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毛泽东主义”最早提出于1941年并用以攻击毛泽东的思想，随后演化为与“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的概念。其实，192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中多次出现“毛泽东主义”或者类似的“泽东主义”“毛泽东之主义”等表述，而且都是对毛泽东在湖南秋收暴动中的思想观念展开批评。从思想内容来看，“毛泽东主义”是毛泽东的思想甚至毛泽东思想的最初表述。因此，梳理党内对“毛泽东主义”的最初认识和态度，可以管窥毛泽东在秋收暴动期间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也可以深入探析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曲折历程。一、“毛泽东主义”的提出与分析
毛泽东在领导湖南秋收暴动中主导和影响湖南暴动计划，提出与中央不完全一致的暴动观念，因此受到中央领导人批评。李维汉首先提出“毛泽东主义”问题，并指示长江局纠正其对湖南的影响。
（一）李维汉首次提出“毛泽东主义”
1927年9月28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央机关陆续迁往上海，在武汉设立长江局代行中央职权，指挥所属各省革命运动与党务，由罗亦农任书记。在10月2日长江局第一次会议上，负责中央机关撤离武汉后有关事项的李维汉移交和报告长江局所属各省情形，并且明确指出：“一月内改造各省委的政治观念”；“湘省现完全屈伏〔服〕于毛泽东主义之下，须加以纠正。”这是目前所见中央文献中关于“毛泽东主义”的最早记载，李维汉在其中第一次提出“毛泽东主义”。
揆诸李维汉的表述，“屈伏”意为屈服、屈身事人，“主义”指有系统的理论或思想；“毛泽东主义”指毛泽东个人的系统的思想；“湘省现完全屈伏〔服〕于毛泽东主义”，就是“毛泽东主义”完全主导和影响湖南省委。从“一月内改造各省委的政治观念”的前提预设可知，“毛泽东主义”是毛泽东深刻影响湖南省委的思想观念。李维汉着眼于“毛泽东主义”对湖南的重要影响，指示长江局必须加以纠正。
李维汉为什么提出“毛泽东主义”？他在会议发言中未作说明，从会议记录中各省情形“统是根据此会议前中央所得之材料”来看，他是从中央有关湖南材料中注意到“毛泽东主义”问题。一方面，根据湖南省委给中央关于秋收暴动计划的通信和汇报材料，中央在讨论湖南暴动问题以及给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指示中，多次批评毛泽东的暴动观念。例如，8月22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批评湖南暴动是军事冒险，李维汉就指出这是受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头出政权”影响。李维汉在10月4日湖南问题谈话会上详细分析“毛泽东主义”影响湖南的经过（容后详述），说明毛泽东的暴动观念始终主导和影响湖南省委暴动计划，证实“湘省现完全屈伏〔服〕于毛泽东主义”。
另一方面，任弼时受中央委派调查毛泽东和湖南省委9月15日放弃16日长沙暴动计划的经过情形后，向中央报告了详细情况。1927年9月27日，任弼时召集湖南省委常委会并向中央报告说，省委不承认停止16日暴动的错误，因此只好将此问题留待中央从长解决。李维汉曾严厉批评省委停止16日暴动计划“是省委（反）抗中央的命令，所以这次十倍于马夜事变的错误”。意思是湖南省委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但是，湖南省委不承认停止16日暴动是严重错误。而且，任弼时指出湖南暴动失败是因为党的政策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彭公达表示赞同，易礼容却不同意，罗章龙承认暴动意义未深入群众。表明省委内部对暴动失败原因的认识存在分歧，与他们受毛泽东的思想影响有关系。据李维汉说，中央政治局“对弼时的报告不满意，说仅说这次技术的不全，主要的未说出。”在他看来，湖南暴动主要是军事的与民众的错误，所以紧急会议一定要弄清军事与农民的关系。这是针对毛泽东在湖南暴动计划中以军事运动为主的策略，而这一策略与中央完全依靠农民力量进行暴动的方针相违背。因此，中央不同意任弼时和湖南省委暂不发动长沙暴动的意见，要求省委继续执行暴动计划，并纠正“毛泽东主义”对湖南暴动的影响。
总的来说，李维汉根据中央移交长江局的有关湖南的材料，认定“湘省现完全屈伏〔服〕于毛泽东主义”，由此提出必须纠正湖南的“毛泽东主义”问题。
（二）李维汉分析“毛泽东主义”影响湖南暴动的经过
1927年10月4日，李维汉在汉口召集湖南问题谈话会，又称湖南省委暴动计划谈话，长江局的罗亦农和王一飞、湖南省委的彭公达和何资深出席。在听取彭公达、何资深关于湖南暴动计划的汇报以后，李维汉作了总结发言，会议记录如下：“……（过去的经过）润之曾起草了一个湘南计划，我们即觉得是太重于军事。后资深来，报告后中央一致的意见：湖南是军事的冒险。资深报告后我首先即说这是润之的影响。后觉得资深的观念尚未清楚，于是又由亦农去与他谈话。其后湖南无报告，后公达来开了一会，那天公达的报告我并看不出公达与省委意见有不同。公达一直到后来蹲板桌。我们始终认这次湖南是毛泽东主义的胜利。”
从这段总结文字来分析，“毛泽东主义”影响湖南的“经过”，即毛泽东的暴动观念对湖南的影响，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毛泽东起草“湘南计划”时期。所谓“湘南计划”，是毛泽东根据中央关于组织湘南暴动的指示，于1927年7月下旬起草的《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以下简称《湘南运动大纲》）。主要内容有：1.湘南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组织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2.请中央命令彭湃将现在汝城的广东农军他调，浏（阳）平（江）军千人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调江西革命军一团赴汝城。三部分兵力约一师，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这是毛泽东提出首先在湘南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的构想，可以说是湖南秋收暴动的最初计划。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8月1日批准该计划并寄给湖南省委，出席会议的李维汉在湖南问题谈话会上承认，“润之曾起草了一个湘南计划，我们即觉得是太重于军事”，表明当时中央对《湘南运动大纲》的真实态度。
第二阶段是毛泽东主导制定湖南暴动计划时期。8月18日，湖南省委讨论暴动计划，并于19日向中央报告并派何资深口头汇报。该计划决定：1.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同时暴动，坚决夺取整个湖南。2.长沙暴动以工农为主力，决调陈烈、李隆光两团做暴动的发火药，尽量实行破坏反动政府的一切方法，实现暴动。3.另组湘南指导委员会指挥湘南暴动，先夺取湘南，建立工农兵政权。其中“调陈烈、李隆光两团”，就是毛泽东在18日省委会议上“有一两团兵力，这个（暴动）就可起来”的提议，也是他此前在武汉向中央提出“要贺、聂〔叶〕军队中调两团人来做暴动的武力”的要求。可见，毛泽东和省委根据湖南局势变化，改变中央先夺取湘南再向全省发展的部署，实行以长沙为起点的湖南暴动计划，即后来被中央批评的“长沙暴动计划”。
8月22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湖南暴动计划，根据省委和何资深的报告，会议批评湖南暴动是“军事冒险”，故不予批准。《毛泽东年谱》载称，有常委指责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中夺得政权”与中央意见有点不同，中央的意见是纯粹依靠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并说毛泽东抛弃湘南暴动计划是不对的，现在仍应开始各地农民暴动。从李维汉在湖南问题谈话会上所说“资深报告后我首先即说这是润之的影响”可知，在常委会上指责毛泽东的是李维汉，而且他批评湖南暴动计划是受毛泽东的影响。8月23日中央复信湖南省委指出，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对于农民暴动的准备非常薄弱，而靠外面军事力量夺取长沙，其结果亦只是一种军事冒险。也证实李维汉和中央一致认为“湖南是军事的冒险”，而这种冒险是受毛泽东的影响所致。
第三阶段是毛泽东坚决主张湘中暴动计划时期。8月30日，湖南省委常委会议重新讨论暴动计划，毛泽东坚决主张“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得到易礼容、夏明翰等人赞同。因此，省委通过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暴动计划。而且，就中央23日来信所说湖南暴动是军事冒险，省委反驳说中央“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何资深在湖南问题谈话会上说：关于农民问题和暴动问题，所有省委意见是相同的，“公达也在泽东的影响之下，省委并未预备农暴，是要要若干支枪，若干钱，完全是军事计划。”彭公达也说：“润之是主张要枪，一直争论到最后，他说至少要一（千）支枪。”证实省委依据毛泽东的暴动意见，主要部署攻取长沙的军事计划。毛泽东还极力主张彭公达到中央详细汇报湘中暴动计划。据何资深证实，“公达来中央后说的话，也是在泽东的影响之下，公达实是动摇不定的，实际上的书记仍是泽东。”说明毛泽东是省委的实际负责人，他的暴动意见就是省委的决议。李维汉总结说，“公达的报告我并看不出公达与省委意见有不同”，也证实彭公达汇报的省委意见是毛泽东的意见。
总之，李维汉从何资深、彭公达关于湖南暴动计划的汇报中，确认毛泽东在湖南省委的绝对影响，在制定湖南暴动计划中起着决定作用。他又以自己参加中央会议讨论湖南暴动计划的经历，证实中央的如下态度：《湘南运动大纲》“太重于军事”，8月22日省委报告的湖南暴动计划是“军事的冒险”，9月3日彭公达汇报的湘中暴动计划“忽视农民暴动的准备而偏重于军事”，都是受毛泽东的影响。因为毛泽东始终主导和影响湖南暴动计划，李维汉作出“我们始终认这次湖南是毛泽东主义的胜利”的结论。此处“我们”当指中央；“这次湖南”当指湖南省委暴动计划，因为这是本次谈话会的主题。所谓“这次湖南是毛泽东主义的胜利”，就是湖南省委暴动计划受到“毛泽东主义”影响的结果。李维汉虽然没有定义“毛泽东主义”，但从他对毛泽东对暴动计划之影响的分析来看，“毛泽东主义”是毛泽东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的思想观念，包括以军事运动为主，依靠军事力量支持和发动农民暴动，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策略。这些思想始终体现在湖南暴动计划中，被中央批评为军事冒险。
（三）李维汉分析“毛泽东主义”影响湖南省委的原因
李维汉认定“这次湖南是毛泽东主义的胜利”，还表现在毛泽东的暴动观念对湖南省委委员的影响。
湖南省委是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和书记彭公达负责指导改组的。8月16日改组的湖南省委，由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贺尔康、毛福轩、谢觉哉、向钧、何资深组成。18日选举彭公达、毛泽东和易礼容为常委。从湖南问题谈话会上彭公达和何资深的报告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湖南省委的核心和实际领导人。因此李维汉总结说：“方才公达说得颇清楚，他们都很容易受毛（泽东）的影响。公达在今天以前是与省委没有不同的意见，这次大概也没有特殊的意见。礼容与泽东的关系很深，可以受他的影响。明翰我素来即说他……，两边倒，不坚定。毛甫生向来是跟着泽东跑的，过委员（指贺尔康——引者注）也是如此。涤生身体很弱不甚积极，彭万选是初出〔来〕的工人同志，恐有些名词他还不懂，他们还没有训练出来，所以这次很明显的是泽东主义的胜利。”从湖南省委委员完全接受毛泽东的暴动意见，李维汉得出“很明显的是（毛）泽东主义的胜利”的结论。也就是，湖南暴动计划是“毛泽东主义”影响省委的结果，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共同意见。
按照李维汉的上述分析，在湖南暴动计划制定过程中，彭公达一直代表省委即毛泽东的意见，易礼容、毛甫生、贺尔康、何资深与毛泽东关系密切，夏明翰向来无主见，工人出身的李涤生等人理论水平有限，所以诸委员都容易受毛泽东的思想影响。最后的结论是“这次很明显的是泽东主义的胜利”，意指毛泽东的暴动观念完全为省委委员完全接受，是“毛泽东主义”影响湖南暴动计划的结果。
总之，李维汉在长江局会议和湖南问题谈话会上提出“毛泽东主义”问题，而且分析其影响湖南的经过和原因，也批评毛泽东在湖南暴动计划中的错误观念，因此指示长江局必须纠正“毛泽东主义”对湖南的影响。二、长江局和罗亦农对“毛泽东主义”的态度
按照中央的指示，长江局着手纠正湖南的“毛泽东主义”问题，在讨论召集湖南紧急会议时就对“毛泽东主义”进行深入分析。此后，罗亦农代表长江局召集的湖南紧急会议，批评“毛泽东主义”及其对湖南暴动的影响。
（一）长江局会议对“毛泽东主义”的分析
长江局在讨论湖南紧急会议问题时多次批评“毛泽东主义”。1927年9月30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派罗亦农、王一飞去湖南召集紧急会议，执行长沙暴动计划。在10月2日长江局会议上，罗亦农提出两周后去湖南召集会议确定今后工作方针，李维汉特别提出必须纠正“湘省现完全屈伏〔服〕于毛泽东主义”，代表中央指示了长江局的工作内容和湖南紧急会议的任务。
李维汉在10月4日召集湖南问题谈话会，讨论湖南紧急会议问题。他首先传达中央政治局的决定：1.湖南在两礼拜以内召集紧急会议，批评过去的错误；2.决定以后工作计划；3.省委改组，并指定（王）一飞为书记。然后他提出紧急会议应有详细的告同志书、省委全体改组等具体要求。实际上，他是代表中央提出了处理湖南问题的意见，其中“批评过去的错误”，就是批评省委在秋收暴动中的指导错误；省委改组，就是要纠正“毛泽东主义”对湖南的影响。
长江局讨论下一步暴动策略时也批评“毛泽东主义”。10月15日长江局召开第五次会议讨论“暴动总策略”，罗亦农就指出：“两湖暴动失败，农民挫折，党力甚弱，甚至还有什么毛泽东主义……”。结合李维汉此前“湘省现完全屈伏〔服〕于毛泽东主义”的批评，可知罗亦农此话的意思是，湖南暴动失败导致农民运动遭受挫折和党的力量薄弱，“毛泽东主义”是湖南暴动失败的表现，也是暴动失败的原因。因此，湖南继续暴动就必须纠正“毛泽东主义”的影响。
此外，长江局谈话会也批评毛泽东指挥工农革命军的错误。在罗亦农去长沙后代理长江局书记的任旭于10月20日召集谈话会，听取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的报告，然后提出处理湘东工农革命军的意见。余洒度在10月19日向中央报告秋收起义部队情况，在20日长江局谈话会上分析革命军失败与毛泽东的关系，将失败的原因归诸“军队未集中”“作战无集中指挥”，甚至“泽东退首〔守〕主义”等等。长江局据此批评毛泽东的军事指挥错误，并致信罗亦农要求湖南紧急会议解决“泽东们的错误以及部队处理的方法”。
可以说，长江局对“毛泽东主义”的分析和批评，为湖南紧急会议批评毛泽东领导湖南暴动的错误和纠正“毛泽东主义”打下了基础。
（二）罗亦农在湖南紧急会议上对“毛泽东主义”的批评
1927年10月22—24日，罗亦农、王一飞主持召开湖南紧急会议（省委扩大会议），改组湖南省委。罗亦农代表长江局作了《目前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报告，分析湖南暴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他起草的《湖南紧急会议决议案》，批评省委在秋收暴动中存在许多错误。从两个文献的内容来看，都没有点名批评毛泽东，也没有指出湖南省委的错误与毛泽东的关系。但是，他在10月29日长江局会议上报告湖南紧急会议情况，在所作《湖南紧急会议的报告》中多次批评湖南省委和毛泽东的错误，还指出湖南存在“毛泽东主义”。他对“毛泽东主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军事冒险的错误。湖南暴动的失败原因，“湖南内部，一是毛泽东主义，枪杆上出政权；其次农民暴动响应军队。”罗亦农认定“毛泽东主义”为“枪杆上出政权”，归诸湖南暴动失败的原因。如前所述，毛泽东在湖南暴动计划中实行以军事运动为主的策略，依靠军队力量实行农民暴动。罗亦农举例说，“八月二十三日湖南来一报告，他们主张用我们之两团取长沙，调兵要钱。”《湖南紧急会议决议案》批评省委“总只注意军事工作，对于中央的报告不是要求调某几团兵，便是说如何与土匪的首领或某部分军队的长官的关系，关于农民的情绪与组成的情形几从未说起。”总之，省委一切的策略都不是建立在领导农民争斗的基础上，而偏重于军事。《湖南紧急会议的报告》指出，“湖南暴动不是群众行动，而是军事冒险。这种策略错误，因之暴动即是儿戏”，暴动失败“是没有看清群众，纯全是军事行动”。因此，湖南暴动失败与毛泽东“枪杆上出政权”的策略有很大关系。
罗亦农明确指出“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虽主张军队，但不懂军队”。从湖南秋收暴动计划来看，《湘南运动大纲》指派毛泽东到湘南做师长，8月30日湖南省委指派“（毛）泽东到浏平的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9月初安源会议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9月8日湖南省委发布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下令第一师师长毛泽东攻打长沙。毛泽东确是湖南暴动的军事负责人和军事暴动总指挥，而且他在《湘南运动大纲》中提出组织湖南工农武装，在长沙暴动计划中提出以革命军两团攻取长沙，在安源成立工农革命军，实行武装夺取政权，所以罗亦农认定毛泽东“主张军队”。同时，罗亦农批评湖南省委“派泽东到湘南却作了师长”的错误决定，指出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攻长沙受挫、放弃攻打长沙，也是因为他“不懂军队”所致。罗亦农还批评工农革命军占领安源、浏阳等县后“飞跑一千余里退入湘南、桂东等处”。“安源我们的军队占据浏阳之后，敌人的队伍并未大举向我们进攻，即闻风逃窜”。就是批评毛泽东的军事指挥错误，归诸他“不懂军队”。
与此相联系，湖南暴动偏重军事运动而忽略农民运动，所以罗亦农批评毛泽东的“农民暴动响应军队”的策略。《湖南紧急会议决议案》指出湖南省委在暴动中的错误，在农民中没有政治宣传，也没有组织工作，未能吸引农民参加暴动。罗亦农指出湖南省委没有什么策略，“事实上只是作了一点军事投机”。在8月21日暴动计划只想用两团兵力夺取长沙，毫无群众工作可言；在取得安源、浏阳、平江等县后不杀戮豪绅地主、没收土地分配土地，所以农民依旧没有起来。总之，湖南暴动的策略错误在只注意军事，忽略群众。结果农民暴动变成单纯的军事暴动，是毛泽东的暴动策略影响所致，也是湖南暴动失败的原因。
二是暴动组织方面的错误。在湖南暴动过程中，省委下设以毛泽东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和以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与省委共同领导秋收暴动。罗亦农指出，在暴动中没有省委的指导，“他们因反对彭公达，故又组织一特委，省委中各自工作，好久不开会议。”他批评说：省委组织之外，另外成立一行动委员会指挥暴动的工作，“实际上这行动委员会与省委平权，这不过更加证明整个的省委指导破产，证明了省委之多头政治。”因此，湖南省委完全失了指挥暴动的机能。此次暴动失败完全是因为“湖南有了毫无作用的省委”。《湖南紧急会议的报告》公开批评“湘（湖）南省委有二首领，一为毛泽东，一为维干（疑指李维汉——引者注）。”湖南暴动“完全因为知识分子领导之故，因之机会主义大盛”。在他看来，湖南省委领导暴动的错误，主要是作为“首领”的毛泽东的错误，湖南暴动失败主要是毛泽东影响下的湖南省委指导错误所致。
三是“毛泽东之主义并不成其为主义，他常互相矛盾”，依据是“他虽主张军队，但不懂军队”。罗亦农对毛泽东关于军队思想的评析已如前述，但对“毛泽东主义”不成其为“主义”未作进一步分析，也说明“毛泽东主义”尚未有系统的思想。
鉴于湖南省委领导秋收暴动的错误，紧急会议认为必须改组省委。罗亦农明确提出，必须严厉处罚“消极的、不好的领导分子”，“因为一个领袖都有一部分群众，他们的态度不良，影响极为重大，所以必须严厉处分，丝毫不能妥协。”因此，会议处罚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以及罗章龙、易礼容和彭公达，撤销他们省委委员资格。
总的说来，根据李维汉纠正“毛泽东主义”的要求，长江局和罗亦农通过召集湖南紧急会议，分析“毛泽东主义”对湖南暴动的影响，不仅批评毛泽东在湖南暴动计划中的军事冒险错误，也批评毛泽东指挥工农革命军的军事错误。可以说，罗亦农根据中央的暴动策略和指示精神来分析湖南暴动失败的原因，批评省委领导暴动的错误。长江局也完全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处理湖南问题，实际上以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观点批评毛泽东，通过改组湖南省委来纠正“毛泽东主义”的影响。三、中央扩大会议对毛泽东的处罚与“毛泽东主义”的关系
1927年11月9—10日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主要是总结各地秋收暴动中暴露出来的党的弱点和教训。根据湖南省委指导秋收暴动的错误和湖南紧急会议的处理结果，中央对毛泽东等省委领导人作出处罚。
（一）毛泽东受中央处罚与“毛泽东主义”的关系
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指出，在各省暴动中党的指导机关与负责同志有许多违背中央暴动策略的严重错误，湖南省委对于农民暴动的指导更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中央屡次指出湖南暴动应以农民群众为其主力，并且向省委书记彭公达当面警告其军事投机的错误，要省委改正此错误，但省委的指导仍然没有改变旧的军事投机的错误。鉴于此，中央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和夏明翰省委委员资格，开除彭公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政治纪律决议案》对湖南省委及其领导人的批评，没有提及“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在1971年回忆“瞿秋白犯路线错误”时说：“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所谓湖南的小册子，当指《湖南紧急会议决议案》等会议文件和罗亦农在长江局会议上的《湖南紧急会议上的报告》，其中直接批评“毛泽东主义”就是“枪杆里出政权”。在毛泽东看来，中央扩大会议对他的处罚，与湖南紧急会议批评“枪杆里出政权”有关系。他在1936年谈道：由于秋收起义的纲领没有得到中央批准，又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遭受严重损失，“因此中央委员会这时就明确地指责我。我被撤销政治局和前委的职务。湖南省委也攻击我们，说我们是‘枪杆子运动’。”所谓湖南省委攻击的“枪杆子运动”，就是湖南紧急会议上批评“枪杆子出政权”为“毛泽东主义”，主要指涉毛泽东在湖南暴动中的军事冒险错误，也指向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的军事指挥错误。可见毛泽东的“枪杆子出政权”思想是中央扩大会议和湖南紧急会议的共同批评对象和处分他的依据。
揆诸史实，长江局将湖南紧急会议情况汇报给中央。根据《中央召集紧急会议通告》的要求，“各局各地的代表在赴会以前须准备一工作报告来，以备紧急会议之参考。”长江局在1927年11月2日召开会议，讨论对形势的分析及今后工作问题，并“建议中央扩大会议”。可见长江局将湖南工作问题报告给中央扩大会议。而且，罗亦农宣称：“中央第一次在我家开会时，大家好象（像）认为我对长江局各省之处理是对的”。说明中央认可长江局对湖南问题的处理结果，包括对“毛泽东主义”的纠正和对毛泽东等人的处罚。
从中央扩大会议对湖南省委和毛泽东的批评文字来看，《政治纪律决议案》指出湖南省委对于农民暴动的指导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彭公达违背中央的指示，把暴动看作一种单纯的军事行动，不引起农民群众起来暴动；“因这些指导上的错误与怀疑的结果，湖南农民暴动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中央对彭公达的上述批评，实际指向省委实际负责人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从主导制定以军事运动为主的暴动计划到部署进攻长沙的军事计划，都与中央以农民运动为主要力量的暴动方针相违。事实上，中央早已对湖南省委不满，并且指责毛泽东和省委不认真贯彻中央决议和指示，反而独行其是，采取“边斩边奏”的办法，不执行进攻长沙的计划。在李维汉和罗亦农所批评的“毛泽东主义”中，就指向湖南省委和毛泽东的军事冒险错误。因此《政治纪律决议案》明确指出，毛泽东是湖南省委的中心，对省委的错误“负严重的责任”。
而且，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指出武装暴动政策下发生的军事投机主义倾向，“主要的危险是不以发动群众为根本政策，不相信群众的力量，而只相信军事的力量，只知道军事上的布置准备攻守进退的规划。因此，暴动之中只见军事的行动，并不充分发展群众斗争的根本工作”。随后，中央领导人公开批评湖南省委在暴动中的军事投机错误。罗亦农等人起草的中央通告《论武装暴动政策的意义》，批评湖南秋收暴动偏于军事投机主义，就是只规划军事的力量，计划如何调动某某部队、某某农军、某某工农讨逆军，勾结某某土匪首领的部队，组织几队游击队。就是批评湖南省委的军事投机错误。中央1927年12月31日致信湖南省委指出：“因为省委负责同志之合拍主义而取消了九月十二三日的长沙暴动，……事实上的‘合拍主义’，便是等于取消暴动。”此处“省委负责同志”即指毛泽东，瞿秋白在中共六大政治报告中直接批评“湖南省委毛泽东的合拍主义，——就是死板的预计军队攻守的地域与时间，以规定工农发动的程序”。可见湖南省委的错误就是毛泽东的军事投机错误。这也是以瞿秋白为首的“左”倾盲动主义中央对毛泽东领导秋收暴动的公开批评和指责。
（二）中央扩大会议不直接批评“毛泽东主义”的原因
前述李维汉、罗亦农都批评毛泽东在湖南暴动中的思想观念及其影响，并且指责为“毛泽东主义”。李维汉是“毛泽东主义”的首先提出者和批评者，也是中央扩大会议处理各地秋收暴动领导机构和领导人的关键人物，对于毛泽东在秋收暴动中的错误是比较了解的。按照罗亦农的说法，长江局的所有来往文件都抄寄中央。因此，长江局会议和湖南紧急会议批评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的有关情况，中央都是知道的。但是，《政治纪律决议案》主要批评毛泽东在湖南暴动中的军事投机错误。《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指出，“最近许多正确的彻底革命的党的决议案和方针，如土地问题，农民暴动的策略问题，劳动问题，国民党问题（八七紧急会议及其后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决议），往往在各地并不执行，谬解而成机会主义的实际行动”，也是批评湖南省委暴动计划的观念错误，而毛泽东8月20日给中央的信中提出的这些主张，在暴动问题、农民问题、政权问题和旗帜问题上毛泽东与中央存在的意见分歧，当时就受到中央的批评。但是中央扩大会议批评毛泽东的错误，并未涉及“毛泽东主义”。
析其原因，1927年9月19日中央《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的决议案》，取消八七会议关于在左派国民党旗帜下进行武装暴动的决定，宣布抛弃国民党旗帜，正式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217可以说中央已经接受毛泽东在湖南暴动计划中提出的政权和旗帜的正确主张。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又作出新的决定，诸如“‘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口号，成为暴动主要口号”；“没收一切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自己支配给贫农耕种”，在乡村中实行苏维埃的口号；重申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等等。可见毛泽东在湖南暴动计划中提出的诸多与中央不一致的意见和向中央提出的建议，逐步为中央接受甚至形成党的决议，已不在李维汉、罗亦农此前所指出的“毛泽东主义”之列，当是中央扩大会议未直接批评“毛泽东主义”的原因。
当然，“毛泽东主义”是作为所谓机会主义错误进行批评的，如罗亦农所说“毛泽东之主义并不成其为主义”，也是中央扩大会议不再批评“毛泽东主义”的重要原因。换句话说，原来被批评为“毛泽东主义”的许多思想观念逐渐被毛泽东领导的武装斗争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逐渐为中央所接受。李维汉后来承认：《政治纪律决议案》指责毛泽东等人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批评秋收起义负责人犯了“单纯军事行动”的机会主义错误，是主观主义的，是没有道理的。毛泽东1956年回忆说，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他的各种处分，包括中央扩大会议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等，“都是没有确实根据的”，所以他都不承认。大致可见毛泽东对于“左”倾盲动主义中央批评的态度。结语
历史地看，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时期。毛泽东在秋收暴动中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的暴动政策和策略，在湖南暴动计划中注重军事运动，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之后在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形成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直接来源。毛泽东在领导湖南暴动过程中提出的与中央不完全一致的主张，虽然被指责为“毛泽东主义”，但无疑是毛泽东的思想开始形成的主要来源。罗亦农所指出的“毛泽东之主义并不成其为主义”，也说明“毛泽东主义”是毛泽东的思想正在形成中的一种状态描述。可以说，“毛泽东主义”是毛泽东在秋收暴动期间形成的武装夺取政权思想，是他先反对党内机会主义错误，后抵制“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思想表现，更是在反对或抵制中央的错误政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正确思想，也就是初步形成的毛泽东思想。
总之，1927年10月党内开始认识和批评的“毛泽东主义”，是正在形成中的毛泽东思想的最早表述。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都是由其反对者提出并作为贬义词率先使用，逐渐被马列主义的追随者接受而流传开来的。“毛泽东主义”是毛泽东在湖南暴动中提出的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立意见，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省委的集体意见，曾经受到中央“左”倾盲动主义思想的批评。毛泽东在反抗中央的“左”倾错误的同时，继续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为毛泽东的思想系统化、理论化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40年代初党内提出与“毛泽东思想”并称的“毛泽东主义”，可以从1927年湖南秋收暴动期间形成的“毛泽东主义”中追溯其早期来源。“毛泽东思想”是由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而来的一个特定的科学概念，从1927年“毛泽东主义”的评析到1945年“毛泽东思想”的科学阐释，说明“毛泽东思想”是在不断批评和纠正党内错误思想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科学思想。
（作者简介：李永春，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贺一峰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发布时间：2023-08-1409: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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