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鹏辉 袁文博：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反“维持”斗争

柴鹏辉袁文博：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反“维持”斗争  太行抗日根据地是1937年11月在中共冀豫晋省委和八路军一二九师领导下开辟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全面抗战时期，太行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扩大，其大致范围包括了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白晋路以东、黄河以北等广大地区，成为晋冀鲁豫边区的中心区域。  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坚持，凝聚了抗战力量，牵制并消灭了大量日伪军。由此，日伪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蚕食”，对根据地造成了严重困难。根据地甚至出现了一些“维持”的现象。所谓“维持”，是指日伪为了榨取沦陷区的人力、物力等资源，通过武力压制、威逼利诱等手段，迫使人民群众放弃抗争，成立基层伪组织为其服务的一种侵略方式。  本来“维持”现象多出现在敌占区或敌占优势的游击区。然而，1941-1942年，在日伪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进攻重点，并改变进攻策略的情况下，太行抗日根据地内出现的“维持”现象，一度对党领导人民抗战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  因此，我们党领导人民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内开展了坚决的反“维持”斗争。1942年9月，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在总结反“蚕食”经验教训的报告中指出：“发动维持，是敌人扩大占领面”，“进行‘蚕食’的基本政策，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反对维持”。本文拟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对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反“维持”斗争的原因、举措、成效等问题，作出梳理和研究。太行抗日根据地出现的“维持”现象及其危害  武汉失守后不久，日军企图在华北通过“扫荡”“治安肃正”等方式，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稳固自身后方的殖民统治，但实际效果远未如其所愿。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给日军以有力打击，使其“大为震动，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日军在总结教训中认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必须以积极顽强的努力和统一发挥军、政、民的力量，摧毁破坏敌的组织力量和争取群众为重点”。  因此，日军调整侵略策略，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并从1941年初开始，将“蚕食”政策作为进攻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手段，其基本方式是威逼利诱群众开展“维持”，从而切断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联系，瓦解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政权。  为此，日伪会派出特务潜入根据地展开秘密侦查，寻找可供利用的弱点和对象，甚至建立起情报网络。此种特务多半冒充抗日工作人员，使群众难以辨别。经过侦查，日伪会对目标实施突袭或包围，打击抗日武装，抓捕党员干部，然后对群众实行“一打一拉”“打中有诱，诱中有打”等策略，威胁、利诱群众成立“维持会”。  在我们党工作基础相对牢固的地区，日伪会先进行烧杀，然后威逼和强迫群众与之“合作”，开展“维持”。在我们党工作相对薄弱的地区，日伪则主要利用封建落后分子，建立特务组织，实施造谣恐吓、欺骗利诱，以落后势力包围进步势力，威逼村干部拒绝或孤立党派来的工作人员，迫使群众“维持”。若利诱一时无法奏效，再用武力打击群众，以达到“维持”的目的。  日伪在利诱时，往往会“抢了东边，又到西边小恩小惠，收买另一部分群众，收买奸细”，同时，又威胁群众，如果不组织“维持”，财产会被劫掠，房子会被烧掉，并利用群众“取害就轻”的心理，通过特务、汉奸、落后分子等“劝导”遭受掠夺打击的群众“退一步想”，“抢了东西说‘好歹口没有朝天’，烧了房子说‘好在人没有死’”，以此麻痹群众，诱导群众放弃斗争。此外，日伪不断推行反动宣传，大肆宣扬、吹嘘其实力和战果，消磨群众的抗日斗志，挑拨军民关系。  在日伪打击、威胁、利诱等手段兼施的情况下，太行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不维持敌人要烧杀”等失败空气。在个别地区，甚至出现“全区普遍‘维持’”的现象。例如，太行五分区所属8个村庄群众即发生动摇，要求抗日政府允许其“维持”；襄垣县距敌45里的部分群众向县政府请愿，要求实行“维持”。还有个别地方出现了党员干部为避免过分消耗，主动进行“维持”的情况。  这些“维持”现象给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恶劣影响，其危害“较之严重的‘扫荡’与‘清剿’，实有过之无不及”。  第一，削弱了部分干部群众的对敌斗争意志。“维持”现象的存在引起一些党员干部和群众在思想、行动上出现了右倾错误倾向。部分党员干部产生麻痹、消沉的心理，缺乏信心，丧失斗志。部分群众亦产生动摇、苟安心理，敌我观念模糊，认为在“维持”下能够获些小利，因而可以忍受，甚至相信“维持是为了大家”。  第二，对党与群众的联系造成了疏远和弱化。日伪在“维持”地区极力分离党与群众的联系，在群众中建立伪组织，利用血缘、乡缘、会门、社团等关系进行欺骗宣传。受其蒙蔽，部分群众与党员干部之间发生了隔阂，甚至某些“维持”地区的群众还对党产生了离心倾向，不敢相信和接近党员干部及抗日军队。  例如，时任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的赖若愚就曾提到，个别地带的群众“对我们应付应付，敬鬼神而远之”。这使得我们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在这些地方“连救护伤病员与粮食柴水也无着落”，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党与群众的紧密联系，动摇了党开展游击战争的依托。  第三，对抗日根据地和中国共产党的生存空间造成严重危害。“维持”造成了严峻的敌进我退的形势，敌占区不断扩大，抗日根据地逐渐缩小。据统计，1942年太行抗日根据地面积较之1940年缩小了1/5以上，人口也从240万下降到150万。在不知不觉中，日伪的势力甚至已延伸到根据地腹心地带。  例如，太行二分区的中心区域榆社一度变为日伪的势力范围，使得“二分区的活动区域缩小到了纵横只有25公里”。抗日根据地被分割，面积缩小，人口大幅减少，造成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和党组织的生存空间被压缩，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如果长此以往，将无法坚持敌后抗战。  由此可见，太行抗日根据地出现的“维持”现象引发了严重后果，使根据地面临严重的困难局面。如何应对和改变这种局面，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党在太行抗日根据地领导开展反“维持”斗争的举措  太行抗日根据地不断蔓延的“维持”现象引起了党的高度警觉。1942年5月4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共同向华北全党全军发出《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文件开篇即指出，应该“立刻展开坚决的有系统的全面的反‘蚕食’斗争”。  由于发动“维持”是日伪实施“蚕食”政策的基本方式，文件中告诫全党全军不应“助长退缩”，务必迅速开展反“维持”斗争，“停止敌占区的继续扩大”，“这是首先必须引起我华北全党全军万分注意的！”在此指示下，我们党在分析太行抗日根据地各地出现“维持”原因的基础上，采取措施积极开展反“维持”斗争。  （一）明确斗争策略的适用范围和限度  在敌强我弱态势下，日伪残酷迫害和杀戮抗日群众、摧残抗日力量。对此，我们党提出了“革命两面政策”的斗争策略，即允许群众一面组织“维持会”，表面上“投降”以应付敌人，一面暗中积蓄力量，坚持抗战，“运用合法形式、合法地位来掩护配合非法斗争”。  革命两面政策是党在革命实践中采取的一项灵活的生存策略，其“形式上应付敌人，本质上则是革命的与抗日的”，适用于敌占区或敌占优势的游击区，“是深入到敌人内部（主要是敌占区和伪军伪组织）的进攻政策”。  然而，不少地方的党员干部却将其机械地运用到了巩固的根据地，“把革命两面派与两面派混淆起来”，未认识到在不得已情况下才可实行该政策。一旦公开“维持”，抗日政权和力量就变成了非法，会大大降低群众的斗争情绪，其利少害大，因为“在敌人的刺刀尖下，这种合法斗争的范围是很小的，以合法斗争为主，结果就会走向投降”。  对于日伪进攻的新花样，根据地有些党员干部悲观地认为无法继续坚持战斗，错误理解和执行了“革命两面政策”，误认为通过“维持”可以进行合法斗争，于是允许甚至是提议进行“维持”。例如，二分区一些地方的党员干部以为只要进行了“维持”就能保护群众和保存抗日力量，在仓促间由抵抗转为“维持”，但实际上开始“维持”以后就失去了斗志，“结果形成维持局面的扩大”。  可见，党员干部如果对政策认识不够深入，执行时发生偏向，就会犯下自动退却的错误，造成“维持”不断扩大、日伪持续向根据地渗透的恶果。  对此，太行抗日根据地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政权重新认识“革命两面政策”的含义和作用，明确了是否实施“革命两面政策”应以敌我力量的强弱为依据。在日伪占优势的区域“不可能不维持敌人”，主要是争取掌握“维持会”，“建立革命两面派问题”，而在抗日力量占优势区域对“维持”活动“则应坚决摧毁，发动反维持斗争”。  据此，太行抗日根据地各分区结合本区实际情况，确定了允许“维持”和打断“维持”的范围。例如，在三分区，一般距离日伪据点15-20里以外一律打断“维持”，工作基础好的地方也可距离据点六七里外就打断“维持”；祁县则依据平川与山地划分“维持”与否。各地党员干部通过重新认识革命斗争策略的适用范围和限度，从而意识到在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不能允许“维持”现象的存在，必须坚决开展反“维持”斗争。  （二）切实执行土地政策  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关键一环。全面抗战时期，减租减息是我们党处理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兼顾了农民和地主两方面的利益，有利于把发展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问题很好结合起来。但是，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下，该项工作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大部分地区没有得到认真落实。  比如，在租额方面，很多地方的分成租“一般超过土地实产量之一半”，定额租则更高，“超过实产量百分之六七十”；在减息方面，“依法清理旧债执行的很少”，债权者“明减暗不减的现象，比减租问题尤其严重”。  由于一些地方没有切实贯彻党的土地政策，不少群众的生活未得到改善，对党产生了怨嫌。甚至在个别地方，“群众眼里的抗日民主政府，和已往的政府没有两样。对于抗日工作，一般是看做‘公事’”。同时，由于土地政策未落实，封建势力在乡村仍保持着权威，群众受到其政治压迫与经济束缚而不能翻身。  日伪正是利用这些问题，多从利用封建势力入手发展“维持”。在日伪的威胁利诱下，“恶霸地主、老国民党员出面当维持会长或为维持会的后台老板，由士绅变为汉奸”。许多群众没有经历过改造旧有生产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斗争，“没有能改变其旧日畏首畏尾，被慑服，‘怕事情’的消极思想、妥协思想”，“不想自己站起来作斗争”，往往附和封建分子的“维持”主张，请愿“维持”。  由此可见，不切实执行土地政策，不有效改善群众生活，不推动农村阶级关系发生根本变动，会降低群众的政治热情，影响他们斗争的决心。  为了打断“维持”，太行抗日根据地各地开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土地政策，改变过去片面地自上而下的工作方法，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减租减息，维护自身权益，保卫抗日根据地。我们党将减租减息作为土地政策的中心，在实际工作中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斗争方式。  在工作基础较好、群众有过经济斗争经验的地区，以说理斗争为主，抓住地主、高利贷者破坏减租减息或者拒不执行的事例，分步骤依次召开动员会、座谈会和总结会：在动员会上鼓励群众发言，商讨斗争方法；在座谈会上反复说理，层层暴露地主、债主的剥削事实，使其遵守减租减息的原则；总结会则是在斗争取得成功后，让群众梳理清楚成功的原因，明白“只有自己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  在工作基础薄弱的地区，封建势力较强，群众缺乏斗争经验，就首先由八路军进驻本地稳定局势，揭发汉奸特务分子，摧垮“维持会”，处理“维持”期间的贪污、“维持费”等问题，“使反维持与群众利益直接结合”。随后由党员干部领导群众共同对组织“维持”的恶霸地主进行斗争，清理债务，索回土地财物，进而根据群众的要求对恶霸地主实行依法处置。  （三）开展群众性锄奸反特工作  太行抗日根据地“维持”现象的发生与汉奸特务的活动密不可分。汉奸特务渗透到群众之中，甚至打入抗日组织内“发动普遍的维持运动”。然而，在一段时间中，太行抗日根据地的锄奸反特工作却表现出软弱无力的状况。战时，一些地区把专门负责锄奸反特工作的公安人员“放在武装对敌斗争上”，放弃了其基本工作职责，以致“汉奸、奸细猖獗，战后而又渗入地下无从发觉”。  平时的锄奸反特工作中，一些党员干部畏首畏尾，“误解保障人权，见了汉奸不抓。处理汉奸案件……不深入实际调查，释放汉奸不取保，不教育”。有些地方对汉奸特务仅采取教育争取，缺乏打击，“结果使争取无效用”，部分汉奸特务被释放后仍横行无忌，“有被释七次而不觉醒者”，造成群众认为“我政策软弱，怕放回报复，不敢帮助政府进行锄奸”。  这说明在一些地区和部分党员干部中锄奸反特意识淡薄，处理方式简单草率，效果甚微，造成汉奸特务活动更加猖獗。  由此可见，要打断“维持”，开展坚决的锄奸反特工作势在必行。首先，要深入调查了解情况，掌握汉奸特务作恶的详细证据。其次，要采取打击与争取相结合的策略，“打击最坏的，争取大多数”。各地将死心塌地投敌和罪大恶极分子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坚决予以捕杀严惩，并在施行惩处前，抓住他们策动“维持”的罪证，“揭破维持的罪恶，打消落后群众依靠维持，且偷生的心理”。  在以打击首恶的方式震慑胁从分子的同时，对胁从分子着重教育，从轻发落，准许他们悔过自新。这种区别对待、宽严相济的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这一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是将群众发动起来。若将锄奸反特工作神秘化，只依靠党政干部，则力量有限，且在群众性“维持”地区，还容易造成群众恐慌，“结果维持打不断，反而增加以后工作上的困难”。因此，太行抗日根据地各地积极发动群众，向群众咨询取证，鼓励群众揭发检举投敌活动。  惩处汉奸特务则采取公审方式，向群众说明汉奸特务向敌献媚的罪恶及贪污、欺压百姓等无耻行径，计算“维持”的经济代价，分析“维持”下去的恶劣后果，在群众中引起思考与讨论，发动群众追回“维持”款，使群众能够将自身的生活利害、阶级感受、民族意识结合起来，深刻认识到“维持”的危害，从而孤立汉奸特务。  不少地方每破获一起奸特案件，或惩处一次汉奸特务分子，都大力进行宣传，以打破日伪散播的谣言，解除群众的畏惧心理。此外，一些地方还组织了村级锄奸防谍小组，依靠群众对各种特务奸细及破坏分子进行侦察监视，发现情况随时向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报告，同时设立岗哨，“严格盘查行人，不断地实行戒严，清査户口，使汉奸无容身之地”。由此，群众成为打击汉奸特务和防止其活动的主力，使得汉奸特务无隙可乘，使日伪失去发动“维持”的耳目和帮凶。  （四）扩充群众武装，深入开展游击战争  全面抗战开始后，党中央确立了在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除了八路军正规部队，要求各地成立群众地方游击武装。刘伯承在总结太行军区1942年夏季军事情况时，列举了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说明群众武装工作的重要性：涉县西辽城的民兵工作好，“维持会就不敢发生”，而有的地方“民兵就无力”，结果发生了“维持”。  事实上，1942年前后，由于太行抗日根据地不少地方原有的民兵等武装力量多补充进了正规军，面对敌人的反复“扫荡”，又未能及时建立起新的地方武装。因此，群众武装工作比较薄弱。  例如，部分县区脱产武装在被编入正规部队后，新组建的独立营人数少，战斗力很弱。群众武装工作脆弱无力，必然经不起考验，难以抵抗敌人的烧杀抢掠，致使失败主义情绪蔓延，容易发生“维持”。此外，不少地方对游击战战术十分生疏，无法在敌后长期坚持，造成群众在敌伪压力下迫于生计而发生“维持”。  比如，有的县的地方武装面对日伪进攻，均采取简单的正面防御，节节撤退，忽视向敌后转移力量与分散敌人压力，正面防御被突破后，即出现了群众纷乱和民兵失去控制的局面，特务、封建势力等趁机活动，敌人得以迅速建立起了“维持”的局面。  鉴于这些分析和认识，太行抗日根据地要求各地加强群众武装工作，深入开展游击战争。1942年3月，太行区党委命令各地扩大人民武装，“发展游击队，并准备5、6两月的突击工作”。5月，太行区党委又命令各地“必须以扩大地方武装为今后三个月（六、七、八）的中心工作”，并指出对于地方武装工作过于薄弱的地方，应该由正规部队指导帮助加强此项工作。  对于以往群众武装工作中疏于训练、不懂游击战战略战术、战时组织容易瓦解等问题，各地普遍开展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为使县、区、村政权在战时能够真正掌握武装组织，太行区党委要求，群众武装中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党员，并设立支部，强化政治工作，“以巩固民兵领导”。  同时，各地建立了干部联系制度，由县、区、村长兼任各级武装组织指挥部的指挥，加强与群众武装的日常联系，了解群众武装的特点，保证战时能够直接掌握群众武装以开展对敌斗争。通过加强训练和领导，增强群众武装组织性、纪律性，群众武装的战斗力得到了提升，游击战在各地广泛、有效地开展了起来。党在太行抗日根据地领导开展反“维持”斗争的成效  在党的正确领导和群众的广泛参与之下，太行抗日根据地反“维持”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多数地方重新回到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掌控之中，扭转了由“维持”现象造成的困难局面，保障了党坚持敌后抗战和生存发展的战略基地。  （一）群众生活改善，斗争热情提高  在各级党组织的推动下，党的土地政策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得以切实贯彻执行，减租减息运动热烈开展起来，解决了群众最关心的生产生活问题，提高了群众反“维持”斗争的斗志。太行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土地政策执行情况时就指出，“由于比较贯注地执行土地政策，其他任务，如去年极大努力而无多大成果的地方武装，多数完成，甚至超过计划”。  落实党的土地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减轻了群众所受的封建剥削，猛烈地冲击了封建势力，“引起了农村社会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群众“在经济上得到提高，政治地位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生活改善使群众能够被发动起来，抗战热情与革命积极性提高，主动投入到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正如时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总结太行区工作时所说，“经验明显地告诉我们：没有广泛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减租减息与合理负担政策是难以贯彻实施的”，“凡有群众运动，解决了群众问题的地方”，反“维持”斗争“均能普遍开展”，“民众都表现了空前之英勇”，新开辟的游击区工作亦能坚持，这是“以前我们所难设想的”。  （二）处置了“维持”分子，清除了日伪发动“维持”的爪牙  群众性锄奸反特工作的开展，处置了协力“维持”的汉奸特务，使得日伪失去了发动“维持”所依赖的爪牙。处置“维持”分子坚持“打击首恶，争取胁从”的策略，既遏止了猖獗的投降卖国活动，又影响到一大片地方，争取到了多数胁从分子。例如，平西县在枪毙了33个最坏的汉奸特务分子后，就有192个胁从分子被争取过来。  处理“维持”期间汉奸特务的贪腐问题，保护了群众利益，更使群众意识到反“维持”斗争与切身利益相关。例如，党领导群众惩处下良、邯郸等地的“维持”分子，迫其向群众退回“维持”费后，群众由此进一步认清了“共产党、抗日政府、八路军、决死队是为人民利益抗战的，而恶霸地主、维持会、伪军是压榨人民当汉奸卖国的”。  群众在参与锄奸反特的工作中认清了利害，受到了教育，从而更加主动投身到锄奸反特之中。例如，日伪为确保安全，命令平西县的“维持村”转送特务，若出岔子便洗劫全村，即使受到这样的威胁，群众仍能配合地方武装完成锄奸任务。和顺二区经过斗争，1942年5月下旬至6月底，破获了4条特务线，摧毁了52个自然村的“维持”。  取消了“维持会”的地方，群众的“青苗都锄过了，庄稼很好，而维持区域则荒芜不堪，截然划出一道界线”。正是群众的积极参与，使得汉奸特务无处藏匿，铲除了日伪进行“维持”的组织土壤，从而促使“维持”归于瓦解。  （三）群众武装力量不断壮大，推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深入开展  在反“维持”斗争中，群众武装力量不断得到壮大，成为摧毁“维持”和巩固反“维持”斗争成果的有力保障。例如，襄垣县发动群众重新组建了民兵，3个月新发展民兵422人，建立游击小组31个，这些在反“维持”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武装组织“表现了新的活跃”。到1942年底，太行根据地全区民兵发展到50901名。  群众武装不仅数量增加，而且质量也得到了提升。据武乡、黎城、邢台、沙河、武安、祁县等6县统计，1942年民兵有8030人参加训练，占民兵总数的93%以上；自卫队员有13500余名参加训练，占总人数的90%以上。  群众武装在数量、质量提升的基础上，游击战在根据地广泛深入地开展了起来。一些地方白天“基干游击队”活动，晚上则是不脱离生产的“轮番游击队”活动。这样既便于迷惑和打击敌人，又不耽误劳动。有些地方为彻底巩固反“维持”斗争的胜利，对敌人采取“以攻为守”的斗争策略，使敌人无暇来报复摧残，不仅巩固了已有区域，而且可以逐步推进，打断更多村子的“维持”，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反“维持”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斗争历程和取得的胜利，生动诠释了这一论断蕴含的深刻道理。  （作者：柴鹏辉，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袁文博，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人文学部助教）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党的文献》2023年第2期发布时间：2023-07-1309: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