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待贫困根源的理论直观，直指贫困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
（三）在探索消解贫困的现实道路上，恩格斯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最终决裂
三、恩格斯批判性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贫困理论的精神实质与价值意蕴
（一）检视被古典经济学曲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揭示资本统治劳动的根源及其现代性后果
（三）探索一条提升社会制度正义和消解无产阶级生存困境的共产主义理想道路
网络编辑：静穆
发布时间：2023-06-0111:12:00马列主义
吴大娟 薛俊强 ：从“范畴诡辩”到“资本批判”：恩格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贫困理论的超越
吴大娟薛俊强 ：从“范畴诡辩”到“资本批判”：恩格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贫困理论的超越近年来，学界对恩格斯贫困思想从不同视角给予解读，且主要聚焦于恩格斯'...
吴大娟薛俊强 ：从“范畴诡辩”到“资本批判”：恩格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贫困理论的超越
近年来，学界对恩格斯贫困思想从不同视角给予解读，且主要聚焦于恩格斯贫困理论对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唯物史观建构”的“桥梁式”意义。上述研究有助于理解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形成，但仍存在缺憾：第一，学界对恩格斯贫困思想的阐释，主要基于作为马克思贫困思想“附庸者”的恩格斯，漠视了其独创理论贡献。事实上，“恩格斯在马克思关注工人阶级之前就已经开始接触和研究工人阶级状况”。不仅如此，青年恩格斯对贫困现象的解剖，走的是不同于青年马克思“哲学革命道路”的“经验的社会批判道路”。恩格斯通过省思“双元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变化，实地调研工人阶级状况，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为充实丰富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学界对恩格斯贫困理论思想史的研究略显薄弱，尤其是忽略了恩格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贫困理论的批判性超越，导致现有研究缺乏历史纵深感。恩格斯通过批判变革古典政治经济学贫困理论的提问方式、思考方法和问题意识，把贫困问题从“范畴思辨”提升到“资本批判”的思想高度，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有别于古典经济学解读贫困的科学道路，对这一问题的学理关切牵涉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理解。而当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待开发、深化。鉴于此，本文尝试突破上述研究瓶颈，以助推该理论的拓展性研究。
一、“形而上的诡辩”：古典政治经济学贫困理论的非历史性和非批判性
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具有非历史性和非批判性特征，这意味着：尽管提出了现代性贫困问题，但仅仅止步于对贫困表象的实证考究，缺乏对贫困发生的历史前提及其现实基础的批判性革命性反思。在根本意义上，这一本质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私经济学”对贫困的解读，是一场背离了资本主义剥夺本质的貌合神离的诡辩术。日本经济人类学家栗本慎一郎曾指出，“那种只把经济制度抽象出来而丢弃了交织期间的‘非经济性’要素的研究，是根本无法切近经济的本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正是从捍卫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精神信仰的站位出发，固守经济利益优先的社会导向，将复杂多变的社会存在抽象化为由资本、价值、利润等经济范畴组构的商品化世界，抛弃了对“非经济要素”的关切，自动屏蔽了底层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和解放可能。古典政治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为超历史的永恒存在，把“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幽禁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窠臼中，空谈贫困的发生与治理。
亚当·斯密强调，“劳动者独享全部劳动生产物的原始状态，一到有了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就宣告终结了”。斯密俨然已察觉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崛起对底层无产者生产生活造成了强烈冲击。但他是在自己预先设定的“需要—分工”体系内讨论贫困，充其量仅仅触摸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现象界，而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界。斯密将互通有无、满足彼此需要的分工倾向视为现代人与生俱来的天然秉性，奠基在这一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成为其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石。在他看来，土地、资本和劳动分别代表三种不同形态的财富，土地所有者依靠土地获得地租，资本家依靠资本获得利润，劳动者凭借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既然三者的不同所有者的劳动都是合理的，那么地租、利润和工资的收入分配格局就是合情合法的，贫困便是正常的。他没有看到，恰恰是被他视为永恒的自然法则确立下来的自由竞争、现代分工等实质上是非永恒的，并且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贫困被源源不断地从劳动与资本和土地的博弈当中生产出来。斯密的自由竞争之说和需要分工理论隐藏了现实中的不平等和非正义，具有为资本主义剥夺本质辩护的伪善色彩。
李嘉图将自由主义市场竞争奉为现代社会的圭臬，认为“工资正像所有其他契约一样，应当由市场上公平而自由的竞争决定，而绝不应当用立法机关的干涉加以统制”。他将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区分为劳动的自然价格和劳动的市场价格，用工资水平高低来解释无产者的贫困状况。李嘉图全部理论最具争议性的地方，就在于劳动价值论与工资理论的互斥性。一方面，他极为肯定工人阶级的劳动对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对劳动阶层贫困境况的判断充满消极悲观的情调，主张限制工人工资水平，以免人口激增破坏资本有效积累。马克思批判性地指出，在李嘉图的收入分配理论体系中，“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古典政治经济学贫困理论的非历史性和非批判性在马尔萨斯那里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马尔萨斯从人口与食物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出发追溯贫困的根源，认为呈几何级增长的人口数量会绝对碾压呈算数级产出的食物数量，这导致成千上万的穷人因争夺有限的资源而展开激烈竞争，最终不可避免地引发贫困。恩格斯指出，在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那里，“经济学家的不道德已经登峰造极”。马尔萨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与贫困之间的内在关联，将人口繁衍的界限规定在所能获得的食物数量上。在他那里，压制性的机制就是启动自然的残暴力量消灭打击多余的个体。
无论是斯密、李嘉图还是马尔萨斯，他们都对资本主义贫困采取了抽象性和非批判性的实证主义理解态度，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深入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枢纽，形成价值概念。古典经济学家忽略贫困背后矗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政治构架，掩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盘剥本性，没有将贫困这一既定事实纳入到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中予以审视。他们依然是用资本主义发展的消极后果来解释这些消极后果，依然是用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话语来批判资本主义的问题。“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作了正面阐述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18世纪的产儿，……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这些活动的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全部人类社会生活感性的现实基础，以现代“经济人”的理性思维强加于历史之上，将活跃在市民社会中有着丰富需求的“现实人”矮化为抽象的“经济人”；将人与自然、社会之间感性具体的交往关系粗暴归结为冰冷的商品交换关系；将资本、劳动、货币、价值、工资等历史形成的经济范畴片面规定为非历史和永恒化的理性范畴。这种抽象、武断、肤浅的历史观，决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无法破解贫困的秘密。卡尔·波兰尼曾严厉批评了这种“短视行为”，认为它对无产者贫困遭遇的断言，尽管渗透着事实的因子和拯救穷人的真诚努力，但却不真实不深奥到了极点。因为它是由“一系列试图获得明确结论的无望尝试所组成的，希望以未明确定义的术语达到对价格行为、收入形成、生产过程、成本对价格的影响、利润水平、工资及利息的解释，而实际上这些主题中的绝大多数仍旧像从前一样模糊不清。”在对19世纪资本主义贫困迷局的破解上，只有恩格斯和马克思才真正具有对贫困问题本质的深刻洞见。
恩格斯秉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片面性与抽象性，自觉把贫困问题提升到资本主义批判的思想高度，全面展开对贫困问题的本质、根源及其治理路径的马克思主义诠释，无情刺穿了笼罩在贫困之上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幻象。
（一）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人”理论预设的批判性解蔽
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基础上以及由此衍生的自由竞争和商品交换，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假设。这一设定先验地将“现实的个人”抽象化为理性“经济人”，人生而就是“劳动的动物”、“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社会化一面被湮灭了，留下的只有彼此算计和互为手段的狡黠。“个人只为别人而存在，别人也只为他而存在”，所有的社会成员均出于利己的需要才进行生产，自觉参与社会分工和向他人提供服务才能确保自身生存和发展，社会则是一个通过络绎不绝的商品交换和自由买卖才得以为继的商业社会。这种形而上学的历史观使古典经济学家一谈及贫困问题，就不自觉地陷入“理论无意识”的陷阱中，自然而然地以利润多寡、劳动生产率或财富总值增幅来概括社会的全部内容，认为现代贫困是无需加以辩驳和改造的。
古典经济学家将资本视为劳动的创造物和现实产品，认为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劳资之间虽然互为手段，但又彼此成就，工人在为资本家提供生产的劳动力要素时，获得了资本家基于等价交换原则支付的货币工资，这才使工人及其家属有幸存活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基本观点，是在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前提性地设定工人阶级的社会角色，所谓“劳资和谐”、“劳动是创造一切财富的源泉”这种说辞完全脱离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语境，其意图不过是向工人灌输“劳动至上”的价值理念，使工人自发接受市场法则和雇佣劳动的规训与支配，从而麻痹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意志。
恩格斯批判“经济人”假设停留在空疏的理论形式上，用无头脑的抽象观点预设（实则是构陷）历史，认为其虽然赋予劳动以构成价值之全部的能力，但却混淆了一般劳动和具体劳动。古典政治经济学将人类的感性对象性劳动归结为抽象劳动，说明“财富的本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不是与某种特殊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特殊的劳动表现，而是一般劳动”。恩格斯指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劳动并非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设定的抽象的、一般的劳动，而是感性的、具体的劳动，期间参杂了无数社会的、历史的、生理的、伦理的因素。劳动与资本在现实生产过程中并不总是表现为和谐一致，而恰恰表现为惊人的对立和分离。“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资本只有建立在绝对占有和压制劳动的基础上，才能购买、雇佣和支配劳动。劳动虽促进了资本积累，创造了丰硕的物质财富，但却使自身越来越扭曲、异化，直至“卷入生产过剩的追猎活动”。资本逐利增殖的本性迫使自身贪婪地吸吮劳动，劳动反过来也会想方设法逃离资本的支配。此时的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活劳动”，而是身不由己的“死劳动”，即异化劳动。现代工人正是在资本对劳动的绝对统治之下，才陷入一贫如洗的境地。因此，贫困并非是自然产生和必要的存在，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可惜这个根本性的历史前提被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人”假设一笔勾销了。恩格斯指出，资本本质上不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而是人统治人的社会手段，工业化的技术首先是政治的技术，掌握了技术和科学的工业社会之所以组织起来，并不是如古典经济学所宣扬的那样是为了社会整体福利，而只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人和自然，满足资本无限扩张和谋求增殖的欲望。总之，财富的增长永远无法摆脱贫困恶化的阴影。
古典政治经济学将贫困归因于无产者自身骄傲愚钝、缺乏勤俭、人口增速过快、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收入分配失衡等。例如李嘉图曾扬言，“有些国家肥沃土地很多，但由于居民愚昧、懒惰和不开化而遭受着贫困与饥馑的一切灾害”。在撇开一切社会历史原因的前提下，古典经济学家堂而皇之地将复杂贫困问题单向度地归结为个体经济问题，将贫困发生的制度根源巧妙偷换为个人主观因素。之所以陷入对贫困根源理解的抽象性中，原因在于割裂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统一性，社会性的人被解读为孤立的原子式个体，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被视为最完美高效的制度安排，丝毫无需为贫困负责，贫困只能根源于贫困对象自身经济能力不足。
古典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增长率和个人收入状况渲染成贫困问题的本质，在贫困根治之道上一味朝着收入分配领域“大做文章”，希冀通过释放市场活力、促进物质财富增长、平衡工资差距、节制消费需求和控制人口再生等措施一举消灭贫困。恩格斯曾发出引人深思的诘问：“英国人的‘国民财富’很多，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物质财富在数量上的扩增无法掩饰和取缔贫困恶化的事实。资本创造财富的过程同时也以社会的名义窃取和剥夺了社会的财富。现代人的生命运动无不被深深打上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的烙印，看似纯粹日常的行为选择其实渗透着市场规则与政治权力的隐形支配。社会制度和资本特权对不同阶层生存命运的规约作用，被古典政治经济学当作既定事实肯定下来。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从追问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否具有合理性和自洽性这一前提入手，展开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诸多经济范畴及其整个理论体系的批判。恩格斯道出了一个令国民经济学不敢正视的历史真相，即被它当作合理出发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恰恰是不合理的，贫困内嵌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全过程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商业诈骗、贫富分化、阶级冲突等社会危机的总根源。
基于上述思考，恩格斯认为不从根源上取缔“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任何“小修小补”的做法都无济于事。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快速进步，总是以大多数劳动者拼死卖命而少数资本家贪图享受为前提的。资本主义自带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最终必将促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在如何化解贫困这道历史性难题上，恩格斯强调，必须把贫困的消除视为一个历史发展课题，紧紧围绕工人阶级解放这一根本方针，“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在扬弃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大力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以科学的理论武装无产阶级的头脑和心脏，唤醒他们奋起反抗和斗争的自觉意识；引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将世界上那些深受资本奴役、具有相同悲惨命运的无产者结合在一起，汇集成消解贫困的磅礴伟力，从而使全体人类都能从贫困的樊笼中解放出来，实现感性复归，这是恩格斯对消解无产阶级贫困所持的基本主张与核心原则。古典经济学家、启蒙社会主义者和黑格尔，尽管都尝试探索克服贫困的手段，但都没有足够的勇气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悖论逻辑，也没有对具体历史条件展开深度剖析，所以他们提出的方案方法一旦付诸实践就屡屡碰壁、适得其反。恩格斯站在大历史观和全人类发展趋势的角度剖析贫困问题的本质，以科学严谨的辩证理论思维和高尚的无产阶级情怀指明了克服贫困的根本出路。
恩格斯批判性超越古典经济学贫困理论的价值旨趣，并非着眼于纠正其理论本身的某些不确切之处以发起“理论拯救”，抑或是弥补其缺憾，而是提出一个同该理论相根本区别的“新的理论总问题”和“新的研究对象”，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判的思想武器破解古典政治经济学贫困理论的形而上学，从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运动的批判考察中廓清贫困的实质，探索消解贫困和实现每个人自由解放的道路。
古典政治经济学打着关心贫困的幌子，大肆宣扬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辩护。恩格斯对现代贫困病症的诊疗，揭露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在于资本对劳动的绝对宰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具有不合理性和剥夺本质，它使人沦为价值形式化的商品，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劳动方式必须配合资本的意志展开，资本全面凌驾于劳动、自然和生命之上，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实际上的统治者，雇佣工人在沦为资本奴仆的同时，贫困问题随之产生。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把对利润的私人占用和分配这一社会需要作为经济原则保留下来。它面临逐渐‘废除劳动’同以劳动为利润来源而加以维护的需要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使人类社会金字塔底层成员的非人生活永恒化了。”
大卫·哈维曾通过劳资互斥的经济现象透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含的破坏性力量，揭示资本与劳动都面临着价值丧失的风险。“大群劳动者失去了工作岗位，……资本家企图通过相互吞并来活命。劳动者同样被献到了祭坛上——这座祭坛就是资本主义背后的不合理性。”哈维与恩格斯都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盘剥本性有着惊人的预见力和洞察力。古典政治经济学贫困思想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夺本质，存在理论前提与现实结果之间的二律背反，其倡导的经济法则无时无刻不制造着“社会谋杀”的讽刺画面。恩格斯以极为犀利的文笔将赤贫问题等同于“社会谋杀”，如果资本主义明知道自身的统治运行会致使成千上万的人陷入无法生存的境地，还故意为之，那么，这也是一种谋杀，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阴险的谋杀。恩格斯以“社会谋杀”的吊诡现象揭示资本主义为一己之私不惜牺牲全社会利益的剥削本性。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以社会之名褫夺社会的财富，用资产阶级的价值话语绑架无产阶级的意志言行，使广大雇佣工人不自觉地受到资本逻辑的摆布。这种谋杀的铁腕极为隐蔽和巧妙，以至于无产者能隐约察觉到自己被“谋杀”，但却找不到杀害自己的“凶手”究竟是谁。资产阶级心知肚明，但却对当下发生的一切置若罔闻，甚至还变本加厉，利用自由竞争、法律条文或思想启蒙等手段粉饰资本主义的罪过，结果使得资本更加肆无忌惮地吞噬社会利益，赤贫现象愈演愈烈。恩格斯提笔控诉的“社会谋杀”画面，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福柯所描绘的全景敞视的监视社会，二者都指向资本主义的剥夺本质，资本权力运作的微观化、隐蔽化和精致化过程。福柯形象地把现代社会比喻为一座在规训权力控制下的大型监狱，这个监狱整体呈中心带瞭望塔的环形构造，在环形边缘，被监禁的囚徒一举一动都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而处在中心瞭望塔的监视者则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看到。全景敞视机制在不诉诸任何物理暴力惩罚的情况下，强化了对统治对象的肉身规训和精神控制。不仅如此，“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隶属于这个可见领域并且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承担起实施权力压制的责任。他使这种压制自动地施加于自己身上，铭刻在自己身上”。资本权力通过反复的训练、裁决、纠正和检查，使纪律内化为自我遵循的身体化规训，最终每一个人都成了被自动驯服的机器和自身的监视者。
恩格斯终其一生都在从事的资本批判、社会历史批判工作的价值旨归，莫过于回应他对无产阶级贫困、劳动异化和社会分裂等现实问题的关切，从对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产物的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制度规范的社会历史性分析中，洞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从而改造资本主义“病态”的社会现实，构建真正符合人类本性和自由个性的生活方式。
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贫困问题采取了先入为主的态度，忽视对贫困产生的社会前提及其现实基础的追问，所以陷入了贫困研究上的“无知”。列宁曾指出，“过去任何一门科学都从形而上学开始，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还不善于着手研究事实时，总是先验地臆造一些永远没有结果的一般理论”。古典政治经济学正是如此，由于摒弃了对特定历史阶段特有规律的研究，不再将重点放在对于真实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上，而是追求对于‘个体选择’进行演绎主义的探讨，所以经济学在整体上变形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历史特性问题，他们没有从辩证视角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过程性和必然灭亡的命运，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在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真实社会关系的抽象理论表达，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人”理论预设中是没有“历史”这一概念的，他们将能带来收益的一切存在都视为不证自明的公理，将丰富多元的社会生活划为单一的经济生活，并用经过中介的经济范畴概括经济生活本身。
恩格斯与马克思将“历史特性问题”重新拉回至理论研究的视阈，给予贫困研究以历史性内涵。恩格斯将政治经济学视为一门“历史科学”，认为“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恩格斯忠实地执行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历史主义方法和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在说明贫困问题时，恩格斯从作为“真正的实证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将犬牙交错的贫困问题视为一个社会历史问题，而不仅仅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解的纯粹经济问题。恩格斯不拘泥于既定的社会状况，而是敞开对整个欧洲大陆历史的思考，尤其是对英国工业史和西欧资本主义转型的历史进程及其面临的时代困境进行了深刻思量，指明了工业发展史对整个市民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以及对现代无产阶级生存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具体来说，恩格斯将贫困嵌入到资本主义工业史、自然科技史、政治经济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工人阶级斗争运动史中进行考察，全面地历史地透视贫困的真相，指出贫困是“我们目前存在的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起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哲学共产主义以及英国宪章运动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仅仅是在私有制范围内探讨了贫困的个别方面，其全部理论工作就是阐发和论证私有制关系，而没有深刻洞见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所引发的现代性危机和社会主义未来趋势。恩格斯则是把贫困纳入到具体的、真实的社会历史条件中进行反思，坚持追问贫困背后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前提，使贫困问题的研究真正扎根于广阔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政治构架之中，从而使现代贫困现象的真实面目得以呈现，这是恩格斯无产阶级贫困理论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贫困理论而极具历史穿透力和现实解释力的基因所在。
恩格斯把贫困现象的核心问题转换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制度正义问题，真正坚守住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意蕴。古典经济学看似谈及贫困，实则为资产阶级辩护，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是“不在场”的，每个人都被视为由资本、价值、利润等经济范畴构建起来的“碎片”，个人感性丰富的发展需求被“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经济学知性教条无情抛向社会发展的边缘地带。恩格斯穷竭一生所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都聚焦于为无产者求解放和为全人类谋发展，他对贫困问题的关切就是为了消解贫困，提升人类生活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在青年时期，恩格斯曾频繁前往爱北斐特、巴门、柏林、不莱梅等地的工厂，了解工人的现实境况，甚至不远千里远渡荷兰、意大利、瑞士以及英国曼彻斯特贫民窟等地，走访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基于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矢志不渝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恩格斯撰写并发表了大量控诉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揭示无产阶级贫困现状的政论文章和游记资料，如《乌培河谷来信》《国内危机》《不莱梅港行纪》《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论住宅问题》，以《英国状况》为总题的三篇组文等。恩格斯晚年结合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的新变化，主动挑起领导第二国际的重担，积极指引并参与国际工人斗争运动，同时为整理、校对、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书稿呕心沥血地工作，为工人应对变化了的资本主义新状况、争取自由解放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生命。恩格斯所有细腻的笔触“自始至终流露出对穷苦大众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怀。正是从这种深切关怀中生发出从理论和政治角度解剖社会的持久动力。”恩格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完美诠释了共产党人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谋福利的初心使命，他是每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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