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坚持并为之奋斗的目标追求。中国共产党不仅追求这一最高理想，还将其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有机结合。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使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内在驱动力量。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高度重视自身承担的使命，如何认识和履行使命则体现在政党的理论和实践中。
党代会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历次党代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书面形式可以分为决议、宣言和报告等多种形式；具体内容包括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和军事问题等重要方面。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不是简单的文字形式体现，它不仅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壮大和成熟发展过程，还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息息相关，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肩负的历史使命更为厚重，党代会报告也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考察和梳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文本，能深刻透视中国共产党使命话语建构的演进过程及背后深刻的逻辑特征与内在机理，为新时代建设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一、中国共产党使命话语建构的历史脉络与图景
为了较为清晰地阐释中国共产党使命话语变迁的演进过程，本文对中国共产党历次党代会报告文本进行了相对系统地统合梳理：首先，对使命（任务、责任、目标）等进行检索，定位其文本中出现的关键句段；其次，为了拓展使命话语的释义空间，对核心词所标出的关键句段进行话语修辞的切分和重组；最后，确定使命话语实践的核心主体（领导主体）、参与主体，使命话语践行的对象客体（斗争对象、实现目标、阶段任务以及终极使命），以及使命践行的路径和方式（阶级斗争、革命、动员、建设、改革），最终呈现出以时间节点和关键词频为核心的文本分析框架，即使命核心主体始终坚持自我革命；使命参与主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使命实践客体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图景内化为推翻“三座大山”、建设新中国、推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阶段性奋斗目标；使命推动载体则从以革命和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动员、改革、建设、发展。
（一）革命斗争与共产主义理想：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追求与表达
党的一大至七大期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走向成熟，在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斗争过程当中，逐渐掌握领导中国未来发展的主动权，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历史时局和党自身使命的认知逐渐清晰。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明确提出“党的根本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因此成为党使命追求的目标理想，并作为党代会报告中的重要话语多次出现。同时，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阐释了中国实践这一使命的路径，即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消灭阶级，实现人人平等，这与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大同”有高度内在一致性。“阶级斗争”与“革命”作为动词性话语带有典型的目标指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党的一大报告文本对中国未来一段时间使命的阶段性目标并未进行细化分析，且人民的力量没有被真正动员起来，“人民”更多的是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国民”，其主体性地位并未得到完全彰显。
党的二大进一步剖析了中国革命和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并将中国共产党使命奋斗的目标具象化。根据表1数据显示，作为描述中国共产党斗争对象的语汇，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等出现频次远高于党的一大的表述；与此同时，党的二大也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在这个联合战线里奋斗的目标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等7条目标。相对党的一大报告中的“共产主义”长远性目标，二大报告为当时革命运动提出更为明确的方向指引。党的三大重申了“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加入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的总目标，为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从国民革命到世界革命、从中国民族解放到世界民族解放，这一使命践行的基本逻辑与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的“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有着前后贯穿的内在一致性。此后，党的四大、五大、六大深化了践行革命斗争这一基本路线，强调只有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奋斗过程中，才能找到一条革命出路。同时，党代会报告提倡联系群众，动员群众力量以实现解放中国、复兴中国的目标。“人民”在党代会报告中的频次演化，也可以清晰印证中国共产党源于人民、争取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历史使命观。
党的七大是在当时国际和国内形势逐渐有利于革命的形势下召开的。党的七大的召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未来一段时期内革命实践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路线，同时党代会报告将作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使命置换为“新民主主义”（47）、“新中国”（17）、“社会主义”（17）等阶段性目标。在党的七大报告中，使命的领导主体和参与主体的历史地位也进一步得到升华，“共产党”“人民”等使命斗争主体的词语频次也达到了历次党代会之最。中国人民群众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对于人民力量的论述，毛泽东强调应该“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依靠人民、壮大人民体现中国共产党和当时其他政党不同的人民观，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认识到人民重要性。根据词频统计分析可以看出，使命奋斗的领导主体——共产党，累计出现115次；使命奋斗的参与主体——人民，累计出现403次；革命斗争实践的话语表述（侵略、法西斯、抗日、解放等）共计393次；而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蓝图性话语也多达81次。党的七大报告的使命话语体系既是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实践历程的关键性总结，同时也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图景与中国的具体社会实践相结合，以建设新中国作为破除旧中国制度和社会“牢笼”的一把“钥匙”。
（二）政治动员与社会建设：中国共产党使命话语的接续推动和创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进一步使新中国步入社会主义发展的快车道，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展了土地改革，恢复了国民经济，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党的八大对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系统性总结，接续“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的目标，强调“继续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坚定走好社会主义道路。根据党的八大报告文本的关键词频分布来看，之前的奋斗目标“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新民主主义”被置换为“社会主义”（191）、“无产阶级”（32）、“工业化”（8）等新的阶段性和具体化目标，而使命践行的路径也由“革命”“阶级斗争”转变为“改造”（85）、“建设”（84）、动员（4）等方式，“共产党”和“人民”在党代会的使命话语中仍占据统领位置。党的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仅为社会主义改造和中国工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话语蓝本，同时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员指南。
1956年底，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发展仍属于起步阶段，且“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浮夸风”等现象愈演愈烈。尤其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使中国的农业生产、经济转型、体制建设和文化传播一度出现混乱状态。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正是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召开的，尤其党的九大和十大的报告内容明显带有这一时期的深刻烙印。表2的词频分布显示，“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几次党代会，使命客体对象出现明显偏离，由“社会主义”“现代化”逐渐转向了“文化大革命”，使命的践行也由“改造”“建设”“动员”等重新回到了“阶级斗争”“文化革命斗争”等方式。但不能忽视的是，该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建设的目标仍然是扫清社会主义发展的障碍，最终在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事业中，争取更大胜利。同时，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报告中“人民”这一语汇分别以95、57、106的高频次构成了党代会的内容主体，这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使命初心并未改变。
（三）推动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使命话语的系统升华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基于当时党情、国情深刻变化，国内、国外复杂形势及革命、建设经验总结等，为了回应广大人民群众殷切期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拨乱反正，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实行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纪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历史决策虽然不是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形式作出的，但对改革开放新时期有深远影响。
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对中国当前和未来发展的总体任务和布局进行了系统阐释：强调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努力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等发展目标。党的十二大报告中，使命奋斗的对象客体由“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等置换为“经济”“建设”“现代化”“体制改革”“民主”等。作为中国共产党使命奋斗的思想旗帜，报告也再一次明确“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八大，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话语实践在不同时期得以深化和拓展。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加快改革”和“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改革和人才培养，并将其作为自身使命践行的有效路径。党的十四大报告强调了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时代性任务，“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本质体现。党的十五大报告在经济战略调整、国有企业改革、民主政治建设等层面推动社会主义各项建设，提出“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具体行动指南。党的十六大报告则确立了“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使命目标，将“伟大事业”具体化，表明“小康社会”和“现代化”既是国家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也是开创“新局面”的持续追求。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的同时，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思路，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统筹兼顾”，提出党、国家和个人都要科学发展。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民主不断健全、文化日益繁荣、社会保持稳定、民生得到保障、人民得到实惠的重要时期。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总结此前建设成果的同时，继续坚守中国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使命，强调不断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让全体人民群众真正共享发展成果，既要“做大蛋糕”，还要“分好蛋糕”。
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程中，“社会主义”“改革”“现代化”“经济建设”“共同富裕”“制度性改革”“民主建设”“公平正义”“人民”“中国特色”等关键概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使命话语的实践过程。上述关键概念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各项建设的概括和总结，同时也体现了以共同富裕为方向、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使命奋斗的实践理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使命担当有了更为清晰和准确的认知。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使命与责任担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使命实践的赓续与传承。在如何践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主张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四个自信”和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等方面展开，这一论述奠定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使命型政党建设的基础。
（四）人民幸福与民族复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使命话语的新飞跃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阐释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价值内涵和时代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微词频分布来看，“发展”“中国”“人民”“建设”“小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等出现频次较高，其与“使命”话语都有着密切联系。“发展”“中国”“人民”都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使命奋斗的目标和初心坚守；“建设”“小康”既是使命践行的根本路径，又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不断前进的内在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保证了使命奋斗的根本性方向；而“坚持”无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使命奋斗的坚守和矢志不渝的精神特质。此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诸多会议文本中被反复提及，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性话语。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的历史使命，这一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大同”“和而不同”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概念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始终胸怀天下，“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始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话语论述。
20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为主题，进一步明确了使命话语实践的目标定位。从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词云排布来看，“发展”“建设”“人民”“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使命标识”的语词出现频率较高，分别为239、167、177、116、86。其中，“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等概念更深层次阐释出中国共产党使命实践的时代表征。“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现代化的一般特点，又具有中国式的特殊之处。”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发展表征，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不断坚守的初心与使命。“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党的二十大报告作为纲领性文献，为中国共产党建设使命型政党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动力。
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历史交汇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具有重大节点意义。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党的二十大报告站在民族复兴和百年变局的制高点，是指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纲领性文献。中国共产党举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的路、以什么样的精神姿态、朝什么样的目标前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和党承担的使命有密切关联。二、中国共产党使命话语建构的演进逻辑
一个政党承担什么使命进而如何践行使命，既和成立前后的现实情势紧密相关，还和发展过程中自身作为有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是伴随民族兴亡和人民诉求等多重因素而产生的。在发展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既需要自身力量的积蓄壮大，还要接受时代的淬炼和人民的选择，最终呈现出大党、强党的坚定姿态。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过程中，赓续共产主义和全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使命观、传承厚重积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共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探索建设“使命型政党”的演进逻辑。
（一）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命观的赓续与再发展
实现共产主义和全人类解放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刻洞察资本主义本质的基础之上提出的，为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急速变革，另一方面也加速了社会主体和社会关系的“异化状态”，人和人之间只有“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与此同时，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文化模式，然后逐渐“变成资产者”。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本质上是资本生产、扩张和掠夺的结果，蕴藏着复杂的社会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理论图景的“深描”和科学阐释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反思和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了实现共产主义和解放全人类这一理想图景的可行性。首先，共产党人的特征具备目标实现的重要前提，共产党人强调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未来奋斗目标就是民族平等，进而消灭阶级；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没有追求自己利益，代表整个运动共同利益，而不是某一个特定阶级或者团体的利益。其次，马克思、恩格斯也明确了实现崇高使命的重要阶段：“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壮大后必然为消灭资产阶级而努力，这是无产阶级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也是完成使命的方式方法。最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应该追求人类解放，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国家和社会进步的最终目的都是个人和全人类的发展。
列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坚持马克思学说中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的观点。同时，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推翻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使命观的理论阐发和现实探索，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使命话语实践提供了理论承接。而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拓展了无产阶级使命功能的实践张力，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胜利提供了可借鉴的蓝本。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无产阶级经典作家侧重于宏大革命叙事体系中探讨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那中国共产党就是在继承和发展这一叙事方式基础上，将其同中国历史和现实有机结合。从近代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曾经以农民起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形式，探索救国存亡道路，但是因为自身原因都没有获得成功。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逐渐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无产阶级经典作家的党建学说，对自我使命有充分思考。中国共产党将“革命”置换成“社会革命”，“发展”升华为“现代化”，“共产主义”具体到“新民主主义”，“打碎国家机器”转化成“斗争”“动员”，“人类解放”发展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届党代会报告中的上述词汇多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图景和人类解放思想有密切联系，以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与实践作为创造一个新社会的行动指南，为后续中国共产党逐渐深化理解自身使命提供了理论参考。
（二）爱国主义与责任担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支撑
爱国主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塑造了天下为公、忧患思想以及大局意识等优秀的爱国主义精神特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思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士人责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全局意识等都是古代先贤爱国实践的生动诠释。此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中，“爱国主义”始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精神力量。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该以辩证思维和历史思维来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赋予其新的历史地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独特价值内涵，被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源泉，其“天下大同”“美美与共”的社会发展理念也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信念有着天然的契合点，为中国共产党“使命奋斗”实践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内生动力。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党将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怀转化为开展革命的直接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在追求平等的同时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探索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带领满怀爱国主义情感的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新中国”改天换地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在改变经济落后等情况的同时，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真正的“翻身做主人”诉求；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复杂的世情、党情和国情，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爱国情怀，不为其它社会思潮所动，在波诡云谲的世界浪潮中始终屹立不倒；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站起来”“富起来”的基础上，走出“强起来”的新道路，爱国主义必将发挥重要价值引领作用。爱国情怀和责任担当作为中国共产党党代会报告的重要引线，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情感纽带，从民主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帝国主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造”“动员”，再到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工业化”，进而到新时代“初心”“使命”“伟大民族复兴”，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将爱国情怀转化成建设祖国的情感动力，实现“小我”和“大我”的有机融合。
（三）始终坚守的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使命话语贯彻始终的立足点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认识到了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其中“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是中国人民最大的痛苦。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为和平而战！为自由而战！为独立而战！”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这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经过了多次调整，从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从红军长征保存军事力量到延安革命圣地的成长与壮大，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路线逐渐走向成熟。毛泽东也号召为“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经历了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曲折探索阶段，党代会报告中“社会主义建设”“工业国与农业国”“阶级斗争”“国防建设”等一系列关键词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发展的真实映照。
1976年，中国共产党面对“文化大革命”遗留的历史问题，深刻反思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如何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如何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站在了中国未来该去向何处的关键“十字路口”。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纪元”。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任务。此后，“经济建设”“人民幸福”“思想解放”“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等概念的提出和强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有益尝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总结的：“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奋斗也具备了典型的中国特色。
“人民”在历届党代会报告中高频次出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鲜明的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不仅依靠人民取得革命胜利，还时刻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为人民服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理论到实践的历史性超越。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建设、改革再到新时代的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坚守初心和使命，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人民情怀时刻严格要求每一位党员，认真履行“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百多年来，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就是激励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使命话语的建构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的奋斗实践提供了强劲动力。
（作者简介：魏继昆，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所所长；刘硕，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发布时间：2023-08-2809: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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