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兵：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历程

　　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有其中西文化比较视野和中西文化冲突背景。毛泽东的青少年时期正值中国社会处于中西文化剧烈冲突的动荡岁月。虽然少年毛泽东的生活环境比较偏远闭塞，但仍然难免受到中西文化冲突的侵袭。毛泽东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不过在其少年时期，他不大喜欢读四书五经，而是喜欢读中国古代传奇小说，尤其喜欢读反抗统治阶级压迫和斗争的故事。当十四、五岁时，毛泽东就阅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和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等反映中西文化冲突的论著，开始了解中西文化的异同。后来又广泛涉猎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对西方文化有了较深了解。因此，毛泽东很早就形成了中西文化比较的思想视野，能够从中西文化比较视野出发来认识和评价问题，初步体现了其中西文化比较意识——一种初步的文化自觉意识，对其选择马克思主义无疑具有重要影响。

　　毛泽东在试图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探索新文化的过程中，重心逐步从思想文化变革转向社会政治变革，认识到西方文化并非铁板一块、一成不变，而是充满内部冲突并正在经历一场激烈的社会变革过程，这集中表现在他对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比较分析上。

　　首先是对于法国政治改革和俄国社会改革的比较分析。1919年7月21日，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说：“自法兰西以民众的大联合，和王党的大联合相抗，收了‘政治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随之而起了许多的‘政治改革’。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截，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在毛泽东看来，“政治改革”是“民众的大联合”抗击“王党的大联合”，“社会改革”则是“民众的大联合”抗击“贵族的大联合和资本家的大联合”。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的关系，但很明显，他认识到，从“政治改革”到“社会改革”是一种历史进步，并且对于“社会改革”将“普及于世界”充满信心，当然也包括中国的“社会改革”。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一样，毛泽东从世界历史视野考察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突出其世界历史意义并由此论及中国。

　　其次是总结和比较改革方法。毛泽东起初赞成温和的社会改良方法。1919年7月14日，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说：“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他主张联合群众，向强权者实行“忠告运动”“呼声革命”“无血革命”，而不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因为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1919年7月21日，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总结说，关于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采取很激烈的办法，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其首领是德国的马克思ꎻ另一派主张采取较为温和的办法，他们要以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其首领是俄国的克鲁泡特金。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此时，毛泽东虽然已经将马克思主义置于思考“社会改革”问题的中心，但尚未赞同马克思主义的激烈的革命方法，而是赞成无政府主义的温和的改良方法。

　　为了找到中国社会文化改造的出路，此时毛泽东主张首先从学理上认识和解决问题。大概受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的影响，1919年9月，毛泽东撰写了一个《问题研究会章程》，提出当时中国需要研究的71项大大小小共144个问题。其中就有“社会主义能否实施”和“东西方文明会合”这两个问题，尽管他当时没有把这两个问题突出出来、联系起来，却也让人能够体会到“社会主义”与“东西方文明会合”具有某种联系。毛泽东说：“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问题研究会，只限于‘以学理解决问题’。‘以实行解决问题’，属于问题研究会以外。”显然，毛泽东并不赞成胡适所谓“多谈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而赞同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相辅相成、并行研究的主张，同时局限于“以学理解决问题”，尚未赞同“根本解决”主张。

　　在1920年上半年，毛泽东对于社会改革和各种主义依然模糊不清、犹豫不决。1920年2月，在《致陶毅信》中，毛泽东说：“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很少。”这里毛泽东表达了对于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困惑。1920年3月14日，在《致周世钊信》中，毛泽东说：“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剌<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这里毛泽东表达了对于各种主义的困惑。同时，毛泽东又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显然，尽管毛泽东此时尚未下定决心“以俄为师”，但已将俄国视为“世界第一个文明国”，并且还渴望去俄国进行实地考察。这说明毛泽东此时对这枝“俄罗斯的新文化小花”尚缺乏信心，想去俄国进行实地考察，看个究竟，以解答这个“未知之数”。

　　尽管毛泽东尚未下定决心“以俄为师”，但在思考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过程中，俄国革命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实践参照。一个多月以后，毛泽东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信心大增，根据自己对于俄国革命的认识和想象以史诗般的语言描述和总结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情景和成功经验，并且表示，如果中国能像俄国那样来一次彻底的总革命，他也赞成，但同时又表示，像俄国那样实行彻底的总革命在中国行不通，改造中国只能从“分处下手”。1920年9月5日，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中，毛泽东说：“以政治组织改良社会组织，以国家促进地方，以团体力量改造个人，原是一种说法。但当在相当环境相当条件之下，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中国如有澈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所以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

　　经过“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工读互助运动”等社会改革实践，毛泽东逐步认识到，在中国，政治改良之路根本走不通，必须采取激烈的革命方法。1919至1920年上半年期间，毛泽东的思想徘徊在改良与革命、“分解决”与“总解决”之间，总的主导倾向是改良思想越来越弱、革命思想越来越强。1920年6月18日，在《湖南人民的自决》一文中，毛泽东说：“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但在1920年9月间，毛泽东又表示，中国没有条件实行俄国那样的彻底的总革命。1920年11月25日，在《致向警予信》中，毛泽东说：“政治界暮气巳<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同日，在《致罗璈阶信》中，毛泽东说：“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此时，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寻求中国社会的根本解决之道，并以此说明“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的现实意义。1920年11月，毛泽东总结说：“‘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等，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澈底言之，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毛泽东明确说明，“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只是我们的“一种权宜之计”，而“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那么，“我们的根本主张”是什么呢？

　　很快，毛泽东就明确地说明了“我们的根本主张”。1921年1月，在《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方法，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变革当以俄为师，实行共产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致信蔡和森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依据”。有学者总结说：“毛泽东那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是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和相互比较过程中，来寻求自己的‘精神驿站’的。毛泽东最终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也是通过对西方各种政治主张和学说进行反复比较后才得以确定的。”中西文化比较、对于新文化的向往、反思和总结中西文化冲突、比较分析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改良方法和革命方法，构成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思想环节或“精神驿站”。简要地说，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其在社会实践基础上深刻反思和总结中西文化冲突的思想成果，有其深厚的中西文化冲突背景和文化反思意识。

　　据以上分析，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是通过中西文化比较、与师友思想交流和社会实践实现的，确乎能够“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从青年时期起，毛泽东就强调，人们做事必须有其“自觉心”。1917年4月，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毛泽东说：“一事之见于行为也，必先动其喜为此事之情，尤必先有对于此事明白周详知其所以然之智。明白周详知所以然者，即自觉心也。”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充分体现了他的这种“自觉心”，特别是“文化自觉心”，集中体现了中国先进分子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历程。

　　同李大钊、陈独秀一样，毛泽东也是在反思和总结中西文化冲突、探索新文化的过程中走向马克思主义。有学者分析说，在1920年代，“近代中国思想经历了一个以普遍的、西方中心、线性进化论为基础的‘文明论述’到强调中国文化具有精神价值、民族个性，并表现出空间差异之‘文化论述’。”实际上，在当时毛泽东的话语体系中，“文明”和“文化”这两个语词并没有严格区分，虽然具有某种语境、语义上的具体差异，但通常是两个可以互换混用的同义词或近义词，其使用的“文明”一词具有某种“进化论色彩”却无“西方中心论倾向”，其所使用的“文化”一词似亦如此。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先进分子的心目中，无论是新文化还是新文明，其实都并没有局限于思想道德范围，而是与新世界、新社会、新生活等密切联系在一起，共同表达了其改造旧中国、旧世界、旧社会、创造新中国、新世界、新社会的理想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