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第二个结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题中之义，而且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理路。长期以来，“第二个结合”隐含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并未单独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原则突出呈现。在中国式现代化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历史节点上，习近平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13的重要论断。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单列，并将其置于与“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等重要的地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第二个结合”写入决议文本，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对“第二个结合”进行了系统阐释。这表明，“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是接续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辉煌，赓续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途径。关于“第二个结合”何以必要和可能、如何展开、如何深入推进等基本学理问题，学界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展开了详尽的阐释论证，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入中国的，一定意义上，中华民族对“何以实现现代化”的追问让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有必要探赜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第二个结合”的学理基础，以期为深入理解和把握“第二个结合”找寻新的突破口。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缘起中走向结合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化一经在西方发动，对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而言，就已经不再是“是否应当去实现”的选择问题，而只能是“应当如何去实现”的选择问题。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塑造的“支配——从属”关系格局中开启了对现代化的艰难求索，直至与马克思主义相遇才终于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找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通往现代化的安全入口。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了本质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又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成为可能。尤为重要的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为二者相结合创造了条件，从而为中华民族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造实现现代化的根本社会条件汇聚起源源不断的文化动力。
（一）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对现代化的艰难求索中不期而遇
1840年以来，中国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危机和挑战。不同于以往治乱兴衰的王朝更迭，西方列强的入侵直接将封闭保守的中国卷入了世界历史的漩涡，使之受制于一种“支配——从属”的关系格局。率先开启现代化历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势控场，使世界历史呈现出“农村从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2]36的面貌。这同时意味着，走向现代化已然成为赓续中华文明的必由之路。
但现代化的必然命运并不等同于因循前人旧路，现代化任务的普遍性只有在各民族具体的历史实践中才能得到现实的展开和特定的完成。对于近代中国而言，现代化内生性力量的先天羸弱致使国民的文化信念难以振奋，人民群众的力量长期得不到整合，因而实践上的任何努力始终无法实现既定目标。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再到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不断地寻求着通往现代化的安全入口。然而历史证明，没有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为前提，任何关于现代化的尝试都只能是事与愿违。辛亥革命的失败以其深刻的思想危机促使国人将目光聚焦于改造国民性，期冀以此来唤醒民众、开启民智，继而铺就一条通达现代化的文明路基。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境况中，改造国民性的目标又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只能通过现实的社会革命，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才能真正迎来现代化的曙光。正因如此，五四运动的转折性意义在于，它既是观念层面的现代性启蒙，又是现实层面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运动，其显现出的历史性趋势即中国的革命事业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现代化必然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联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经历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来为它奠基”[3]，而这场革命只有采取“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才能达到既定目的。这就内在地要求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需要明确的是，走马克思主义指明的道路并非是中华民族在危亡局势之下试图迅速解决革命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其在经历过文明失落的阵痛之后追求超越走在现代化前列但却充斥着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作出的郑重选择。同样不容忽视的是，马克思主义充分契合了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既对本民族文化及其传统大失所望，又以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拒斥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霸权的文化心理。“在当时中国的学术气氛中，意识形态要来自西方，这是全盘西化和反传统所要求的。同时，这个意识形态一定要和强烈的爱国主义，也就是反帝国主义、反侵略的悲愤之情结合起来。”[4]318-319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民族的自我拯救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同时，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解构也向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昭示了反抗和拒绝西方列强进行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可能前景。
如果说民族矛盾同阶级矛盾的相互交织构成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现实境况，那么5000年文明历史积淀而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构成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有效前提。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的激烈反传统倾向“在深层含义上恰恰是根植于传统文化本身所固有的浓厚的拯救意识和强烈的使命感”[5]91。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秉承这种家国情怀，在时势的“逼迫”下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文化层面看，正是由于十月革命在实践上的成功符合中华文化注重实践效果的选择标准。“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6]2由此可见，五四运动时期的特殊时代背景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遇创造了独特的历史机缘，使中华民族终于找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7]1287这把打开中国现代化大门的“金钥匙”。
（二）与马克思主义本质关联的革命事业呼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正式建立起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联系。同时，这种联系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又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成为可能。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8]691，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实践性、人民性等理论品质只有通过“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7]1515才能得到充分彰显。另一方面，中国革命这一历史性实践的特殊性需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如前所述，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来为之奠基，而这种初始是外来的思想理论或精神形态，要想说服和掌握群众，必须“办中国的事”“讲中国的话”，使自身适合于中国之特定的历史性实践和特定的精神文化轨道。但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抽象的观点”往往容易占据上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教条主义者即是例证，他们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历史经验当作抽象原则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造成了革命的重大损失。只有当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必须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9]534，中国的革命事业才开始循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历史轨迹逐渐走向成熟。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最一般的含义，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历史的维度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内在包含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有一个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演进过程，其中深刻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因素。历史的创造并非随心所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470-471。数千年一脉相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潜在地影响着中国具体实际，并自主性地成为中国具体实际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经济因素在归根结底意义上决定着中国具体实际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高度，但“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8]592。从现实的维度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深入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赋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过程以中国特色的重要资源禀赋。只有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穿越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与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切中人民群众约定俗成的文化心理结构，继而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自己时，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特性、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才能为中国革命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由此可见，与马克思主义本质关联的革命事业呼吁“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深入结合中为中国革命汇聚起源源不断的文化动力。
（三）“高度契合性”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可能
从文化的时代性维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的历史差异性固然不可否认，但在事实上，二者存在着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某种一致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0]18。在思想层面，这种高度契合性集中体现为：在宇宙观上，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主张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宇宙全局把握天人关系，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内在相通；在天下观上，科学社会主义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的价值观主张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天下为公”，追求“大同世界”的精神品质内在契和；在社会观上，科学社会主义构建“真正的共同体”的价值观主张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民为邦本”，强调百姓安居乐业的精神品质内在融通；在道德观上，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真正的人的道德”的价值观主张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厚德载物”，以怀柔宽厚的道德实践化育万物的精神品质内在契合。同时，这种高度契合性也构成“第二个结合”得以展开的前提条件，构成“第二个结合”的起点和贯穿始终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11]120“高度契合性”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的“点”，“第二个结合”由这一点逐步发展成“线”和“面”。如果没有“高度契合性”作为前提，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就难以获取人民群众在情感上的认可，更谈不上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突飞猛进，这种高度契合性也指向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融合、共同创造的建构性关系，预示着一种新的意义的生成。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中融合创造
“结合”的本意是指不同的事物或者事物内部各个部分相互融合成为一个整体，“第二个结合”直接指向“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10]18，实现二者的融合创造。“第二个结合”在对资本现代性的扬弃中生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重要逻辑，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同时，拓展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涵。
（一）扬弃资本现代性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着力点
中国式现代化有一个重要的“他者”，即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凭借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奠定的先发优势，资本主义现代化为自身塑造了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普遍性外观，至今拥有着包括话语权在内的极大优势。相比较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性质迥异，实现了对后者的扬弃和超越。这种扬弃和超越是通过为资本设置“红绿灯”，规范和引导资本“为我所用”实现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为扬弃资本现代性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现代性的展开以异化的普遍性掩盖了现代化的多样性，只有将否定资本现代性的过程具体化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构建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劳动逻辑，才能真正释放现代性的潜能，创造出超越资本现代性的新现代性。“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12]96届时，随资本现代性而来的人与自然界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将得到真正的解决，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指明了人类现代文明演进的方向。另一方面，作为前现代的文化产物，“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13]6，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濡化作用。从本质上看，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根源于资本现代性的全球扩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责任先于权利、义务先于自由、和谐高于冲突等精神特质在应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危机与弊病方面显示出独特价值，以民族经验、民族智慧的形式为中国式现代化扬弃资本现代性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案。因此，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展开必须找准着力点，在对资本现代性的扬弃中融合创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文化。
（二）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最为深厚的文化基础，是其中国特色的文化源头。在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作为基因而延续，润物细无声地发挥着作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具有了扬弃资本现代性的可能和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资本现代性负面影响的预防免疫功能得以充分彰显。但这种功能的现实运用首先要解决时代转化问题，这就对“第二个结合”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历史任务。总体而言，“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14]203具体来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方式包括：其一，抽象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赋予其崭新含义。比如，邓小平以“小康”指称中国式现代化，绝非旨在回归农耕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安定有序的理想状态，而是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现代的意涵注入“小康”之中，为中国式现代化扬弃资本现代性擘画阶段性战略目标。其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进行重新诠释，使其具有新的意义或蕴含新的价值。从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的现代化道路[15]。就其原初意义而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一章）。强调以人为中心的整体系统、自然协调、相互成就、中正和谐和永续发展。“第二个结合”从中引申出人民至上的中国式现代化根本价值原则，开创出“五位一体”的中国式现代化总体布局，为扬弃资本现代性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智慧。其三，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的隐含意义。“天人合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这一概念在传统社会中多用于表征境界层面的天人和合，以及对“天道”的敬畏与遵循，强调通过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以臻于“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境界。“第二个结合”从中挖掘出人与自然保持和谐与统一的隐含意义，在对资本现代性的扬弃中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拓展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涵
扬弃资本现代性是历史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使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锚定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现代性的深入批判中获取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信念。“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6]12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而言，扬弃资本现代性是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展开的，必须充分结合自身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这就对“第二个结合”提出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拓展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涵的历史任务。一方面，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融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成为现代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历史进程产生积极影响，继而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赓续“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中华民族追求共同富裕的民族心理广泛落实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各个环节，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扬“富”与“教”相统一的优秀文化传统，在建设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时丰富人民精神生活，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智慧，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秉持“大同世界”的天下观，着力维护国际秩序和平稳定，以自身的发展为世界的发展创造机遇，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17]，深刻诠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18]26。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通俗简练的话语表达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了素材，通过话语实践不断展现理论的真理性。随着“第二个结合”的不断深入，“人民至上”“共同富裕”“和平发展”“五位一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国两制”等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导向性话语，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特殊性，在话语层面拓展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涵。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开辟新境界
中国式现代化是向未来展开的开放性话语，它的成功唯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中华民族接续不断地奋斗实践才能实现。“第二个结合”既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又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第二个结合”必须加强问题导向，廓清可能出现的几种错误倾向，必须打开世界视野，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不断开辟新境界。
（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导向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建立在对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的精准把握之上，具有强烈的务实精神和现实针对性。新时代新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调整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因此，“第二个结合”必须增强问题意识，加强问题导向，不断探寻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一方面，各领域协同推进的“并联式”现代化模式既保障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又造成了西方国家数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历时性”风险在中国以“共时性”的面貌呈现。比如，环境污染问题、社会贫富差距问题、“城市病”问题等。同时，全球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等全球性问题的不断加剧使中国式现代化面临众多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因此，必须以防范和化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风险挑战为抓手，打开“第二个结合”的新空间。另一方面，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治理效能实现了显著提升，呈现出极为强劲的发展韧性，随着亚太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结构演变中重要性的不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如何牢牢把握这些战略机遇，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引向深处是“第二个结合”必须要坚持的又一问题导向。
（二）必须廓清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几种错误倾向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世界性与民族性内在统一的历史辩证性，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正因如此，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在占有世界现代化积极成果的同时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征程上，在赓续人类文明新形态意义上进一步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第二个结合”必须廓清可能产生的几种错误倾向。一是旨在恢复传统文化（儒学）“正统地位”的“文化复古主义”。这种思潮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与中华民族精神根本对立的异域文化，奉儒学意识形态为圭臬，过度抬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地位，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必须予以彻底批判。二是模糊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主次颠倒论”。这种思潮肆意模糊甚至颠倒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客体关系，将“第二个结合”的辩证逻辑歪曲为以民族传统文化为“本”，以马克思主义为“用”的形式逻辑，背离了“第二个结合”的初衷，必须予以明确辩驳。三是理论脱离现实的“简单融合论”。这种思潮脱离了“第二个结合”与中国具体实际的逻辑联系，对“第二个结合”只作牵强的比附和僵化的结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还只是用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简约化、趣味化’的解释、阐发”[19]，必须予以坚决反对。
（三）必须打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世界视野
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人类现代文明的新境界，不仅使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这种世界历史意义的不断彰显，形塑了中国式现代化良好的国际形象，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正在为解决诸多人类共同面对的现代化难题提供有益启迪。但必须看到，在两种意识形态的激烈角逐中，由于资本主义阵营对数字技术的垄断，对文化媒介的操纵，对现代化话语权的垄断，中国式现代化仍旧面临“失语失声”的潜在危机。因此，践行自身肩负的世界历史使命，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进一步提升世界影响力，这就要求“第二个结合”要打开世界视野。首先，寻求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外来优秀文化的综合创新，吸收世界性的文明成果来解决世界性的发展难题，从文化维度拉近中国式现代化同世界各国的距离。其次，突出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将“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大同”等优秀传统文化深深熔铸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创造，致力于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时代课题。再次，积极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从中国的特点，尤其是历史文化特点出发，说清楚为什么中国式现代化是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现代化，是对世界现代化作出原创性贡献的现代化，为世界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
综上所述，“第二个结合”从中国对现代化的艰难求索中走来，内在地融入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来自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体现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么，“第二个结合”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国式”的重要规定。回首中国式现代化走过的漫漫长路，我们能够找到“第二个结合”何以发生、如何展开的答案，展望中国式现代化前方的熠熠征途，我们也能够洞见如何推进“第二个结合”的有效路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号角已经吹响，这一目标必将在“第二个结合”的深入推进中变为现实。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6期发布时间：2023-07-1409: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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