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先进的生产工具”决定论者》在红歌会网发表后，同一人对我的此文又发表了几段评论。我仅就其中如下的一段作出回复。
评论者言：
“总之，当然人首先是以社会的形式存在的。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人类社会存在以后，如何发展？如何进步？为什么出现那五个社会制度，而它们如何更替？最终人们如何不断的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那就要不断提高生产力，不断的改善自己的劳动工具，不断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一全个国家社会能否更好更快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决定性的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统治及其规制的社会状况。
如七十多年前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大体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中国和印度。中国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领导人民用革命的方式革除了军阀性的官僚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及其规制的社会制度，创建了如此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统治及其规制的社会制度，印度则是用活平的方式，接管了由殖民帝国英国让渡出的政治统治权，政治统治的性质仍然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产阶级，旧的社会关系基本维系下来，或者改变不大，至少是没有、也不可能进行革命性的改造，结果是中国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上就比印度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四百年前仍然比中国在社会生产力上落后的欧洲国家，之所以在社会生产力上后来居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把中国甩了几条街，包括它们的生产工具在内，直到现在仍然“先进”于中国，也主要得由政治及其决定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得以让欧洲的这些落后国家更快的发展了几百年来解释。
“资本主义之所以得以在欧洲最先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所以能首先在欧洲成为占主导、并发展为基本的生产关系 ，包括市场经济的形成，只能从政治在社会中所起的主导作用来解释。
殴洲中世纪意识形态统治与政治统治二元分离矛盾制衡，僧、俗权力和王权与大封建领主，大封建领主之间和其与中、小封建领主矛盾制衡的政治格局，使不大的甚至很小的工商业城市[许多实际相当于中国说的镇]通过赎买和斗争能形成工商业资产阶级性质政治统治的自治，使工商业资本主义经济能借这种政治格局和工商业上层政治统治的自治城市实现早期的初步发展。这种政治格局尽管免不了战乱，但战乱的规模和烈度有限，不至于对工商业自治城市造成普遍毁灭性的破坏，多数工商业自治城市仍能在反复的战乱中幸存下来并得到发展。
13世纪末，教皇代表的宗教政治势力在与世俗王权的政治权力斗争中开始从其巅峰跌落，随后发生的宗教大分裂、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加速了以罗马教皇为中心的教会组织在政治上、从而经济上的败落。王权控制了教会。
中央王权需要削平封建大领主的政治势力;教会支持王权，因为教产和教会特权需要王权保护;工商业自治城市需要统一的市场，反对封建领主政治割据;中、小封建领主在反对大封建领主政治势力上与中央王权在更多况下能取得一致，因为它们无力单独镇压农奴的反抗、抵制大封建领主的侵凌;大封建领主之间很多情况下矛盾不可调和。
尽管有曲折，所有这些形成的总趋势是中央王权政治统治的发展。与中央王权形成反封建领主政治统一战线的工商业自治城市，借中央王权政治统治发展实现国家的趋于集权统一和封建领主政治的消亡，得以实现早、中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
俗权对僧权趋于加强的控制是西班牙、英国和法国15至17世纪先后形成初步的君主中央集权政治的重要原因之一。除利用城市工商业势力的支持在反封建政治割据势力中强大起来的西班牙中央王权因为又回过头来联合封建残余势力把城市工商业政治势力镇压下去、严重迟滞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外，随着中央王权政治统治力量一同发展的，是英、法等国的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自治城市相对发达的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在欧洲落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意大利城市工商业势力缺乏对抗和逐步削灭封建政治势力的中央王权统一国家的政治过程可以利用。在君主专治集权政治还不够强大之前，在英国，是非封建领主的并相当程度商业化的土地贵族与还弱小的城市工商业势力、市民和农民通过革命，建立了趋于商业化的非封建领主的土地贵族的君主议会制政治，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政治统治的更利。18世纪末[原文错写成19世纪，特此更正]的法国则是通过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权，从而有政治统治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中世纪的西方独特的二元分离矛盾制衡，僧、俗权力和王权与大封建领主，大封建领主之间和其与中、小封建领主矛盾制衡的政治格局，和后来中央王权集权专治政治的不成熟和不够强大，尤其是远没有得以在思想文化上象类似中国帝制那样形成专治，也是落后的欧洲思想文化、科学技术，能借东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得以依托资本主义工商业城市快速度发展起来的原因，至于后面才能出现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议会政治和宪政政治，就更是利于如此。
资本主义经济和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在本来落后的欧洲近五百年的较之于此前社会的快速发展是由于以上独特的政治格局及其决定的政治发展决定的。[见我发表在乌有之乡的 《驳张维迎的〈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
“是政治统治决定包括社会生产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是包括社会生产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决定的、从而是政治统治决定的社会生产决定生产力，而不是相反。对此，请看我发表在红歌会网的《是生产力主导还是政治主导(与李培荣同志商榷)》和《是生产力主导，还是政治主导[之二]》等文，不再赘述。
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生产发展的产物，而不是相反。‘理解近代人类进步最重要的一个视角’决不能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生产发展的产物或结果的工业革命，而只能是作为工业革命原因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社会生产，和决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方面——以阶级矛盾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矛盾、斗争和革命及由此决定的政治统治。
没有政治统治规制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蒸汽机就是发明出来了也无法在社会生产中广泛生产出来和运用。发明蒸汽机在封建政治的社会中是不可能的，而是某种政治统治规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及其社会生产已经相当发展的社会的产物。因此，‘18世纪60年代末，英国人詹姆斯·瓦特制造出人类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从此人类的生产力真正地得到了解放’的论断是错误的。此处说的‘人类的生产力真正地得到了解放’，是英国革命到所谓‘光荣革命’，甚至以后的政治矛盾斗争促使而发展着的政治统治规制的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生产不断发展的结果，而不是‘英国人詹姆斯·瓦特制造出人类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从此人类的生产力真正地得到了解放’。因此，不是‘西方国家可以造一些大机器，并且获得了超越非西方的力量’，这只是表象。而是西方发展出的新的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模式使‘西方国家可以造一些大机器’并不断发展出并组织运用人类最选进的科技手段进行社会生产和对外扩张活动等，才‘获得了超越非西方的力量’。
因此，‘西方崛起的真正关键就是工业革命’的论断也是错误的。‘西方崛起的真正关键’是实现了比封建社会更加具有优越性的政治统治和政治统治规制和发展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社会生产的或经济的模式。‘在蒸汽机之后，19世纪60年代，美国又实现了电力的广泛使用，并且开始使用第二种化石能源——石油，这就进一步拉大了与非西方的差距。1946年，美国生产出人类第一台二进制计算机，自此人类进入计算机革命时代’等、等都是由此而来。而非西方的世界上的其它地区的国家正是在政治统治及其规制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社会生产的或经济的模式上迟迟没有实现象西方国家那样的变革而大大地败落了。[引至我发表在红歌会网的《读金灿荣先生〈第四次工业革命主要是中美之间的竞争，且中国胜算更大〉有感》]”
正如我在《回复“先进的生产工具”决定论者》的前文所说，”青铜器生产工具的出现至少是比原始共产主义氏族社会规模更大的多的部落社会的结果，而不是相反；铁器生产工具是比部落社会更大得多的最早的国家社会——往往是奴隶制社会——的结果，而不是相反；蒸汽机、内燃机、电器化......直到现在最先进的生产工具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国家社会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全都是先有前者，才能有后者，全都是前者是原因，后者是结果，而不是相反。”
“那就要不断提高生产力，不断的改善自己的劳动工具，不断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只能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政治是怎样的，从而政治统治及其规制的社会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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