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王馨曼王凤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11-0714:58发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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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
［内容提要］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版图上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的传播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21世纪以来，马克思在意大利“重新回归”。21世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聚焦于四个方面：一是马克思文本在意大利的翻译、出版与研究，二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问题，三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四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转向。不过，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复兴”的表象之下，仍然隐藏着许多问题，尤其是理论与实践之间断裂的深层困境。因而，需要从理论上正视影响其发展空间的重大现实问题。
［关键词］21世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意大利左翼MEGA2意大利共产党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版图上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19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的传播与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传播，二是法西斯主义垮台后至60年代末的发展，三是70年代至90年代初苏东剧变、马克思主义遭遇挫折，四是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的“复兴”。在这个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四种思潮：首先，19世纪末，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论历史唯物主义》等著作详尽地论证并丰富了唯物史观，使马克思主义与意大利革命实践相结合。此后，贝奈戴托·克罗齐、乔瓦尼·金蒂莱、鲁道夫·蒙多尔佛等人以不同方式解读马克思，在理论上影响了后世意大利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理解。其次，“历史决定论”式解读：以安东尼奥·葛兰西为代表，包括帕尔米罗·陶里亚蒂、阿马迪奥·博尔迪加、恩里科·贝林格等人，在拉布里奥拉的影响下，开创了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意大利社会主义道路”。再次，“特定抽象论”式解读：以加尔维诺·德拉-沃尔佩和卢西奥·科莱蒂为代表，包括马里奥·罗西、尼古拉奥·梅凯、翁贝托·切罗尼等人对“历史决定论”进行了批评，阐发了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属于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主要功绩在于其提供了一种实证主义的历史逻辑。最后，以“宣言派”和意大利工人主义为代表的左翼思潮。其中，“宣言派”以卢乔·马格里、罗萨纳·罗桑达和卢恰娜·卡斯特利娜为代表，主要特点是立足社会现实分析来更新马克思主义；意大利工人主义以安东尼奥·奈格里为代表，还包括拉涅罗·潘齐耶里、保罗·维尔诺、马里奥·特隆蒂等人，试图突破意大利共产党传统，寻找新的理论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的“复兴”。苏东剧变后，意大利共产党更名易帜、分化分裂，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面临巨大压力。21世纪以来，马克思在意大利“重新回归”，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马克思文本在意大利的翻译、出版与研究
（一）MEGA2在意大利的研究状况
拉布里奥拉早在1895年就指出，有必要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完整批判性版本，以克服历史唯物主义被“无限误解、怪异扭曲、奇怪伪装和无端伪造”，“必须把马克思、恩格斯在一切科学和政治上的付出、所有文学创作——无论多么偶然——都放入读者的视野中……以便马克思和恩格斯可以直接对任何想读这些作品的人说话”。但直到20世纪70—80年代，MEGA2在意大利仅仅被偶尔提及。吉安·马里奥·布拉沃是第一位提到MEGA2的学者。在关于MEGA2试用版（1972年）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布拉沃向意大利公众简要介绍了这个伟大的出版项目。1975年MEGA2正式出版后，埃里希·库德尔和马里奥·辛戈里进一步介绍了其总体框架。尼古拉·德·多梅尼科在《马克思主义批评》上介绍了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由巴索基金会在罗马举办的“新版MEGA”会议。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布鲁诺·邦乔瓦尼才对MEGA2的起源作了全面而详细的介绍。罗伯托·芬尼希的两篇综合性文章介绍了MEGA2所代表的“新研究对象”和“版本状况”，并增加了对各卷的评论。
21世纪以来，意大利出现了关于MEGA2的专门研究。亚历山大·马佐内在其主编的《MEGA2——由于新的历史考证版：马克思被重新发现》一书导言中总结了MEGA2的意义和主题范围，解释了对其进行专门研究的缘由——它“投射了20世纪的历史悲剧”，是“完全意义上的世俗事业”。该书收录了国际学界关于MEGA2的研究成果：杰拉尔德·胡布曼、赫弗里德·明克勒和曼弗雷德·诺伊豪斯的《MEGA2：重建与延续》和芬尼希的《论MEGA2的历史》阐释了MEGA2的恢复和演变历史；罗尔夫·黑克尔的《MEGA2第二部分：即将完成》重点关注《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的编纂出版情况；马尔科姆·西尔弗斯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与美国和意大利的历史研究》对MEGA2第IV/32卷进行了深入研究;芬尼希的《MEGA2：从语言学到批判性解释》考察了20世纪70—80年代德国和意大利学者关于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辩论。马塞罗·穆斯托在《马克思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重新发现马克思》《恢复出版MEGA》中多次谈及MEGA的编纂和出版工作，并细致地梳理了不同时期关于MEGA编纂及围绕其争论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并积极尝试系统编译、出版MAGA2意大利文版本。他主编的《追踪幽灵：马克思在语言学和哲学之间的工作》一书收录了2004年4月1—3日在那不勒斯举行的同一主题国际会议上的多篇论文。
总体上看，21世纪以来，MEGA2开始受到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密切关注。他们不仅考察了MEGA2的起源和演变历程，也研究了由MEGA2引发的在语言学等领域的辩论。他们承认，MEGA2可以促进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全面反思，有助于从历史角度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运动中的地位，从政治角度基于马克思思想的来源而重启与后殖民研究的对话。
（二）MEOC编辑出版状况
意大利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OperecompletediMarxedEngels，以下简称“MEOC”）是基于MEGA2目前出版卷本的一项重要工程。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该工程推进较为顺利，1972—1990年共编辑出版了原计划50卷中的32卷，苏东剧变后，相关编辑出版工作一度中断。2004年，意大利贝加莫大学、米兰-比可卡大学、锡耶纳大学和威尼斯大学设法召集学者并争取到经济支持，恢复了出版计划。同年，这些大学联合提出“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文本批判研究版本”的研究项目；2006年，意大利教育部认为该项目“具有重大国家利益”并予以资助（乌尔比诺大学此时也加入）。此后，MEOC得到了以布拉沃为名誉主席、辛戈里为主席的大型科学委员会的支持。MEOC的恢复无疑使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能够基于MEGA2的文本进行大规模的历史—哲学创新性研究。
在《MEGA—马克思：关于马克思文本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编辑和接受的研究》一书中，乔瓦尼·斯格罗基于语言学分析介绍了关于MEOC编辑出版的最新研究成果。该书第三、四部分分别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意大利的编辑出版和被接受的历史过程。第三部分第六章介绍了MEOC的出版历程、版本结构与演变以及之后的详细出版计划；第七、八章详细分析了为马克思思想研究开辟新视野的重要卷次。例如，第22卷作为MEOC复兴版的开篇之作，收集了1870年7月至1871年9月的文章，主要内容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对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革命的思考；第31卷（《资本论》第1卷）首次向意大利读者呈现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论（第1卷）》进行的所有变动与修订。
（三）基于MEGA2和MEOC，还原与重塑马克思理论形象
意大利学者立足MEGA2和MEOC，对重新还原与理解马克思思想提供了有益见解。例如，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两个完整版本的细致对比，他们断定1932年德文第一个版本存在严重的编辑和解释错误，而1932年第二个版本要准确得多。MEGA的编辑在为马克思的手稿命名时，往往将序言放在文本的开头，并加以重新整合，容易导致人们误以为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有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想法。在他们看来，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解，马克思并非在阅读和总结了政治经济学作品之后才起草这些文本的，其写作过程是交替使用手稿和摘录进行的。实际上，不论是内容还是书写方式，“手稿”与同一时期马克思其他笔记本手稿都证实前者并不是一部独立的作品，而只是他这一时期批判性思考成果的一部分。将“手稿”与其他笔记本手稿分开很容易断章取义，导致理解上的错误。因此他们倡议，在MEGA2基础上整合“手稿”，与同一时期马克思其他笔记本手稿的批判性评论一起出版。由费鲁乔·安多菲和斯格罗编辑的“手稿”意大利文注释版就是在MEGA2基础上进行的，它试图通过对文本的大量评注深化人们对“异化”“类本质”等范畴的理解。穆斯托的《马克思〈手稿〉：出版变迁与批评解释》通过重新梳理马克思1843年秋至1845年1月在巴黎期间所有手稿和笔记本摘录的起草时间顺序，指认多数学者所主张的基本理论方法是有倾向性和错误的：他们从晚期马克思理论的视角来研究早期著作，无法掌握“手稿”的真正含义和重要价值。穆斯托通过对原始文本的编撰、梳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这一重要阶段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与价值。
除了通过对原始文本的审查、梳理和阐释，还原马克思的本真面貌，穆斯托、辛戈里、菲内利、芬尼希等人还致力于“重塑”马克思，以凸显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有必要重构马克思作品的起源、思想脉络和理论成就，在马克思作品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中突出其与我们时代的思想对话。”他们更多以批判性眼光审视马克思作品的翻译和研究，主要聚焦于四个主题：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理论与政治的关系、理论与历史的关系以及个人在马克思思想阐释中的作用。例如，就“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而言，作为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学界大致有三类不同观点：第一类观点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连续性，第二类观点强调二者之间的断裂性，第三类主张将马克思与黑格尔分开。意大利学者也没有摆脱这几种模式，不过，他们在这一主题上的探索在方法论角度体现出某种独特性。以芬尼希的《马克思与黑格尔：重新阅读的建议》为例，作者认为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传统解读的根本局限在于没有实质性地离开马克思的解释框架：出于智识上的懒惰或政治上的需要，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解释被和平地接受了，而不管与黑格尔文本的直接比较如何。因此，他没有去检验马克思思想解读的一致性和相关性，更认为其本身是无差别的、不可改变的。由此，他主张对“黑格尔”和“由马克思解释的黑格尔”加以区分,以避免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理解造成对黑格尔哲学特殊性的破坏，进而影响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正确解读。
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问题
（一）意大利共产党历史嬗变与分裂原因之揭示
2021年，在意大利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意大利共产党及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大学、研究机构、基金会、出版社、社会团体等召开了一系列庆祝活动，旨在围绕意大利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与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开展研究、反思与辩论。其中，意大利共产党的立场与见解最具代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在意大利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面前，必须毫不畏惧地捍卫意大利共产党历史。“不能对妖魔化我们历史的主流单一思想作出任何让步。否则，人们最终将不可避免地遭受统治集团的霸权”，因此，必须严厉谴责那些否定意大利共产党历史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立场。（2）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人的总结因而有必要进行批判和自我批判。这是因为：一方面，既然最终目标尚未实现，那么了解过去所犯的错误、避免未来重蹈覆辙就变得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就现实而言，尽管资本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处于危机之中，但共产主义力量在意大利也从未如此薄弱和分裂。（3）意大利共产党与意大利的民族历史之间具有原始而紧密的联系，这是意大利共产党及其共产主义运动的显著特征。意大利共产党及其共产主义运动的百年历史先后与君主制、共和制重叠，因此，对前者的解读必须结合意大利抵抗运动、与天主教世界的关系或“漫长的68年”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和历史经验来进行。
关于意大利共产党分裂的原因，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保罗·庞贝尼、保罗·弗朗基、埃齐奥·毛罗等人认为，根源在于指导思想和战略策略上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这不属于意大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典叙事的“隐藏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主张科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一个政党内共存——只有在革命力量极度虚弱的阶段才有意义。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眼里，当共产党人拥有足够力量时，与改良主义者决裂是非常必要的。恩佐·特拉弗索将意大利这一“隐藏传统”称为“左翼的忧郁”。他指出，从意大利解放到20世纪90年代“净手运动”，从作为一个党派到整个政治运动，意大利共产党的分裂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挫败皆源于此。事实上，意大利共产党走上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很大程度是继承了欧洲共产主义传统，即信奉共产主义但接受在既有民主制度框架下活动。
（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在意大利具有深厚的基础与悠久的传统。19世纪末的拉布里奥拉和20世纪的葛兰西都对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21世纪以来，意大利学者在该领域的兴趣不减反增，其理论成果不仅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史的宏观考察，也有对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传播与发展的研究。
在对马克思主义史的宏观考察方面，斯特凡诺·彼得鲁恰尼主编的三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史》被誉为意大利“新的马克思主义史”。该书提出，针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只能通过历史事实确定的对象，仅仅停留在理论形式的框架内、构建具有系统化倾向的一般叙事是难以真正解决问题的；实际上，理论维度与政治实践的交织会通过一系列密集的基本问题体现出来，如改革与革命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等。该书着重对这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朱塞佩·贝德斯基《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梳理了马克思逝世以来的思想发展历程，解释了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相比为何会呈现出若干不一致、矛盾的地方，认为这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后来出现诸多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相应类型的政治制度的原因。此外，该书还分析了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对知识界和政治界产生的影响。
在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的传播与发展研究方面，弗朗西斯科·菲斯泰蒂的《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的危机》从国家和市场的角度出发，首先追溯了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表现出政治和理论危机的几个阶段，指出包括意大利共产党在内的整个左翼缺乏更新动力，从而导致它在面对苏东剧变和全球化时智识不足；然后提出了关于意大利与欧洲左翼新范式的建议。布拉沃的《意大利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考察了意大利早期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尤其分析了意大利的国际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阐释者——拉布里奥拉的思想在促成左翼与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相互影响中所发挥的作用。
（三）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兴衰与复兴前景
作为欧洲传统左翼中较为激进的代表，意大利共产党认为，对其党分裂根源的反思仅仅是一种“怀旧效应”，当下关键的问题在于积极提出新的左翼政治倡议。“我们缺乏的是通过意大利共产党的历史唤醒今天政治的灵感。在意大利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考察其历史不仅是为了总结党衰亡的原因，而且是为了唤起新的政治观点。”它们提出“左翼的忧郁”，以唤起社会成员的关注及其参与政治的自觉意识。“左翼的忧郁并不意味着怀念真正的或其他失败的社会主义形式，失败的对象不是政权或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一种历史经验的斗争，尽管它具有脆弱性、不稳定性和短暂性，但它可以唤起记忆和情感。从这个角度看，忧郁意味着对过去潜力的记忆和认识：忠于革命的解放承诺，而不是其后果。”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意大利左翼阵线尽管承认当前共产主义力量处在日益被边缘化的境地，但它们仍对共产主义运动复兴前景抱有期待。它们明确指出，在左翼阵线内实现共产主义团结——这在现在和未来都是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目标——的核心是，基于意大利传统政治文化，重新实现共产主义者在阶级、政治和社会左翼阵线中的团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新意大利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向所有不屈服于特定条件的力量发出了呼吁：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重建共产主义力量。
另外，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者、葛兰西基金会主席西尔维奥·彭斯于2021年出版的《意大利共产党人与其他人：20世纪的世界愿景和国际联系》和他主编的《20世纪的意大利共产主义史》尤其值得关注。前者将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的愿景、战略和成效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特殊案例进行叙述，考察了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与20世纪国际共运史上的关键事件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后者以多元视角、百科全书式地重塑了20世纪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漫长、复杂而多变的历史进程。两部著作就规模、质量和所涉及主题的广度而言，都是当前关于意大利共产主义研究非常重要的出版物。
概言之，在意大利共产党百年诞辰之际，不少意大利共产党人与意大利学者积极反思党的百年历程，分析其蜕变与衰落的原因，并提出关于当前左翼政治的倡议，试图为21世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寻找出路。
三、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一）对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新分析
意大利共产党人和左翼学者对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新分析主要集中在民主危机、法律制度、民粹主义问题。以民粹主义问题为例，意大利共产党人认识到，今天的政治冲突不仅仅发生在进步派和保守派之间，同样也发生在全球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之间。他们认为，民粹主义是大众对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自上而下的阶级战争”的反抗，其背后隐藏着一种明确而复杂的现象，是阶级斗争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表现形式。卡洛·福门蒂在《民主与民粹主义时刻：从拉美到欧洲》中提出，民粹主义具有“领导人超个人主义”“人民和精英两极分化”“反种姓论战”等特点，是对新自由主义时期两个过程的社会反应：一个过程是现代社会遭遇经济金融化和技术革命的双重影响，导致个人化主体的混乱困境；另一个过程是文化革命试图使资本主义剥削的新形式合法化，将自由民主制度转变为寡头政权。这两个过程导致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更加恶化：失业、低收入及毫无保障的工作，通过削减公共开支和服务私有化导致福利制度瓦解，少数超级富豪与越来越多无产阶级化的中产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呈指数级增长。意大利共产党人断言，民主与新自由主义是完全不相容的。他们猛烈抨击经济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霸权对政治系统、社会系统的综合影响——它们体现了去民主化的过程，目的是在不压制民主形式的情况下清空民主的实质。
（二）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变革和转型的新分析
意大利共产党人和左翼学者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变革和转型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阶级和劳动力转型、新的剥削形式、金融化和新的寡头政治、“信息资本主义”等问题上。他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左翼不再代表自己的物质利益，转而拥抱撒切尔“别无选择”的口号，向新自由主义投降，并采用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原则和经济准则，导致那些限制工资增长、失业、使工作和生活条件普遍恶化、取消福利的政策合法化。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积累模式发生了变异并对阶级构成和阶级矛盾产生了影响。尽管资本现代化的“积极”影响在整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一直被强调，但在迷恋新媒体、“信息资本主义”和“数字革命”的新自由主义时代，资本现代化的“恶魔”特征却经常被忽视，并作为促进经济、政治和社会民主的工具而受到不加批判的欢迎。新自由主义助长了“发展和进步”神话，使人们没有能力把“危机”解释为克服资本主义的“机会”。福门蒂和亚历山德罗·维萨利在《左翼突变后的党和阶级》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媒体的无孔不入和商业逻辑在信息领域的渗透，日常生活原子化、不稳定性的灵活工作形式导致集体身份不可抗拒地衰落了，后物质主义的“单一选择”运动出现，左翼政治逐步退缩于以信息技术变革为主要特征的敏捷、轻便的新自由主义霸权形式背后。
（三）对系统性经济危机的现代批判及其替代性方案的分析
意大利共产党人认为，理解当前所处的政治形势需要深刻反思全球经济危机，否则，任何尝试都注定要失败。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源不是金融泡沫，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马克思的某些分析依然有效。戈登·普尔在《关于经济危机的十点考虑》中认为，左翼对当前世界经济危机在理论上感到无能为力，是由于缺乏对当前全球化资本主义现实的理解，而解决这一问题应回归《资本论》。根据马克思的逻辑，当代资本主义是一种筋疲力尽的经济组织系统，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驱动力，它要求在购买的意义上消费额外的产品。然而，当前消费者越来越少，已经不足以吸收资本主义生产的剩余价值。因此，意大利和其他政府实施了压制性紧缩政策，既通过削减工资或解雇工人来降低劳动成本，又大力促进生产消费，尽管现在生产消费已经超过了市场的吸收能力。这将导致公民权利被系统性地侵蚀，真正的民主空间将不断减少，若不采取措施，必然引发“极端抗议”。鉴于此，意大利共产党人呼吁成立世界性无产阶级组织，以提出能够有效解决全球化经济冲突的政治经济学方案。
（四）对国际框架和全球问题的新分析
意大利共产党人和左翼学者对国际框架和全球问题的新分析主要集中在帝国主义、地缘政治、移民、和平与战争、能源、领土、农业、环境和气候现状等问题上。2022年6月16日，21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联合社会主义联盟、争取意大利共产党重生和团结运动以及《今日葛兰西》《未来城》等杂志、报刊，共同组建了“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全国共产主义”协调会。该协调会指出，帝国主义战争“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基础在于：一是当今世界格局正在从被不合理定义为“历史终结”的阶段向力量关系深刻变化的阶段过渡；二是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标志着资本主义危机从美国蔓延至全球，欧盟也试图以紧缩政策应对；三是北美军工联合体强行重启，成为国际战争新的推力和引擎。协调会谴责跟随美帝国主义的意大利和欧盟帝国主义立场，呼吁意大利共产党以及一切争取和平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制定强有力的团结政策。
（五）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分析
意大利共产党人和左翼学者对现代科学技术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对科学的使用、技术革命、科学技术进步的潜在危机等问题上。早在1968年“五月风暴”时期，一些直接参与过学生抗议和工人运动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就已经围绕“科学的非中立性问题”开展过激烈讨论。21世纪以来，意大利共产党人和左翼学者提议通过重建现代科学与资本主义转型相关的历史进程，批判性地思考现代科学基本选择的根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科学进行基于阶级的、全面的批判仍然很重要。意大利无产阶级活动家安杰洛·巴拉卡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我们可以与科学开启什么新对话？》中全面探讨了现代科学在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破坏性发展、肆意开采资源、导致自然商品化、破坏人类健康、引发战争冲突等方面不可推卸的责任，认为唯有阶级意识完全觉醒才能建立可以有效对抗具有自我毁灭倾向系统的替代性方案。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遗产仍然是极为现实和重要的。
概言之，意大利共产党人、左翼学者以众多期刊与网站为阵地，积极开展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这些极具现实价值的、充满活力的、不断更新的理论分析为他们赢得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也为他们介入意大利学术界的论争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四、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转向
（一）消极的、后撤的生命政治哲学阐释
众所周知，对例外状态的反思占据了乔治·阿甘本政治哲学的中心位置。他认为，政府宣布例外状态并为其辩护的看似合法的论据，实际上没有法律依据，因为没有任何法律可以规定合法地推翻它，因而其实质在于维护或恢复现有宪法法律独裁或建立新秩序的主权独裁。主权者成为卡尔·施密特意义上“决定例外状态的人”，生命本身则直接暴露于主权权力所施行的统治暴力之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阿甘本诉诸其神圣人系列的最后一部分——生命形式（forma-di-vita，连词拼写试图在语法上阐明生命与其形式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至高的贫困》一书中，阿甘本考察了方济各会修道院这一共同体，认为它并非通过把法律所预设的暴力司法基础作为规则来废除法律对生命的捕获，而正是通过生命形式使基于共同使用理念的法律制度对生命捕获失效。实际上，阿甘本的解决方案体现出与新自由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后者主张将商品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从而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正如他所说的：“发明一种生命形式，这种生命形式不是基于行动和财产，而是基于使用——这样的任务是应该承担起一种政治来。”在恢复瓦尔特·本雅明《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中的论点时，阿甘本论证了金钱是如何占据世俗化上帝的空白位置的；在接受采访时他说：“上帝没有死，它变成了金钱”。不难看出，阿甘本的回应恰恰表明了与新自由主义相反的立场：以拯救经济系统的名义牺牲人的生命是不值得的。在新冠疫情期间，他批评意大利政府采取的例外状态管理措施，认为这并非为了倡导个人自由或崇尚生命至上，而是旨在加强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和父权制的内在共谋，并存在风险后持续不稳定的处置和不人道的状况。
（二）肯定性的、构成性的生命政治哲学阐释
2017年，意大利《劳工万岁》（OperaViva）在线杂志发表了罗伯托·埃斯波西托和奈格里关于“政治的界限”的学术对话。奈格里认为，对主权范式的超越使我们回到生命政治视野，其基本论点如下：（1）法律转变为行政治理机制，规范系统在管理社会冲突时取代了法律秩序；（2）法律结构自生系统，从国家领域转移到一系列被赋予越来越多自主权的社会领域；（3）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全球性相互依赖关系解构了主权制度，最终克服了国家间独立模式，有利于支持新形式的国家主权与超国家霸权。
针对奈格里描述的这一情景，埃斯波西托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回应：其一，奈格里的观点是否能够充分代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动态？其二，奈格里的观点是否是一种现实且有效的解决方案？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奈格里关于主权权力终结的思考是在肯定性的视野中展开的。从这个角度看，埃斯波西托赞成这一基本的反神学—政治选择，但认为奈格里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不具有说服力。他认为，当前全球化采取的民族主义形式与《帝国》《诸众》《大同世界》“三部曲”中奈格里对帝国的开放与包容范式的分析已相去甚远。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埃斯波西托认为，尽管奈格里看到了“诸众”及其非物质劳动这种新型主体化形式和高技能的认知型劳动形式，却没有考虑“诸众”在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行动方案，以至于碎裂化的主体无论以何种方式都不能构成整体化的同质主体，因而难以肩负革命重任。鉴于此，埃斯波西托在批判性继承奈格里生命政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借助米歇尔·福柯的视角，并援引威廉·罗普克的《人类公民组织：人道主义的社会秩序》中的相关论点，对所谓“名副其实的”生命政治作了解释——当前资本主义生命政治作为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某种创新资源”，其核心是对个人生命本能的积极假设，剥夺人类自身的潜力，使其注定沦为社会发展进程的持久“燃料”。由此，他提出打破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激进策略，即在辩证性的免疫主义范式中寻求走向一种肯定性的生命政治途径，使免疫主义范式发生在真正的共同体和个体生命的存在之上，以消解新自由主义对人类自身潜力的排斥。
如果说阿甘本延续了福柯的思想，引申出一种消极的、后撤的生命政治，那么，奈格里和埃斯波西托的共同之处在于，对生命政治的内涵作了一种肯定性的、构成性的解读。在后二者看来，阿甘本的生命救赎仍然以一种门徒式的、末世论或救世主式的形式出现，而肯定性、构成性的解读并非一种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即不从对立面的否定中推导自己范畴的意义，不从必然的反面寻求自由，不在自然的反面中寻求历史，不在个体的反面中寻求共同体，“不像海德格尔整个哲学链条那样将生命置于死亡的极端”。
概言之，促使意大利政治哲学家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当代转向并承担起救赎生命的勇敢姿态和复杂角色的，是他们对“现实的黑暗”激进哲学任务承诺的不回避。他们为揭露“以空洞概念运作”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实践和决策、阐释与重构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开启当代新政治哲学思考聚集了丰厚的理论资源。也就是说，21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倡导的最小政府、市场的自我调节、残酷的财政紧缩政策和系统的私有化，不仅是对产生广泛不平等的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维持，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想象的无阶级社会典范形态的阻断。为了回应新自由主义剥削形式的新变化，阿甘本、奈格里和埃斯波西托在“动摇稳定的体制，模糊既有的边界，颠覆僵固的等级”的考古学解构基础上，对福柯等人关于资本主义生命政治治理的逻辑进行重构，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打开了独特的思考维度。
四、结论
早在19世纪末，意大利就生发出马克思主义传统。20世纪20年代初期以来，欧洲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愈来愈集中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这三个国家里，得到大部分工人阶级衷心拥护的强大共产党与数量众多的激进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产生了引人注目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尤其在意大利，二战后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传播的规模和速度相当惊人，这不仅包括意大利共产党的发展，也包括意大利社会党和广大左翼知识分子的发展，“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无法比拟的”。60—70年代，马克思主义曾在意大利达到空前高峰，并在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多杂志和出版社也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传播。与此同时，意大利共产党也开始利用文化工具开展宣传工作：发行党刊，建立党校等相关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培养众多具有群众组织工作经验的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此外，意大利左翼以及共产党内部的一些组织也经常利用理论期刊和文化据点来展开党内论战。70年代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开始走向衰落。它不仅遭到外部环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冲击，内部还出现了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并逐渐疏远马克思列宁主义，但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对党内论战产生重要影响的杂志与研究机构。深受影响的意大利共产党在90年代初期宣布解散，随之而来的是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成立，后者建立于折衷主义和薄弱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更像是对意大利共产党基因转变（左翼民主党）的一种对抗性回应。这一时期仍有少数杂志和出版社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有机发展的相关研究，但由于影响规模相对较小，已不足以促进意大利国内的马克思主义产生有机的持续性变革。
尽管面临如此困难局面，马克思主义在近40年后仍然在意大利“重新回归”。这是因为，在过去30多年里，“尽管不加批判的、庸俗的马克思恐惧症在蔓延，但一种鲜为人知却非常活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仍在继续生存”。由于倡议重建的左翼政治文化来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传统左翼的政治灵感和知识遗产，21世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传统之间存在某些一致性。诸如，它们始终探讨的是作为复数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法西斯主义灾难后促成意大利哲学重要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即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现象学、新理性主义、实用主义、新实证主义相结合，还是21世纪以来基于文本学、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政治哲学阐释路径对马克思主义各有侧重的研究，均非溯源一种“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谱系的连续性，而是将在意大利发展起来的多元复杂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置于其独特的民族传统之中加以考察。再者，无论处境多么艰难，不同阶段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都积极聚合新的理论资源，推动传统更新，而不是对挫败采取消极态度。21世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主旨上较之前的阶段呈现出一些新特征：更加重视协调和组织基础性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重建，以使其能够广泛传播经典文献；出现了在意大利一直缺少的有关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现状和前景的政治理论探讨；针对当前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新特征和新的革命潜能进行理论化表达；围绕政治主体性的定义、形式和功能进行更为激烈的讨论，开启当代新政治哲学思考。
就其主观层面而言，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考从未伴随着任何形式的政治脱离。相反，在那些紧张的岁月里，几乎所有的理论家都是政治组织的积极分子，他们分布在从社会党到共产党再到无数小团体所占据的广阔空间里。与其他欧洲国家的经验相比，这种主观理论思考与这个单一制国家的政治民族事件（天主教问题、民主问题—法西斯主义、南方问题—领土二元论等）密切相关，也构成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但是，客观理性地看待21世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不能忽视其理论与实践之间断裂的深层困境仍是“复兴”表象之下隐藏的问题。事实上，基于历史渊源关系和思想意识特点，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与左翼思潮之间始终没有清晰的界限，意大利共产党和坚持更为激进革命立场的左翼在对待资本主义和理解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始终存在重叠。尤其在今天，意大利传统左翼政治出现结构性变化，左翼意识形态变得更为复杂——一种以共产主义为主，兼具马克思主义、霍查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新激进主义的广泛意识形态，它打出的左翼替代性力量的旗帜也使人们更容易将其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相混淆，这让一直困扰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核心问题，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断裂”进一步凸显。以意大利共产党为主导的左翼力量构成的复杂性、组织的多样性、主流社会对其根深蒂固的质疑，以及受政治环境影响而表现出的政治绩效不稳定等问题，都限制了马克思主义作用的发挥。
当前，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聚焦预示着：如何超越充斥着尖锐矛盾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推动意大利乃至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不仅需要在理论上做充足准备，还需要在明晰政治理念和身份认同的基础上，更多地推动实践上的探索。
尽管意大利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人士面临着巨大压力，但他们仍然选择再度回归马克思、重新诠释马克思，他们保持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承诺。在此意义上，研究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聚焦，有助于深入理解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与现实层面的适用性，并将为深化与拓展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创新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贡献重要资源。
（作者单位：王馨曼，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凤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年第4期发布时间：2023-11-081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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