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人服务
听雨斋
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⑴“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⑵
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是毛泽东历来考虑文化审美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规范审美、艺术取向的根本原则。从毛泽东早在1938年讲新文化应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到1940年1月在延安《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为文化取向上的“中国何处去?”指出正确方向，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到1942年5月他的体系化的美学论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提出文艺为最广大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以及建国以后关于文化、审美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都鲜明地贯穿着人民本位的价值立场。
毛泽东人民本位的审美取向或价值论原则的核心、基础，是他的历史观，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观。是他的重民和新民思想在美学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重民，即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分野。重民思想在审美领域中合乎逻辑的展开，必然是重视作为历史的主体的人民群众在审美领域中的主体地位，这种主体地位的现实地、全面地实现，是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的目的;它首先着眼于审美客体——从整个审美文化形态到具体现象的价值属性的社会性质，即对人民利益的客观关系。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揭出物质生产实践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必然也由此得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结论。只有建立在这样一种历史观基础上的美学理论，才能科学地揭出审美发生发展、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历史趋势，审美关系不能脱离其意识形态的内容，带有阶级关系的投影和制约，并且随着社会历史进程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它必须为群众所理解和喜爱。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它必须使群众中的艺术家产生出来并使之发展。”⑶从而使这种审美理论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广阔的人民性和现实实践性的品格。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文化战略家的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站在时代的高处，把握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审美领域与社会变革的历史巨流之间的辩证关系，思考中国文化革命的丰富经验和历史走向，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⑷他详细地研究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它的基本构成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这个社会戏剧中一切当事人的“传记”，以及他们在戏剧的每一幕中所扮演的角色，清楚地揭出谁是革命的主体和根本力量。“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什么是人的根本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他反复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是无限的创造力”。他的美学理论是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成为对革命实践进行理论论证的一个必要方面，人民的利益自然地占据他的审美思维的中心。审美、艺术的发展必须是为着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人民大众“要看书、看报”、“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⑸，需要有一种真实的表现他们的感情、思想和意志，新的精神理想、道德理想和审美理想的艺术，并帮助他们推动历史的前进。“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⑹同时，也正是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体而实际的确证和实现自己在审美、艺术领域中的(表现、接受、创造)主体地位的积极努力，为审美、艺术揭出新的社会发展前景。
当毛泽东以人民本位的审美取向去审视传统的社会文化结构时，强烈的愤懑和对它进行革命性改造，便是自然而然的了。在剥削制度的社会，劳苦群众的悲惨的生存处境，除了政治上被压迫、经济上被剥削，还有与之交织在一起的精神桎梏和文化贫困。“中国历来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劳动创造了美，却为劳动者创造了畸形。在脱离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中，作为历史的创造主体的人民群众，却不能成为表现和服务的对象。毛泽东既从这种“颠倒”的社会文化结构中，揭出它的不合理性，也从这里看到群众中蕴藏着的巨大的反抗意识和创造潜能，将这种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面目，是审美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这种扭转乾坤的“再颠倒”，又首先是价值观的重构，是审美取向的革命性转变。
毛泽东从审美事实出发，反对超功利主义态度，注重审美、艺术性同社会功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这为“纯审美”、“纯艺术”论者最疾首蹙额。但是，面对生动的实际的审美事实，他们或者视而不见，或者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窘境。这种观点的古典代表康德，提出美感是“非功利”的不计较利害的，但是，美和理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他只好提出“纯粹美”和“依存美”，并且经过严格鉴定之后，纯粹美被保留得极少，绝大部分的美都是依存的，从而不能不与真、善发生关系。毛泽东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⑺，审美关系不过是价值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并且处于更广阔的价值关系及其相互作用之中。它和作为价值关系的其它形式如经济、政治、道德关系一样，在这种关系中包含和体现客体、现象对一定主体、这个或那个社会阶级或阶层的意义。无产阶级革命功利主义，则要求审美、艺术反映和服务于人民的利益。与这种功利态度交织在一起的是平民美学精神。他反对文化为少数文化圈中的人所独享。他具有最精致的审美、艺术文化的深湛修养，但他不满于不同文化阶层之间的差距，并且终生为缩小这种差距而奋斗。他的充满平民情趣的个人生活方式，是富于深意的提示。
新民思想，也是毛泽东形成人民本位的审美取向的动力机制。它所指向的是社会主义审美意识的人格化和人自身的审美化，即培养和造就新的人并促进个性的和谐发展。人民不仅是历史的主体、创造者，也是不断的自我完善者。如果说重民思想体现在审美价值取向上主要着眼于审美客体的社会功利性质，那么这里则着眼于审美主体即人民大众自身的精神发展，包括形成正确的价值定向，以及审美需要和审美能力的发展。审美关系中的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历史过程本身就是不停顿的辩证运动过程，人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同样地也更新他们自身”⑻。毛泽东早在创建第一个革命团体时就以“新民”命名。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去变化“民质”，改造“人们的心理状态”、“塑造现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直是毛泽东所特别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十分重视历史进程中人的因素，反复强调“人人都需要改造”，认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的任务，不仅改造客观世界，而且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他从客观世界的改造、更新，也从主观世界的改造、更新，即人自身的改造、更新方面，考察社会历史的进步和时代生活的发展，“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⑼革命和建设事业能否胜利前进的主观方面，是群众政治上的成熟和阶级自觉程度，积极性、创造性程度。显然，人民本位的审美取向，是同艺术具有帮助最广大的群众形成正确的价值定向和社会审美理想，用社会主义教育人民，培养和造就内化了社会主义审美意识形态的新人，从而能最大限度地抵制、排斥对立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袭和影响的宣传、教育、认识作用分不开的。先进的思想体系只有当它掌握了群众，才会变成现实的力量。这种新民思想同样体现在毛泽东对农民的认识上。毛泽东的农民观，是对中国革命的杰出贡献。他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这种理论正确性的辉煌证明。在文化问题上，毛泽东同样关注农民，指出农民是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但是，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一再指出要“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把毛泽东的文化、审美思想说成是农民思想，是毫无根据的。
人的改造、更新，即人自身的审美化，还包括发展人的审美需要和审美能力，促进人的个性的和谐发展。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在论证人的存在的统一性的基础上，表达自己的人格理想，即人的“心身并完”、“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乃“人人应为期向者也”。亦即“实践具足之生活”，使“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他既重视人的感性、感官生活，以及感性生活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同时肯定“普通法则”即理性普遍性是“具足生活所必不可缺之条件”。他更重视精神方面，但这里精神不只是指理智、抽象思维，也包括感觉、情感、意志、想象等方面，是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人的和谐发展。此后，毛泽东把审美视角转向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及其所展示出来的人格美、人性美，崇高的审美理想，高尚的道德情操，乐观的生命情调，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积极地、自觉地和有效地改造世界多方面的创造能力，和个性的和谐发展。在毛泽东雄奇、瑰丽的诗词艺术中，“马蹄声碎”、“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悲壮、激越的旋律，“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迈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所表现出的创造主体的自由意识，在咏梅中对一种高尚人格的热情洋溢的赞颂，以及对人的“心身并完”、文武兼备，风流美俊的描绘，等等，就是这种新人的美学肖像的艺术表现。
毛泽东的人民本位的审美取向，与他的人民观相联系，还具有这样两个基本特征：与人民——大多数相联系而表现在数量方面的审美参与的广泛性，最广阔的人民性;与人民——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领导的综合体而表现在审美艺术文化质的规定性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作为审美媒介的社会审美理想的崇高性。
人民是历史的范畴。毛泽东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⑽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即人民群众始终是占全人口的最大多数，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为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既是毛泽东评价实践运动、政治社会的价值立场，也是他评价文化运动、审美、艺术价值的根本原则。因而这种审美、艺术文化具有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最广阔的人民性，吸引了最广大的参与者。表现出社会政治方向的一致性和人们审美选择的多样性。同时这种审美艺术文化也因此能空前地表现出自己的社会意义，积极地、广泛地参与和影响社会进程。人民是一个综合体。在现代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它是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主体。工人阶级的社会生存条件关系以及由此铸成的阶级品格，使它在这个综合体中居于“盟长”的地位。毛泽东突出强调了工人阶级的“盟长”地位和作用，工人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最先进的社会阶级，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力量。这种“盟长”地位和作用在社会意识形态和审美领域中的具体实现，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工人阶级作为新的世界观和审美观、艺术观的体现者，在领导人民大众追求经济、政治的解放，也同时砸碎精神、文化压迫的沉重锁链，创造新世界的过程中，使属于自己的文化、艺术繁荣发展起来，“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也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有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自己的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这种审美、艺术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审美、艺术活动所体现的并且作为活动中介以及审美范型和标准的审美理想具有崇高性的根本原因，使其在思想精神境界上超越过去的时代。
注释
⑴⑵⑸⑺⑽《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34、542、526、542、756页。
⑶列宁对克·蔡特金的谈话，转引自《艺术论集》第279页。
⑷⑹⑼《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50、399、136页。
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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