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内和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大规模展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发展出现了严重问题，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凸显出来。在此情况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应时应势明确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和理论创新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开启“第二次结合”的过程中，毛泽东开展了一系列理论创造，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在深化和丰富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的同时，也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理论创新经验，为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一、在回应重大时代问题中鲜明提出“第二次结合”的重大命题和理论任务
思想创新的内在逻辑，就是要立足时代实际，回应重大时代课题，在剖析和回答问题中形成理论创新成果，再用创新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和深化思想。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是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提出要着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新的创造性结合，开展新的实践和理论创造。
第一，根据国内形势变化，深思新的时代条件下形成的新任务、提出的新课题。1956年，经过党和人民艰辛努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生产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基本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飞跃，“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1](P114)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起来，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制度变革，“国家的内外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根本变化”。[2](P202)在社会主义改造一开始，毛泽东就强调必须进行“两个革命”，即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都要实现发展。党制定并领导的“一化三改”总路线是一个总体性的框架，“一化”突出强调生产力发展方面，而“三改”则突出强调生产关系变革问题。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重点，就是从生产关系领域进行革命，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这个条件基本实现后，接下来的重点就是要放在工业化方面，从社会主义革命转向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力。
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走什么样的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复杂矛盾，如何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关系、调动各方面因素，形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历史合力，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科学回答的重要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第二，根据国际形势急剧变化，深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就在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变化了的中国实际开始思考新的重大问题之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引发了毛泽东的深思。
先是，20世纪40年代末，南斯拉夫率先开始试图摆脱苏联控制，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取得了重大成效。但是，这个探索从一开始就遭到苏联的批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苏联推动下对南斯拉夫进行多方面围攻。这就是说，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和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国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接着，苏联发生了“秘密报告”事件，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必须应对的新问题。1953年3月5日，长期处于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地位的斯大林去世，苏联党内对斯大林的评价开始发生变化。1954年3月，张闻天向中共中央提交《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的报告，指出苏联开始纠正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宣传斯大林功绩和地位的力度大幅下降，提醒中央要密切关注这个动态。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面否定斯大林，“揭了盖子”“捅了娄子”“丢了刀子”，暴露了苏联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引起全世界尤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极大震动。如何看待斯大林，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此后，“波匈事件”接踵而至。1956年6月，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波兰党和政府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出现重大失误，人民内部矛盾演变成为对抗性矛盾。之后，波兰统一工人党改组政治局，这本来是波兰党和国家自己的内部事情，但苏联干涉波兰内政，阻挠这种改组，命令驻扎在波兰及附近的苏联军队向华沙调动，苏、波两国关系急剧紧张。10月，在中共中央积极推动下，两国紧张关系得到较稳妥的解决。波兰事件后不久，匈牙利人民渴望改正劳动人民党此前的错误政策，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一些右翼势力乘机煽动对社会主义和劳动人民党的不满，挑起严重政治事端，事情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1956年10月23日，布达佩斯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并蔓延成为暴乱，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范围而成为对抗性的敌我矛盾。苏联于11月4日派军队进驻布达佩斯，虽然帮助匈牙利卡达尔政府重新控制局势，但无疑是对他国内政的一种严重干涉，是对他国人民独立自主性的压制。“波匈事件”暴露了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力图摆脱外在约束、实现独立发展的愿望，这在更深层次上要求各国共产党人开始深思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
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冷静思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问题。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立足本国国情来进行，而不应机械地遵从于一个统一的模式；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着严重弊端，中国不应该照搬苏联经验，而应该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于外来的强制性干预必须坚决反对；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在重大关系的处理上出现了失误，中国应该充分考虑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因素，正确处理好各种矛盾和重大关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的有利因素，形成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性力量；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一度忽视甚至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存在矛盾，而且有时候还会严重激化，必须正确看待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及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些思考成为毛泽东开启“第二次结合”的重要基础。
第三，旗帜鲜明地提出“第二次结合”的科学命题和历史任务。斯大林去世和“秘密报告”对斯大林问题“揭盖子”，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人增强和发挥独立自主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曾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控制而吃过大亏。为此，毛泽东高度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中国革命必须走自己的路，坚决反对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涉和约束，领导开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决定性胜利。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制度设计、经济发展道路等方面，都没有照搬苏联做法，而是立足中国实际来借鉴苏联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党和国家的独立自主性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很多方面必须考虑苏联和斯大林的因素。而斯大林的去世及其错误被公开，加之苏联模式的弊端暴露，中国共产党就更有条件发挥独立自主精神，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建设道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伊始就反复强调：一定要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新的创造性结合，旗帜鲜明地提出“第二次结合”的科学命题和重大任务。
薄一波曾回忆道：“毛主席是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到那时，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已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也陆续发现苏联的某些经验并不适合我国国情。因此，同社会主义改造一样，能否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少走弯路的一个大问题。”[3](P472)1956年3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4](P498)
1956年4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明确提出“第二次结合”。他在会上深刻总结我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提出长远思考，突出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打破教条主义迷信思维，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他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5](P557)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P42)1956年4月29日，他在会见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团时强调：“中国的经验只能提供作为参考，照抄则不可。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1](P64)二、深刻阐明“第二次结合”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形成重大实践和理论创新成果。要实现这个结合，就必须以真理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真理，把坚持与发展、守正与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有效贯通起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具体实际，正确把握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主要矛盾变化和时代所提出的任务要求，这是实现创造性结合的根本前提。
第一，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实现新的创造性结合的前提。在提出和开展“第二次结合”之际，毛泽东特别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必须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各式各样的过时论、放弃论、否定论、教条论、修正论等错误思想，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又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发展创新。
一方面，必须认真学习和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决不能修正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决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党的八大报告强调：“我们必须认真地加强干部的首先是高级干部的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使他们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和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提高自己在复杂情况中判断方向、辨明是非的能力，并且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去研究和整理自己的工作经验，在经验中找出具体事物发展的规律性。”[2](P268)毛泽东在阐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1](P281)在同苏共中央就斯大林和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问题的交锋中，我们党反复强调，斯大林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他首先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出了问题，但不能因此而放弃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修正主义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极端错误的。
另一方面，坚持并不是死守，决不能教条主义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不能指望马克思主义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都给出了答案，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决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些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有些根据当时条件做出的具体判断已经过时，必须放弃而不能死守。对此，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明确提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〇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6](P109)这就是说，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进行新的理论创造辩证统一、有机结合起来，立足变化着的实际来创造新的理论观点。
第二，正确看待和科学分析中国具体实际，准确把握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任务、具体国情、主要矛盾、社会发展阶段，是实现新的创造性结合的又一个重要前提。对此，党的八大做出了比较准确的判断。关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大会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家的内外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7](P341)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大会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7](P341)关于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大会指出：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主要矛盾，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P203)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对我国的实际情况作了详细调查研究，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他多次讲道，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同时是一个穷国，“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1](P240)“一穷二白”是我国的显著特点，就是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水平比较低，文化程度比较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要赶上发达国家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1959年，他还做出了我国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这些论断是对我国最大国情的准确判断，为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开展“第二次结合”提供了总的依据。
第三，深刻阐述“第二次结合”的根本原则和基本要求，就是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在结合中创造出具有中国特点的新东西。
党的八大是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出总体性思路、做出重要战略规划的重要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反复强调要继承我们党的历史传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1956年8月，他在修改党的八大报告时突出强调：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不可能照着千篇一律的格式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然带有自己的特点。“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5](P603)8月30日，他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1](P90)9月15日，他在八大开幕式上强调：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1](P116)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中比较系统完整地阐明了“第二次结合”的根本原则。他在谈话中多次谈到，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特点结合起来，突出民族特点，实现普遍原理的中国化，创造具有中国特点的新东西：“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1](P76-77)“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1](P78)“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1](P82)“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1](P83)这些重要观点是毛泽东在思考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时一开始就提出的，并贯穿到日后探索的过程当中，成为他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后来，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对书中关于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的提法极为赞同，表示一定要把“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6](P116)
正是在坚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比较准确地分析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毛泽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创造性结合，初步探索了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立了以“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集中代表的重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三、深刻分析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关系，创立“十大关系”理论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关键，就是要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中各种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形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合力。在人的因素方面，就是要协调好不同阶级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劳动者以及诸多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在物的因素方面，就是要协调好各种物质生产力要素，包括不同产业领域、地理环境、区域位置等方面的关系，诸如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沿海与内地关系、交通问题等。在管理要素方面，就是要协调好不同管理主体之间、管理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诸如中央与地方、党与政府、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以及国内与国外的关系等。如何正确把握和处理这些关系，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焦点问题。
坚持走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集中群众智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路径。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中重大关系的探索，正是从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开始的。他从1955年12月21日到次年1月12日离京外出调查，经京汉、粤汉线到杭州，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回京，除在杭州修改稿子外，做了一路调查研究。接着，从1956年2月14日起，先后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做系统的专业性调查研究；从4月18日起到24日，又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一起听取李富春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进行综合性的调查研究。这次调研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调查。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到这次调研：“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4](P471)他还讲过：“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6](P117)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毛泽东进行深入思考，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关系有了清晰认识，形成系统的理论概括。在此基础上，他于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对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做了系统阐述。
《论十大关系》突出以苏联经验教训为借鉴、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旨。报告一开始就谈道，“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P23)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关系，“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P23)他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积极因素作了初步概括，提出了基本态度和策略方针，“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P23-24)
根据这些因素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毛泽东着重论述了十个方面问题即十大关系：一是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方面，要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二是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方面，要在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的前提下，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三是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方面，要高度重视国防建设，但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四是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方面，要做到三个方面的统筹兼顾，基于我国实际情况，农民利益尤其要特别照顾，同时要给工厂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而不能统得太死。五是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方面，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给地方以更多独立性，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六是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方面，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但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七是在党和非党的关系方面，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是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方面，过去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现在虽然还有反革命但已经大为减少，今后社会上镇压反革命要少抓少杀，机关、学校、部队则大部不捉、一个不杀。九是在是非关系方面，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十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方面，要坚持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要有批判地学习而不能照搬照抄，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十大关系理论是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创造性地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典范。一方面，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但没有把它们等量齐观，而是根据具体情况有所侧重，其中，把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个人以及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关系，作为重中之重来思考和处理。另一方面，对于每一个重要关系，也不是简单地指出它们的不同方面，而是根据具体实际、特别是每一组关系不同侧面的特殊性做出具体分析，提出富有针对性的对策。毛泽东讲道，“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P369-370)可见，《论十大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理论价值，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比较系统的思路。四、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矛盾问题，创立“人民内部矛盾”学说
党的八大以后，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因为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党和国家工作中开始出现一些问题，引起一些群众的不满情绪，“波匈事件”也对国内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1956年下半年开始，一些城市和乡村出现了不安定情况，1957年一些地方出现了闹事风潮，思想理论界也出现了怀疑甚至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少数坏人趁机煽动捣乱。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在此前思考的基础上，以很大精力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多次强调要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我国的社会现实问题。例如，他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用了很大篇幅来讨论辩证法问题，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领导干部必须懂得唯物辩证法，以更好地解决矛盾，强调“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1](P200-201)
1957年2月27日，在调查研究和理论思考的基础上，毛泽东发表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之后，他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多次宣传、调查，征询各方面意见反映，吸收各方面智慧，对讲话稿反复讨论和修改完善。6月19日，讲话稿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正式发表。这篇文章把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用于分析社会主义制度，围绕着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中心内容，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作了系统深入的原创性论述，创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史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文献。
毛泽东创造性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内涵、特点和解决方法，创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学说。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各种矛盾，这些矛盾的展开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同以往社会相比有自身的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既有基本适应的一面，又有不相适应的方面，基本适应是主要的，而不适应是非主要的，不适应的方面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加以调整和完善，使矛盾得到不断的解决，而不致于发生对抗和冲突，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毛泽东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创立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系统理论。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切赞成拥护参加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属于人民的范畴，而一切反抗、敌视、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属于敌人的范畴；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建立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的矛盾，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性质转化；两种不同性质矛盾的解决方法是不同的，解决敌我矛盾要采取专政的方法进行打击和制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采取民主的方法，具体来说包括了讨论、批评、说服教育等方法；对于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激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经居于次要地位；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中，要坚持和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解决矛盾并达到新的团结。
在阐述基本理论的前提下，毛泽东还根据经济发展、政党关系、文化发展、知识分子、教育方针、民族关系等不同领域矛盾的特点，提出了针对性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方法。例如，在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上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文化科学发展方面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
创立和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两种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深刻的哲学基础，为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依据。在这个基础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艰辛开拓，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具体实际、具有中国特点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政策，形成了一些重要理论观点和重大原则，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理论准备。五、毛泽东开启“第二次结合”的重要启示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之际，毛泽东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历史主动，率先明确提出并拉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大幕，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创性理论观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尽管在后来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出现了失误，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抹杀毛泽东开启“第二次结合”的重大贡献及其对当今理论创新的重要启示。
第一，要正确处理坚持基本原理和创造新理论的关系，把不忘老祖宗同创造新思想很好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坚持与发展、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
一方面，必须牢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任何时候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毛泽东在开启“第二次结合”之际，突出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实际，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关系和矛盾问题。
另一方面，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根据变化着的中国实际创造新的理论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实现它们的相互成就、融合发展，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不断创造出“中国的新东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毛泽东虽然没有专门集中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但是他在理论创造中正确处理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个“源”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这个“流”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总店”与“分店”的关系，突出强调要高度重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要使外来的思想带着中国民族的特点，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他所阐述的“双百方针”、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无不体现着坚定的中华文化立场，包含着鲜明的中国实际特点和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在新时代理论创新中，我们必须按照习近平提出的“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坚持好运用好守正创新的根本方法，不能丢掉基本原理而“忘了根本”“离经叛道”，否则理论创新就会陷入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境地；同时，也不能教条主义地死守经典作家的词句，忽视基于中国具体实际和文化传统而形成的理论创造；要坚持大历史观，贯通基本原理与最新创造的内在联系，切实做到一脉相承的“脉”不能断，与时俱进的“进”不能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原创性理论贡献。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割断了魂脉和根脉就会犯颠覆性错误；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全面挖掘中华文明宝库，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和丰富智慧注入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贯通，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不断创造新的理论成果。
第二，要全面把握时代与思想的辩证关系，把立足时代实际与深入理论创造很好结合起来，真正做到遵循客观规律与发挥主体创造性的有机统一。
一方面，必须牢牢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根本原则，牢牢立足时代和实践的实际，坚持问题导向思维。时代是思想的母体，实践是理论的源泉，任何有价值的思想都是时代实践的产物，离开时代和实践的理论冥想，不仅没有实际意义而且必然会出丑。毛泽东开启“第二次结合”，并不是个人的学术兴趣使然，并不是主观的理论建构冲动，而是时代要求和实践推动的结果，就是为了适应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现实要求，为了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实践，为了回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在新时代条件下，我们必须追随时代发展，把握时代特点，着眼时代问题，依据客观发展着的时代和实践状况，而不能忽视、脱离或超越现实实际而凭空进行理论空想、主观建构，必须坚持在实践中发现、发展、实现和检验真理，全面贯彻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路线。
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发挥理论创新主体的主体能动性和历史主动性，以高度的理论自主自信进行理论创造。思想是客观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相结合的结果。时代提出问题，但时代不会自动回答问题；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但时代不会自动产生思想；时代问题上升到理论成果，必须经过理论创新主体的思想创造。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后，毛泽东就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性、主体创造性和历史主动性，率先提出“第二次结合”的重大理论任务，深度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要求，深刻分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问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矛盾和曲折，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兼顾，全面系统地把握客观存在的各种关系、各种因素、各种矛盾，在深度剖析、科学回答、有效解决时代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崭新的重大理论成果。新时代，我们要传承好这个优良传统，主动观察、把握、引领时代，应对实践要求，反映时代声音，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推动理论创新，全面破解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在科学回答时代问题、深入总结实践经验中，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不断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凝结出时代的思想精华，形成新的理论创造，不断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展现出更为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第三，要处理好坚持独立自主与面向世界开放的关系，把坚定中国立场和借鉴外来优秀成果很好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坚持自立自信与胸怀天下的有机统一。
一方面，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坚定中国立场。不仅要坚定实践上的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探索和发展符合中国具体实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更要坚定理论上的独立自主，牢牢坚持和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理论自主性，创造出中国人自己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在开启“第二次结合”时，就突出强调要坚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搞好自己的建设，破除迷信思维，埋葬教条主义做法，绝不照搬苏联道路和发展模式，绝不能重走苏联的弯路；绝不能停留在马克思、列宁的本本上，也不能停留在我们自己先前的理论成果上，而是要在开辟新道路中写出中国人自己的新书，形成中国人自己的新理论。他是这样要求的，更是这样做的。
另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并不是封闭自守、故步自封，而是要以胸怀天下的开放态度，充分尊重、全面吸收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把这些优秀成果同中国人的理论创造融会结合，形成新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他虽然提出不能走苏联的弯路，但也强调要以苏联为鉴戒，辩证全面地看待和汲取苏联的经验教训。他鲜明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1](P41)这一论断既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的宽阔视野，也明确了自力更生为主的基本方针，为日后党领导人民实行对外开放提供了科学方法和根本原则。
新时代，我们必须把坚持自信自立和坚持胸怀天下有机结合起来。必须充分发扬独立自主精神，把立足点放在中国国情上，坚持中国的事情由中国人自己作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我们要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以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格局大气象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丰富新时代理论创新的思想滋养，在更好地推进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繁荣发展的同时，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力量、中国智慧。
（作者简介：金民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年第9期发布时间：2023-10-2409: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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