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的琴》剧照
劳动的再现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关切之一，而在今天，这一核心关切已成为核心疑难：在市场化语境下将直接的物质生产劳动想象和书写为人的本质需要(而非别无选择的谋生手段)，是否仍然可能?正是在这一疑难面前，电影《钢的琴》提供了难得的启示，影片礼赞工人劳动的华彩段落恰好出现在主人公陈桂林放弃女儿的抚养权(工人的父亲资格)之后，并接续以陈桂林父亲(失语的老工人)的葬礼，叙事的断裂和自反展现出重建劳动者主体性的必要条件：直面主体的历史创伤。数千万国企工人下岗，无疑是最容易看到的“历史进步”的痛苦代价，以至于在发展主义的主流话语中，“阵痛”成了描述20世纪90年代改革的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这个取譬于妇女分娩的修辞将劳动商品化给劳动者带来的痛苦限定在一个特殊的转型年代，不仅遮蔽了雇佣劳动制度普遍建立之后工人的日常经验，而且使人遗忘了作为90年代“阵痛”的前提的原始创伤。因此，当电影《钢的琴》在2014年改编为同名电视剧，为90年代故事新增添的前史不免令人惊讶：与工人下岗的“阵痛”相参照的并不是此前“老大哥”的自豪感，而是在80年代“成为工人”的创伤。
电视剧《钢的琴》的第一个场景是1985年的高考考场。陈桂林连续三次高考失利，被考上大学的女友抛弃，迫不得已接父亲的班进钢铁厂当了工人。同样不得已的是后来帮他造钢琴的大刘、快手、季哥等人，由于铸造车间的一场严重事故——除陈桂林因旷工侥幸逃过一劫，自车间主任以下的工人几乎全体遇难，厂领导要求这些新进厂的年轻人全部去铸造车间工作，大家都很沮丧，陈桂林则安慰他们说，铸造车间虽然又苦又累又危险，但补助也高，而且朋友们又能都在一起了。这群工友的深厚情谊并非形成于单位或车间的生产劳动过程，而是在进入工厂前即已建立。以青春、友谊、爱情为主题，电视剧《钢的琴》再现了国企工人的“阳光灿烂的80年代”，却同时在对具体生命经验的表现中，将该年代的工业劳动者身份还原为创伤性和外在化的。在这一分裂表征的背后，是新世纪两股互不交集的怀旧潮流——80年代怀旧与社会主义工业年代怀旧。近十年来的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系列缅怀社会主义单位制条件下的工人劳动的电视剧(如《大工匠》、《钢铁年代》、《工人大院》等)，这些工业年代剧主要表现的是毛泽东时代(20世纪50-70年代)的工业劳动，而对于80年代，或者完全没有呈现，或者处理得和劳动基本没有关系。社会主义工业年代怀旧在相当程度上是对是对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市场化改革的社会结果的回应，在这种回应中，80年代的位置显得极其暧昧。与此同时，关于80年代的怀旧叙事也几乎从未把物质生产劳动当作追怀的对象。
《钢的琴》剧照
“我们有困难要上，没困难，我们创造困难还要上。”
但2015年却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异数，一部既缅怀80年代又同时是劳动赞美诗的电视剧——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讲述的是1975—1985年的故事，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主人公孙少平实现了从农民的儿子到国营煤矿工人的转变。“农转非”的背景是否使孙少平迥异于同一时期的陈桂林，不可能存在“成为工人”的创伤?回答该问题，需要首先分析这种80年代创伤的历史内涵。
如果说，“阵痛”是描述90年代工人阶级创伤的主流修辞，那么，值得玩味的是，这一修辞其实起源于80年代前期——工人收入普遍提高的国企改革的最初阶段。1983年，东北作家邓刚发表小说《阵痛》，该作品荣获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成为“改革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命名为“阵痛”的小说首先描写的是改革带来的喜悦：“锤砸铁砧出声，汗珠摔地有响，出多少力，换多少钱，谁不打心眼儿里乐!”工人们高兴，是因为签订了按劳分配的包工合同，不再吃大锅饭。新时期的国企改革始于承包制的实行，企业和国家签订承包合同，“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欠收自负”，承包指标又在企业内部进行层层分解，分解到车间、班组，直至个人，在此过程中“优化劳动组合”。优化组合的班组需要淘汰剩余，于是读者看到了小说的主人公即“阵痛”的承受者：“郭大柱，三十三岁，五级铆工，政治思想好，常年先进生产者……”作为“先进生产者”的郭大柱成了铆工班的剩余劳动力，原因在于他只是名义上的“铆工”——“文革”期间入厂做工人时，由于能写会画，被上级安排去从事宣传鼓动工作，从此身份是“铆工”，干的却是文宣干部的活。除了承包制、按劳分配之外，《阵痛》还写了80年代前期的另一项重要改革，或更确切地说是“整顿”——整顿“以工代干”。1983年，中组部和劳动人事部联合下发《关于整顿“以工代干”问题的通知》，认为“长期‘工不工’、‘干不干’，影响了积极性的发挥，不利于四化建设”，要求严格明确工人和干部的身份。郭大柱没法再做宣传鼓动工作了，回到车间重头做起，给其他的工人打开水，同时向他们学技术，小说写道：“这些日子他的心沉浸不可名状的痛苦里，他意识到这是一种阵痛，一种新事物诞生前的阵痛。……”郭大柱要重新做一名工人，而他从前干的活呢?原来画革命宣传画的地方现在画着摩登美人——工厂的产品广告，美术学校毕业分配来的学生画的，比郭大柱画得专业多了。“以工代干”造成的分工不明确得到了“整顿”。
“以工代干”是在毛泽东向全国推广“鞍钢宪法”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鞍钢宪法”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方针，主张工人参加管理，管理者参加劳动，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相结合，与强调一长制、专家治厂、专业分工的苏联“马钢宪法”针锋相对。从1960年倡导“鞍钢宪法”到70年代中期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的讲话，晚年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劳动的一系列激进论述始终参照着一个负面典型，即他认为已经演变为修正主义的苏联模式。而《阵痛》等“改革小说”显然从属于将晚年毛泽东的激进思想再颠倒过来的意识形态实践，作为这种新时期文学类型的关键能指，“改革”的最初所指与其说是对苏联模式的变革，不如说是在思想和体制上向苏联模式的常态的复归。
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
由于在苏联模式和传统马克思主义之外的独立探索，毛泽东及深受其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化的劳动表述与马克思的劳动学说之间的关联，已成为一个前沿的理论问题。蔡翔在《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一书中提出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本土化”的命题，认为中国左翼文化的“劳动”表述并不完全是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展开的，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延续着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关“劳心/劳力”的问题意识。[1]对蔡翔的这一命题，黄子平在其演讲《当代文学中的“劳动”与“尊严”》中做了进一步论述，明确提出，“劳动价值论的本土化”就是“修正主义化、去马克思化”，“当代文学里头的绝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而只是对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简单颠倒。黄子平在论述过程中，特意引证了马克思的原著：
“文革”后期，毛主席说读点马列，其中读的一本叫《哥达纲领批判》。哥达（原文如此，但哥达是德国城市名——引者注）第一句话“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马克思大怒，整个批判的语气都是很尖锐的。实际上他强调了现在我们都很熟悉的生产的三要素: 劳动，资本和自然。马克思早就指出来这句话只把劳动这一维度提出来是一种理论上的倒退。[2]
这一引证的症候在于，用晚年毛泽东推重的马克思文本来论证毛泽东时代的劳动表述依据的不是马克思的劳动理论。这个有趣的悖谬反倒凸显出一个有待探讨的理论问题：晚年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劳动的论述与《哥达纲领批判》有何关联?探究这一问题的前提是正本清源：只要不把马克思的劳动学说狭隘地限定为劳动价值论，就会发现，关于“劳心/劳力”的讨论原本就位于马克思理论的核心。
1883年马克思辞世，恩格斯发表著名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盖棺论定马克思的两大发现。首先，“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其次，“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3]前一个发现奠定了唯物史观，后一个发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对直接的物质生产劳动的推重，当然不可能依据后者的内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却无疑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要义，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4]
《哥达纲领批判》
作者：马克思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12-1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揭示了直接的物质生产劳动作为“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而且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分析了这一“简单事实”“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原因：“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与此同时出现的是意识形态家、僧侣的最初形式”，[5]“在分工的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阶级关系，并作为阶级关系固定下来”。[6]历史唯物主义显然逻辑地包含了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如下命题的批判：“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下》)因此，毛泽东的“劳心/劳力”论述及相关实践与其说是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本土化”，不如说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本土社会分工体系的改造，这个改造不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位置的简单颠倒，而是努力克服作为阶级分化的条件的分工本身。社会分工条件下的阶级分化直接以分配为媒介，敏感于这一逻辑，晚年毛泽东除了试图消除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对立，也充满焦虑地批判作为“资产阶级法权”的“按劳分配”。
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7]
《毛主席重要指示》(根据毛泽东1975年10月到1976年1月间的系列讲话整理而成)中的这段著名讲话，是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相关理论表述的通俗化的提炼。《哥达纲领批判》指出，在按劳分配中，“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因为“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8]在揭示这种交换价值的逻辑后，马克思进一步论述道：
……劳动，要当做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9]
按劳分配的交换价值逻辑抽空了劳动者的具体状况和具体需要。这一1875年写作的、体现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论表述，仍延续着其早期文本的思想，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等著作中关于异化劳动的思想。马克思在《穆勒摘要》中指出：“交换关系的前提是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生产越是多方面的，就是说，一方面，需要越是多方面的，另一方面，生产者完成的制品越是单方面的，他的劳动就越是陷入谋生的劳动的范畴，直到最后他的劳动的意义仅仅归于谋生的劳动并成为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质的，而不论生产者同他的产品是否有直接消费和个人需要的关系，也不论他的活动、劳动本身的行动对他来说是不是他个人的自我享受，是不是他的天然禀赋和精神目的的实现。”[10]按劳分配的前提是劳动成为单纯谋生的劳动或异化劳动，排除了劳动者的个性、差异和具体的需要，即《哥达纲领批判》所说的，“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循着同一逻辑，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向“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共产主义阶段)的按需分配的转变，必须满足如下条件：“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11]如果说，异化劳动的克服和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共同构成了共产主义的可能性，那么，生产力的真正解放本身就是以个人的全面发展——从异化劳动的片面性中获得解放为条件的。马克思在对按劳分配的批判性分析中，事实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阶段的异化和异化劳动问题。在这一问题视域下，晚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劳动的激进论述及其实践，十分显著地以《哥达纲领批判》的相关表述为理论依据，尽管像在晚年马克思那里一样，“异化”从不是他字面意义上的思想关键词。
1983年，即小说《阵痛》发表的同一年，长期担任意识形态部门领导的理论家周扬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正式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了出来。周扬认为，异化存在于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等各领域，其中，“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过去就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是我们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12]这里所说的“必然王国”在80年代语境中有着非常清晰的所指，即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的挫折、物质生活的匮乏被相当普遍地看作是不尊重价值规律的结果。尽管周扬在受批判时以毛泽东1964年支持他关于异化的文章来为自己辩护，但他1983年的经济异化论述显然是对毛泽东的相关表述的逆向书写，晚年毛泽东失败的、悲剧性的克服异化的努力被反指为异化，马克思异化劳动论述中的革命对象这时成了被合理化的对象。而周扬的批判者一方面否定“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这个提法，另一方面则和周扬一样将商品经济的“必然王国”常态化，而不再寻求通过改造历史条件从中获得解放。也就是说，到80年代中前期，无论对所谓“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马克思论述意义上的异化劳动都不再是与当代中国现实相关的理论问题，劳动的交换价值化不再是需要克服的历史现象，而是“改革”或“整顿”的目标。
结合上述语境来看小说《阵痛》，“新事物诞生前的阵痛”修辞的背后是异化劳动再合法化的历史过程，毛泽东时代对“共产主义新人”(以劳动为本质需要的、全面发展的个人)的建构作为虚妄的努力被放弃，工人被重新贬低为仅以换取生活资料为目的、单纯从事直接物质生产的劳动力。对工人主体性的贬低以资产阶级法权意义上的承认为形式，即按照体现为“按劳分配”原则的商品拜物教逻辑承认劳动的交换价值，这在改革伊始阶段给工人带来了十分显著的好处，包括收入的提高和物质生活的改善。但随着劳动完全外化为赚钱的手段，社会生产的目的也由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交换价值的增殖，一方面，按支付能力区分等级的需求(demand)取代无条件的人的需要(need)成为供给的对应物，另一方面，“优化劳动组合”最终从属于“优化资本结构”。在不同规模范围内，每当需要按资本逻辑淘汰过剩产能，即使最训练有素的相关使用价值的生产者也不免承受成为剩余劳动力的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说，几乎已被遗忘的郭大柱们在80年代中前期感受到的“阵痛”，不仅是90年代“阵痛”的前提，而且是新时期工人阶级的原始创伤，从这时起，工人问题只是劳动力问题，而不再具有政治、文化、伦理、情感等维度，用马克思的话说，“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相当吊诡的是，恰是在异化问题讨论和人道主义话语兴起的时刻，工人的异化劳动被合理化，工人开始作为单纯的劳动力同具有丰富个性和需要的“人”相对立。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13]在毛泽东时代，由于克服异化劳动的种种努力，与社会分工相联系的分配差异并没有导致阶级分化或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疏离。而随着这些努力的放弃，曾以“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主体之名整合分工的有机社会日益瓦解，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最终作为常态固定下来，工人作为单纯从事直接物质生产的劳动力成了主流社会文化的他者。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剧照
孙少平与田晓霞
和始于1985年的电视剧《钢的琴》一样，结束于同一年份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再现了上述他者化的最初时刻。在《平凡的世界》的最后一章，孙少平拒绝了金秀的感情，“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是一个在井下干活的煤矿工人，而金秀是大学生，……如果因为他的关系，让秀来大牙湾煤矿，实际上等于把她毁了”。小说将孙少平对金秀的拒绝与当年对田晓霞的接受做了对比：
所有这一切考虑，不是说没勇气和一个女大学生一块生活。当年田晓霞也是大学生、记者。但秀和晓霞又不一样。晓霞在总体素质上是另一种类型的女性。虽然他和秀一块长大，但秀决不会象晓霞那样更深刻地理解他。他和秀之间总有一种隔代之感。
“隔代之感”意味着造就不同身份的个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可能性的时代差异，晓霞对少平的深刻理解凝聚着特定的历史经验，金秀却属于另一个新的时代。世间已无田晓霞，对孙少平而言，不仅是失去爱人的痛苦，也是历史断裂的创痛，那个农民的儿子和地委书记的女儿、煤矿工人和省报记者、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可能结合在一起的时代已经消逝了。小说结尾，在孙少平写给妹妹和她的未婚夫的信里，“他向他们‘阐述’了他为什么现在不想来大城市工作的想法。他说他也许一辈子可能和煤炭打交道。”在80年代浮现的二项对立面前，孙少平义无反顾地选择走向大牙湾煤矿，和新时期的“大城市”渐行渐远。小说告诉读者“这是赞美青春和生命的歌”，我们也的确能够从中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崇高，一种因为拥抱苦难而获得的崇高感——少平最后回到煤矿，和一对孤儿寡妇结合，等于选择拥抱苦难的空间，同时与主流城市生活诀别。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改写了小说原著的结尾。当“这是赞美青春和生命的歌”这句画外音响起的时候，孙少平不是走回大牙湾煤矿，而是从大牙湾向外走，走向双水村回家过年。孙家所有的孩子都回双水村团聚过年了，这些孩子的身份是农民、工人、大学生，少平的妹妹兰香成了大学生，并且带回了自己的未婚夫——省委书记的儿子。不同阶级的生活世界的区隔被跨越了，各种身份的个人在同一个家庭场景中聚合。电视剧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双水村万家灯火的大全景，这个辉煌全景是通过田晓霞的父亲田福军——理想化改革派官员的典型的视点看到的，他动情地说：“这片土地醒了!”这片“醒了的土地”已不仅仅是双水村，而是一个想象的有机的社会共同体。小说结尾呈现的分化的社会空间在电视剧里获得了想象性的整合。
与对小说原著结尾的改写相一致，在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宣传与推广中，地产大亨潘石屹成了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在现实中的代言人，双重的意识形态想象图景由此建立，一方面是“劳动致富”的三十年当代史想象，一方面是阶层流动的当下社会空间想象。而同样是礼赞劳动的作品，电影《钢的琴》却无法让现实的成功人士来为陈桂林代言，因为他作为劳动者的命运明确关联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命运。这两种新时期劳动书写的根本差异使我们不得不追问：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高度合法化的时代，谁可能是劳动的抽象赞美者?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重新回到前述被误置了时代的《哥达纲领批判》的开篇：
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对待自然界这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正是由于劳动的自然制约性产生出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14]
表面上看，新时期的“劳动致富”叙事仍延续着毛泽东时代对劳动的赞美态度，但这种叙事中的赞美实际上是把劳动再现为神秘的自在之物——就像商品的神秘化一样。毛泽东时代的劳动叙事并不孤立地赞美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而是密切关联着在具体生产方式下改造人的内外自然的议题。这些议题是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劳动美学亟需继承和反思的遗产，而只有以叩问现实的生产关系为前提，这种继承和反思才是有意义的。
[1]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2-224页。
[2]黄子平：《当代文学中的“劳动”与“尊严”》，《当代文坛》2012年第5期，第6页。
[3]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2-100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7页。
[7]《毛泽东年谱》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40页。
[8]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3页。
[9]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4页。
[10]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附录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4-175页。
[11]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4-365页。
[12]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
[1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9页。
[14]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57-358页。
原文发表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三期。作者授权海螺发表。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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