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全面深入地阐述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这些重要论述充满理论的深度和学术的厚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中华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我们必须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首创性意义，充分把握“第二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原理和根本标志的重要意义，将“第二个结合”真正当作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遵循。
一、“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首创性论述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清晰地区分了“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并对“第二个结合”进行重点阐述，深刻凸显了“第二个结合”的首创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概括了“第二个结合”达到的一系列“新高度”，“第二个结合”达到的“新高度”就是新时代达到的“新高度”，这个新高度是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新时代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形成的新认识，是新时代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达到的新高度，是新时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化创新的新自觉。因此，“第二个结合”是新时代的产物，“第二个结合”深刻体现了新时代自信自强的时代风貌。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第二个结合”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根本性标志。正如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一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正是在“第一个结合”基础上实现的“第二个结合”的科学产物。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2022年）这已经充分说明，“两个结合”是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途径，或者说，“第一个结合”基础上的“第二个结合”是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途径，也可以说“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内在机理，同时也可以认为“第二个结合”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原理。
“第一个结合”当然也是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但如果没有“第二个结合”就不会有习近平总书记的理论创新。如何理解“两个结合”之间的关系，是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如何实现理论创新的关键。
二、“两个结合”之间的关系与“第二个结合”的时代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参见《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基———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系列述评之四》）这深刻阐明了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以中国特色。中国具体实际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需要适应的国情条件，国情是客观现实，理论要想发挥作用就必须面对客观现实。但理论若要真正理解现实、真正把握实际，就必须理解现实的来历，把握实际的根源。因此，对国情的认识，离不开对陶冶实际和塑造现实的文化乃至文明的认识和把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化或文明是更深刻最深厚的实际，实际则是文化或文明最直接的表现和更现实的结果。中华文明为中国具体实际提供了历史根据和文化内涵。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必然要求进一步与文明或文化更深入地结合。相应地，与文化或文明相结合，也必然意味着与文化或文明的表现和结果相结合。这说明，在“第二个结合”中必然包含着对“第一个结合”的要求。如果说“第一个结合”中的实际是“自在”的实际，那么“第二个结合”里的文化或文明则是对实际的“自觉”。如果说“第一个结合”中的文化或文明还是自在契合的对象，那么“第二个结合”中的文化或文明已经是自觉契合的内容。坚持“第二个结合”必然意味着坚持了“第一个结合”，但只提坚持“第一个结合”，并不意味着对“第二个结合”的坚持。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的提法的变化，是对实际的认识和把握从自在走向自觉的进步。因此，“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不是领域之间的并列或叠加的关系，而是在同一领域中进行着的加上后的升华，是综合创新，是辩证创造。
从“两个结合”提出的不同时代背景和问题意识中，我们也可以深入理解“两个结合”之间的关系。“第一个结合”的核心关切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如何适应中国国情，如何避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认识，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的问题。“第二个结合”的核心关切则是如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新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再创造，如何真正实现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时代风貌。
“两个结合”的总体目标和总体事业指向的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一个结合”完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任务，“第二个结合”则更进一步，把实现文明的全面复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两个结合之间是完成时代任务的递进关系，前者为后者创造了前提、奠定了基础，后者则是对共同目标的充分实现和进一步完成。“两个结合”是同一个完整事业不断深入的两个阶段。
“第一个结合”里也涉及到与历史文化相结合的内容，但这些内容更多地着眼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更多地具有资治通鉴的意义，侧重于历史文化对于理解和认识国情的意义，同时也更侧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批判性传统。“第二个结合”里的历史和文化，则具有一种宏阔的文明意识和深远的历史意识，更加侧重于文明的总体性意义，更加侧重于文明所陶冶的“国性”的含义。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就是文明所陶冶的“国性”的具体内涵。“第二个结合”意味着在“第一个结合”的实事求是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创造出了新文明观和大历史观。
三、“第二个结合”创造了新时代的伟大文明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说：“‘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习近平，2023年ａ）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论断指示我们，“第二个结合”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飞跃、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在具有中国形式、中国形态之后，还具有了中国文化生命。“第二个结合”创造的时代成果之一，就是创立了具有中国文化生命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具有中国文化生命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中国共产党人信仰践行马克思主义与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内在一致、不相矛盾的。马克思主义让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了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第二个结合”创造的时代成果之一，就是让中华文明成为现代的，发展出了中华文明现代形态，创造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经由“第二个结合”，创造出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为更好地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性支撑。
“第二个结合”创造了新时代理论创新、实践创新这两个伟大的文明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就是推动建设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指导思想，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行动指南，就是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理论来源。如果说“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根本途径，那么“第二个结合”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发展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根本途径。
这两个伟大文明成果都经由“第二个结合”创造出来，“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地位是由这两个成果所赋予的。“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相互成就，创造出的两大成果共同构成了指引中国未来道路、理论、制度创新的根本遵循。
四、深刻领会“第二个结合”的伟大意义：新文明观与大历史观筑牢了道路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说：“‘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习近平，2023年ａ）“第二个结合”通过打通中华文明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连续性，让中华文明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气贯通，成为同一条中国道路。一方面，中华文明道路经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连续发展、延绵不断，另一方面，中华文明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更加深远宏阔的道路根基。中华文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赋予了文明的底气和历史的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中华文明焕发蓬勃生机，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华文明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文明的荣耀和历史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为中华文明开辟了现代化的坦途。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说：“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同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具有了中华文明史的宏阔意义，同时也具有了基于古老文明创造新的现代文明的深远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习近平，2023年ｃ）
“第二个结合”蕴含着一种新的文明观和一种大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第二个结合”的伟大意义，就在于确立了扬弃西方文明的、更加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文明观，树立了能够古今贯通、源流互质的历史认识论，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了宏阔的文明视野和深远的历史眼光。正是经由这种新的文明观和历史认识论，“第二个结合”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途径，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赋予了深刻的文明意义和历史底蕴。
“第二个结合”蕴含的新文明观是通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生命体”概念来界定的。“‘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习近平，2023年ａ）“新的文化生命体”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中华文明现代形态，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生命体”概念正是对文明的新定义。把“文明”定义为“文化生命体”，解决了长期以来学术界和理论界在文明和文化认识上的误区。关于“文明”的认识，我们实际上是基于“civilization”这个英文词的汉译来理解的，也就是说想当然地把“文明”两个汉字的意义直接等同于“civilization”的含义。但实际上，由汉字“文明”所表达的文明观与根据“civilization”而来的文明观，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
据布罗代尔的研究，“civilization”１８世纪最先开始在法国流行，一般指与野蛮（savage）状态相对立的开化状态。（参见布罗代尔，第24页）在拉丁语中，civitas是公民权、公民身份的意思，civilitas则是公民教养的意思。在古希腊罗马，公民权是自由人区别奴隶和外邦人的权力。因此，可以说它所对应的教养或文化、文明，本身就具有一种用以区别他者的意识和意义。因此，civilization这个词始终带有它的拉丁词根civitas所具有的区别他者的身份意识，正是这种意识让civilization始终具有一种以特殊化自身的方式将自己与他者区别开来并划分等级的意图，civilization就意味着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意味着一种文明化的历史进化论进程。根据这套文明等级论述，将地理大发现之后所认识到的全世界人群分成了savage（野蛮的）、barbarian（蒙昧的）、half.civilized（半开化的）、civilized（文明的）、enlightened（明达的或启蒙的）五种，另外还有三个等级（野蛮、蒙昧、文明）和四个等级（野蛮、蒙昧、半开化、文明）的区分，这样一套文明等级论述就成为欧洲国家认识世界的基础性框架。无疑，在这个等级论述当中，文明就等于欧洲文明。（参见刘禾主编，第49、217、243页）而基督教则是最高文明的代表。文明等级论在19世纪与进步史观进行了深入的结合，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就是文明等级论与进步史观结合的典范。与这套文明等级相应的是国际法中不同的权利，只有文明国家才具有国家主权，不同文明等级对应着高低不同的国际权利，野蛮人的土地属于等待开发的无主荒地。在这个文明等级当中，中国被放置在半蒙昧、半文明的位置，是不拥有完全主权的状态。这是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文明论。因此，“现代文明”就是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单数文明否定所有古老文明所呈现出来的“文明”。
“文明”两个汉字合成一个词，最早见于《周易》乾卦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见龙在田”是乾卦九二爻辞。孔颖达对文言的解释是：“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宋本周易注疏》，第31页）根据冯时的研究，商周古文字的“文”，是一个人正面站立而明见其心的形状，“所以‘文’的原始内涵实相对于‘质’，如果说‘质’的思想乃在表现人天生所具有的动物的本能，那么‘文’显然已是经德养之后所表现的文雅，这种通过内心修养所获得的文雅自然是对初民本能之质的修饰，这种修养的文雅由内而外，以德容的形式彰显出来，这便是古人所称的‘文明’的本义。”（参见冯时，第２页）我们可以进一步引申冯时的说法，“文”即是“德”，而“文明”就是把人的内在之德表现出来、彰显出来，所以“文明”有时也称为“文章”。就“文明”作为人的内在之德来说，“文明”也可以称为“人文”，文明、人文也就是文德。不过，作为人之德的文德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品质呢？它是从天德而来的，是对天德的效法。冯时认为，古人从观象授时的活动中认识到“时间为信”的意义，从而以信为天德，亦即《礼记·乐记》所说的“天则不言而信”，郭店楚竹书《忠信之道》所说的“至信如时，毕至而不结”。《尚书·舜典》中说舜是“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所谓“允塞”就是“信实”的意思。（同上，第2－3页）“文明”就是人对信实、诚信之德的发扬。“人文”效法“天文”，“人德”得自“天德”。“文明”是人文效法天文的结果，是人依循天德而实现的人德。如果说“文”是贯通天人的“德”，那么“明”就是人发明彰显这种德的努力。所以“文明”亦即“文章”。因此，“文明”这两个汉字，就是在天人互动中人将自身内部所具有的天地之德开显出来的方式，文而明之、文而章之，文明不是人与天地对立的产物，文明更不是人与人区隔的产物，而是天地借以开显自身的方式及其进程，天地人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共同体。历史就是这一生命共同体开显实践的文明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文化生命体”这一崭新的概念来定义“文明”。文化生命体就是从天地人构成的生命共同体的意义上来把握文明的开显进程。在这一意义上，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都是中华文明这个文化生命体开显天地之德的不同历史进程的连续阶段而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连续生长，也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无论是古老文明还是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的“文明”价值观都一以贯之。
用文化生命体来定义“文明”，意味着不同的文明不过是不同的文化生命体，文明的差异只是文化生命体开显天地之德的不同方式而已。天地人构成的生命共同体，是任何文明成立的基本条件。即使对于那些不从文化生命体角度理解文明的“civilization”而言，其实质也都是天地人共同构成的文化生命体而已。
因此，尽管文明是多样的、复数的，但作为文化生命体的文明可以在天地人共同体的意义上实现相互理解、交流互鉴。尽管不同文明之间不可能发生生命体的相互置换，更不能彼此替代，但多样的文明之间可以在交流互鉴、相互理解中形成一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大文明，一种由全人类共享的文明，一种在不否定、不破坏多样文明的前提下形成的人类新文明。这种更大规模、更大格局的人类新文明，可以从中华文明的文明观中创造出来。这种基于文化生命体的文明观，从根本上解决了“普世主义”的迷思。在文化生命体之外存在的单数文明，只能从作为文化生命体的文明之间交往互动而创生，只能在多样文明的基础上开辟，没有一种取消和否定多样文明的单一文明，那种宣称“普世主义”的单一文明，是人造的抽象物，是一种幻觉的未来，并非是文化生命体具体而现实的创造。用文化生命体来定义文明，从根本上解决了现代史上的反传统与“第二个结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肯定之间存在的表面上的冲突和矛盾，可以从根本上疏通不同时期对待传统文化的矛盾态度，可以从根本上理顺并超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对立关系。
用文化生命体来定义文明，可以建立起一种看待传统的内在视野。所谓内在视野，就是立足于文化生命体自身，从生命体自身的自我更化和新陈代谢的角度来理解“批判”和“否定”，把“批判”和“否定”作为生命体自我革命的环节。在生命体自我革命的意义上，批判和否定恰恰是生命体内在生命力的展现。因此，批判和否定就是为了生命体更好成长而进行的内在更生的环节。批判和否定，不过是文化生命体自身去粗取精、取精用弘的生命过程。今天的肯定和弘扬，是反题之后的合题，是对文化生命体内在生命力的调适理顺和正向激活，将生命体内部的张力转化为促进生命体生长的更为强大的动力。
用文化生命体定义“文明”所确立起来的内在视野，解决了一个困扰古老文明现代化的吊诡性处境，一个由资本主义扩张带来的现代化为古老文明设置的吊诡性处境：要么现代化而从文明传统中连根拔起，要么固守文明传统而被时代抛弃。文明传统成为与现代化的对立物，现代化让人沦落为从文明土壤中拔根的孤绝个体。用文化生命体来定义“文明”，就为“批判”确立起了内在的约束性视野，以此深刻自觉到批判就是自我批判，革命就是生命体的自我革命的道理。基于别的文化生命体而来的批判，不可避免外部反思的立场，不可避免外部批判带来的绝对否定，基于外部立场和视野的批判，不是文明成长的环节，恰恰是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外部否定。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理性自觉。用文化生命体来定义文明，让我们可以在内在反思和内在批判的意义上，将批判和反思理解为激活文明生命力的必要环节，理解为文明成长的必要条件，理解为文明自觉的必要内容。因此，批判和肯定是同一个生命体经历的不同阶段和成长的不同环节而已，都是为畅达文明的生机，焕发文化生命体的活力而采取的主动作为，都是文化生命体的文化主体性的表现。
用文化生命体来定义文明，文化就不只是文明里的一个领域，而是文明的生命力本身。因此，关于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的辨别，是作为文化生命体的文明自身完成的辩证综合的过程，去粗取精、取精用弘是文化生命体适应环境必然发生的过程，也只有从文化生命体的生命进程的整体来理解文明，我们才不会对传统采取轻慢而虚无的态度，才不会把当身所遭遇的挫折和困境都一切诿卸于古人，也不会仅仅从当下的功利需要出发从传统中随意去取、为我所用。我们只有从作为文化生命体的文明整体意义来对待传统和现代的内在关联和连续发展，看待作为文化生命体的文明的有机生长过程，才能真正领会“第二个结合”的伟大意义。“第二个结合”通过基于中华文明的新文明观，为文明自觉奠定了文明观的基础，同时也为文化自信树立了文明自觉的基础。用文化生命体来定义文明，自然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历史观，一种接续奋斗的历史观，这也是“第二个结合”的深刻内涵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习近平，2013年，第13页）根据这种历史观，历史是在完成不同阶段任务的前提下连续发展的，历史也在总结经验中不断奠定迈向未来的基础。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阶段之间，不能相互否定，不同历史阶段都统一在民族复兴的完整事业当中，统一在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当中。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接续奋斗”的大历史观。根据这样一种接续奋斗的大历史观，历史上发生的曲折和顿挫都是朝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必不可少的探索代价，也是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根据这样一种接续奋斗的历史观，不仅革命、建设、改革是连续发展、接续奋斗的历史进程，新中国史、中国近代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都是连续发展、接续奋斗的历史进程，都是统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体事业上的不同历史阶段而已。这种接续奋斗的大历史观，正是新时代对中华文明通史精神的再次激活，也是中华文明通史精神的深刻体现。所谓通史精神，就是历史主动性精神。历史主动性精神，就是穷变通久、承敝通变的精神，就是在危机中创新机、在变局中开新局的精神。中国共产党接续奋斗的历史进程正是积极发挥通史精神，将中华文明的历史不断接续通达下去的历史进程。这种接续奋斗的大历史观重建了关于中国文明和历史的叙述，重建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文明史的内在关联。这种接续奋斗的大历史观确立起一种正确的历史认识论，亦即，后代不是通过否定和批判前代来确立自我意识的，后代是在前代奠定的前提和基础之上的继承和发展。每代都是在完成自身时代任务的前提下成为大历史不可或缺的环节。
“第二个结合”以接续奋斗的大历史观，建立了正确的历史认识论，为历史自信奠定了历史观的基础，从根本上解决了历史虚无主义问题。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反对西方“普世价值”，需要我们重建历史自信，重建文化自信，重塑价值自信。为此，我们迫切需要从历史实践中形成高度自觉的理论认识，需要从历史实践的价值基础和群众基础中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我们不仅从具体实际出发，更要从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实际出发，树立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提出“第二个结合”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来彻底解决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时代课题。提出“第二个结合”的伟大意义，就在于通过文明观和历史观的重建，奠定了解决“普世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认识论前提。
“第二个结合”中蕴含着接续奋斗的大历史观和文化生命体的文明观，是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所谓“普世价值”的西方现代文明观的扬弃。“第二个结合”深刻体现了新时代的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时代风貌。
五、深刻领会“第二个结合”的伟大意义：在“又一次思想解放中”全面树立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说：“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习近平，2023年ａ）“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宝贵资源的思想解放，让我们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库中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的资源。“又一次思想解放”更是对过去将传统和现代对立的形而上学观点的解放，只有如此才能够真正解放思想，将传统文化看成是宝库而非包袱，才能从传统文化的宝库中根据时代寻求未来创新的资源。经过“又一次思想解放”，传统与现代才能真正建立起连续发展的关系，古老文明和现代化才能真正是连续发展的文明进程。经过“又一次思想解放”，现代文明不再是对古老文明的否定和消灭，而是古老文明的赓续发展，是古老文明自我更新的结果。“又一次思想解放”昭示我们，不能“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王阳明全集》，第790页）。
更为重要的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更是对文化主体性的全面解放。文化主体性既是文化生命体自我意识的觉醒、文化生命体成就自身的前提；又是文化生命体自我意识觉醒的结果，是文化生命体更具主动性地继续成长壮大的动力。对文化主体性的重视，是“第二个结合”的核心关切和重大意义所在。
在“第二个结合”中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来自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五千多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历史，中华文明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创造和历史进步的生命力，中华民族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的团结集中的统一性追求，中华文化包容和平的精神追求和开放胸怀。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最为深刻地表现为五千多年文明道路的连续性，体现为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的自我决定权。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深刻体现为对中华文明道路连续性的自觉追求，对中国道路的自我决定。
在“第二个结合”中彻底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撑，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文化主体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国共产党在“结合”中彻底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在“结合”中形成了新文化，开启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征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提出，也指向了对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的实现和承担。
“第二个结合”赋予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习近平，2023年ａ）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结合”中赋予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主体性。作为“第二个结合”科学产物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为有力地体现了这一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对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全面深刻的展现，是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最新成就。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得到了充分实现。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就是在解决古今中西问题中坚持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在建设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坚持文化领导权。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来自对道路根基的文化自信，来自引领时代的文化自信，来自创造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高度自觉，来自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高度自觉，来自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担当。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根基和依托。
在“第二个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充分树立了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并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根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为有力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经由“第二个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主体性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说：“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习近平，2023年ｂ）所谓“古今中西之争”，就是近代以来的中国道路之争。“古今中西之争”的问题，是古代中国如何走出自己的现代的问题，是用古今之别取代中西之别，还是用中西之争取代古今之别，归根到底在于，是照搬西方、还是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问题。将中西之别简单化为古今之间的差别，意味着古代中国必然走向西方代表的现代，这是把西方的现代看成是普遍进化的未来，是把照搬西方看成是普遍规律的进化结果。将古今之别简单化为中西之间的对立，意味着古老中国是停滞而没有创新变化的中国，是缺乏创造未来能力的中国。这两条道路当然都未能解决“古今中西之争”，都不是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
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根本条件在于是否能够真正确立起文化主体性，“古今中西之争”归根到底争的是文化主体性、争的是文化领导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能否走出自己道路的问题。照搬西方的结果，就是掉进西方为我们设置的吊诡陷阱当中：是要消灭自我的现代，还是要坚持没有未来的自我？只有从我们自己的文明根基中，找到文化创造的主体性，才能真正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现代。因此，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关键，解决中国道路问题的关键，是走出中国自己的道路，树立起以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为根基的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创造中国道路的前提，也是中国道路成功的结果。
“第二个结合”从根本上解决了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问题，从而创造了解决“古今中西之争”的根本条件。对“古今中西之争”的破解，归根结底是对中国现代道路问题的根本解决。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结果，就是从古老文明的自我更化中创造出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创造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开辟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创造出熔铸古今中西的新文化。
六、在“第二个结合”的指引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说：“‘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2023年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第二个结合”的目标和宗旨。中国现代道路的方向，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也是遵循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现代发展。在“第二个结合”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表明我们党对道路、理论、制度的自信达到了文明自觉的高度，是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动文化创新达到高度自觉的表现。在“第二个结合”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创造中华文明现代形态，开辟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定是符合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现代中华文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定是具有中华文明底蕴和根基的现代文化，也必定是具有现代化力量的中华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必定是将中华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气贯通、与时俱进的新文化。
在“第二个结合”的指引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建设一种基于中华文明根基的现代文明。这表明，现代文明不再是否定古老文明、与古老文明断裂的现代文明，而是从古老文明中连续生长出来的现代文明。建设一种遵循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中华现代文明，这表明中华现代文明也是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产物；建设一种中华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气贯通的新文明，这表明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批判资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更是一种与古老文明结合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就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文化典范。
在“第二个结合”指引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要在结合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第二个结合”结合的是中华文明突出的特性，结合的是由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所构成的中华文明发展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习近平，2023年ａ）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构成了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内涵，是中华文明发展必须遵循的规律性内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也必须遵循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华文明连续、创新、统一、包容、和平的突出特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定是发扬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并赋予这些特性以现代形态的文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扬弃西方现代文明形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一种社会主义新文明，同时也是一种坚持和发展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现代文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历史形成，表明了一种天下文明的大格局，一种立足世界本身、超越自我中心的文明格局，一种万物并育而不害、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各得其所、不齐而齐的大文明，一种在具体文明之间经由交流交往交融而形成的、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形态文明。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3年第8期
网络编辑：静穆发布时间：2023-12-051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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