于把具体的物质存在转化为精神的力量、观念和意识，在现实世界中发生作用，推动新的物质活动和精神的产生。精神可以指导实践，并在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符合时代特点、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的精神。精神生产本身具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劳动是自主意识转变为客观精神的中介。
4.马克思对精神批判的呈现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以下简称《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精神至上的唯心主义精神观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批判，用客观的、具体的人反驳了黑格尔的抽象的、概念的人，批判了抽象人的精神的唯心立场，揭开了唯心主义神秘的面纱和辩证逻辑包裹下的深奥与虚无。马克思通过分析国家精神、政治精神的生成机理和内在逻辑批判了黑格尔把精神作为事物的本源、作为万物主体的辩证唯心主义精神观。“现实的观念，精神，把自身分为自己概念的两个理想性的领域：家庭和市民社会”，黑格尔错误地把观念认定为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主体，而家庭关系和政治行为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现实的中介”在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方面的主导作用。精神是人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对物的感觉、认识和欲求，没有物质生产就不会产生精神，所以在马克思看来，精神是意识同物质结合的产物，人在从事物质生产和生活的过程中产生认识、感觉、欲求、思想。马克思借助对圣麦克斯精神之精神的虚无主义观念的批判，否定了精神的虚无主义。马克思批判了圣麦克斯“精神想扩大自己的界限”的精神本位主义，也否定了从质量上考察的精神不断完善自我的“完善的精神”，因为完善的精神在他看来是精神的彼岸、是神。这一否定揭开了精神神秘的面纱，否定了精神的虚无主义立场。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批评了布鲁诺将精神同群众对立的观点，同时也从源头上批判了黑格尔将“作为积极的精神的少数杰出个人与作为精神空虚的群众、作为物质的人类其余部分相对立”的辩证虚无主义精神观念。在马克思看来，精神的批判应该是对空虚的精神即“思想懒惰”“表面性”“自满”等进行批评，而不应将空虚的精神自以为是地加诸“群众”而进行批判。同时，马克思还批判了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即“自我意识即精神就是一切”，批判了其“‘自我意识’即‘精神’是世界、天空和大地的万能创造者”的唯心主义观念。二、马克思早期精神观的逻辑架构
马克思早期对精神的多维阐释具有内在逻辑性，批判基础上的建构是其生成逻辑，精神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其价值逻辑，多维形态的功能发挥是其作用逻辑。
1.马克思早期精神观的方法逻辑：批判与建构
黑格尔精神哲学本质上是辩证唯心主义的哲学。从主体性而言，黑格尔颠倒了精神的主谓关系，黑格尔精神的主体是“绝对观念”“自我意识”“意志的自我规定”“简单概念本身”，客体是自我意识的人。马克思通过批判把自我意识变成了人的自我意识，把“头足倒置”的关系颠倒了过来，在批判唯心主义的过程中建构了唯物主义精神观。
马克思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中对国家精神和法的精神的批判，走出了抽象批判、虚无批判的漩涡，投入到了具体的批判中。马克思对黑格尔颠倒的国家观的批判，确定了国家的前提是家庭和市民社会，摆脱了把意识作为国家主体的唯心主义精神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通过分析国家权力、君主、君主意志、国家精神间的逻辑关系，批判了黑格尔所指代的国家精神的唯心主义。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权力由君主行使，君主行使权力就是在显示其“精神的威力”。君主的意识通过国家权力的行使转变为国家的精神，黑格尔用君主意识代替了君主。君主是具体的人、社会的人、国家的人，其意识、思想受到社会、国家和人民的影响，因此不可能以抽象的个体的意识代替国家的权力。以上批判旨在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进行改造。此后，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基础上，其唯物主义的精神观开始萌芽。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吸取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理论的合理内核，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纯粹从“物”的角度来理解精神生产的行为进行了批判，强调了精神生产的“属人方面”，在批判的基础上构建起了带有人本主义色彩的唯物主义精神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鲍威尔唯心主义的批判阐明了思想与实践的关系。他们通过批判鲍威尔把历史看作精神过程的观点，着重论述了历史过程是一个客观过程，提出了社会生产方式的概念及历史的发源地在物质生产之中的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他们通过对绝对精神的批判，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中，构建了唯物主义的精神观。
2.马克思早期精神观的现实逻辑：革命与斗争
马克思早期精神观的确立，回应了时代的需要，回答了那个时代为什么需要精神、需要什么样的精神的现实逻辑。18世纪的工业革命创造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和矛盾在大工业生产中日渐凸显。19世纪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两个阶级的斗争从最初的破坏机器、捣毁工厂等分散的斗争，发展到大规模的联合斗争。马克思作为工人运动的精神领导者，在积极探寻推动革命发展的物质力量的同时，也关注到了精神在革命和斗争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早期精神观构建的现实逻辑是应对革命和斗争的现实需要。在马克思看来，“比利时革命在最初出现时是精神的革命，是报刊的革命”。精神是胜利的催化剂，精神一旦被人所接受就会变成强大的生产力，带动人的积极性、能动性，就会转变为斗争的内生动力。马克思通过对比利时革命的分析，阐释了革命、精神和物质的相互关系，精神的革命带动了物质的革命，应该说是思想的革命带来了现实的武装的革命。马克思强调，“政府可以使精神的革命物质化；而物质的革命却必须首先使政府精神化”。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和武器的镇压将人民的精神骚动、欲望和变革转变为革命的行为。物质的革命产生的前提是人民从精神上、思想上产生了革命的欲求。思想对革命具有先导性作用，从本质上讲，革命来源于精神，呈现为物质，效果是推动精神的再生产和转化。马克思恩格斯深刻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恩格斯在《维也纳起义》中就分析了维也纳的领导委员会“既无精神，又无魄力”。在恩格斯看来，现实的、外在的、客观的斗争的胜利，必须取得精神上的领导权。精神突出表达了斗争实现的民族感、民族精神和民族要求。面对斗争，精神同生命一样重要，生命是斗争的物质形态，精神是斗争的意识形态的状态。没有精神的斗争，就会失去力量，让斗争陷入虚无。斗争和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强调精神的现实逻辑。
3.马克思早期精神观的理论逻辑：继承与超越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精神观的直接来源。马克思早期精神观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其中经历了唯心主义精神、思辨主义精神、实践主义精神再到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精神观的理论演进。马克思在中学阶段就受到了康德-费希特哲学的影响，本质上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影响。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强调：“人是无所不在的自然的生物、产物或显现；自然的普遍的规律通过人而思维和有意识，确实，就因为这个理由，自然必然是心神、精神、心灵，不能是任何别的东西。”受主观唯心主义的影响，马克思的早期著作《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呈现出明显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倾向”。谢林依托费希特的唯心主义观念提出了自己的精神哲学，强调精神活动同自然中的活动同一；追溯了自我意识不同阶段的历史，从原始的感觉到有创造性的想象，从有创造性的想象到反省，从反省到绝对意识的活动。黑格尔精神哲学吸纳了“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要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充满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形成了辩证唯心主义的精神观。黑格尔强调精神的辩证演化，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三个阶段。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内核，接受了费尔巴哈精神哲学中的有益要素，实现了对其机械唯物主义和直观唯物主义的超越，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观。马克思在吸收德国古典哲学家精神哲学的有益要素基础上，通过批判与继承的方式，超越前人的研究局限性，形成了唯物主义的精神哲学。在马克思早期精神观发展的理论逻辑中，贯穿着对精神主体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发展，经历了从抽象的人到实践的人再到具体的人、社会的人的逻辑转化，进而形成了科学的精神主体观念。
4.马克思早期精神观的系统逻辑：体系建构
马克思关于精神的论述分散于其著作的各个章节和部分之中，这些论述独立存在，表达着各自的准确意蕴，但彼此间不是割裂的，而是系统的、联系的，共同形成了马克思早期精神观的完整体系。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强调：“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关于精神内涵、外延、形态、属性、基础等的相关论述，立足精神的内在结构建构，抓住了精神的本质，形成了强大的理论架构。
马克思早期精神观体现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相统一原则、理论体系与实践经验的交互作用原则、理论体系自身的统一性原则。从精神本体视角考察，马克思的精神体系贯穿了精神本体的同一性原则，强调精神观的阶级性、普遍性和人民性。马克思强调,“好的”人民报刊是指“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马克思在批判科隆的报纸时指出，“他们不提出人民的精神利益和真正利益，却提出一些与此迥然不同的、格调低下得多的理由”。马克思的精神体系强调人民精神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早期精神观的体系性贯穿于其对精神的多维阐释。一是建构精神的知识体系，围绕什么是精神、精神范畴、精神属性、精神形态等；二是从文化视角考察，马克思重视书报、媒体在形成精神、传播精神中的重要作用，强调精神在文化中的渗透作用；三是从政治视角考察，马克思重视政治精神、国家精神的建构，特别强调精神的阶级属性，认为“在真正的国家中……只有精神力量；自然力只有在自己的国家复活中，在自己的政治再生中，才能获得在国家中的发言权”；四是从经济视角考察精神物质生产功能。马克思认为，精神和实践的结合是生产的现实形式，并形成生产资料。“生产力的那个发展，终局上常归着于从事生产的劳动之社会的特质，社会内部的分工，精神的劳动，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达。”马克思关于精神基本理论的重要论述及从文化、政治、经济视角对精神功能、作用、影响因素的阐释，构成了科学、系统的精神观体系，体现了马克思早期精神观的系统逻辑。三、马克思早期精神观的当代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意识形态层面看，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巩固和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引领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以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新时代新征程，马克思早期精神观对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在“破”“立”并举中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马克思早期精神观建构的方法是对唯心主义精神观的批判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观的建构，彰显了“破”“立”并举的精神建构逻辑。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精神观的批判，在于破除错误精神观的影响，在“破”唯心主义精神观的虚假性、不合理性、欠缺普遍性和反人民性的过程中，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观的客观性、实践性、阶级性和人民性。马克思强调，精神是意识的产物，精神具有阶级性。阶级意识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表现为特定阶级维护自身根本发展利益，表达未来发展意愿的普遍价值体系。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应该将“破”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破”错误思潮影响同“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相结合，在“破”“立”并举中，建设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在抵制和批判错误思潮中建构中国主流价值体系。当前，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西方以资本为逻辑的价值体系的扩张性、剥削性日渐凸显，非理性和反正义的意识形态渗透同实现其全球增殖的战略意图并行推进，“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等代表资产阶级价值观的错误思想加强渗透；在资本的加持下，个人主义、消费主义、自由主义和利己主义甚嚣尘上，“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抵制和批判错误思潮要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严峻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要主动出击，剖析错误思潮产生的历史动因、政治企图、社会根源，分析错误思潮的现实表现、负面影响、消极因素，寻求破解错误思潮影响主流价值体系建构的路径和方法，对错误思潮进行鞭辟入里的批判，在批判错误思潮中建构正确的价值观念和科学的思想体系。
新时代新征程，要在批判错误思潮中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国主流价值体系建构的指向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引领新时代我国主流价值体系的思想旗帜。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建构主流价值体系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思想引领、理论先行，在回答时代之问、回应时代主题中凝聚全社会的价值共识。“制度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主流价值的凝固，是人们对行为结果的理解和认同抽象化的价值。”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进而塑造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道路的拥护，对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的认同和践行。文化是价值观的直接载体，也是主流价值体系的直接呈现方式。新时代构建主流价值体系，一方面要以理想信念为基，打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效融通、融合与创新。另一方面，要提高文化辨别力，在扬弃中构建主流价值体系，摒弃错误思潮的影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坚定自身文化立场、厚植自身文化底气。
在揭露西方价值体系的虚假性中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是揭露西方价值体系中人的虚假性，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人民性。西方社会所强调的“自由民主”是具有特殊利益的、拥有大量资本的人享有的自由民主，而不是人人享受的自由民主。这类人存在于资产阶级制度中，是特殊的人，这恰恰是马克思早期精神观所批判的代表特殊阶级的、追逐特殊利益的人。西方社会所强调的“人”的自由民主，不是现实的人、具体的人、社会现实中的人，而是存在于政策文本中的人。在批判西方价值虚假性中，我们要揭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无产阶级属性和人民性。二是在揭露西方价值体系中虚假正义遮蔽下的剥削与霸权，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平等、公正观念。资本主义发展史是一部侵略史、剥削史，当代资本主义仍未走出资本扩张、霸权主义的思维定式。在人权、民主虚假外衣的包裹下，对他国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技术上围堵成为西方国家剥削和霸权的新形态。我们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对西方虚假和平、虚假公正、虚假平等观念的关注，主动设置议题、主动发声对其进行抨击，并深入剖析导致虚假乱象的体制机制问题、政权问题和价值观问题，揭示其伪善的一面。在揭示西方虚假、伪善的全球战略中，我们要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包容、和谐、开放的部分，提升“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态度”的国际影响力，提升我国主流价值体系的国际影响力。
2.在“精神”和“物质”协调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马克思对精神功能的分析，深入揭示了精神的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功能。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及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时就强调了新的社会形态下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富有，“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正在生成的社会发现这种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同样，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不断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以马克思精神观为指导，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
马克思的精神观强调精神的物质基础性。社会精神生活由所处历史阶段的社会物质生活所决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是精神生产的物质前提，一定阶段的物质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了这一阶段的精神生产。从物质生产的视角考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过程。因此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着力破解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动力和活力，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完善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相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政策，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不是像供给学派那样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调控区域、阶层、领域、行业间的不平衡，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的落脚点是人的现代化。
从精神视角考察，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需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明了人的劳动的特殊性。他强调：“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也就是说，动物只能本能地活动，而人可以进行有意识、自觉的精神活动，可以按照美的规律、通过有意识的物质劳动创造供精神享受的美。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的精神生活的异化和人的片面性时，强调“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这恰恰折射出人在创造美的劳动中，人的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本质统一性。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发挥精神生产、精神引领、精神塑造的作用，反作用于物质生产，在物质和精神的交互作用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是意识的产物，同时也是实践的产物。精神本身不能生产，但是当精神融入劳动者时，便会转化为劳动者锐意进取、顽强奋斗的精神力量，促进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追求，但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会遇到经济基础的制约、科学技术的掣肘、来自外部的压力，等等。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需要发挥精神的引领作用。充分发挥精神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的内生力，激发人民“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斗争气魄，引导其攻克现代化进程中的“娄山关”“腊子口”。精神是人民理想信念、道德风貌和精神状态的集中体现，现代化进程中要发挥精神的道德塑造作用。现代化进程中精神附着于文化产品，就会形成有道德、有温度的精神产品，进而产生更加深邃的思想、更有温度的情怀，这些共同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就会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更有温度、更有深度。融入了道德情怀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更能满足人民的精神和文化需要，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3.在“传承”和“赓续”中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人类文明程度越高，精神的地位就越高。一个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强大和人的完善都伴随着“精神”的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精神传统，这些精神传统在伟大建党精神的统领下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加强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传承和赓续，坚定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牢记初心使命，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带领全国人民，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团结奋斗。
在马克思的观念中，精神产生于知识之中，知识是精神的原初状态，直接了解、掌握并接受蕴含某一精神的知识，精神才能在其中生根发芽、孕育成长。知识转化为精神需要知识内化为理性，理性深化为认同，认同凝结为精神。马克思早期精神观阐释了精神的生成逻辑，即“知识—理性—认同—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弘扬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需要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知识体系、认同体系的建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建党百年来先进人物、重大事件中所蕴含的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政治品格、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新时代要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理论渊源，探究马克思早期精神观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同根同源的理论架构，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理论基础。纵向以时间为轴，横向以精神的具体形态为依据，对精神进行形态分析，将其按照内在结构进行合理归纳，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具体知识体系。新时代要全面搜集、系统整理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密切相关的人物事迹、文献资料，开展理论研究，分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稳定的精神内核特质，通过理论研究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精神谱系的理论阐释体系。
弘扬和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需要将精神的核心要义和价值内核转化为人民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认同，构建精神谱系的认同体系。抱有什么样的理想信念就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认同，就会产生某一价值引领下的道路认同、理论认同、制度认同和文化认同。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社会形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深入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精神伟力。
（作者简介：刘爱玲，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4期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