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加速变革，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东升西降”的态势进一步发展，西方国家对华焦虑与反华意愿日益增强。在澳大利亚国内反华情绪高涨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共产党(简称“澳共”)坚持对华友好，对澳大利亚当局的反华行径进行了尖锐批判，为引导澳大利亚民众正确认识和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22年，澳共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口号是“建设面向社会主义未来的党”,此次大会是澳共迈上新的百年征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此为契机，研究澳共百年发展历程、理论政策主张及面临的现实挑战，有助于我们了解澳共在起伏不定的历史境遇中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轨迹，更全面地把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现状，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团结西方国家内部的进步力量，推动建构引领时代变革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一、澳共百年组织变迁及新发展
十月革命开启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也推动了澳共的诞生。作为一个百年老党，澳共经历了分裂、重组、解散与重建等一系列艰难考验。近年来，澳共立足自身发展状况与本国实际进行了新的探索，党势衰退趋势有所遏制。
(一)1920至1945年：在艰难曲折的斗争中发展壮大
澳共成立于1920年10月30日,创始成员共26人,主要包括对澳大利亚工党不再抱有幻想的工会积极分子、社会主义组织(包括澳大利亚社会党与维多利亚社会党)以及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部分成员。澳共在成立之后便积极参与群众示威和工人罢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逐渐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三大在莫斯科召开，澳共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1922年，澳共正式成为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1925年，澳共在利斯戈的钢铁厂与火车站建立了第一个工业党支部，此后该支部快速发展壮大。同年，澳共参加新南威尔士州议会选举，但收效甚微，澳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乔克·迦登仅获得300票。选举上的挫败与资本主义短暂繁荣发展期的到来导致党内开始出现取消主义、改良主义等倾向，党内斗争日趋激烈。1930年，共产国际派出美国共产党创始成员、共产国际代表赫伯特·摩尔(化名，原名哈里·威克斯)帮助澳共解决内部问题，推动了澳共的布尔什维克化。其主要内容包括对党进行深入的组织改革，支持党员在内部斗争中清除犯有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层和党员。受此影响，澳共产生了以杰克·迈尔斯为总书记和以兰斯·夏基为主席的新一届领导集体。
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澳共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并在1930年10月举行的新南威尔士州议会选举中获得了约1.9万张选票。1931年4月，澳共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将党的各州级组织分为八个区，并以工厂和街道为单位设立了大量基层党组织，1933年又增加了第九个北昆士兰区。1929年至1940年间，资本主义经济史上最持久、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给澳大利亚经济造成沉重打击，澳共顺势而为，在维护工人阶级经济权益的斗争中推动建立了众多工会，并在煤矿区建立了大量基层党组织，领导了多次较大规模的工人罢工，提出了反战反法西斯的口号，从而提升了其在工人阶级和进步人士中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与此同时，澳共党员人数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党员人数从约300名增加到1932年的5000多名和1940年的1万名。
1940年6月，罗伯特·孟席斯政府宣布澳共为非法团体，对澳共进行了政治迫害，甚至无故逮捕部分澳共党员，澳共在磨难中坚持斗争，锤炼了党的队伍。1941年10月，左翼政党澳大利亚工党的约翰·柯廷上台执政，解除了对澳共的禁令。1943年，澳共和新南威尔士州工党达成统一战线协议，于1944年1月正式合并，澳共党员人数达到历史的最高峰2.3万。同年，澳共候选人弗雷德·帕特森当选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议会议员,这是自澳共建党以来首位成为州议会议员的党员。
(二)1946至1990年：在内外因素的交织影响下走向式微与解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趋向激烈化，澳大利亚国内右翼势力崛起，左翼力量逐渐受到压制。澳共在苏共二十大等事件的影响下频频陷入组织分裂的困境，不断走向边缘化。
1949年右翼政党自由党领袖罗伯特·孟席斯再次上台执政，继续采取了迫害澳共的反动政策。1950年4月27日，孟席斯向众议院提出《解散共产党法案》,同年10月19日在参议院通过，但经过共产党员和工人阶级的激烈斗争与不懈努力，高等法院最终于1951年3月9日否决了这一法案。此后，澳共影响力有所上升，在全国各类选举中的成绩不断取得突破。澳共在新南威尔士州议院选举中所得票数从1950年的14213票(占比0.88%)快速攀升至1956年的35779票(占比2.11%),在参议院选举中的所得票数也从1951年的93561票(占比2.11%)增长至1955年的161869票(占比3.64%)。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中苏论战等一系列事件的爆发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沉重打击，也给澳共带来了近乎毁灭性的影响。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向代表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随后又爆发了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澳共内部围绕相关议题出现严重分歧，不少党员选择退党。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苏联爆发了一场大论战，中苏分裂直接导致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裂，澳共内部就这一问题也出现了严重的观点对立。澳共领导层采取了支持苏共的立场，并于1963年与中国共产党中断了关系。同年11月11日，以泰德·希尔为首的部分党员发表声明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并于1964年3月15日建立了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1965年6月9日，澳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劳里·阿伦斯成为党的总书记。1966年澳共开始对苏联提出批评，随着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批评苏联的声音日益高涨，党内的亲苏派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党内出现分歧，最终亲苏派被清除出党。这一时期，随着澳共的分裂，澳共党员人数大幅衰减至5000人左右,澳共在参议院选举中的所得票数也从1955年的161869票(占比3.64%)直接跌至1967年的20648票(占比0.37%)。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共党内错误思潮泛滥，分歧进一步加剧，颓势难以逆转。1970年，澳共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取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971年，澳共再次发生分裂，以彼得·西蒙为总书记的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SPA)建立。1972年，澳共党员人数仅剩2500名。20世纪80年代初期，澳共内部在党的名称、共产党与工党的关系、党的改革方向等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并于1984年4月引发了退党高潮。1984年11月，澳共在悉尼召开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组建“新左翼党”的设想。1989年东欧剧变的影响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飞速扩散，该年12月澳共召开第三十次特别代表大会，决定逐步停止党的政治活动，加快筹建新左翼党。1990年7月，新左翼党成立，澳共走向解散。
(三)1991年至2019年：实现重建并开始新的探索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步入低潮之际，从澳共分裂出去的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决心吸取历史教训，继续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1996年10月，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将党的名称改为澳大利亚共产党，实现了澳共的重建。重建后的澳共坚持把人民放在首位，主张开展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广泛的人民运动，致力于消除失业、贫困、不公正等资本主义体制带来的社会顽疾。重建后的澳共积极参与选举，1998年和2001年，澳共候选人迈克尔·珀斯参与争夺阿德莱德港选区的席位，获得约1%的选票。2010年，鲍勃·布里顿参与竞争南澳大利亚州单一选区“李”(Lee)的席位，获得了2.9%的选票,同年澳共参加参众两院选举，获得0.83%的众议院得票和0.17%的参议院得票。2012年，澳共在新南威尔士州地方选举中赢得奥本市议会的1个席位。与此同时，澳共还积极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兄弟党开展党际交流，积极参与国际性会议与联合行动，影响力与知名度显著提升。
2019年，澳共发生分裂，总书记鲍勃·布里顿突然辞职，并在6月28日与部分党员组建了“澳大利亚的共产党”(ACP)。鲍勃·布里顿在辞职后重新创建的“澳大利亚的共产党”逐渐背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否定与污蔑，错误地引导了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对华认知。2019年的分裂可以说是澳共重建以来面临的最大困难，新冠疫情接踵而至，澳共新任总书记安德鲁·欧文和主席维尼·莫利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四)2020年至今：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的新发展
新冠疫情暴发以后，新任澳共中央领导集体吸取分裂教训，开始着重加强党的建设，并抓住机遇适时转变斗争策略，实现了新的发展。
澳共一方面立足群众权益，通过报纸与社交媒体呼吁政府确保工人安全和福祉，为工人提供适当的个人防护用品、保障工人患病期间的正常收入、取消失业救济金的等待期和政府接管私立医院供公众使用等。同时，针对工人阶级面临的生存困境，澳共呼吁并发动工人群众向政府请愿，要求提供能源、水、通讯等基本服务的公司为受疫情影响的人们提供支持。另一方面，澳共借助新冠疫情影响澳大利亚民众生活的契机，发动全体党员在社交媒体上宣传社会主义是唯一选择，同时呼吁所有党员、工人、左翼进步人士参加五一劳动节集会与抗议活动，为工人的健康和权利而战。另外，澳共还组织了新南威尔士州反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AUKUS)集会、珀斯争取老年护理工作者权益集会等活动。澳共还积极参与国际联合行动，就废除疫苗专利、提供免费卫生服务、停止对古巴封锁等议题与国外共产党组织联合发表了一系列声明。澳共的主张与行动得到了工人群众的支持，不少工人参加了2020年的在线庆祝活动和弗里曼特尔的汽车游行，澳共组织力量也得到了强化。
澳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原定于2021年10月举行，受疫情影响最终于2022年2月25日至27日在线上举行，此次大会是在疫情持续重创澳大利亚社会、澳大利亚政府疯狂推行反华政策的背景下召开的，代表大会的口号是“建设面向社会主义未来的党”(Build the Party for a Socialist Future),党的建设正式成为了澳共“下一个时期的重中之重”。本次大会通过了一项政治决议，决议分析了自澳共十三大以来发生的森林大火、新冠疫情、洪水以及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AUKUS)和美日澳印四国安全对话机制(QUAD)等，认为这些事件表明资本主义的失败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同时环境破坏和气候变化已成为广大人民特别是共产党人需要应对的紧迫任务。大会还通过了多项特别决议与指导党的工作的具体决议，包括《关于建立澳共中央媒体委员会的决议》《关于召开全国组织会议的决议》《关于建设全国标准化教育事业的决议》《关于呼吁结束澳大利亚大停摆的决议》《关于乌克兰局势的决议》《关于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的决议》《关于古巴的决议》等。这些决议体现了澳共加强党的建设，重塑工人阶级政党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澳共反对美帝国主义与支持兄弟党的国际主义精神。澳共十四大召开之际，澳共还领导建立了物流与制造业支部，进一步壮大了自身的组织力量。截至目前，澳共在包括新南威尔士州、昆士兰州、南澳大利亚州、西澳大利亚州、北领地在内的6个州和2个领地皆设有支部，其中新南威尔士州既是澳共中央所在地，也是支部设立密度最高的地区，共设有包括杰克逊港支部在内的8个支部。在党员人数方面，由于澳共实行“党的安全”制度，党员人数属于党的秘密，当前具体人数无法得知。澳共主席维尼·莫利纳在澳共十四大召开时表示，党员人数相较于十三大已有明显增长。这表明澳共近年来在组织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二、澳共的理论探索与政策主张
重建后的澳共围绕小型马列主义政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展阶级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等方面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认识与政策主张。需要明确的是，澳共提出的各项政策主张并不服务于资产阶级统治，其根本旨归是为工人阶级谋解放和为推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有利条件。
(一)立足澳共发展实际的党建工作理念
重建前的澳共曾一步步脱离工人阶级、放弃民主集中制、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并最终走向解散。澳共认识到必须从这段历史中汲取教训，着力加强党的建设。近年来，澳共进一步深化了对党的建设的理论认识。澳共认为，马列主义政党简单而言就是“在理论、组织方法和政治实践上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只有建设坚强的马列主义政党才能引领澳大利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2022年，澳共十四大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上升为澳共今后一段时间的“优先任务”。
首先，澳共着重强调党的建设必须紧密联系工人群众。澳共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了自身的工人阶级政党性质，但近年来也清晰地认识到自身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工人阶级，因此主张立即采取纠正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澳共提出要“号召激进工人加入党的队伍、组织和巩固工会运动、推动工会的激进化、塑造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角色”。澳共认为，深入参与工人阶级的社会生活是建设一个强大的共产党的唯一途径。因此，澳共十三大提出了“党走向人民”的口号，主张通过组织改革、明确重点事项、充分团结工人阶级，把党建设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次，澳共十四大明确强调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澳共吸取历史上出现的宗派主义所带来的惨痛教训，注重强调民主集中制对党的建设的基础性作用，在包括党报编辑在内的具体事务上主张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运作。“集体领导”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活动中的具体体现，澳共在十四大上以特别决议的形式重申了党章第十条规定的集体领导原则，突出强调要“加强对党内所有关键领域的集体化管理”,并要求建立“定期审查和进展评估机制”。最后，澳共提出要加强学习型政党建设。近年来，澳共不断强调思想理论教育在政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坚持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用于实践，并主张有效地使用报纸、期刊、网站、社交平台等媒介加强对党员的教育，通过开设教育课程提升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澳共十四大更是以决议的形式推动党员教育标准化和规范化，并提出了党员教育的具体规划与核心书目。同时，澳共从历史经验中深刻认识到教条主义对于政党发展的消极作用，在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具体工作中，澳共既强调“不能偏离党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也鼓励党员“分享新思想和新观点”。
(二)立足资本主义发展动向的革命政治主张
澳共立足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围绕在澳大利亚开展社会革命的依靠力量和具体策略产生了以下理论认识与政治主张。
首先，澳共认为当前社会革命的依靠力量依然是工人阶级。澳大利亚在“去工业化”的进程中，传统的蓝领工人数量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中产阶层,然而澳大利亚民众在阶级认同方面并未因此产生明显变化。数据显示，1987年澳大利亚国内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民众占比44%,自认为是工人阶级的占比47%,这个数据到2015年则分别变为51.5%与40.3%,变化幅度不大。同时，按照收入与财产总额等客观标准划分的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占比应为24%,富人阶级应占25%,然而澳大利亚民众自认为是富人阶级的仅为2%,即自认为是工人阶级的比重远高于实际占比。这种阶级认同直接影响了民众的政治态度，自认为是工人阶级的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感到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的比重高达45%。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工人阶级内涵发生变化，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人阶级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新型劳动者比重却不断上升并逐渐形成了对工人阶级的阶级认同。二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收入和财富更多向顶层集中，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收入和财富占比不断下降，这种日益扩大的贫富鸿沟使中产阶级的中下层逐渐产生了工人阶级归属感。
基于此，澳共认为阶级斗争远未消亡，而是在全球范围内继续活跃并趋向激烈,澳共在十四大上进一步提出：“澳大利亚社会内部日益增长的矛盾正在打破将人民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旧的社会契约，这些矛盾使得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新的工人阶级运动越来越成为可能。”因此，澳共极为重视工人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形成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力量的社会革命理论。澳共坚信社会主义才是彻底解决现有社会问题的最佳替代方案，而“只有当工人阶级成为统治社会的阶级时，社会主义重建才有可能”。与此同时，澳共将自身定位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并强调“为反击来自阶级敌人的攻击提供协调连贯的领导”是党的重要任务。澳共认为，工人阶级通过阶级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同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有助于阶级和政治觉悟的提升。
其次，在社会革命的策略选择上，澳共主张将议会斗争与议会外的阶级斗争相结合。澳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参与选举只是共产党斗争的一种形式，它不能损害其他领域的工作，革命不可能在投票箱上获胜。一方面，澳共并不排斥参与选举，反而认为共产党人的参选将有助于向更多的民众宣传社会主义理念，从而弥补澳大利亚国内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空白的现状。然而，2021年澳大利亚对选举法进行了修订，参与选举的政党党员人数最低要求从原来的500人提高至1500人,因此澳共希望通过参与全国大选进行宣传鼓动的设想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面对新变化，澳共十四大提出，由于地方议会的参选门槛较低，应当积极参与地方议会的选举，同时要注意避免分散，采取将全党有限的资源集中在一个地方的选举策略，以顺利选出议员，进而利用地方议会争取工人阶级利益、广泛发动工人群众，为社会变革创造条件。
另一方面，澳共始终认为阶级斗争是理解社会革命的起点，也是社会革命的动力。长期深耕工会运动的澳共，党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工会的活跃分子和领导者，因此以工会为依托开展阶级斗争在其社会革命理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澳共十四大明确指出：“党员还必须是非政党组织的积极分子，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会。”澳共认为，工会是工人阶级斗争的学校，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的集合，是开展阶级斗争的组织基础，所有党员都必须积极参与工会工作，借此不断扩大党在工会中的影响力。澳共还认为，工人通过工会进行的产业和经济斗争最终与社会政治权力问题相关，工人阶级争取政治权力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结束剥削、实现澳大利亚人民需求的唯一途径。近年来由于产业结构转变，澳大利亚的制造业、纺织业等具体行业的工会成员数量与工会密度都有所下降，但是护理、教育等服务行业的工会成员数量则出现了大幅增长，由此澳共开始围绕老年护理工作者权益保护等发起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斗争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立足对资本主义经济批判的经济政策主张
澳共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澳大利亚的国情相结合，针对澳大利亚新自由主义化、畸形发展的经济态势与疫情加剧的贫富分化等问题，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澳共认为，当今世界已经步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被金融资本巨头所攫取，垄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控制日益深重，这种贫富两极分化和阶层固化的趋势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日趋明显。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澳共进一步加强了对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认为在疫情等特殊情况下，政府理应确保合理分配和充分供应。由此，澳共着眼于解决新自由主义衍生的各类现实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主张，其核心理念是“把人民创造的财富交到人民手中”。
由于澳大利亚历届政府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加之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澳大利亚制造业对澳大利亚经济和就业的贡献逐步削弱，制造业雇佣劳动力比重也由35%下降至现在的不到10%。澳共反对推动经济“脱实入虚”的政策，认为制造业对于澳大利亚未来的经济发展和为工人创造高质量、可持续的就业岗位至关重要，并由此提出要制定针对劳动者的免费教育政策、改革劳资关系、加强公共部门的科研投入等经济政策主张。与此同时，澳共认为私人垄断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不平等与剥削压迫的根源，而“社会主义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因此，澳共主张将公共卫生、能源、运输等关键部门国有化并由民众掌握，推动关键经济领域及相关社会资产的公有化进程，从而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
(四)立足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社会政策主张
在社会层面，近年来澳大利亚国内的社会分化与对立日益加剧，澳共在党纲中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在利用种族、民族和宗教助长分裂，以削弱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斗争。疫情暴发以来，澳共加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分化、阶级剥削、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的批判力度。例如，新冠疫情在澳大利亚的蔓延造成了澳大利亚社会的动荡，出现了恐慌性购买浪潮与恶性斗殴事件，澳共就此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批判，认为阶级对立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特征，它将永远保护富人，而穷人则永远受苦。澳共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要想克服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就必须解放所有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工人阶级。”澳共在社会政策方面延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思想精髓，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基本理念，着重加强了对各类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与支持。
一是关注原住民权益。澳共是澳大利亚国内最早主张原住民权利的政党，强调要保护原住民社区不可剥夺的土地权利，呼吁政府立即废除《北领地紧急响应法》及其对原住民的歧视性条款，并在北领地恢复《反种族歧视法》,同时加强财政支持，提高原住民的健康、就业、住房和教育标准等。二是倡导性别平等。澳共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媒体、宗教、政党“将女性描绘成男性从属角色”,资本家想方设法地剥削妇女，使妇女成为社会中受剥削最严重的群体。由此，澳共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促进包括妇女在内的所有工人的尊严和价值”,并在具体政策层面主张实行同工同酬、推进反歧视和平权行动立法、推动妇女堕胎权合法化、施行反性骚扰的法律等。三是关注临时工人等其他弱势群体的权利与平等问题。澳大利亚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发达国家，吸引着大量移民来澳工作，而资本家则通过临时工人签证将大量移民变为了几乎没有任何权利的“现代奴隶”。同时，临时签证工人还被利益集团用来制造恐惧和分裂，助长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澳共认为，“临时签证工人不是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敌人。他们是国际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当受到欢迎”,工人组织要确保临时签证工人与本地工人享有相同的工作条件和其他权利，结束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另外，澳共还支持保障LGBT等群体的平等权利，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渴望所有公民平等的社会”。
(五)立足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批判的外交政策主张
在国际层面，澳共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实施剥削压迫的全球化体系，而“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反对全球资本斗争的一个关键环节”,只有世界工人的联合行动才能彻底变革这一体系。疫情暴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疫情为借口攻击中国，企图将新冠疫情政治化，试图借此煽动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恐慌、转嫁危机、掩饰自身失败进而服务于其反华反共的战略企图。澳共对此给予严厉批驳，认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西方国家，不仅没有率先提供援助和表示同情，反而将全球性危机变成了抨击中国的政治武器，他们利用这种突发危机来煽动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这不仅分裂了工人阶级，而且更有利于他们的反华反共政治和军事议程。基于此，澳共以推动国际团结为己任，践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在外交政策上有着与当局政府截然不同的主张。
一方面，澳共注重揭露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本质，强烈反对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参与军事冒险活动。在美国经济衰退、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美国依托澳大利亚这个战略前沿逐渐将军事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在澳共看来，美国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主要煽动者，目的是控制全球资源和市场，为垄断资本牟利铺平道路。澳大利亚在军事上融入美帝国主义战争机器，实际上是助纣为虐，只会促进美国对世界人民和其他国家发动掠夺性战争。因此，澳共主张裁撤澳大利亚和亚太地区的美国军事和情报基地、推动制定澳大利亚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尊重亚太地区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另一方面，澳共始终坚持国际主义原则，主张加强与中国的对话、交流与合作。近年来，中美两国摩擦不断，大国博弈趋向激烈，而澳大利亚则采取全面倒向美国的外交政策。澳共对此十分担忧：“这些举措是向冷战时期的倒退，并将带来与孟席斯时代一样的对工会和共产党的压迫。它们使澳大利亚的主权和自由选择权急剧丧失，并将经济负担强加给澳大利亚人民，同时使澳大利亚成为制造地区紧张局势和加剧冲突的同谋。”在澳共的眼中，中国是世界和平的有力推动者，中国的双赢外交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适合日益多极化的世界，因此公开要求澳大利亚政府放弃错误的反华政策，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为此，澳共在其主办的刊物上刊登了大量阐明其立场观点的文章，对反华政客安德鲁·哈斯蒂等人污蔑抹黑中国的言论予以严厉批驳。澳共强调，哈斯蒂的反华言论就是个笑话。中国依靠社会主义治理和七十年来所取得的进步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颗璀璨的明星，值得全世界仰望。澳共还认为，目前澳大利亚国内的统治阶级在中国问题上仍有分歧，澳共未来将“继续利用澳大利亚统治阶级的分裂来争取和平”。
三、澳共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澳共作为边缘化小党的党情还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当前还存在着许多需要着力应对的迫切问题与挑战。
(一)发展条件日益恶化，左翼联合困难重重
近年来，澳大利亚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澳共面临的发展条件不断恶化，左翼联合也面临众多现实困难。
一方面，澳大利亚制造业不断萎缩，经济脱实入虚，工人阶级数量相对减少，加之澳大利亚国内以单一民族党与联合党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抢占工人阶级选票，使澳共的组织基础不断受到侵蚀。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工党与澳大利亚绿党等左翼政党的存在也间接影响了澳共的发展。澳大利亚是一个两党交替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澳大利亚工党作为一个“致力于推动国际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中左翼政党，自1940年以来曾12次执政，同工会关系密切，在国内拥有强大的民意基础，且其相对温和的政策主张也更易于被民众接受，这导致澳共的吸引力遭到间接削弱。同时，随着近年来全球生态危机的愈演愈烈，生态环境保护逐渐成为各国政党的重要政治关切，而澳大利亚绿党的存在和发展又使得澳共的环保主张显得乏善可陈。另一方面，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政客的挑唆下，在垄断资本掌握的互联网新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国际国内的反共情绪、反华言论甚嚣尘上。皮尤研究中心与洛伊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对华负面观点已达到历史最高点，负面评价率高达81%,更有75%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中国将对澳大利亚构成军事威胁。这使得坚持为中国辩护的澳共在宣传工作上陷入了坚持真理与迎合舆论的两难境地，在塑造自身形象与推动组织发展方面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另外，澳大利亚国内左翼政党数量众多，力量较为分散，碎片化特征明显，且澳共自身组织力量弱小，社会影响力低，为左翼联合增添了难度，这是当前澳共必须正视的政治现状。时至今日，以澳共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政党、以社会主义平等党和社会主义替代为代表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以社会主义联盟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等左翼政党同时并存，其中许多政党在斗争路线与指导思想上仍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分歧与裂痕，相互攻讦依然是常态。例如，在2022年5月举行的大选期间，社会主义平等党就曾公开发文，指责社会主义联盟和维多利亚社会主义者是虚假的左派团体，与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代表的是上层中产阶级的利益。当前，左翼的有效联合虽然已在全球范围内兴起，澳共也认识到，不重视统一战线问题就无法推进党的发展战略，但自身力量薄弱的澳共想要弥合裂痕与消除分歧，真正整合为数众多的左翼组织，实现国内的左翼联合，依然任重道远。
(二)分裂风险依然存在，党的建设亟需加强
澳共历史上发生了多次分裂，这些分裂导致澳共从一个拥有几万人的重要左翼政党急剧衰落，最终沦为一个高度边缘化的小党，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澳共在党的建设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方面，在党内政治生活和党的建设过程中，思想理论教育起到基础性作用。理论正确，党就坚强，政策就正确，思想就统一。澳共发生的数次分裂，正是由于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发生动摇、理论武装缺位、思想认识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澳共十四大虽然通过了一项旨在加强党员思想理论教育的具体决议，不过，想在短时间内扭转局面仍然十分困难。另一方面，纪律建设是治本之策，澳共十三大的《政治决议》虽然强调了纪律和团结问题，但其目光仍然聚集在动员工人的斗争导向和外向型的扩张诉求，对党的建设关注度还很有限，最终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2019年的党内分裂。面对党内出现的严峻问题，澳共十四大虽然着重强调“党的建设是重中之重”,也认识到“如果我们的党员思想不坚定、纪律不严明，我们就无法将党推向前进”,但要想在短时间内建立铁一般的纪律十分困难。此外，制度建设是无产阶级政党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重大问题。澳共在其百年发展历程中，过于侧重组织和开展工人运动，在党的制度建设方面投入不足，对民主集中制的放弃更是导致派系纷争不断、分裂现象频发。目前，澳共在党内制度的维护与执行方面落实力度较为有限，在制度刚性约束趋向失灵的情况下，澳共中央的权威必将大打折扣，这就为其党内行动不统一、党内派系纷争与政党分裂埋下了隐患。鉴于此，澳共十四大围绕制度建设所提出的相关构想亟需尽快落实。
(三)宣传工作有待时代化与规范化
宣传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全局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恶劣宣传环境的背景下，澳共在宣传工作方面还面临诸多问题。
一方面，在数字时代，互联网为载体的组织生活和线上宣传活动已然成为相对弱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互联网时代谋求发展的基本形态和应对策略。然而，澳共当前对宣传工作网络化的重要性仍认识不足，认为社交媒体的不稳定性容易使广泛的政治讨论失去重点和有效性，而党报才是宣传工作的“中心机关”。与此同时，澳共宣传工作还面临着党员队伍老龄化、技术人才缺失、经费不足等问题。仅以澳大利亚部分左翼政党官网的技术应用为例，澳共官网应用技术26项，而维多利亚社会主义者、澳大利亚绿党和澳大利亚工党则分别为32、40和44项。囿于诸类现实因素，澳共在以工会为纽带发动工人群众开展线下工人运动及相关抗议活动时，还无法做到灵活运用社交媒体等成本低、效率高、受众广的线上宣传手段，各支部的线上宣传途径尚未健全，宣传覆盖面与实效性十分有限。以2022年7、8、9三个月各政党官网的总访问量为证，澳共官网的总访问量仅为4.91万人次，而同期维多利亚社会主义者、澳大利亚绿党和澳大利亚工党则分别为8.64万人次、36.9万人次和32.32万人次。另一方面，澳共宣传工作的制度化与规范化水平较低。前任澳共总书记鲍勃·布里顿在分裂澳共的同时还删除了党的部分社交媒体账户，这为澳共的宣传工作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可以说，澳共宣传工作秩序混乱、党的宣传纪律不严、社交媒体的账户安全维护不力等问题比较突出。澳共十四大在决议中提出要建立中央媒体委员会，同时为大会标语等宣传材料制作提供合适场所，以避免无效沟通、减少分支机构的冗余工作、提高全党的宣传工作水平。这一决议有待进一步研究落实，新闻宣传工作的组织化与规范化水平亟需提升。
(四)后继乏人问题较为突出
无产阶级政党的健康持续发展离不开人这一根本因素的支撑，培养接班人问题既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议题，也是澳共亟需着力应对的实践课题。总的来看，澳共的后继乏人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还未在党内牢固树立和党员结构老龄化严重。
一方面，虽然今天的澳共已明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然而在其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进而导致党员思想退化、革命意志淡化、党势日益衰微的现象多次出现。2019年分裂事件发生以后，澳共在声明中着重强调，“鲍勃·布里顿在担任总书记期间拒绝与党内的青年合作”,“对工人阶级在领导社会革命中的作用产生了错误认识，对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产生了幻灭感，采取了失败主义立场”。这充分体现了澳共党内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理想信念模糊问题。与此同时，由于2021年澳大利亚将政党注册选举的门槛从500人提升至1500人，澳共为满足参与选举的基本要求，尽管认识到许多人士“可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依然主张接纳这些人入党，这无疑会对澳共的党员理想信念教育与党内政治生态涵养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同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一样，澳共青年工作滞后与党员结构老龄化问题也较为突出。澳共成立之初极为重视青年工作，曾在1923年和1927年分别领导成立青年共产主义联盟(YCL)与青年同志俱乐部(YCC),并出版报纸《青年之声》。1941年，澳共又领导成立了尤里卡青年联盟(EYL),仅在成立一年内该组织的成员人数就已增长到1000多人。然而，伴随着澳共在战后逐渐步入分裂与混乱，青年工作被严重扰乱，澳共领导下的青年组织日渐式微。目前来看，澳共十四大召开时有很大一部分党员代表是70岁以上的老同志，青年党员人数较少，尽管《政治决议》中指出“青年党员人数的增加为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与会代表依然表示，澳共目前还面临着党员结构老龄化、党支部发展不平衡和行动能力参差不齐等问题。
结 语
目前，澳共已发展成为由工会、和平与环保组织以及其他各种社区运动中的活跃分子等多元群体构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85%的党员是工薪阶层及其家属、专业技术人员、农民、退休人员、失业者、学生。2019年的党内分裂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澳共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重大挫折，但是正如19世纪80年代法国工人党盖得派与“可能派”的分裂一样，此次分裂并非完全是坏事。恩格斯曾指出：“一个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分裂后的澳共在新任总书记安德鲁·欧文和主席维尼·莫利纳的领导下，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疫情至今，澳共先后在堪培拉等地建立了新的党支部，还成立了物流与制造业产业支部，党员人数“在全国范围取得了巨大增长”。根据澳共主席维尼·莫利纳的表述，澳共十四大召开时的党员人数高于十三大，可见分裂后的澳共在组织上更加巩固，战斗力有所增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虽然目前澳共在政党政治中还处于边缘化地位，影响力较为有限，但它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正确指导，坚持与资本主义不懈斗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者之一，在新的政治经济危机爆发时依然具有点燃熊熊大火的无限可能。
与此同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个相互呼应、相互支撑的整体。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国仍然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对世界发展大势，一方面，必须密切关注和研究世界各国左翼政党的发展动态，深刻把握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团结各国进步力量，广泛凝聚左翼共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科学理念和实践方案被更多的世界民众所了解和接纳，建构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话语体系，努力实现夺取国际话语权的无产阶级使命。另一方面，凭借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成就与强大影响力，中国业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地，中国共产党成为国外许多左翼政党心中的一支标杆和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理应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自信，以行示范，在交流合作中引领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走向复兴。（注释略）
（作者简介：许可，山东大学国际创新转化学院副研究员；郑宜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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