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地缘冲突、政治博弈、能源危机等多重风险并存，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人类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以创新发展有效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世界，受到各国高度关注。2023年正逢改革开放45周年，也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中国新发展的“关键词”，更是国际社会和国际学界广泛讨论的“新热词”。
在中国两会召开期间，国际学者聚焦两会释放的积极信号，探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走向。为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探寻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的突出贡献及其世界意义，本报记者采访了委内瑞拉洛斯安第斯大学亚非研究中心教授、研究员诺伯特·莫利纳·梅迪那（Norbert Molina Medina）、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班恩·纳嘎拉（Bunn Nagara）和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墨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恩里克·杜塞尔·彼得斯（Enrique Dussel Peters）三位学者。
中国两会展示现代化与治国策略
纳嘎拉评论道，中国两会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年度政治活动，是中国向世界展示独特政治制度和治国策略的良好机会和重要窗口。2023年的中国两会意义更为重大，源于优化疫情防控政策后，很多国家都很关心今年中国两会讨论的重点政策方向。
梅迪那对记者称，中国两会的召开及相关议程对中国2023年的发展方向具有指引性作用。两会期间的一些高质量议案与提案涉及环保、创新、农业、投资、服务业等诸多领域，必将形成中国在新一年国家治理方面的关键性决策与建议，助力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梅迪那表示，毫无疑问，过去三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暴露了许多国家卫生系统的脆弱性，引发的危机仍在影响发达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尽管中国的发展也受到国际大环境影响，但中国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方面的实力和经验使其快速恢复并实现了国内经济稳定增长。面对汹涌而来的新冠疫情，中国展现了强大的公共紧急事件快速响应能力及先进的公共卫生后勤保障能力。同时，中国对深受疫情影响的国家伸出了友好援助之手，这成为中国在当今国际社会开展有效合作、发挥模范作用的最好例证。中国还推动了国际援助、贷款与投资机制建设，这些行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如今，中国在21世纪的国际关系中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不仅有意愿也有能力解决全球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今天的中国不再单一注重发展速度，而是设定更长远更稳健的目标，以深刻的变革推动各领域富有活力的增长。对于中国近年来取得的新发展成果，梅迪那评价道：“中国帮助8亿多农村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克服绝对贫困的事实值得称赞。然而，达成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仍然有诸如大城市拥堵、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待完善、教育体系待扩大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在科学技术、现代通信、基础设施以及人民总体生活质量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惊人的成果。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扬帆远航迈向建设强大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梅迪那接着谈道，战略策略决定了所实施模式的成功，如果中国在1978年底未曾实行改革开放，中国今天的现实将会是另一番景象。改革开放不仅是一个改变特定境况下中国社会进程的决定，更是一个具有永久性历史意义的举措。作为一种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未曾尝试、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的社会实践，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打破了西方国家的质疑，向世界证明了市场经济不是西方社会的专利，在社会主义国家也能够以一种独有的方式推行。
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
彼得斯向记者介绍，根据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墨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中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都呈现出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特质。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自现代化政策实施以来，中国不仅大大提高了民众的生活质量，而且产生了强大且灵活的国内和国际制度，这些制度及其相应的环境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和国际挑战进行适时调整。例如，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能够合理地提出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优先发展事项，不断升级创新技术，逐渐提高自给自足水平。当前中国面临的现实条件和挑战，与改革开放初期及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情况有所不同。可贵的是，中国能够不断根据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改进、修正、执行其政策措施。在过去十年里，中国提出的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消除贫困目标、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概念等，都是政策适时调整的结果。
梅迪那表示，中国40余年的现代化进程已成为世界各国大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各国希望了解中国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卓越的成绩。固然“中国模式”无法全盘输出，但其中的一些“中国元素”可以为仍陷于苦难和落后的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丰富的启示。尤其是在努力创造保证发展的最低必要条件方面，包括巨大的国内市场、有利于外国投资的环境、法律和物质安全、基础设施的进步、对创新技术的鼓励、现代通信质量的提升等方面，中国经验可以为委内瑞拉和其他拉美国家带来借鉴意义。在这些中国发展成绩斐然的领域，拉美国家却很难取得进步，仍在为长期的政治不稳定与大量发展机会流失所困扰。在拉美国家停滞不前的状况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有助于拉美各国去积极思考与借鉴。在开启现代化之初，农业活动的现代化成为当时中国推进现代化的首要任务，这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特殊性。随后，“四个现代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早期阶段的重点：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随着中国深入推进现代化进程，更多发展领域得以覆盖。对此，梅迪那谈道，“四个现代化”按照各领域的需求设计，符合新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即着手改变贫穷落后的旧中国面貌，并可以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嘎拉也表达了“四个现代化”对于中国整体现代化带动作用的看法。在他看来，这四大领域相辅相成，以国家经济发展为核心，涵盖了一系列关键行业的现代化优先发展领域。
“国家现代化进程是一项庞大的事业，从一开始涉及几个关键领域是明智选择。不能一次性涉及过少的领域，因为那样的做法将会无效；也不能一次性覆盖过多的领域，这会导致发展精力的分散，并冲淡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努力和资源。为了使现代化政策切实可行并确保成功，须首先在若干最重要的领域开启这一进程。一旦确立了优先发展领域，其他领域也可以被带动得以发展。这是中国40余年来的现代化之路留给其他国家的宝贵启示。”纳嘎拉说。纳嘎拉进一步提出，现代化各领域之间须相得益彰，而非妨碍和限制其他领域。和谐、合作、协同才是取胜的关键。任何领域的发展都不能以牺牲其他领域为代价，都应为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步服务。如此，现代化建设才能平稳推进。除了注重各领域之间的协同发展，中国也注重不同省份和不同地域之间发展的协调性，并在国际层面践行着这一协同性理念。例如，中国确保所有“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都从中受益，“一带一路”倡议也成为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促现代化、以合作促繁荣的典范。然而，当相反的情况发生时，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纳嘎拉阐释道，美国在这方面的负面经验尤其值得其他国家吸取教训并避免重蹈覆辙。多年来，美国经济一直由汽车工业、石油工业等少数几个行业的巨头主导。这些产业的主导地位以牺牲美国其他产业为代价，从而导致现代化成果未能充分深入惠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强大的汽车工业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方向，导致高速铁路系统的缺失。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高速铁路网络未覆盖全国的发达工业国家。强大的美国石油游说集团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政府的政策制定，从而导致美国电动汽车行业发展缓慢。许多年以前，美国就已在早期电动汽车技术方面领先一步。但为了保护少数石油巨头的私利，随后几十年里电动汽车技术被压制，这一行业的想法被忽视，先驱者被边缘化。直至近些年，美国电动汽车技术才开始重新发展。与之对照的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未曾犯过类似的错误，因为中国将更宏大的国家利益置于任何特定行业的狭隘利益之上。中国充分认识到，一个完善的高铁网络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因此在今日中国，覆盖新疆和西藏等边远地区的高铁网络及相关交通基础设施已经实现现代化。中国也意识到，依赖石油等化石燃料的工业生产会带来气候危机的严重后果，因此倡导低碳环保的电动汽车行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如果一国允许一两个部门通过阻止其他部门的发展来保护自己的私利，那么它就不可能全面地实现现代化；如果一国允许实用主义的政府政策服务于整体国家利益，而不只是服务于特定行业的狭隘利益，那么它就能更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纳嘎拉如此总结道。
西方现代化模式具有先天性缺陷
彼得斯以拉美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为例谈道，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经历了长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并在教育和卫生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然而，拉美社会经济的两极分化意味着只有一小部分个人、家庭、公司和区域受益于现代化进程。其结果是，公共部门收入基础薄弱且依赖于相当小比例的家庭纳税群体。一个高度两极化的社会经济恶性循环由此形成。这种两极化同样成为阻碍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根本因素。彼得斯指出，二战后，由美国、西欧和日本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加强了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化，并在GDP增长和能源行业实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积累过程。这一过程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然而，它缺乏对所创造财富的均衡分配机制，同时导致了1%对99%的社会经济极化，克服这些结构性限制的政治压力重重。
梅迪那表示，西方文明的确为人类进步作出了贡献。继两次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进步，民众生活质量在多个层面得到了明显改善，社会福祉水平也大幅提升。例如，医学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了预期寿命，死亡率与前几个世纪相比大大降低。然而，西方的工业发展模式具有不可忽视的“先天性”缺陷，这就是以掠夺自然和严重污染为代价的工业发展之路，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巨大威胁。这一问题得不到根本性改善，人类将面临无尽的灾难和苦难。梅迪那补充说，在短短30年里，中国有数亿人从农村迁往城市以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从而推动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在欧洲也发生过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迁移，但整个过程花费了更长时间才基本实现了城镇化。在许多西方国家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社会结构性问题仍然长期存在，造成无法在发展和进步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持续不断的政治危机和统治精英的羸弱无力，往往使国家陷入停滞和落后。“对西方国家政治领导人而言，与其发表过多空洞的讲话，不如真切面对现实的严峻挑战。”梅迪那说。
中国式现代化基于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它建立在诸多国家长期发展项目的基础之上，由此产生具有连续性与持久性的社会变革。而在西方，社会变革往往由执政当权的种族肤色决定。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价值观早已深入人心，至今仍有深远的影响力，中国应为自己的社会文化传统感到自豪。而在西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金钱至上的文化价值观构造了社会秩序现状，这对那些没有能力进行个人财富竞争的人而言，可以说是一场无法逆转的悲剧。在西方社会，资本的运作和发展方式与中国截然不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改革开放的核心，它设计、开发、实现和监督资本模式的运行。诚然，私人资本在中国社会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它始终处于国家监督之下，梅迪那评价道。“中国虽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但它勇于直面当下并审视现状，对内保持自我反省，对外始终包容并蓄。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繁荣也与全球化紧密相连。作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在当今世界展现的突出地位是中国自身现代化进程的结果，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结果，也是世界各国与中国利益共享的结果。我们相信，在当前国际冲突不断、国际纷争频起的形势之下，中国的不懈努力必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梅迪那说。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3月13日
网络编辑：静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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