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报告一方面深刻指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中国要“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深刻指明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如何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讲好、传播好，从而展示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新时代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使命。当今世界，智能技术的迅速崛起和日新月异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使各国民众对不同思想和理念的接触与认知有了技术性支撑，各类全球治理理念的传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精准度、渗透性与覆盖面。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业务升级，智能系统、算法推荐等技术开始以主体身份介入信息传播全过程，带来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深刻影响了国际传播生态，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打开了新空间、创造了新可能、开辟了新天地。这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要借助智能化传播在价值向度、传播体系与路径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手段的创新，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内蕴着东方智慧的“中国话语”转变为深具人类文明发展现实关怀向度的“世界话语”。
一、智能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提供新平台
智能化传播作为人工智能在传播领域的渗透和延伸，受“数据、算法和算力”三要素同频共振的影响，在处理一般性传播议题上开始运用“人类思维”加以应对，对国际传播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大数据作为传播媒介为智能化国际传播奠定了数字化基础，开辟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新数字环境；精准高效的智能算力嵌入为智能化国际传播提供了“动力引擎”，提升了传播内容与传播理念的认知与理解效率；智能算法作为智能化国际传播的“中枢神经”，协调了智能化传播中的分配和供给关系。
（一）大数据确保智能化国际传播的数字化基础
数据在智能化传播中占有基础性地位，智能化传播要依靠大数据作为传播的生产资料来进行。拥有海量数据和训练基础是建构成功传播模型以及进行精准预测的关键条件。在大数据条件下，原本二进制的计算理念逐渐向“数据收集＋智能计算”过渡，数据和算力思维开始并驾齐驱。在数据思维中，单独的样本数据被全量数据所替代，开始关注宏观洞察和事物的复杂性，更加注重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以数字为媒介的传播方式在数据思维的革命性影响下出现传播研究范式的转移，部分学者认为数据在大数据时代已然成为世界的本质，当今世界“万物皆数”，未来整个世界都会被数字化技术实现“镜像”。数据作为数字的载体，所有的人、事物以及应用服务都可以尝试用内含数字的数据予以表征。智能化传播的本质就是利用数据“数字化”地描述世界，智能化传播中数字技术通过数字化方式完成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这其中包括实现传播信息的数字化、传播流程的数字化以及传播业务的数字化等维度。基于此，数据就不仅仅是传播的基本内容，而是成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从整个传播内容生命周期来看，数据包含着基本采集、海量存储、实时传输、跨界使用、无障碍共享以及自动销毁等功能，它以多样态的呈现方式和漫长的生命周期跨越历史和未来、架起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桥梁、链接计算信息和生物信息，完成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内在交互和链条传播。因此，以数字为智能基础的智能化传播正在以数字符号为底层存在样态的数字技术和数字媒介推动下快速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开辟了新的数字环境。以大数据为支撑的数据挖掘技术不仅能够海量收集、存储国际社会各类超大容量数据，同时还能够在海量数据中进行提取，从而挖掘出隐藏在数据背后的全球治理特征、走向和发展规律。由此，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就可以实时捕捉和动态追踪以及全息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现状、传播进展和认同状况等相关信息，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更加便捷、高效。
（二）智能算力保障智能化国际传播的效率优先
算力在处理海量数据方面作用重大，一般由硬软件的基础设施、应用平台、智能系统等自上而下的服务能力所构成，在整个智能化中起到神经中枢的作用。在智能化传播中也要以算力作保障，算力在其中主要提供基础算力、平台算力与服务算力的作用，同时分布式算力所具有的云计算和边缘计算功能也在海量数据的处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之中支持智能化传播所需要的算力依靠多层次的网络平台实现，这是因为智能化传播过程中所需要的传播通用平台、基层传播设施和万物互联链接都需要网络平台予以承担。智能化传播在算力的终端、云端、周边端和雾端等多端联动下进行。算力确保内容原创者身兼生产者与接受者双重身份，进而催生更多内容，提供支持巨量码流和存储要求的传播内容进入云端分析、存储和分发，全面提升数据存储和分析能力，为内容生产和传播提供深度算力支持。在算法加持下，智能化传播的生产力逐渐突破时空限制，在可计算与可编程的基本算力平台条件下，算力受分布式计算和架构的影响，出现从人到设备的内容生产主体的转变、计算中心到算力网络生产能力的改变、集中式到分布式生产布局的转移以及单层传播到N层传播层次的提升。智能算力使智能化传播在数据处理上的能力不断提升，整个智能化传播生态链明显优化。算力在处理智能化传播的速度上一般分为硬软件两类方式，芯片计算能力的提升决定算力的硬件能力，利用优化的算法模型处理海量数据和复杂逻辑决定算法的软件能力。算法所具有的传播方式无限制和内容生产有效性助推内容的生产和传播接力，构成全时空传播生产力。算力这种特殊功能为VR/AR展示、可视化呈现、全媒体参与以及智能生产投放等传播新业态提供关键支撑，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不再囿于传统的传播模式和固化形态，受智能算法嵌入其传播理念将更加富有张力。同时，在5G时代，算力推动国际传播的信息表现方式从单一态向多模态转变，一系列非语言信息成为传播的重要内容要素。相比于单一内容形态的信息表现方式，融媒体、智能媒体生产的多模态信息可以带给用户沉浸式的媒介体验，VR/AR等一系列场景化社交中具有的表情符号和行为动作等非语言形态信息将进一步丰富整个传播内容的意涵。此外，新兴的元宇宙理念开始对各类互联网技术、VR/AR技术进行全面整合，尝试构建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并且具有虚拟与现实高度互通特征的人造空间，这种未来互联网的发展方向也将给国际传播带来新的尝试。随着智能化传播的逐渐推广，在积极利用各种算力对传播理念进行持续计算后，将获得更为清晰的传播图景，一个国家想要展示的价值观也会逐渐被国际社会所看见、所触及、所理解。就此而言，广泛的算力支持可让民众更为透明地获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信息和内容，这之中需要通过算力实现国家与国际的交相互动、相互嵌入、相互计算，不断提升彼此的清晰度。这意味着更多、更精准的算力一旦进入智能化传播中，可以更好地提升传播内容与传播理念的认知与理解效率。
（三）智能算法促成智能化国际传播的供求达成
在传统观点中，内容生成、分发两环节是算法在传媒应用和实践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算法主义”者始终认为算法能够计算一切，包括整个宏观世界、生命周期与人的心智，甚至算法可以支配整个宇宙。事实上，在智能化传播全过程都含有算法的痕迹，智能化传播中的内容供给、现实需求以及传播等级都需要智能算法加以调节。这充分证明算法泛在智能化传播的全流程，并内置于信息采集、内容生产和现实传播的各环节。内容的原始素材、基本的内容和结构、内容呈现方式都会在信息的生产环节中产生改变，内容产出和创作的流程不断缩短，进而提升了内容创造的效率和效果。人们处理和归纳信息的过程被内置算法和智能编码所替代，人原有的获取与处理信息的方法也发生了改变，人基本的逻辑推理和纯粹思辨受到译码算法影响发生了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传播场景在智能算法嵌入平台互动界面下逐渐生成，对客户需求的关怀在学习算法不断强化下发生质的改变，逐渐从基本关怀向终极关怀迈进，并通过适应“注意力”经济时代的关注度逻辑生成产品的走量，从而影响传播中的供需关系。在智能化传播中，算法为了使传播供求更加平稳，会逐渐向人脑的方式贴近。首先，基本的智力体力在算法作用下开始形成，在一般的采集、策略、编制、分发和服务等各个生成与传播环节中，原本传统的行为方式和传播逻辑开始消弭。其次，智能化的供需关系在算法应用下开始形成，算法尝试充当庞大数据和人之间的关键中介，从而连结传播接受关系与供给需求模式。民众依据算法支撑获得供给方想要呈现的内容，并借助算法获取基本信息、形成理性认知。算法的智能化使人、场景、事物、理念间的匹配更加精准和迅捷，通过设置群体画像与个体画像，信息和理念开始主动找人，以传播接受外的第三方来改变传播过程中的信息供求关系以及联结关系。最后，算法促成国际智能传播平台并影响智能化传播的等级，国际传播在算法影响下传播能力持续加强，除了普通学习、无监督学习以外，算法还运用强化学习和深度学习助力国际传播平台训练传播能力，满足国际传播平台供需关系。总之，各类智能算法聚合为智能传播流量分配、传播模式识别、传播态势感知和传播动态决策等更高层次的智能化国际传播模式，从而实现智能化精准国际传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由智能算法构建的传播模型能够具备发现过往传播规律、诊断传播问题、预测未来传播趋势等类人的描述、诊断、预测、决策等能力，智能化传播被算法赋予类人智能从而助力精准传播。算法作为智能化中的“中枢神经”，可以不同程度地满足智能化传播中的分配和供给关系，加速整个国际传播体系的媒介化和现代化，营造智能化传播新业态。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智能化国际传播的价值向度
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好，持续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效度，需通过智能化加持打破文化传播壁垒，不断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话语效力；依托智能媒体构建“议程设置”，不断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话语自信；依靠智能技术搭建中国故事与世界人民“命运与共”的叙事元网络，不断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话语魅力。
（一）智能化加持有助于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话语效力
因经济、政治、历史、宗教、生存环境和价值观念等差异，不同国家与民族间往往存在特色各异的文化形态和思维活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项跨文化、跨区域的全球治理理念，会因其传播理念与其他受众文化的立场和观点不同，造成传播过程中难以洞察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受众心理，形成传播主客体间沟通交流的滞阻。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受众的立场一般会倾向于本民族的文化理路，可能会形成传播理念的认知隔阂进而引发不必要的文化冲突，这源自于不同文化差异所构成的天然壁垒，因此需要本着双方求同存异与互利共赢的初衷消除其阻隔，同时，“在国际话语表达方式的选择上同样需要讲求策略,注意针对性与差异化”。爱德华·霍尔（EdwardT.Hall）曾声言：“文化即交流。”智能化参与下的AI翻译和虚拟现实技术有助于打破民族间的文化传播壁垒，能够对国家理念的跨地域传播提供帮助，在智能化加持下增进人们的交流互动，以更加透明的“智能化交往”逐步化解误会、消除隔阂。在对待不同国家的受众群体细分上，可借助于数据采集和智能分析的办法掌握不同国家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更好洞察各国的受众心理。例如，依托人工智能算法对一些国内APP海外版中的用户特点和发布信息进行分析，智能匹配不同用户群体中可能存在的相同爱好与追求，寻求受众方和传播方在文化认同上的价值基础和现实需求，并对其进行个性化内容精准推送，以求实现传播与受众双方共同立场、审美情趣等的最大公约数。例如，抖音APP海外版TikTok平台可将一些有关描绘中国形象和讲述中国故事的创意视频，以智能算法推荐给喜爱中国文化的用户。基于文化理念认同基础上的自组织和自驱动传播形式，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科学理念在智能化作用下，将最大程度地在海外不同民族地域和文化环境中广泛传播，助力实现全世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共识和行为自觉。
（二）智能媒体的议题设置思维有助于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话语自信
作为“影响各种话题在公众议程上的显要性的能力”，“议程设置”起初所关注的是公众舆论和议题传播之间的内在关联问题。进入智能时代，议程设置已不同于以往的基本作用，而展现出新的设置功能与传播形态，在特征方面相较于之前更加聚焦化、类别化和智能化，尤其是智能时代“议题设置”实现的内容同质化对公众议程的牵引作用更加显著。这种新型议题设置形式，一方面对于各国主流意识形态和各民族文化理念的传播具有推动效应；另一方面，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理念也可能会在智能化场景下发生一定程度的传播失序现象，极易出现思想的僵化和群体的极端化。在智能社会中，依靠“议题设置”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效力，关键是切勿在智能化国际传播过程中忽视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技术不确定性风险，应在智能技术的研发、推进和改良全过程中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序传播。由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议题设置上，为警惕智能社会舆论导向受资本逻辑所规制，亟须树立“议题设置”思维，在一些关键问题和领域率先抢占议题设置的高地，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议题设置上始终占据主动权。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运用议题和议程设置主动权，打造亮点，突出特色，开出气势，形成声势。”一方面，在议题设置层面可能会出现的对冲情况需有针对性地应对，尤其是针对西方议题中惯用的对中国理念和中国故事的质疑、诋毁和攻击，可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予以澄清和批判，从深层次扭转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误解。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需搭乘智能时代全媒体的“快车道”，在全息媒体、全效媒体、全员媒体和全程媒体支持下实现更为宽广、更为系统、更为立体的智能化传播，不断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形式，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彰显的时代张力辐射到世界各个角落，在开出气势和形成声势中不断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话语自信。
（三）元宇宙技术搭建的叙事元网络有助于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话语魅力
元宇宙被人们广泛认为是互联网的下一代形态，它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具体化的互联网，参与者不仅观看内容，同时“身在其中”，这是2D平面应用程序或网页上所无法体验到的。如今社交网络正从平面化web2.0时代向立体化、沉浸式web3.0时代迈进，元宇宙正是建立在web3.0之上的“真实虚拟世界”。它集信息革命、互联网革命与人工智能革命于一体，其现象级传播的“元叙事”有望打破壁垒、提升世界的互联互通，构建新型经济、贸易、交流的传播规则。当前依靠智能技术搭建中国故事与世界人民“命运与共”的叙事元网络。首先，可借助虚实共生技术实现中国故事与各国人民、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基于场景和情感的深度交互：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内蕴中国故事与各国人民相互联系的编码和解码关系，可实现从基础层叙述结构向全真体验、沉浸式高级叙述结构转变；元宇宙的去中心化特征可消弭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角色区隔，借助智能推算、AR虚拟现实、深度挖掘等智能技术，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中能够深挖跨文化、跨区域、跨圈层用户的现实需求和价值共识；在元宇宙叙事网络中，各国人民可通过对“虚拟身份”的操控，同凝聚有中国精神和中国故事的智能场景和情节故事以及不同国家用户进行深度互动，形成基于叙事元网络的跨文化虚拟交往共同体。其次，开放性的叙事元网络有利于不同传播用户、网络主播、AI平台以及传统媒体从业者共同构成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行动者结构。一方面，传播行动者的多元化对于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规则、表达形式、价值追求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使构建虚拟现实双向互动的“命运与共”国际传播格局成为现实。另一方面，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叙事手法、传播队伍、融合方式进行战略谋划，将跨圈层、跨界的“命运与共”理念贯穿于元宇宙战略布局的始终，从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渠道、人才、资源、技术的整合，充分彰显智能时代“命运与共”理念的话语魅力。
三、智能化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面临的瓶颈制约
尽管智能技术在传播广度和说服大众上具有理论优势，但面对西方世界对舆论场的主导和智能技术的控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面临着一系列瓶颈制约：资本制约下的西方舆论场为谋求智能化传播主导权和话语规则制定权，加剧了智能化国际传播中的逐利性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积极效应；鉴于传播理念和举措上的差异，智能化传播应用无形中衍生出的一些意识形态偏见，成为制约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重要因素；基于智能化国际传播体系中各国价值追求和价值观不同，极易带来“话语鸿沟”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
（四）西方舆论场对智能化传播的主导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逐利性竞争
目前，不同利益相关者都将目光对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下的国际传播领域。政府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研发的主导者，包括中国、美国和欧盟等在内的全球主要国家和组织开始相继推出人工智能政策规划，对人工智能介入国际传播领域进行前瞻性部署。同时，各类非政府机构、学术组织和个人组织也开始关注人工智能在国际传播中的应用，为人工智能在国际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技术保障。但需注意的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在获得人工智能所赋予的力量后，可能会加剧行为体的竞争程度，为国际传播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在国际社会中，各行为体可能因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难以建构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领导协调机构，获取传播主导权由此成为国际传播中各主体竭力争夺的目标。为此，鉴于当前的智能化潮流，一方面，各国已将人工智能技术视为未来国际传播的关键因素，更加重视在人工智能技术竞争中提升本国传播能力和优势，以此占据国际传播体系的主导权；另一方面，全球各类私营部门和私人组织在公共权力上较容易受制于主权国家制约，为增强自身实力和影响力不得不极力谋求人工智能传播规则的话语权。当前，美国等发达国家以及一些世界性企业与机构长期主导智能化国际传播规则和体系，尤其是美国为获得更大份额的主导权，在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问题上内含着重要的对外技术遏制和技术脱钩的倾向，全球条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有效性不断弱化。面对智能化国际传播中存在的技术鸿沟问题，新兴发展中国家为不断提升自身在国际传播中的能力和分量，争相推动人工智能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应用，以谋求国际传播体系中的人工智能竞争主导权和话语规则制定权，新兴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智能化国际传播中的博弈日益加深。在这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为获取最大收益，争相成为智能化国际传播的领导者，这势必导致集体行动的协调能力萎缩，沦为国际传播的重要制约力量。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公平正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始终以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核心，这就与西方垄断资本在智能化国际传播中产生直接利益冲突。西方垄断资本为保证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的既得利益，将极力维护国际传播的旧秩序，由资本制约下的西方舆论场和资本控制下的理论界为其辩护，设置障碍阻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消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积极效应。
（二）智能化国际传播在模式和方法上的弊端成为制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重要因素
尽管智能技术作为一项技术存在“双刃剑”特征，但是技术应用的内在风险更多来自于人类的“使用”这一关键因素。因此，鉴于传播理念和举措上的差异，智能化为国际传播带来的影响力和杠杆作用并没有被各国充分利用和整合，其在模式和方法上的弊端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重要因素。智能化国际传播一般具有多种方式和途径，成为各国意识形态不可通约性的重要表征。从全球范围来看，对于智能化国际传播可能存在的风险，世界各国的应对和防范模式呈现出自发、分散和多元化特点，在有关智能化应用的探讨上也基本形成全球主义和国家主义两种不同的国际传播视野。其中持国家主义的一方在智能化国际传播过程中以本国理念和规则作为传播的最高要求，即政府通过运用国家最高权力和政治合法性对智能化国际传播走向进行强制性干预，目的是最大限度防范人工智能应用可能对国际传播带来的威胁和造成的损害。而这种国家主义会在无形之中衍生出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偏见。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中国治理方案和发展蓝图，西方国家历来是戴着有色眼镜加以审视，国家主义在智能化国际传播中将会进一步强化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色彩，并武断地认为西方既有的国际领导秩序会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而被解构，从而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以及传播舆论等手段刻意遏制和抹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试图在智能传播时代继续像以往时代一样不断抑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场域的“落地生根”。
（三）智能化国际传播体系中的文化差异极易产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话语鸿沟
相比于人工智能对于技术变革的意义，其在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历史发展中所承担的文化变革任务显得更为艰巨。人工智能作为一项技术，自身并不具有价值观念，它的现实需求和价值理念全部来自于正在开发和利用这项技术的国家，因而这个国家的价值观也映射出人工智能的基本价值取向。鉴于国家发展进程的差异、传统文化的不同以及制度选择的差异化，人工智能作用于国际传播时会呈现出多元化的传播特点，产生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对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尝试构建符合传播需求和利益诉求的智能化国际传播模式，并将本国的价值追求作为智能化国际传播的核心驱动力。可见，在智能化传播过程中的文化价值对传播效力具有关键作用，尤其是在国际传播体系中，文化差异对智能化的国际传播构成较大挑战。一方面，国际社会普遍遵循的价值观可能会被民族国家所背离，并始终坚信本国文化所特有的价值观，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全球环境下智能化传播的可执行性；另一方面，受不同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智能技术被部署在不同的文化领域，相应呈现出不同的智能化传播方式，而价值观差异则会影响智能传播方式的有效推广。因此，如果不能够弥合各国文化价值差异，智能技术对国际传播体系的应用将遭到严重阻碍，进而导致智能化国际传播难以构成合力。长此以往，这类信奉本国文化价值的国家利用所掌握的智能技术对世界民众进行舆论上的控制，并竭力妖魔化非西方语境下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从而不断维护自身在国际传播中的统治地位，同时还习惯将发展中国家在智能化国际传播中的合理呼声加以舆论压制和理论诋毁，造成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舞台中长期“失语”。这种西方话语霸权在智能化国际传播中的极限施压，将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难以穿透的传播屏障。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智能化国际传播的体系建构
要进一步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智能化国际传播的效度，首先需从“温度”“广度”和“精度”上构建起具有感召力、影响力、说服力的智能化国际传播体系：构建更有“温度”的传播逻辑以贴合各国民众的心灵，从而内化为世界人民的价值理念、外化为他们的实践遵循；构建更具“广度”的传播途径以突破时空掣肘，以智能化传播的“去中介化”促进沟通与传递的畅通化；构建更富“精度”的传播场景以实现受众“个性化”的精准对接，挖掘和摸清在价值观上有潜在认可与内在追求的民众。
（一）构建更有“温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智能化国际传播所表现出的“温度”，既来自于这一理念所散发出的天下大同思想的独特魅力，也彰显了同各国民众利益的契合关系。在智能化国际传播中，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影响的受众参与感、互动感和体验感将进一步提升，营造各国民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契合心理。智能化传播“沉浸式体验”和“无障碍联结”的传播特征运用到国际传播之中，能够使传统国际传播摆脱单一化、线性化和中心化的传播逻辑，从传播途径和传播内涵上真正改变以往单纯“传播者—受播者”的传播逻辑。同时，受播者在智能化国际传播影响下，将通过“互通有无”的传播方式塑造智能时代新型的传播环境，推进各国民众更加近距离接触传播理念，实现民众主体本身与感性外部世界的深度融合，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过程显得更有“温度”。一方面，智能化传播所特有的“沉浸式传播”将普通的物理式空间和虚拟空间进行架构，令受播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接触不仅靠“叙说”和“观看”，还可以“体验”和“感知”，让各国民众真正“置身”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体验中，有效弥补传统国际传播可能出现的传播内容碎片化现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智能化国际传播利用智能系统和VR虚拟现实技术，让各国民众充分享受到这一理念的“沉浸体验”，受众者能够以第一人称的视角从视觉、听觉以至于心灵感知等方面准确认知和深度体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提升各国民众对这一理念的价值认同。另一方面，智能化传播依据“无障碍联结”的传播特征将缩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各国民众的距离感，为人们提供更加契合自身实际需求的用户体验。从过往国际传播来看，传播者占据主体位是传统国际传播所惯用的方式，而智能化国际传播则力求打破这一传统关系，从而塑造更加合理、有效的国际传播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智能化国际传播注重通过智能算法分析全球原始数据对异质化群体构设新型“传播渠道”，助推我们全方位、立体化摸清和了解各国民众的独特喜好和价值追求，并在各国民众的传播“反馈”下更便捷、更精准地掌握他们的现实反应和接受习惯，以便实时调整人类命运共同理念的传播模式，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方式，更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内容，使这一新型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契合不同国家和人民的生活习惯与心理预期，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各国民众中的迎合度，从而内化为全世界人民的价值理念、外化为他们的实践遵循。
（二）构建更具“广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途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在智能化作用下助力打破民族、地域、语言、文化的藩篱，真正实现相互沟通与传递的畅通化，有利于进一步开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广度”。其中智能化传播所具有的“移动优先”和“去中介化”的传播特征使信息传播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一种更为开阔的传播格局逐渐形塑。一方面，传播过程中“移动优先”始终是智能化传播的重要方式，这之中的传播平台主要是移动客户端，使信息传播“日益突破时间的限制和空间的掣肘，可以第一时间将信息传播到任一地方，对事件进行现场直播和同步传播。”可以看出，传统的以一对多的传播方式将在智能化传播下被逐渐抛弃，融媒体在智能技术加持下将产生交互传播、聚合传播以及融合传播等新的传播方式，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与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在全世界网民规模不断增大和“移动优先”刺激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智能化国际传播既实现了这一理念在各国民众中的到达率的提升，也不断扩充这一理念在全球的传播覆盖面。另一方面，智能化传播所具有的“去中介化”使不同事物开始具有媒介传播的属性，一幅万物互联的场景正在徐徐展开。作为将智媒体视为基本载体的智能化传播，它的传播形式需要基础的设施予以支撑，这之中物联网的搭建和完善起着关键作用。物联网作为新兴技术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遵循摩尔定律的成本呈现指数级下降和现代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大数据、智能算法、深度学习等智能技术的成本开始出现大幅度下降，逐渐介入人类生活的全领域，一种媒介传播和内容交互的传播属性融入现实社会生活中。在这一场景中，任何一个节点都可以通过智能化与其他相连节点进行无障碍沟通和直接信息传递，打破了过去那种依靠层级递进的传播方式，智能化传播所具有的“去中介化”特质显现无遗。基于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在智能化作用下能够借助智能技术实现相互沟通与传递的畅通化，更加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
（三）构建更富“精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场景
智能化传播具有“点对点”的传播特征，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更有针对性，更有利于受众的个性化接受需求。现实中，一系列形态各异的传播场景开始形成，这得益于受众对于自身地域位置和社会状态的切实考量，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不同民众对各类信息和理念的兴趣表达。智能技术的更新迭代左右着传播场景的迅速变迁和转换，使得各国民众的信息需求和内容追求在瞬息万变的传播场景中随时产生变化。另外，对于普通大众来讲，“审慎的深思熟虑当然不是他们关心的对象，也不可能是他们的关心对象；他们只是简单地遵照自己的愿望和喜爱”。因此，如何构建更富“精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场景就成了国际传播的现实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智能化国际传播，需要正视并积极融入智能时代这一特殊的传播方式当中，通过智能化传播使这一理念浸润进全球政治经济生活各领域，让这种更富“精度”的国际传播方式成为各国民众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共识的现实可能。一方面，利用大数据和智能算法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处理，精准摸清各国民众在价值观上的潜在认可与内在追求，为不同民众的价值追求量体裁衣般地制作“标签”，使各国民众的需求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形式和价值观倡导相符合。另一方面，理念传播过程中实现对各国民众的信息精准匹配成为国际传播的新趋势。在国际传播中，关注不同民众的个性化需求是重要环节，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实现理念的精准抵达。智能化传播中所特有的智能算法功能能够对受众目标的知识背景和用户画像精准收集，分门别类对各国民众加以个性化区分，完成理念对不同民众的精准化匹配。基于此，民众对各类信息和理念的接受在智能化作用下更加畅通无阻，能够瞬间匹配到自身所需求的信息，同时在接收过程中算法推荐还会依据受众差异进一步为单个人提供更加符合自身需求的信息。这样，人们就能够在全球各类“嘈杂”声音中寻找最适宜于自身需求的信息内容，真正让信息“主动找人”成为现实。依靠智能化的国际传播，党和国家就能够全面预测和了解不同国家民众的价值追求状况和思想观念变化，及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本内涵、价值观念等一系列全球治理理念传达给各国民众，充分解决因地域、民族相异而难以传达到位的急难愁盼问题。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智能化国际传播的现实选择
综合运用各类智能传播技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向协同、纵深发展，是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之举。树立智能场景思维，并将之纳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场域；立足技术思维，增强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价值引领力；构建“智能技术＋价值理念”双轨驱动机制，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载体再升级；通过智能数据算法，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点态国际传播环境；运用区块链技术，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信任度；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智能化国际传播，上升为战略传播体系等，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智能化国际传播的现实选择。
（一）将智能场景思维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场域
对于场景，彭兰认为，场景已经成为继内容、形式、社交之后媒体的核心要素。目前算法推荐、人机交互等技术可以遵循受众特征定制智能化推送服务，不过这类智能化推送目前只建立在受众个体层面。今后随着智能化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传播过程中将出现以国际传播为主要任务的新型传播场景，地域空间特征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彰显。进而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在各类智能技术带动下，既可以全方位了解和掌握受众个体的特征和需求，又可以精准研判受众个体所处场景特征，了解特定场景中受众个体的基本信息和现实需求，以便投放与之相匹配和适应的信息服务。同时，借助VR虚拟现实技术，未来人们的交往、互动和传递将更多地在虚拟场景中进行，元宇宙这一新兴进阶式场景可能会成为重要信息的传播新领域。在智能革命浪潮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需要依据场景尤其是虚拟场景来不断完善基础理念的生产和传递，原本传统的传播模式已难以应对智能时代信息传播的要求，需要把智能场景思维深度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场域之中。
（二）立足技术思维以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价值引领力
从技术的工具性特征来看，人工智能貌似不涉及有关价值的问题，但实际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集中呈现的全球治理体系正沿着智能技术的发展界限，在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受众、传播语言等方面衍生新形态。基于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引领力必须依靠智能赋权的增强予以体现，围绕智能技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联结逻辑，夯实主流价值观范式的存在基础。在这一过程中，要防止对智能化传播的过分依赖，警惕错误的治理理念在智能社会中的“逆向”传播。智能技术对生活场景的应用拓展可能会加剧人们对智能技术的依赖性，从而造成受众在传播过程中不自觉地依附于智能传播渠道。长此以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类主流价值观将被错误治理理念的“逆向”传播所统摄，以灌输为目的的单向度思想、资本逻辑的宰制、具有封闭性的圈层化社交，以及错误治理理念对内容的同质化浸染等，均会成为人们在智能化传播中所需要直面的问题。为此，党和国家对那些企图危害全球政治安全、煽动国家和民族分裂、恶意攻击中国制度体系、促动局部战争和恐怖主义的错误思潮要以智能化技术予以排除、过滤和屏蔽，对那些肆意动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不良思想进行智能化剔除和矫正，在多元价值观的鉴别和比较中不断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传播中的引领力。
（三）构建“智能技术＋价值理念”双轨驱动机制以实现国际传播载体再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全球范围看，媒体智能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我们要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推动关键技术自主创新不断实现突破，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受、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这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要本着全人类共同价值旨归，着力构建“智能技术＋价值理念”的双轨驱动机制，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载体的再升级。从智能技术维度看，要在塑造中国形象与传播中国故事的智能化流程中，着重关注智能采集、信息分发、内容生产、现实反馈的功能，抢占智能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的技术制高点。从智能采集维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传播中产生的数据和素材，要通过数据采集和智能传感等数字撷取功能对其进行智能采编，进一步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素材的适用范围和传播视野。从信息分发维度来看，要依托算法推荐机制对各国受众特征加以精准分类，详细刻画不同受众画像，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的精准化分发。从内容生产维度来看，要以智能系统的自动化生产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的内容，智能处理、整合和多样态输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关素材，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效率，将传播主体从模式化内容生产中摆脱出来，生产出更有“温度”和“灵魂”的优质传播内容。从现实反馈维度来看，要借助智能传感技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馈植入生理、心理双重结构，更加真实、准确掌握传播现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受”的智能化、传感化过程中及时调整这一理念国际传播的现实策略。
（四）通过智能数据算法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点态国际传播环境
国际传播的模式主要有点态国际传播、线态国际传播、面态国际传播和体态国际传播等类型。当前在国际传播中，如何合理发挥人工智能的技术正当性与效用正当性，构建点态国际传播环境，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效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中，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精准识别国际传播中各受众点，解决分清敌对者和支持者，利用智能数据算法精准锁定友好国家与保持中立的第三方。同时，基于国际传播形成的全球原始数据，依靠人工智能对国际传播各受众点进行精准画像描绘，从中将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企图破坏这一理念传播的国际敌对分子与势力进行智能剔除，对友好国和不存在恶意的第三方最大限度地予以点态国际传播。以智能数据算法开展更加精准的点态国际传播。各受众群体和个人因其不同的知识背景、生活环境、价值观念、年龄阅历、思维程度等因素，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传播理念的期望值和接受度存在较大差异，迫切需要以智能数据算法系统、准确、客观地掌握各受众点形态、体态、情态、质态及其相关状态，整体、精准、科学地摸清各受众点的现实需要以及刻画受众点对传播内容接受的行为逻辑。诚然，人的多样性内蕴着需求的多元化与复杂化，会造成对人需要的把握极其困难。“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这就需要在点态国际传播中坚持问题导向、提升问题意识，着重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中受众点可能会面临的现实问题。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各国际传播对象的实际境遇，要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加以审视，精准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中各受众点可能会存在的隐性问题，更好掌握各受众点在国际传播中的发展态势，从整体上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精准度。
（五）运用区块链技术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信任度
从社会和技术相互构建的视域来看，区块链技术“糅合了技术专家治国论、地区自治主义和全球主义等理念，表达了去中心化、自治、共享和世界主义的规范追求”。在行为层面，区块链技术可以解决全球集体行动中存在的信任不足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想要打破不同民族、地域和圈层边界，进而在全人类范围内传播，必然会受到信任危机的现实挑战。区块链技术可利用算法将受众个体、群体、集团和国家的信任来源进行风险转移，削弱全球集体行动中的不确定性，为全球集体行动提供充足信任来源。在决策层面，区块链技术有利于推动全球决策向民主化发展。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依旧困难重重，各类政治交往中隐藏着不同意识形态之争，加之近年来新冠疫情对全球治理体系重构的“反向”回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面临持续阻碍。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和分布式账本特征，使它在运用于全球公共事务时能够借助于算法的约束和辅助功能，推倒原本由传统权力政治所构建的决策专制藩篱，推动国际政治朝着更加民主化的方向迈进，并将决策权力真正交还到受众主体手中，完成全球民主决策的“以人为本”化。在治理层面，区块链技术能够构建更加透明、高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受制于“逆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全球治理面临民族排外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双重制约。基于对精英阶层垄断公共决策所产生的忧虑，以及对常规建制派的信任感较差，民粹主义之风乘机刮起。对此，需要借助于区块链技术的开放透明性特征，缓和阶层间长期存在的分裂并构建新的社会信任感，以平等为基础稳步推进全球化进程，营造更适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的国际环境。同时，在常规全球治理实践中，事后执行往往是机制强制力的基本条件，区块链技术中的智能合约可以实现机制强制力的前置，这时提前制定好的智能合约一旦具备触发条件，能够直接使技术执行底层命令，完全不受外部分散环境所制约。智能合约这种超国界和地域的方式，能有效提高全球治理效率，以消除那些企图讹诈成果和试图逃避责任的做法，确保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有序推进。
（六）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智能化国际传播上升为战略传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当前，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智能化国际传播上升为国家战略传播体系，既要基于智能数据算法营造的点态国际传播环境有效解决“瞄得准”的问题，又要基于智能传播“点对点”特征高效实现“投放准”的要求。在此基础上，需持续强化国际传播的智能化建设，将智能技术应用于传播的战略和理论层面，全方位提升国际传播体系的精准程度，不断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方式，实现在国际场域中“立得准”。一方面，要从战略层面强化人才的培育。人是传播的基准面，传播的旨归还是要说服人。“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基于智能技术的精准国际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以智能算法和国际传播两方面的专业人才作为智力支撑，又要将两方面的专业人才有机协调起来产生传播“合力”，这从战略层面对新时代国际传播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另一方面，要加强智能化传播的理论研究。在智能时代，怎样用智能化国际话语传播中国故事，是当前国际传播研究面临的关键问题。要进一步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智能化国际传播意识、拓宽智能化国际传播视野，不断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智能化国际传播的战略能力。
（作者简介：徐艳玲，法学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术带头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23年第6期发布时间：2023-12-2610: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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