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乐：萨米尔·阿明视域中的边缘解放：实质、逻辑及其可能性-品论天涯网

李晓乐：萨米尔·阿明视域中的边缘解放：实质、逻辑及其可能性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1931-2018)，埃及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全球化理论专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阿明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出版了《世界规模的积累》(1970年)、《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1973年)、《帝国主义的危机》(1975年)、《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发展》(1976年)、《价值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1977年)、《世界价值规律》(1978年)、《今日阿拉伯经济》(1982年)、《世界一体化的挑战》(2003年)、《资本主义的危机》(2003年)、《自由主义病毒》(2007年)、《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2014年)、《人民的春天》(2017年)等诸多经典文本。在《人民的春天》中，阿明将这场肇始于中东和北非的社会运动界定为反帝国主义、(潜在的)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为了把创造未来的权力紧紧掌握在手中，阿拉伯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寻找到积极的、真正适合各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与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展开坚决的斗争。

一、从中心到边缘：阿拉伯世界地位嬗变的历史轨迹

　　世界体系这一范畴最早由卢森堡(Rosa Luxemburg)提出，它突破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想型分析，主张将生产方式分析的对象扩展至非资本主义世界，即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非资本主义环境共同构成一个世界体系整体。在卢森堡看来，资本的全球积累和剩余价值的获得不是通过商品生产来实现，而是通过资本主义国家和非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来实现的。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最先将卢森堡的概念界定为“现代世界体系”，他强调人类历史上形成的部族、民族与国家，都不是孤立地演化与发展，而总是在相互联系中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就时间而言，“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一个我们可称为欧洲世界体系的格局宣告形成。换言之，世界体系直到16世纪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才涵盖整个全球，即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真正形成。无论是卢森堡，还是沃勒斯坦，都将现代世界体系描述为一个经济统一体。

　　与卢森堡、沃勒斯坦一致，阿明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也主张：1.“中心与边缘”是世界体系的基本结构。2.“中心和边缘的关系本质上是经济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意味着第一个统一的全球的社会体系的出现。这个体系是一个由世界化价值规律统治的世界经济体系。阿明认为，这不是一个武断的判断，“而是经济在资本主义模式中的统治地位，以及资本积累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支配的体现。”与卢森堡、沃勒斯坦不一致的地方在于，阿明从全球史和政治经济学视角深化了对“中心与边缘”关系的理解。

　　从全球史视角重新理解世界体系，阿明拓宽了世界体系的时间范围。与沃勒斯坦以1500年为时间节点界化世界体系不同，阿明认为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200年，中东的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西伊朗已经和印度、中国等东半球最为古老的若干文明实现了整合，“全球体系”得以出现。这种全球体系是古代世界体系，称为朝贡体系或宗藩体系，与条约体系、殖民体系同为世界主要国际关系模式之一。所谓朝贡体系，是自公元前5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末期，存在于亚洲与中东，以中国、印度、阿拉伯为多元中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阿明认为，氏族公社形态之后阶级社会的一般形式是朝贡社会，而不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奴隶制和封建制并非通例，它们只是朝贡形态的外围形式。“各种条件决定了每个朝贡社会的具体形式”(种性、欧洲封建庄园、受制于国家官僚体系的村庄等等。)

　　在阿明所考察的20多个世纪里，朝贡体系的全球结构是相对稳定的，但随着财富人口和生产方式的变迁，全球体系中心与边缘的结构也在悄然发生改变。第一，朝贡体系下的社会成员国彼此共存，他们之间保持着各种形式平等的联系，贸易、技术和文化交流等，朝贡更多是一种政治象征意味。而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成员国是不平等的，中心区国家处于领导地位，起着支配性作用，边缘国际地区则处于被领导和被支配地位。第二，尽管中国和印度在朝贡体系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中东的优势在于其地理位置，它是“全球体系的枢纽，是唯一与其他所有地方都有直接联系的地区。”但中东在某个期间的停滞使得其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下滑到“边缘”地带。第三，欧洲逐步加入世界体系中，并成为一个潜在的新中心。1000年以后欧洲开始迅猛地发展，遍布活跃的市镇和高耸的纪念碑，充分显示了欧洲农业所创造的盈余有了巨大的增长。“公元13世纪，欧洲与中国首次途径蒙古的领土建立了直接联系”，使得中东不再是必经之路，也因此被排除在中心体系之外。第四，为争夺耶路撒冷而发生的战争在直接的意义上加速了阿拉伯地区的衰落。由古罗马天主教教皇发起的争夺耶路撒冷的军事行动结束之际，阿拉伯世界开始了军事上的封建化和自我孤立的过程，衰落逐渐终结了早前几个世纪哈里发所创造的灿烂文明，而欧洲此时正在开始抛弃封建主义，并且着手创造现代性并进而征服全世界。“而在萨拉丁再次征服耶路撒冷之际，事实证明它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第五，1500年起开始发展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与之前的朝贡体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这不仅是颠覆中东地区的中心地位从而让位于欧美的问题，更加关键之处在于：1.欧美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心，同时，日本开始崭露头角使中心的范围得以扩大，慢慢形成今日之“集体帝国主义”的雏形。2.朝贡体系瓦解，社会体系的支配权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转向了经济层面。3.朝贡体系是地区性的、分散式的、多中心的社会体系，而现代世界体系是全球性的、统一的社会体系。当今时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中心”地区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中心”垄断资本联合“外围”地区的官僚买办阶级，压迫和剥削“外围”地区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等广大劳动群众，从而形成在世界范围内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决定了“外围”的民族解放运动必然发生，其目标不仅是政治上的独立，而且是经济上的解放。

二、边缘解放：形式与实质

　　从长时段世界体系理论和阿拉伯国家在世界体系结构中地位嬗变的历史逻辑出发，阿明认为作为“南方人民的第二次觉醒”之阿拉伯运动，在实质上是作为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了将创造未来的权力紧紧掌握在人民手中，阿拉伯世界必须团结起来，寻找到真正地适合各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与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展开坚决的斗争。

　　首先，阿拉伯运动的性质是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运动。阿明认为阿拉伯运动的对象是美帝国主义领导下的“集体帝国主义”。与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的看法不同，阿明认为资本主义历来都是帝国主义，只是现在的帝国主义和传统的德国、日本、美国、法国、英国等复数形式的帝国主义不同，今天世界面临的是由美国、欧洲与日本三方组成的“集体帝国主义”，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退居到了次要地位。“集体帝国主义”不愿意看到一个民主埃及的崛起，在他们看来埃及必定反帝国主义，拒绝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降低沙特阿拉伯的地位，重振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就阿拉伯运动本身而言，运动参与者群体多样化，诉求也是多样化的，因为本身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为了最大限度地凝聚到一起，参与各方进行了多次激烈的讨论，达成了一个最低共同纲领——反帝国主义，摆脱新自由主义化的陷阱，其方案包括：1.重建国家权力；2.从美国、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控制中挣脱出来；3.开辟与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等国新型伙伴关系等。

　　其次，阿拉伯运动的动力是人民大众。阿拉伯运动是人民争取支配性权力的斗争操演。说阿拉伯运动是“人民的春天”，其基本喻意是这场运动改变了人民，让人民的抗争变得更有组织性。说到底，阿拉伯运动只是大型的运动，因为它最终没有改变社会体制，穆斯林兄弟会延续和屈从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旧体制。如阿明所言，“政治的意思不是在今天那种被限定好了的权力均衡中进行运作，它在改变权利的均衡”，阿明极端地认为马克思所预言的全世界联合起来改变资本主义体制的解放运动，从来没有过，将来可能也不会有，他更加认同的是渐进式进步。尽管阿拉伯的这场运动只是依据即时性的计划，但也是一种进步。在他看来，解放并非一下子就要完全跳出全球化之外，只要开始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脱离，就是向前迈了一大步。

　　再次，阿拉伯运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化的阿拉伯世界。这场运动有三个任务：1.实现社会公正，包括收回私有化的资产、出台最低工资、保障劳工权益的新规则等一整套改革措施。2.维护国家独立自主。运动的诉求之一是要构建一个能代表埃及有尊严的、独立自主的政府，不接受美国帝国主义的支配。3.实现彻底的民主。很多人认为民主就是西方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和多党选举。但在阿明看来，民主不只意味着选举，埃及民主应意味着日常生活态度和人与人之间日常关系的改变。“在阿拉伯世界正如与其他地区一样，民主政治化也是核心主题。”垄断资本普遍高度集中使得政治权力无条件地、彻底的听命于它，总统权力的加强看起来是因人而异，事实上往往内在地服务金融财阀的统治。因而阿拉伯运动致力于实现彻底的民主。

　　最后，阿拉伯运动的前途有可能走向社会主义，从而带来阿拉伯世界的“第二次觉醒”。说阿拉伯运动带来人民的春天，它代表了阿明个人的美好愿望，他积极呼唤运动的成功。在书稿交予出版之前，阿拉伯运动还没有结束，因此关于阿拉伯运动带来人民的春天的说法，更多的是预测和美好的愿景。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运动失败了，阿拉伯世界继续徘徊在被主宰的边缘地带，无法成为重组世界的积极力量。运动失败有很多原因，其一，运动没有长远的目标，农民要求获得土地，工人要求加薪，中产阶级要求民主，妇女要求权利都是现实的目标，但整个运动缺乏更加长远的战略和目标，因此运动不可避免地会失去斗志和方向。其二，运动没有坚强的组织领导，激进左翼和共产党的退却，是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阿拉伯运动走向了民族主义的道路，共产党被民族主义收编，边缘化了，激进左翼在阿拉伯地区经历了全面的失败，不再代表任何替代性道路，而变成了建制派的一部分。再如，运动失败与资本主义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密切相关。在此意义上，《人民的春天》意味着人民积极抵抗所带来的可能性，意味着各种各样的抵抗狙击帝国主义的运动和斗争都是正当的，意味着力争世俗的民主化斗争在当前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边缘能否承载人类解放的希望空间

　　阿明的著作与文章在国际学界享有盛名，这与其坚定的激进左翼立场，富有原创性的思想密切相关。阿明借助于结构主义“中心—边缘”解释范式，提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导致第三世界边缘国家依附于中心发达国家的理论假设，主张走与全球化的垄断的资本主义体系“脱钩”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学术贡献在于揭示“外围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发展是中心与外围关系的历史产物，是有利于中心的、持续的、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的结果。”“中心—边缘”关系的实质是中心资本主义国家对边缘第三世界国家的帝国主义入侵和统治，其方式是通过“五大垄断”牢牢操纵边缘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及其社会发展方向与资源配置权。因而，社会主义运动必然从资本主义的“外围”开始。阿明认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史就是边缘民族国家斗争和解放的历史。半边缘地带的俄罗斯1905年革命，为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创造了条件；边缘地带的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通往的是1949年社会主义中国建国的漫长岁月；1910年的墨西哥资产阶级运动一直延续到1934年改良主义者拉萨罗·卡德纳斯就任总统后才偃旗息鼓，以及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亚非国家的不结盟运动等等，其共同点在于：其一，都反对帝国主义，拒绝对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屈从。其二，都是从边缘地带出发。因此，阿明断言，外围解放已经提上历史议事日程。我们的问题在于阿明极力推崇的边缘解放是否代表着人类解放的必然规律，以及它能否承载人类解放的希望空间。笔者以为，边缘解放本身不代表人类解放的必然规律；边缘解放理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测度资本主义中心国家政治经济结构的狭隘性。原因有两点。

　　其一，从现实来看，边缘解放缺乏长远的社会主义战略和目标，缺少历史主体；脱钩路径也不符合现实。从阿拉伯运动实际来看，外围国家反帝反资本主义运动缺乏长远的社会主义战略和目标，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激进左翼联盟的退却，以及对社会主义一知半解。比如，拉美社会主义运动表明在拉丁美洲有两大类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一类是运动本身就有着明确的、激进的目标，即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代之以工人所有权；另一类没有前者这么激进，它们只是谋求劳资关系上的一些实质的、重要的改变。但这两类运动都被称为“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由此可见，拉美所谓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斗争方式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的。在此意义上，阿明强调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全球体系的紧迫性，因为全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现象已形成史无前例的规模，“用资产阶级思维无法构想的手段和超乎资产阶级实践之外的办法，重新协调人类在普遍性层面和尊重各个民族差异层面的探索，已成为当务之急。”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阿明认为马克思没有对社会主义进行完整的界定，只是将其视为一种更高效率的、更公正的、更高等级的文明。在阿明看来，“是否选择这种同世界市场决裂的政策，乃是衡量某一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非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标堆。”阿明为广大边缘民族国家开出的药方就是同全球经济体系“脱钩”，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脱离出来，进行社会主义运动。

　　从阿拉伯社会运动的构成力量来看，缺少激进左翼的广泛参与，缺少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因此缺少长远的战略和目标。阿明认为，由于社会民主主义在阿拉伯世界无产阶级中占据主导地位，工人阶级已不再是改造世界的基本动力，民族解放运动跃升为历史进步的主要动力。这个情况与非洲较为相似，在非洲现代史上有十到二十年左右时间，各国民族主义盛行，他们都有现代化、团结人民等类似的愿景，但距离马克思主义很远，他们不承认阶级，以为反帝国主义就可以团结所有人。“在正常情况下，这个运动最终将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事实上这是不切实际的，在《人民的春天》中，阿明提出要重新界定历史主体，新的历史主体能够控制发展并使之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向。但我们现在看来，事实摆在眼前，阿拉伯运动，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而且使民众付出了巨大代价。

　　其次，从理论上来看，边缘解放理论本身具有不周延性与模糊性，不能起到引领和鼓舞边缘国家地区斗争的作用。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心与边缘的极化发展逻辑没有深入到外围资本主义内部的不均衡发展问题。即阿明很少提及不均衡发展在边缘国家内部的形态，而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特别关注的问题。当下即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有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区；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尽管GDP总量处于世界第一，但发展也很不平衡，大西洋沿岸的东北区发展很快，而西部、南部则因为多方面原因发展缓慢。更进一步而言，不均衡发生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层次，而不仅仅发生在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领域。边缘理论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第二，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和阶级分析范式。阿明在不同的场合声称自己坚持“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著作代表了想要建立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规律的愿景，努力解释资本主义的外部扩张对边缘国家所造成的影响。在他看来，资本的积累模式分为两种：1.发达国家“以自我为中心”的积累；2.外围国家的“外向型积累”。外围和中心的本质不同在于外围经济的外向性质，外围地带是按照中心国家的需求而被整合进世界体系的。此观点不合理之处在于，没有突出外围积累模式的阶级本性和生产分析框架。正如布雷纳所言，“资本主义的起源并不在贸易本身，而在阶级的形成和阶级斗争，是从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内在矛盾中产生出来的。”另外，关于资本逻辑的讨论，阿明侧重的是资本积累，“将自己限制在商品交换和流通领域，并未涉及生产领域”。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论”首先讨论的是资本的生产，因为没有生产就没有分配交换，也就没有剩余价值的实现。第三，关于世界主要矛盾的表述。从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的立场来看，中心与边缘矛盾并非当今国际社会基本矛盾，而只是由基本矛盾决定的全球国际关系上的某个方面的特殊矛盾。全球化进程中当代国际基本矛盾可以表述为：各国人民基于追求自身福祉所要建立的全球化大生产与国际垄断资本支配的霸权主义世界格局之间的矛盾。阿明显然没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矛盾出发来考察世界的基本矛盾。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四个基本方略之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是解决当代国际基本矛盾的唯一正确的方案，所以理念一经问世，就展示出不可阻挡的伟大力量。它的伟力来自世界各国人民对自身福祉的追求，来自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规律，来自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当然，阿明理论对我们来说也有诸多值得借鉴之处，其中之一便是提醒我们需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思考如下问题：如何解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独特性与世界历史意义；如何以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现代性视野来讨论全球正义以及国内正义、公平与效率及其相互关系问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东吴学术》2021年第05期

发布时间：2023-04-23 09: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