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范畴,是对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变革与发展的特殊进程的称呼。在这里,‘现代’这个概念是以大生产力形态作为世界历史发展坐标的主轴对这个新时代的新定位”。作为近代以来改变世界历史的重大进程,现代化的意义不言而喻。由于各自国情和时代的不同,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现代化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研究这些模式的内容、特点及其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作为东方世界的大国,中国是现代化的后来者。其现代化的真正开展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进程也展现出独有的特色。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正式命名为“中国式的现代化”。他的意思是，中国现代化的目标要更加务实有效,不要空喊口号,尤其是考虑到庞大的人口基数,不能与国外盲目攀比。当改革开放进行到40多年的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有许多可以总结的经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2021年7月1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具有了新的内涵。他讲到，在百年奋斗中,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进一步高度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2021年以来,国内学界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结构、特点、世界内涵及与西方式现代化的区别发表了不少文章。本文主要就习近平总书记报告中总结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主要特征,从历史学的视角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行一个全面比较,从而进一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西方国家的“先发型”现代化模式及其特点
(一)西方国家现代化的主要模式
众所周知，世界的现代化是从西方世界开始的，具体来说是从西北欧地区，即今天的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家开始的，尽管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于南欧的意大利。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意味着欧洲传统政治经济制度的逐渐解体，世界进入了近代史时期。一方面，西北欧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标志着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开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它启动了西方式的现代化模式和现代化逻辑，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笔者依据上层建筑变更的形式（革命或改良、王朝战争）、经济中的主导产业、国家与市场在工业化中的关系、现代化的动力（内源或外源）、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等标准，把主要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尤其是其前期的发展方式）划分为以下类型：
第一，荷兰模式。 主要国家为荷兰。主要特点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欧洲第一个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建立了以商业资本主义为主体的经济体系，依靠强大的海军控制了印度洋的海上贸易、海上运输，在东南亚建立了庞大的殖民体系。然而，由于荷兰未能成功地推进工业化等原因，其国力很快衰落。
第二，英国模式。主要国家为英国。主要特点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的上层建筑，率先开始工业革命，建立起了以工业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强大的经济体系，对欧洲和新大陆的其他发达国家确立了某种支配地位（即成为其现代化的外源动力），依靠强大的海军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日不落”殖民帝国。
第三，法国模式。主要国家为法国。主要特点是通过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共和制的上层建筑，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但工业革命的进程拖沓漫长，经济实力无法与英国抗衡，金融业发达导致了经济的食利性，同时也拥有广大的殖民地。
第四，美国模式。主要国家为美国。主要特点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通过内战和剥夺印第安人的土地解决了本国的奴隶制和农民的土地问题，依靠广阔的国土、移民和科技发展起了强大的工农业和贸易，二战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
第五，德国模式。主要国家为德国。主要特点是通过王朝战争完成了国家统一，确立了君主立宪的上层建筑，封建贵族通过改变经营方式发展为农业资产阶级和工业家，政治经济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最终演变为法西斯政权而发动世界大战，战败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民主制度，发展起西欧最强大的制造业。
第六，意大利模式。主要国家为意大利。其为欧洲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国家，由于“原工业化”中途夭折而未能进入工业革命。此后通过王朝战争完成了国家统一，确立了君主立宪的上层建筑，但其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直不顺利，带有浓厚的封建残余，最终演变为法西斯政权，二战后实行了民主改造。
第七，西班牙模式。主要国家为西班牙、葡萄牙。主要特点是通过封建君主的海外扩张建立了对海上贸易的垄断和庞大的殖民帝国，通过对殖民地的剥削获得大量贵金属和热带农产品，但由于自身资本主义的发展缓慢，国力日渐衰落，丧失大片殖民地，20世纪建立了军人独裁，直到70年代才最终废除。
第八，加拿大模式。主要国家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国均为英国的殖民地，主要特点是通过宗主国的有关法律确立了君主立宪的上层建筑，实行自治，成为英联邦成员国，发展起了现代工业，同时采矿业、农业和畜牧业也相当发达。
第九，日本模式。主要国家为日本。最初是亚洲的落后封建国家，主要特点是通过复兴王室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建立支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君主制度，同时保留军部的影响和封建地主经济，对外进行殖民侵略，最终演变为法西斯政权而发动世界大战，战败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民主制度，进行土地改革，通过高速发展建立起强大的制造业。
(二)西方国家现代化的主要特征
上述国家虽然现代化模式各有特点，但也具有如下共同特征。
第一，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多数发达国家人口规模有限。
适度的人口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充足、高素质的人口可以为工业化提供符合要求的劳动力，同时具备合理收入的国民能够创造充满活力的消费市场，并通过私人储蓄支持社会筹资，推动经济发展。但过剩的人口和劳动力则对土地资源和就业市场构成压力，形成失业人口和贫民，从而造成社会的紧张。
发达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历史悠久的欧亚殖民宗主国，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俄罗斯、日本等国家；第二类是由上述国家对外征服建立的殖民地，同时大批接收宗主国和其他国家的移民而形成（“衍生”）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新大陆”国家。
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上述两类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状况有很大的区别。各殖民宗主国属于中小国家，在经济起飞时期的人口密度也不是很高（日本除外），其人口规模有限。19世纪中后期，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的人口为2 500万—3 700万之间，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在18世纪只有770万人口，荷兰、丹麦、挪威、瑞士等国不到300万（见表1）。而且，这一时期城镇的工业企业虽然需要劳动力，一些英国农民却因为交通不便、不熟悉城市环境而宁愿漂洋出海。在19世纪的欧洲，新的交通方式、经济发展和殖民主义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为世界范围内史无前例的人口迁徙创造了条件。1914年之前的一个世纪间，5 000万—5 500万欧洲人移民到美洲，几乎占到欧洲大陆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是为了逃避农业商业化与贸易扩张造成的“土地热”。大量移民前往美国、加拿大等白人殖民地以及拉丁美洲和亚非地区，从而缓和了欧洲国家的人口和就业压力，尽管它们的人口规模有限。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殖民地形成的国家则是净移民输入的目的地。1820—1939年，美国输入的外国移民达到3 822万，其中欧洲移民占到85%。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直截了当地指出：“大规模移民是帝国不可或缺的基础，……它把所有的大陆染成了白色。” 尽管这些国家地广人稀，有效地缓和了人与土地的矛盾，但以白种人形成的种族主义观念依然催生了各种反移民法（如美国1882年针对华人的立法、1907年针对日本移民的立法；澳大利亚1901年的《移民限制法案》）。
第二，资本始终对工人进行无情的剥削。
资本主义国家有三种主要力量相互博弈，即资本、劳工与国家。显然，在资本与劳工的关系中，资本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且无情地对劳工进行压榨剥削，而国家则是资本的保护人。
有关早期资本主义起源的社会代价，以往学者往往把英国的圈地运动（所谓“羊吃人”）作为典型案例，认为其迫使农民失去土地从而引发抗争。但近年来学术界开始提出不同看法，指出圈地运动有利有弊：一些圈地系农民主动发起，包括从牧场改为农场的情况也存在；部分圈地改变地形而增加了工作，反而需要更多的劳力；且圈地运动一直进行到20世纪初。即便如此，资本主义在其起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对本国的无产阶级（包括白领）进行压迫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在资本主义较早发展的荷兰，17世纪的通货膨胀使工资下降，该国的资本主义体制使劳动者的生活更加苦楚，加上失业成为周期性现象，一般民众的生活出现倒退。阿姆斯特丹乞丐遍地；童工夜以继日地工作，没有任何假期，工人集会遭严令禁止。在英国，工业革命前政府实行庇护（包括农业雇主在内的企业家）的劳资政策, 其实质在于使企业家获得“一个充足的、勤勉的、切实的和廉价的工人阶级”，但这一政策在工业革命开始后即被废除。自18 世纪下半叶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物价上涨导致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和实际生活水平双双下降。1844年，英国棉纺厂56%的工人为女工，毛纺、丝纺和麻纺厂则达到70%；女工的工资只有男性工人的30%—50%,童工为5%—25%。而且，一些原本受尊敬、有优势的行业工种都降级到了某种无需技能的状态。
在新大陆国家呈现出表面不同、实质相似的另一幅图景。在英国的北美十三州殖民地，早期的劳动力包括大批来自欧洲的白人“契约劳工”。据估计，美国独立前有一半移民以这种形式入境，他们必须支付6—10镑的船费，而普通人难以承担，被迫以自己的人身抵押，为美国的买主无偿劳动5—7年。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高达50%—90%的比例，在远渡重洋的途中病死。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61人中，有两人曾经是契约劳工。
一些学者对此发出了感慨。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指出：“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于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为国家。”提出新教伦理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也清醒地意识到，清教徒的勤俭寡欲导致发财和骄奢淫逸：“宗教之面目犹在，其精神则丧失殆尽。”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这样描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曼彻斯特：“从这污秽的阴沟里泛出了人类最伟大的工业溪流，肥沃了整个世界。……文明在这里创造了奇迹，而文明人却在这儿几乎变成了野蛮人。”
从19世纪开始，欧美各国的工人阶级持续不断地展开斗争，迫使各国政府开始改善工人待遇，通过劳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8小时工作制、实行劳动保护等，二战后则采取不同措施推进社会福利，发展“福利国家”。相比之下，西欧国家由于历史条件和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推动，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完善，而美国的有关制度则问题较多，同时，社会福利相关制度长期实施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也使得其难以长久维系。此外，二战后西方国家出现了中产阶级持续扩大的趋势，从而形成了两头小、中间大的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但近年来则出现了相反的趋势。1971年，美国生活在中产阶级家庭的人口比例为61%，2015年下降到50%，同期中产阶级占社会总收入的比例从1970年的62%下降到2014年的43%。究其原因，美国经济呈现出明显的去工业化特征，而制造业是中产阶级赖以生存的产业；全球化导致了各国之间的贸易竞争；企业逐步加大机器的研发投入，从而提高了失业率，加大了两极分化。根据美国官方的统计数据，1980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到2009年扩大到0.47。社会分化的不断加剧是近年来欧美国家内部民粹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
第三，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
随着现代化在西方国家的推进，资本主义谋求利润的动机推动着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持续增长的人口刺激着消费需求的不断增加，一系列新技术的开发促成化石能源的大规模使用，大量无法降解的人造物质的生产消费等情况对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现代化初期表现为西方国家经历了环境的持续恶化。
欧洲人对新大陆的殖民造成了当地森林大规模毁灭。在美国东部和加拿大，欧洲人定居后的300年内，原有森林的一半已被砍伐；澳大利亚原有森林的一半也已不复存在，雨林的四分之三被毁；新西兰在正式归属英帝国（1840年）的150年内，自然森林的一半被毁灭了。20世纪，西方国家的森林面积呈现增长，仅仅在90年代就增加了3 600万公顷，但这是通过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木材做到的。在旧大陆同样如此。16世纪，在荷兰人的主导下，一种新的大规模捕鲸业在挪威的斯匹茨卑尔根岛海域发展起来，在当地繁殖的露脊鲸被大规模地捕杀，包括幼鲸和怀孕母鲸，用于提取肉和熬煮炼油。仅在20年的时间里，当地的鲸鱼几乎灭绝。
如果说上述情况只是欧洲人对资源的过度利用，那么工业化则带来了对环境的直接破坏。英国首都伦敦在秋冬时节，大西洋与陆地上的冷热气流相遇而形成雾，加上工厂蒸汽锅炉、蒸汽船、火车头、炉灶、壁炉排放的大量煤烟，在冬天就形成了著名的浓雾。“真正的伦敦雾，诞生于19 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臻于极致。” 在美国，早期定居者根本不去注意维护土壤质量，随意放弃被毁的土地开垦新的地区，特别是种植烟草和棉花很快就耗尽了地力，而毁掉的土地很容易造成水土流失。17世纪的弗吉尼亚和18世纪的佐治亚经历了严重的洪灾。19世纪后期钢铁重犁的出现导致大平原地区被开垦，当地的半干旱气候和浅薄的表层土容易形成巨大的沙尘灾害。20世纪30年代初，周期性的干旱导致了严重的沙尘暴，覆盖了堪萨斯西部、科罗拉多东南部、俄克拉荷马西北部、德克萨斯北部、新墨西哥东北部以及内布拉斯加和达科他州的部分地区。1934年的第一场大尘暴卷起了约3.5亿吨表层土；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三分之一的表层土壤流失，5 000万公顷农田或者被毁，或者非常贫瘠，另有43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快速遭受侵蚀，其原因是在贫瘠的土地上长期的单一种植、大量使用化肥、除草剂和杀虫剂。日本熊本县在20 世纪50年代，由居民食用有机汞中毒的鱼类引起的水俣病也是一个知名的案例。
环境不断恶化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民众、环保组织和政府的关注。政府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治理环境，获得了程度不同的效果，包括上文提及的伦敦烟雾、美国的水土流失和日本的水俣病。但是，由于自私、维护霸权和保护资本利益的原因，西方国家一方面治理国内环境，另一方面则在国际上实行赤裸裸的环保双标：
1.把国内污染向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转移 首先是升级本国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低污染、低能耗的高新科技和金融业等服务业，把大量高污染、高能耗的中低端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如东亚的韩国、新加坡和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都承接过这样的产业转移。其次是向第三世界出口“洋垃圾”。美国于1990年签署了《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处置巴塞尔公约》，但国会却迟迟未予批准。2018年，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了15.7万个装有塑料垃圾的大型集装箱。其他方面的典型案例如2011年海啸发生后，日本福岛核事故产生的大量核废水处理问题。
2.以环保之名限制第三世界国家的外贸出口 具体表现是设置绿色贸易壁垒，即通过苛刻的质量审核条件和在商品的设计、制造、包装以及消费环节等方面的歧视性规定，限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如欧共体根据1993年第24届联合国农药残留法典委员会的讨论，对食品中残留的22种主要农药制定了新的最高残留限量，并撤销了氨三唑等农药的最高残留限量，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无法达标。
3.在气候谈判中拒绝承担责任 随着各国现代化的推进，二氧化碳的排放不断增加。发达国家由于率先启动现代化，在减排方面负有历史责任。然而，从美国的情况看，自从1992年其签署《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以来，因执政党的变更，官方减排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而两党的共同立场是一贯强硬坚持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将提供减排资金的责任推卸给私人和公共部门，其自身的减排计划却不予落实。
第四，西方的现代化始终伴随着暴力，是一个“血与火”的发展过程。此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西方世界内部的战争、冲突、掠夺和对第三世界的残酷掠夺、无情剥削。
欧洲在中世纪形成了小国林立的格局，战争成为本地区的常态，英法两国曾经爆发过所谓的“百年战争”。频繁的战争促使欧洲各国政府高度关注军队建设、武器更新以及财政能力的加强，从而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兴起，为近代各国的殖民战争和对外战争奠定了基础。在欧洲，近代第一个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是16—17世纪的荷兰，其革命胜利后走上了海外扩张、建立贸易霸权的道路。在荷兰之前，欧洲的两大封建王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经分别建立了对印度洋和大西洋、太平洋的海上霸权和殖民帝国，垄断了东西方的海上贸易。荷兰（原名尼德兰）的独立就是成功反抗西班牙统治的结果。独立后，荷兰先后参与了三十年战争、四次英荷战争、荷法关税战争，仅1602—1615年就在海上掳掠了545艘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只，确立了自己作为世界“海上马车夫”的地位。继荷兰之后，英国崛起为资本主义强国，先后打败了西班牙（1588年歼灭无敌舰队）、荷兰（1652—1784年的四次英荷战争）和法国（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等）等国，夺取了法国在印度和加拿大的属地，完全控制了这两个殖民地，成为世界头号海军大国。德国通过一系列战争先后打败丹麦（1864年）、奥地利（1866年）和法国（1870年），获得了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开启了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时期。美国则通过1898年的美西战争打败西班牙，夺取了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和古巴。日本通过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打败俄罗斯，夺取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随后把朝鲜变成保护国。列强对领土和殖民地、势力范围的争夺引发了相互间的激烈冲突，最终导致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西方国家对亚非和美洲地区的殖民征服构成其暴力扩张的另一个方面。二战后亚非和大洋洲地区国家广泛取得独立前的殖民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原始积累阶段（16世纪—1800年），主要是从亚非拉地区获取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资金。在这个阶段，葡萄牙控制了非洲的安哥拉、莫桑比克、美洲的巴西、印度的果阿和中国的澳门。西班牙则把除巴西以外的大部分拉丁美洲、加勒比岛屿和菲律宾变为其殖民地，雇佣当地的印第安人从事矿山开采和热带农产品的种植，繁重的劳动造成印第安人大批死亡。墨西哥的人口从1519年的2 500万先后下降到1548年的630万和1605年的105万；秘鲁人口从最高峰时的750万下降到1580年的180万。除此之外，葡萄牙在巴西的种植园使用非洲奴隶，从此非洲黑人奴隶逐渐出现在包括北美在内的美洲各地的种植园。1451—1870年，美洲输入的奴隶总数达到939.11万人。16世纪中叶以后，每年从美洲流入欧洲的黄金达1万磅，白银为50万磅，19世纪初英国商人从奴隶贸易中获得的平均利润率高达9.5%。由此，围绕着大西洋的商品和奴隶贸易形成了著名的“三角贸易”：从欧洲港口出发的商船满载食盐、纺织品、火器、小五金、串珠和甜酒前往非洲，用这些商品交换奴隶，再卖给新大陆的种植园主，满载种植园的农产品如蔗糖、糖蜜、烟草、稻米和棉花返回欧洲。同时，英国雇佣的海盗和荷兰的军舰在海上拦截西班牙满载贵金属和商品的商船。
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第二个阶段是输出商品和输入原料（1800—1870年）。本阶段西方国家先后完成工业革命，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开始大量向亚非拉地区出口工业品，进口农矿产品。第三个阶段是输出资本（1870—1918年）。本阶段西方国家先后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开始大量向亚非拉地区输出资本，并继续出口工业品、进口原料。1900年，阿根廷50%的进出口贸易与全部投资几乎都来自英国；1947年独立前，印度的年均GDP增长率仅为0.2%，而英国的增长率达到印度的10倍，英国借此稳定英镑价格、缩小国际收支逆差；19世纪和20世纪初，有多达3 700万人离开印度、中国、马来半岛和爪哇，多数人成为帝国领土上的契约劳工。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亚非地区掀起了夺取殖民地的狂潮。1876年以前，欧洲列强只占有非洲土地的10.8%，而到1900年猛增到90.4%，1914年超过了96%。对殖民地的争夺成为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
西方国家的残暴统治激发了殖民地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从19世纪到二战后，美洲和亚非地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先后取得了民族独立，走上了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西方国家也采取了新的办法延续其对第三世界的控制和剥削，即“新殖民主义”。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L.S.Stavrianos)指出：“如果说殖民主义是一种凭借强权来直接进行统治的制度，那么新殖民主义就是一种让予政治独立来换取经济上的依附和剥削的间接统治制度。”具体而言，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通过西方国家的政府机构（美国的国际开发署等）及其控制的各种国际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手段（发展援助等）推销西方的发展模式，与苏联和中国等国家展开争夺。②通过双边和多边援助、跨国公司的投资、银行贷款控制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进行经济剥削。③通过高价的出口工业品和输入低价原料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压榨。④几乎无偿地掠夺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知识，同时通过符合西方利益的知识产权垄断技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盘剥。⑤通过西方控制的通用货币操纵世界经济与本币升贬值和利率变化掠夺第三世界。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文化殖民。
必须承认，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推动了世界科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但这一现代化进程不但把自身的种种压力转移到亚非地区和美洲、大洋洲，而且是建立在其对本国人民及第三世界、甚至大自然的无情掠夺和压迫剥削之上的，充分暴露出资本鲜明的掠夺性、贪婪性、好战性和虚伪性，这是任何有关“普世价值”的宣传都无法掩盖的。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目标、战略的递进
近代中国由于各种原因，社会经济发展陷入了几乎停滞的状况，而欧洲国家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迅速崛起，对中国构成威胁。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掀起了洋务运动，开启了自救的现代化运动。然而，在“以洋为师”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帝国主义的入侵，最终大片国土沦为列强的势力范围，大量资源被掠夺。国民党统治时期，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扶植下，对广大人民和中小地主资产阶级横征暴敛。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和国民党发动的内战更使中国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确保了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出色的国家治理能力、符合国情的发展战略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这些对发展独立的、平衡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由此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的历史进程。
为了推动国家的现代化，中国政府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发展目标和战略。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任务。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宣布，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此，中央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两步设想。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针，进一步制定了更高要求、更详细的新的发展目标和战略。1987年，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设想，党的十三大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到1990年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0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进一步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
胡锦涛同志于2004年3月第一次明确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基本要求，并在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目标。此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形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现代化建设的内容。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列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点，笔者就有关特点进行如下具体分析：
第一，拥有世界第一的巨大人口规模。
中国虽然耕地面积有限，但历史悠久的精耕细作和南方较高单产、较多劳力投入的稻米生产决定了人口规模。有清一代，中国人口进入了大发展，奠定了中华民族人口规模的基础。1840年，中国人口达到41 231万，1949年末达到54 877万。相比之下，1950年居世界第二的印度人口为35 829万。庞大的人口为现代化提供了巨量的劳动力和技术工匠储备及规模可观的市场，但它加上辽阔的领土意味着诸多困难的存在：
1.人口分布的高度不平衡 著名经济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瑷珲-腾冲线”概念。他基于粗略的调查统计数据，揭示出当时中国人口分布的巨大差异，即东侧约40%的国土集中了90%以上人口，西侧约60%的国土居住的人口不足10%。而且，“瑷珲-腾冲线”线不仅仅涉及人口分布，也进一步反映出中国的地理地貌、经济社会资源与自然资源在东西部的巨大落差：此线以东主要是以平原、水网、丘陵、岩溶和丹霞地貌为主的地理结构，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而此线以西主要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游牧业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的人力资源、大中城市、工业中心、出海口、市场资源、金属矿藏主要分布在此线以东，而能源（水电、煤炭、石油、光伏风能）、牧场等自然资源和内陆口岸主要分布在此线以西。
2.巨大的地区差别 “瑷珲-腾冲线”已经揭示出中国的地区差别，而1986年提出的东、中、西部划分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梯次差距。经过多次修订，2000年国家正式公布，使用至今的三大地区的划分如下：东部即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个省（区）；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等12个省区市。然而，由于中国领土的广阔和各地的地理、经济差距，即使在东、中、西部各省的内部，依然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别。
3.巨大的城乡差别 直到1949年，中国依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该年的城镇化率仅有10.64%，此后缓慢地增加至1977年的17.55%。其原因是当时实行的票证制度、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约束，这种缓慢的增长体现出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强制拉动、包办的自上而下的城镇化模式。
4.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的差别 1949年以前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总体表现出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形态千差万别、经济结构单一、经济总量小等特点，存在着以不同所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成分，包括原始共有制经济、家长奴隶制经济、奴隶制经济和封建领主（牧主）经济。1952年，八省区（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地区生产总值总量仅57.89亿元，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占比(算术平均)分别为73.1%、12.8%和14.1%。显然，农牧业的比例相当高。
5.海外移民对中国的人口规模影响有限 近代以来，中国以海外为目标的具备一定规模的移民包括明末清初向东南亚的移民、赴美华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欧洲战场的中国劳工滞留以及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海外移民。但上述移民的规模都不大，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末中国还接收了分别从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返回的部分华侨。
由此，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劳动力问题主要是在内部解决的，而庞大的人口基数及其快速增长使中国面临着尖锐的人地矛盾及突出的食品供应和就业压力。人地矛盾的主要表现是较低的人均耕地产量难以维持农业人口的最低消费水平，区域内就业机会少，谋生条件不稳定，生存压力大，而因食物短缺形成的相对人口压力从传统社会一直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然，随着中国经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庞大的人口的积极作用日益体现，主要是为工业和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商品、服务和投资市场。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实现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针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存在的上述问题，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举措，这些举措基本上可以分为五个方面：
1.实行社会改革 目标是彻底消除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敌人，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具体措施是进行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和国有化。1949年前后，农村的土地占有极不平衡，占农村人口不到 10%的地主、富农占有 70%—8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 90%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人仅占有 20%—30% 的土地。土改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但农业生产资料的匮乏迫使一些农民出卖土地。从1953年开始，合作化运动启动，逐步建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我国实施“以农养工”的政策、完成工业化发展积累、稳定城乡社会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国有化方面，征用了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外资企业，接管了国民党政府的2 858个工业企业，铁路机车4 000多台、客车约4 000辆、货车约4.7万辆,铁路车辆和船舶修造工厂约30个，各种船舶约20多万吨，中央银行等四大银行、两局一库（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及合作金库）系统和地方银行系统共计2 400多家银行，以及国民党政府经营的十几家垄断性的贸易公司。
2.发展国民经济 目标是增加经济总量，为实现全民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济相当落后。当时在全国5亿多人口中，只有约200万人从事工业，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0%左右；而且工业的主体是手工业，轻工业占到了工业总产值的70%，绝大部分现代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根据Conference Board的数据库资料，1950年126个国家的人均GDP中，除3个海湾产油国，中国居倒数第7位。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根据政府发布的统计数据，202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1 143 670亿元，人均80 976元，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46 380元/人。按年平均汇率折算，202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17.7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预计超过18%。从经济结构上看，2021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分别为7.3%、39.4%和53.3%，服务业和工业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15.1%，装备制造业为32.4%。2021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4 652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员比重为62.7%，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64.72%，这有助于缓和城乡矛盾。2006年，国家正式取消农业税。
3.大力推动各项社会、民生事业的发展 1949年以来，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会保障事业和新农村建设等各项社会、民生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在教育领域，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约为80%，仅有3 000多万小学在校生、100多万中学在校生；2018年，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99.95%，初中、高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为100.9%、88.8%、48.1%，学龄前教育毛入园率为81.7%；2019年，国内各级、各类学校共有53.01万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的在校生人数为2.82亿人，教育体系内共有专任教师约1 732.03万人。教育体系的上述指标在2018年达到同期中上等收入国家教育的平均水平。在卫生健康领域，1949年之前中国医疗卫生的整体情况恶劣，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婴儿死亡率是200‰，存在传染病肆虐、新生儿死亡率高、医生稀缺、医疗条件简陋等情况。到了2019年底，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达880.7万张，卫生人员总数达1 292.8万人，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7.3岁，婴儿死亡率下降到5.6‰；同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5亿人，参保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在社会保障领域，基本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19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9.68亿人，覆盖率超过90%；失业保险参保人数2.05亿人，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13.05亿人，覆盖93%的人口。
4.大力推动中西部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国家实行均衡发展的区域经济政策，“一五”时期的156项重点工程建设中，项目总数的3/4、投资总额的2/3都安排在内地。此后，由于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导向的变化，区域发展差距反复波动。改革开放以来，水资源与气候条件更好、受传统体制、机制束缚较小、商业氛围浓厚的东南沿海地区迅速发展，东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开始超过东北，居四区域（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之首，与其他区域的差距逐渐拉大。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随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持续发力，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2007年以后，由于东部地区土地、劳动力等各项成本的上升和外贸出口的放缓，沿海产业纷纷向中西部转移，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连续12年快于东部，改变了长期以来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领跑全国的格局。2018年，中部地区的GDP在全国占比达21%，西部地区达20.1%。
5.大力推进减贫事业 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开始，中国把扶贫开发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大力推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使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1978—2012年，扶贫标准两次大幅提高，按照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测算，农村贫困发生率从97.5%下降到10.2%，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减贫成效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12年以后，党中央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2013—2019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超过5 000亿元。同期，我国贫困人口从9 899万人减少到1 660万人，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到2018年底，全国832个贫困县有一半摘帽，超过10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实现脱贫。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现行标准下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1949年以来，中国有7亿多人脱贫，占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在发展中国家中是唯一实现了经济较快增长与大规模减贫同步、综合国力增强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同步的国家。2021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而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制定的现代化战略高度重视现代化进程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问题，“四位一体”中的文化建设就是要为国家的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加强国家的软实力，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举措：
1.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作为一种社会事业，教育承担着培养现代化的劳动者的重要任务，后者的技能和思想观念对现代化发挥着直接的影响。由此，教育的发展规模和培养质量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时，高等教育也担负着进行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两大任务，从而成为现代化的重要智力支撑。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2021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7.8%，进入普及化的发展阶段。此外，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进入世界第一方阵，基础学科拔尖人才梯队网络形成，人才培养适应度明显增强，思政体系建设全面推进。
2.推进良法善治，维护公民权利 这涉及拓展人民民主权利、保障人身权利、保障个人财产权、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和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等方面。在拓展人民民主权利方面，努力促进民主选举有序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稳步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对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切实保障。例如，修订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了居委会、村委会成员的选举和罢免程序，在全国农村普遍开展了10轮以上村委会换届选举。
3.促进农民、妇女、儿童、老年人、少数民族和残疾人等特定群体权益的保障 例如，在农村人居环境方面，持续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农村厕所革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改善村容村貌。截至2020年，全国95%以上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2019—2020年，累计安排144亿元中央财政资金实施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奖补政策，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60亿元支持中西部省份以县为单位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建设。
4.积极推动文化事业发展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重要教学内容，红色旅游蔚然成风。其次，公共文化服务不断扩展。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在综合人口覆盖率方面，全国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分别达到99.5%和99.7%；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 217个、文化馆3 317个、博物馆3 671个，其中90%以上的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再次，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新业态迅速兴起。2021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收119 064亿元。此外，在广播影视制播能力、新闻出版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同样成效突出。
5.全面推进信息化建设 信息化是指培养、发展以计算机为主的智能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生产力，并使之造福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历史过程。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信息化从计算机产业的起步开始，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了包括“宽带中国”“互联网+行动计划”“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等在内的完整的战略体系，发展起了包括移动互联网(含5G)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对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到2020年，全国每百人的移动电话普及率达113.9部；互联网普及率达70.4%，其中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5.9%。截至2021年6月，全国共开通5G基站84.7万个。
6.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保护 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各族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对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进行大规模、有组织的普查和采录，编撰出版了十套“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进入21世纪后，国家加大普查投入，普查资源总量达87万多项，抢救和保护了一批具有历史价值、处于濒危状态的重要资料和珍贵实物。此后，国家启动了非遗记录工程，对代表性项目的内容、表现形式、流变过程、核心技艺以及传承实践，进行系统、专业的记录。2011年，国家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中国还建立了四级名录制度和传承人认定制度。截至2021年6月，国务院共公布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1 557项。同时，非遗保护也与文化旅游和乡村振兴结合了起来。
7.大力推进全民健身 除竞技体育外，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全民健身的发展。1952年，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成立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由此揭开了群众体育事业大发展的序幕。1995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使全民健身获得法律保障，标志着我国开始正式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到2001年，建立并逐步完善了国民体质测定系统。2014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它明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了中国体育产业的大发展。2020年底，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2平方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数超过了1.86名，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7.2%。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实现了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中国人以地大物博而自豪，但人多地少的现实、西部脆弱的自然环境和70年来快速的经济发展意味着生态环境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生态文明方面，政府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通方式、废物处理、自然环境、贸易方式等领域采取了以下重要举措：
1.推动经济的节能减排 1949年以来，中国的能源生产总量、消费总量和人均能源使用量不断增加，用能方式加快变革，能源结构持续大幅优化改善，清洁低碳成为发展方向。20世纪50年代初，原煤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高达96.3%，石油仅占0.7%，水电占3%。到2018年，原煤占比下降到69.3%，石油为7.2%，清洁能源为23.5%。同期，清洁能源和石油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也大幅上升。单位GDP能耗指标值（GDP按2018年价格计算）从1953年的0.91吨标准煤/万元大幅度下降到2018年0.52吨标准煤/万元。同时，治理工业“三废”的效率不断提升。2007年，工业废水排放量接近250万吨，达到峰值，2015年下降到约200万吨；2014年，工业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接近60%。
2.有计划的大规模群众性植树造林和退耕还林还草、治理沙漠运动 近代以来，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及相对粗放的生产方式，造成大面积毁林开荒，生态环境恶化。1978年，国家启动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简称三北工程）。该工程建设地区位于我国西北、华北以及东北西部地区，涉及13个省（区、市），土地总面积435.8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45.3%，累计完成造林保存面积3 174.29万公顷，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1977年的5.05%提高到2020年的13.84%，在祖国北疆筑起了一道抵御风沙、保持水土、护农促牧的绿色长城。1999年和2014年，国家还先后启动实施两轮退耕还林还草，截至2020年，在25个省(区、市)完成5.22亿亩(其中退耕还林还草2.13亿亩)，占同期全国重点工程造林总面积的40%，有4 100万农户1.58亿农民直接受益。80年代初，中国森林覆盖率为12%，2021年末提高到23.04%，同期森林蓄积量从90.28亿立方米提高到175.6亿立方米，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从10.1%提高到41.11%。2012年至2021年6月，累计完成防沙治沙面积超过1 900万公顷，封禁保护面积达177.2万公顷，率先实现了荒漠化土地零增长。
3.推进城市空气治理 具体措施包括治理工业废气排放、建筑施工扬沙、汽车尾气和生活废气等。根据国家统计局2021年发布的公报，在监测的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全年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占64.3%；细颗粒物（PM2.5）年平均浓度30微克/立方米，比上年下降9.1%。蓝天保卫战取得突出成绩。
4.打好碧水保卫战，确保陆上和沿海水质 2015年，国务院下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改善七大重点流域、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近岸海域的水质，控制城市黑臭水体比例。到2020年，国家1 940个地表水考核断面中，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为83.4%，同比上升8.5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为0.6%，同比下降2.8个百分点；全国近岸海域优良（一、二类）水质比例为77.4%，同比上升0.8个百分点；劣四类水质比例为9.4%，同比下降2.3个百分点。
5.推进净土保卫战，管控土壤环境风险 2015年，国务院下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积极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重点是农用地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2014—2019年，依法依规关停涉重金属行业企业3 500余家，实施金属减排工程850多个。同时开展了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治理修复等工作，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
6.促进垃圾管理，改善人居环境 2008年1月，国务院下发通知， 要求从当年6月1日起在国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超薄塑料袋，并实行塑料袋有偿使用制度。2017年3月，国务院发布实施方案，基本确立了生活垃圾分类制度。2019年6月，住建部等9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到2020年在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上海随后开始推广垃圾分类处理，并普及到其他重点城市。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新规，明令禁止四大类共24种“洋垃圾”入境。2021年1月1日起，国家全面禁止进口固体废物。到2020年，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68%，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超过90%。
7.发展自然保护地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建立了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功能多样的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在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上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三类，它们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保存自然遗产、改善生态环境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20年，全国共建立自然保护地近万处，保护面积覆盖陆域国土面积的18%，有效保护了约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2011年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指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最鲜明的特征是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作为和平发展的体现，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具体举措：
1.先后提出有关和平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话语，包括新安全观、新发展观、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新安全观强调“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既要维护本国安全，又尊重别国安全关切，促进人类共同安全。新发展观突出“公平、开放、全面、创新”，注重发展机会的均等，同时明确各国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提出各国要对外开放，尊重彼此的发展选择；强调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重视创新的作用，主张各国要培育新的核心竞争力。和谐世界的概念包括：和平、公平、有效和民主的多边主义；通过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共同发展；文明、文化、制度的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理解；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宗旨是“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其组成部分包括双边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及新型国际关系。
2.积极参与联合国等多边国际合作和国际热点问题的处理 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里，中国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就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热点问题和气候合作、粮食问题、反恐、防止核扩散等全球性议题积极寻找解决方案。截至2020年9月，中国先后参加25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官兵4万余人次，涉及亚非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16名官兵献出宝贵生命。早在2016年，中国贡献的维和经费已经达到世界第二。
3.以和平方式解决与邻国的边界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 中国先后同12个邻国谈判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在东海和南海海域坚持通过和平谈判处理同邻国的海洋权益争端，实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4.积极参与各类区域、次区域组织和合作机制的建立和活动，促进区域合作和繁荣稳定 包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989）、亚信会议（1993）、亚欧会议（1996）、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10+1”，1997）、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合作机制（“10+3”，1997）、中非合作论坛（2000）、上合组织（2001）、中阿合作论坛（2004）、东亚峰会（2005）、金砖国家（2009）、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10）、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2015）、《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20）等。
5.努力稳定地区和世界形势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呈现大幅贬值，而中国保持了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建设，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参与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及国际贸易融资计划和金融合作，组织大型采购团赴海外采购。
6.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 从1950年开始，中国即开始提供援助，形式包括援建成套项目、提供物资、开展技术合作、开展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派遣援外医疗队、派遣志愿者、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减免有关国家债务、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2013—2018年，中国援外金额达2 702亿元人民币，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其中无偿援助为1 278亿元人民币，占援外总额的47.30%。
7.积极为全球发展提供公共产品 在2015年9月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宣布5年内提供“6个100”项目支持，包括100个减贫项目、100个农业合作项目、100个促贸援助项目、100个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100所医院和诊所、100所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帮助实施100个“妇幼健康工程”和100个“快乐校园工程”，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提供来华培训和奖学金名额，免除有关国家无息贷款债务等重要举措。
8.积极参与应对各类全球挑战,包括气候合作、粮食问题、环境问题等 1995 年，我国领导人在联合国成立 50 周年纪念会议上呼吁世界各国相互配合、合作，共同解决环境保护这一世界性问题。我国还积极参加国际性环保合作，先后与世界多国签订环保合约，并加入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等 20 多项国际环境公约。
9.开放中国市场，让世界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推动对外开放，利用国内的大市场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2021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达到6.05万亿美元，服务贸易突破8 000亿美元；2017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5年保持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在过去5年增长近10倍。
10.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世界经济互联互通 中国积极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公路、铁路、港口、桥梁、通信管网等骨干通道建设，助力打造“六廊六路”互联互通大格局，支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物流航道和空中枢纽建设，帮助相关国家改善贸易条件、提升贸易发展能力，完善金融体系、搭建融资合作平台，实施民生援助，加大人文交流、文化合作。2013—2021年，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累计1 613亿美元，沿线国家在华设立企业3.2万家，实际累计投资712亿美元；我国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累计约1.1万亿美元。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的现代化虽然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有所借鉴，但从根本上说不同于后者。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说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从世界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通过进行大众性的革命运动为现代化奠定基础。纵观全世界，现代化中的土地问题即传统的大地产向以自耕农为主的土地产权和农业商品化的发展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而大多数国家的做法是回避困难的产权变更和通过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渐进式地取代传统经营及发展科技实现农业的发展，但这种方式可能产生巨大的副作用。而中国通过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及合作化运动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大众性的革命运动也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和买办、官僚资本的统治，为在全新的基础上开展现代化运动创造了条件。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比较了英、法、美、日、中国和印度的现代化，认为“是农民提供了最终炸毁旧秩序的炸药，这一点在中国甚至比在俄国表现得还要明显。是农民再一次为一个政党的胜利提供了主要的驱动力”。
第二，为第三世界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二战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家大力宣传现代化就是“西化”、东方国家走向现代化必须彻底抛弃它们的传统，同时西方国家通过其控制下的各类国际组织和发展援助，大力向第三世界推销其基于多党制、市场经济和世俗化的现代化模式（“华盛顿共识”），遏制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然而，新自由主义模式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更多的是经济停滞、社会矛盾激化、腐败和外债积累。因此，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强调独立自主、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环境友好、根据国情探索发展战略、国家与市场平衡、突出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浓厚兴趣和高度关注。
第三，推动了东西方力量对比的改变。随着近代西方国家进入现代化，其综合国力快速提高，从而在国际上形成了对亚非地区的全方位优势。二战后，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大力发展国民经济，虽然它们经历了种种困难，但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和拉美地区。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世纪之交，上述趋势更加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加快，呈现整体上升的势头，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南南合作进一步强化。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四，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这是第三世界经济和政治力量加强导致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必然后果。为此，中国政府先后提出了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从而提供了重要的话语，并且得到了国际社会日益普遍的认同。2022年11月，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先后表决通过三项决议，其中均写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连续6年写入该委员会的决议。如前所述，中国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具体措施。
第五，助力了全球化的发展。有关全球化的开端有不同看法，主流观点是它开始于冷战结束后，也有始于大航海时代之说。然而，近年来许多学者认为全球化出现了倒退的趋势，如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不同阶层的差距扩大。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列举了以下原因：人工智能的崛起，人们愈发意识到经济依赖性的危险，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在推动与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经济的“脱钩”。不过，中国凭借其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对全球化的的鼎力支持一直在促进全球化的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艰难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摸索总结出来的，它使一个东方大国取得了骄人的发展成绩，贡献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文章来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网络编辑：静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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