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高度概括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中国的道路选择。他强调，“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这一概括也贴切地表示了作为当今世界体系主要构成的当代资本主义所处的历史环境。对于开放中的中国来说，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仅直接影响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也深刻影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体环境，因而研究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我们深入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际环境的应有之义。
一、资本主义的世纪之变
如果说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是通过一场“世纪之变”——它伴随着战争和剧烈的经济和社会动荡——走出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话，那么可以说，进入21世纪的当代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一场新的“世纪之变”,它突出表现为两种现象的并存：一方面，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新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发展深刻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生产组织形式，进而也在改变资本主义传统生产方式。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出现了系统性危机，表现为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动荡。2008年以后持续的经济危机，各种抗议运动的兴起，极端的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崛起，以及伴随于此的日趋严重的社会撕裂及其所体现的政治极化现象，这些都强烈冲击了20世纪的战后资本主义所建立起的既有社会政治秩序。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首先体现在基本经济环境变化以及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资本的突出意义以及伴随技术发展尤其是数字技术发展的经济新变化,即所谓的全球化、金融化和数字化。它们都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以及生产组织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济全球化在导致资本主义全球竞争加剧的同时,也导致了世界经济新的产业结构调整。而金融化在加快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流动速度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新的结构性问题,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去工业化,以及伴随于此的经济和社会不稳定。而数字技术的发展更是在新的意义上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同时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改变既有的社会关系。正因如此,人们往往分别以全球化时代、金融资本主义和数字资本主义来概括当代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它们各自抓住了影响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的某一核心要素。进入21世纪,数字资本主义概念的影响日益扩大,它强调数字化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内嵌进了整个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生活方式之中。
与上述经济及生产结构变化相对应的是,进入21世纪后,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显现。这首先表现在持续的经济危机上。2008年开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显然并不只是一场金融危机,而更显示为一场系统性的经济危机,是上述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性变化以及政策方式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政策方式的结果。其次,日趋严重的社会撕裂动摇着既有的社会秩序。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经济和社会进程变化中,战后一个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相对平衡和稳定的社会关系逐渐被打破,日趋严重的社会关系失衡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撕裂。两个方面的社会变化加剧了这种社会撕裂: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造就了该进程中两个集团的失衡——适应该进程的“赢家”和不适应该进程的“失落者”;另一方面,与该进程并行的是,面对多元的社会变化进程,不同社会群体反应不一,他们之间的社会文化观念分歧在加剧。这些加剧了社会的撕裂。最后,社会关系的失衡进一步通过政治进程中日趋突出的政治极化现象表现出来,过去20年民粹主义思想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蔓延既是这种政治极化的突出表现,也转而进一步加剧了政治极化,进而导致民众对既有民主制度的一些传统原则和制度要素的怀疑,包括代议制、既有的政党及政党制度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危及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本身。
二、资本主义新变化影响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体环境
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直接影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体环境，进而也在不同意义上影响作为其重要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部环境。充分认识资本主义新变化为世界社会主义提供的新机会，深入分析它对于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式、发展方向以及内在机理的影响，有助于深化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环境及其发展方向的认识。
(一)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机会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运动均源自对资本主义制度性弊端的批判和反抗。由此而言，资本主义危机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机会。
首先，不平等的扩大以及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在加剧社会撕裂的同时，也为各种进步主义运动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前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冷战结束后的一度困境中走出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问题，尤其是不平等的扩大化趋势。全球化的发展，金融资本的泛滥，以及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的经济形式，在以不同的形式促进资本和财富的集中，并加剧不同群体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分化。但不平等的扩大同时也意味着以追求平等为核心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有了新的活动空间。这也是进入21世纪后各种激进主义政治在资本主义世界日趋活跃的重要背景。
其次，一些新的激进主义思想和运动形式的出现，显示了进步主义力量适应变化的能力和空间。适应时代的变化是进步主义思想和运动内在的特点。变革的时代催生了变革的思想和运动形式，激进主义力量在努力适应变革时代的环境时，发展了新的思想和运动形式。例如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进步主义力量在探寻解决一些传统政治问题(包括平等、民主、政治参与等)的新路径时，发展了一些新的思想和运动形式，如突出将传统政治诉求与进步的生态观念结合的“红绿”政治，贯彻彻底的男女平等主义的政治诉求和组织方式，探索以克服既有代议制民主弊端为目的的彻底的直接民主形式，以及致力于使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数字社会主义思想等。这些在显示进步主义力量适应变化时代的努力的同时，丰富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容和形式。
最后，激进主义的社会政治基础出现了新的变化。传统工人阶级的萎缩和社会主义支持力量的老化是一个时期里传统社会主义力量遇到的普遍问题。但随着上述激进政治的新发展，激进政治的基础在悄然改变，它越来越多地吸引了青年一代，尤其显示了对青年进步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在美国，桑德斯运动背后聚集了庞大的激进青年群体，这种现象在欧洲“红绿”政治、法国的梅郎雄支持队伍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年轻一代对变化世界的敏感以及他们追求激进生态主义和民主政治的热情是其为新的激进主义所吸引的重要动力。与之相应，新的社会运动的活跃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一些非传统的政治“联盟”日益活跃。这些都显示了进步主义政治新的发展空间。
(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新问题
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同时也为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新的问题，它们尤其对传统社会主义运动提出了挑战。首先，在新经济环境下，传统社会主义运动的阶级基础由于产业工人队伍的萎缩而被进一步侵蚀。在新的经济环境尤其是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的劳动模式日益被更为灵活的劳动市场所取代，传统的相对固化的阶级结构也因此被进一步侵蚀。这对于以大规模群众组织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主义运动来说无疑是更大的挑战。其次，传统社会主义所诉诸的集体主义以及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作用方式面临着新的挑战。在全球资本流动加速的背景下，传统社会主义依赖的集体主义和国家政治作用方式被侵蚀，数字化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数字经济所驱动的权力下放，新生活方式造成的集体认同感下降，都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组织和政治作用方式提出了挑战。而跨越传统政治地理界限的数字平台更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新的垄断形式。再者，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也从思想理论上引发了人们对传统社会主义以及新激进主义发展方向的争议。例如，数字经济的新发展也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提出了挑战。与传统资本主义通过控制资本进而控制生产资料来积累财富不同，数字资本主义强调以数据为中心的经济模型，该模型以技术为中心，产品“所有权”类似于租赁，而不是直接购买。公司通过代码来收集、存储、分析、共享和营销这些数据。在此，虽然利润积累是生产资料内生的，遵循经典资本主义模式，然而，价值是通过在线和移动活动而非生产劳动创造的。如今，技术的拥有者则是通过拥有和控制数据——当然，它也是借助于资本来实现的——来积累财富。最后，上述新的激进主义发展趋向也引发了人们对其性质的争议。一些激进左翼寻求借助于民粹主义的方式来实现自己政治动员目标，这在左翼阵营内部引起极大的争议，一些传统左翼认为其背离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原则。
三、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既有国际环境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在融入既有国际体系的同时，也日益受到了外部世界、包括资本主义世界变化的影响。其中，伴随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下述变化直接影响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国际环境。
首先，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国家间竞争以及围绕既有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竞争加剧。资本主义新变化对国际环境最大的影响是经济不平衡发展所导致的国家间竞争加剧，这既体现在发达国家之间，更体现在发达国家与新崛起的不发达国家之间。而且这种竞争进一步延伸到了围绕国际秩序的竞争。当下的国际秩序(尤其是经济秩序)实际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一种继续，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既有经济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明显下降，这一秩序受到了挑战。不同力量间围绕既有国际体系以及经济秩序的竞争随之加剧。中国的崛起是影响该进程的重要变量，也正因如此，抑制中国的崛起速度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对华战略的一个共识。过去十多年西方国家对华关系变化的基本趋势凸显了这一点。这是全球化发展失衡的自然结果。可以认为，竞争将是一个时期里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关系的主题。这种竞争不只是体现为传统国家间的战略竞争，也体现为围绕经济和社会发展路径的战略竞争，如数字战略、绿色转型等。
其次，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国内政治的外溢影响中国的国际环境。国内政治变化会传导到国家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中。对于中国来说，在上述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以下两个方面的趋向可能会外溢到其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中。一是国内政治的结构性变化及其政治取向变化，包括传统主流政党的衰退、激进政治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以及日益突出的政党政治碎片化和政治极化现象，它们导致了相关国家对外战略和政策的不稳定和不连续，以及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政策求变心理和尝试。过去十多年西方国家对华政策变化已显示了这种趋向。从未来发展形势来看，主要西方国家国内政治围绕建制派和反建制派之间的长期博弈将会影响到其对华政策调整的发展方向。二是伴随社会文化观念冲突的两种趋势现象，即传统社会的日趋保守和年轻一代的日趋激进化，前者显示了对传统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逆反，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则是寻求调整或重构既有的战后国际制度体系，而后者则显示了对激进自由主义的进一步放大，表现在国家对外政策上就是日益强调价值观外交。它们分别从不同方向上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调整，同时也显示了相关国家在对外政策观念上存在的代际分化。
最后，两种制度体系之间围绕社会发展道路的竞争日趋激烈，这是影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国际环境的持久性因素。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始终是影响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冷战结束后一个时期，把中国纳入到西方主导的秩序中，一度是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主要策略。这一政策随着中国的崛起和资本主义自身的危机而受到质疑。 两种制度间的长期竞争再度成为主导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主要因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围绕着逆全球化政策以及对华政策脱钩的争议、相关对华政策调整中不时显现的新冷战思维，都预示了两制间的竞争将成为制约中国国际环境的长期性问题。总之，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意味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环境将更为复杂，竞争也将是贯穿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关系的主题。但以什么方式、在什么限度内竞争，取决于竞争双方的战略和政策选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的，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充分认识复杂的国际环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处理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立场。（注释略）
（作者简介：林德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孙涵，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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