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理论创新是实践进步的指引。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之所以能克服艰难险阻创造历史伟业，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不唯本、不唯书，“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确保理论与鲜活实践的同频共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是一项生成性和持续性的伟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不断绽放真理光芒的过程，其发生不仅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开放性，还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参与。人民群众的需求、创造、意愿、格局和智慧构成了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阐释“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时特别强调，要“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马克思主义是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理论，是为改变人民命运而创立、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这些重要论断深刻诠释了人民群众在推进理论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坚定人民立场，尊重人民需求，走好群众路线，不断汲取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和经验，筑牢理论创新的深厚群众基础，不断开辟党的理论发展新境界。“无论是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不源自于人民的智慧、人民的探索、人民的创造。”可以说，群众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基石和价值缩影，更是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的力量源泉和坚实支撑，不仅影响着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属性与价值方位，还影响着党的理论深入人心和推动社会发展的程度。因此，深入研究群众基础在推进党的理论创新进程中的作用机理和实践样态凸显了重要的意义，这不仅能进一步发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深层密码，还有助于彰显唯物史观的科学性。
一
群众实践经验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用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理论，必须反映时代的声音，绝不能脱离所在时代的实践，必须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将其凝结成时代的思想精华。”中国共产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拒绝教条僵化，其理论创新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坐在象牙塔内的空想”。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不是机械重复、固定不变的教条，也不是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和脱离群众实践的抽象理论，而是随着实践发展不断丰富的开放性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立足实践、依托实践和尊重实践，这其中就包括人民群众的生产和创造实践。人民群众实践蕴藏着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善于从群众实践中汲取开拓创新的养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马克思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列宁也曾说，“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势必“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这就意味着伟大的思想理论、路线策略、制度变革离不开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激励群众创造、总结群众经验、汲取群众智慧，就是在实践与认识的循环往复中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推进理论创新的创造性过程。
中国共产党坚信“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在推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除了重视结合中国国情加强思想建设和理论创造之外，还十分重视对人民群众自主探索实践及其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建党初期，我们党就将自己定位为“最大群众党”，提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所以深入广大工农中间汲取力量和智慧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作的行动自觉。工农实践和运动也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加强了对党的建设，中国革命的形势、命运、斗争方式等问题的思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坚信力量来自人民，深谙人民群众中间“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要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引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不仅必须“先当学生”，“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还必须“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倾听广大人民群众的诉说，“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这样才能“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在他看来，共产党人的正确斗争策略，“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各级党委领导“不但要交任务、交政策，而且要交经验……要做好工作必须总结经验。不但要总结领导的经验，而且要着重总结群众生产的工作的各种经验”，因此，1964年毛泽东在回答外宾提出“您这样伟大的秘密是什么，力量的源泉是什么”时，说道：“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鞍钢宪法”的批示，就体现了他对群众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的管理经验的肯定、总结和概括。可以说，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阶级、革命斗争策略、国内国际各种关系、人民内部矛盾、现代化建设等问题的分析和判断，与他善于总结和汲取群众经验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这一优良传统被中国共产党人传承下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诸多重大决策、战略部署和理论创新都蕴藏着人民群众首创经验和智慧的巨大动能。“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凤阳小岗村的农民“大包干”、广西合寨村的村民自治探索、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傻子瓜子”故事、“温州模式”、“枫桥经验”、乌镇互联网产业开拓等，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推动了一次又一次思想、理念和制度创新，成为理论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原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在总结汲取人民群众的经验和智慧中不断丰富发展。邓小平指出，人民群众对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难题看得最透彻、感受也最深刻，“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绝非靠“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而是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与经验。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将改革开放经验概括为“十个结合”，其中之一就是“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诸多矛盾挑战，前进道路依然是风高浪急、惊涛骇浪，更需依靠人民力量，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创造，从人民群众中获取智慧和经验，这样才能以从容不迫的姿态应对惊涛骇浪、以深谋远虑的睿智开创事业进步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这样才能“不断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具体到实践，就是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架起直通群众的桥梁，主动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充分融入改革事业当中，不断激发出创新创造的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高质量发展、社会治理共同体、全过程人民民主等理念的提出和践行，无不与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有着深刻关系。
可见，吸取转化人民群众的创造智慧和经验，坚持党的领导与尊重人民创造精神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推动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也是促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版本”不断丰富、纳新和升华的重要密码。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将人民群众视为智慧的力量源泉，把思想理论的创新、治国理政智慧的增长、社会治理经验的积累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之中，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意愿、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才能，这样才能在总结人民群众经验、汲取人民群众智慧中不断获得新认识、取得新进步、形成新成果，进而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伟力。
二
群众利益需求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国家的需要主要呈现为人民大众的利益需要，这意味着人民的利益需要对理论的生成和创新、传播与实践有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除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外，绝无“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这也意味着共产党的一切活动包括政治变革、制度创设、思想教育、理论创新都要围绕人民利益而展开。如果不能“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创造都要坚守人民利益取向和标准，不能脱离人民需求陷入自圆其说的空谈之境。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这一根本准则，强调党的理论是“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守为民造福的宗旨，始终立足于社会主要矛盾特别是人民利益需求推进理论创新，围绕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进行思想理论创造、制度机制创新和路线政策调整，从而引领党的事业不断前进。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加深，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人民对于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压迫，实现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解放有着极为迫切的渴求和期许，这些迫切需求在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纲领中得到了深刻体现。“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人民民主专政”“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等创新理论都符合人民大众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利益需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深知农民对享有土地的夙愿，所以紧抓农民土地利益问题，结合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斗争形势适时调整土地政策。如抗战时期，为“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中国共产党在洛川会议上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调整土地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同时从基础性制度安排上提出了以调节粮食、救济失业、赈济灾荒为要义的社会救助法令政策。随着抗日战争持续升级，针对敌人封锁加剧和“边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等问题，毛泽东又适时提出要统筹兼顾“救国公粮”的征收与“救民私粮”的解决，并号召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方针开展大生产运动。这些围绕农民切身利益和群众生活问题而作出的政策调整不仅凝聚了革命力量，还深化了我们党对经济建设、“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理论的认知。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经由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但社会主义改造的快速完成也带来了部分城市粮食和日用品供不应求，农村农民闹社及一些学生、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与安置方面的困难问题。这些情况表明，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人民群众中间仍存在各种矛盾，所以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党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和深入研讨后，毛泽东形成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科学理论，明确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如，提倡和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在与各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经济上实行统筹安排与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策略。这再次印证了人民利益需求对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党的思想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能够不断得到科学调整和更新完善，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秉持“一切言论行动”皆“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的行动自觉。改革开放以来，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党中央及时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本着对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维护人民利益的深切关怀，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突破了“姓资姓社”的思想束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及“三个有利于”标准，将“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视为衡量党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之一。可以说，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后相继提出的西部大开发、科教兴国、构建和谐社会等战略思想，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围绕人民利益需求和社会主要矛盾而进行的伟大理论创造，充分彰显了共产党人“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的理论自觉。进入新时代，为了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如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拓展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学说；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这些新的思想理论都延续着围绕人民利益需求进行理论创新的优良传统。
总之，党的理论是“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理论”。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是党推进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党的思想理论在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利益需求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三
群众路线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坚实保障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不仅具有凝聚社会资源、平衡利益关系、夯实执政根基的功能，还能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推动科学决策和理论创新。列宁指出：“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必须走好群众路线，决不能闭门造车、坐而论道、流于空想”，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注重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总结新鲜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提炼出新的理论成果”，并“着力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亿万人民心中，成为接地气、聚民智、顺民意、得民心的理论”。这一重要论断是对党的理论创新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为今后继续推进理论创新以及将理论转化为群众实践提供了重要遵循。可以说，群众路线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具有动力性和检验性意义。
回顾历史，民主革命时期，群众路线对党充分认识中国国情、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最终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曾经比喻道：“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彭湃就深入广东农村进行调研。在深入农民和农村进行广泛调研后，1925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1927年，针对当时党内外存在的关于农民运动的种种错误论调甚至责难，毛泽东深入农村调查、走访和分析，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得出了农民运动并非一些人说的“糟得很”，而是“好得很”，贫农是“革命先锋”的结论。这些深入群众的调研对中国革命对象和力量问题开始有了清晰认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撑。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撰写的《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就是在对当地群众革命斗争、经济生活及土地分配问题进行全面了解和深入思考后完成的，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政策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提供了重要参考和依据。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仍是其执政后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为了避免苏联模式弊端，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入群众生产生活开展调研、把握群众实际需求和心理，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形成了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认知，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开放以来，群众路线在思想解放和党的理论创新中的作用进一步彰显。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确立、包产到户上升为国家经济政策、冲破思想羁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想、可持续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高质量发展、精准扶贫、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党的思想理论和政策创新，都离不开深入群众开展基层调研和实地考察，离不开把脉群众的切实需求。据统计，在脱贫攻坚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深入了解群众需求、倾听群众意见，形成了一系列精准脱贫的战略思想。为了更深入落实问需于民和问计于民，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充分发挥互联网在倾听群众心声、汇集群众意见和智慧方面的显著作用。2020年“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就开展了网上意见征求活动，收到众多网民的建言献策；2022年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也进行了广泛的网络和社会意见征集工作。可见，走好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不断完善方针政策、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渠道、生动脚注和有力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群众路线，着眼人民群众现实诉求、虚心向群众请教、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这不仅使得马克思主义真理“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也形成了以群众路线为鲜明特点和逻辑的理论创新标识，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提供了科学指南与行动指引。历史表明，只有紧紧依靠群众，走好群众路线，党的理论创新才有生命力和鲜活度，才能稳立时代潮头，引领历史前进和文明进步。
四
群众的文化创造和积淀是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无论是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创造的主体都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在生产实践、代际传承、汲取经验等过程中，不断创造着新的文化成果，也不断厚植历史文化底蕴。这些文化创造和积淀不仅具有丰富精神生活、涵养道德品质、鼓舞人心和激发斗志的重要作用，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和动力。列宁曾说，文化是属于人民的，当它“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能够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并且能“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时，就能“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我们党要拓宽理论视野，就必须“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和积淀体现了人民群众生产劳动的经验总结，蕴藏着人民群众的生活智慧和情感诉求，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期待和心愿，不仅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养料和素材，还为党的理论传播和普及提供载体和支撑。
中国共产党强调党的理论必须“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除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和洞察大势之外，还注重植根群众的文化创造和积淀推进理论创新，通过“贯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人民群众形成的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联通”民间文化及区域性、地方性和民族性特色文化，不断调整完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充实和创新党的思想理论体系。毛泽东批评那些“看不起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东西”而“拼命地去抄袭西方”的人们，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必须把“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的智慧创造，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发展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中华民族形式的重要方面。从革命年代到建设年代再到今天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都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和智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都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中国共产党的诸多理论创新元素和话语，如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小康社会、改革开放、和谐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发展、“两山论”等，都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精髓、道德资源和哲学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运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宝库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此外，人民群众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群众性文化资源、民族特色文化等都是党的理论创新和传播，以及党的路线、制度和政策优化的重要支撑。如，革命时期一些群众广泛传唱的《工农兵联合起来》《耕田苦》《土地革命歌》《黄安颂》《送郎当红军》《八月桂花遍地开》等歌谣，既形象地反映了基层群众生活的穷苦，也反映了他们支持革命、反抗压迫和侵略、追求翻身得解放和美好生活的心声，这对中国共产党制定革命路线和策略、壮大革命力量具有重要价值。新时代，为了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党的思想理论发展和传播的理论资源、机制保障和政策支持，我们党非常重视从民间文化资源中汲取思路和智慧。如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活动、挖掘家训文化资源和培育优秀家风、推进纪念活动常态化、鼓励举办系列民族特色活动等，为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传播规律的认识、推动党的理论和政策进一步发展、丰富治国理政思路和方法提供了有力支持和借鉴。此外，一些基层群众自主探索的文明实践新模式、数字文化建设新思路、祠堂文化资源抢救修缮活动、“村超”活动等，为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党的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和思路创新提供了有效参考。
总之，文化是理论创新和制度更新的深层精神之源。群众的文化创造和积淀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和实践智慧，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文化来源和支撑。中国共产党始终植根于群众文化实践，从群众的文化创造和积淀中汲取养分和智慧，与群众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保持“融通”，进而为党的思想理论不断输送新鲜血液，确保党的理论之树常青。
（作者简介：田旭明，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正梅，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时代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研究”（项目号：JDZD202211）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4期发布时间：2023-11-2210: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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