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平凡又特殊的日子。
说它平凡，是因为它和一年中另外的364天一样，每天太阳东升西落；说它特殊，是因为，这一天和中医的传承有关，险遭灭顶之灾的中医中药，因为抗争得以延续，也使这一天有了极为特殊的意义。
事情发生在94年前的1929年。
但背景其实可以追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思想界和文化界人士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从天朝上国到师夷长技以制夷，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从中体西用再到全盘西化。现实的失败引发失败主义的情绪弥散，直接导致的是某些人彻底跪倒在西方的脚下——因为人家讲“科学”，因为人家“制度先进”，归根结底是“文明的优越”。
在这场大潮之下的中医自然不可能独善其身，甚至不得不迎来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1928年，北伐成功，风头正劲的汪精卫到处鼓吹日本明治维新，从废止汉医起。如果只是说说，那么就是挠痒痒罢了，问题在于人家是真刀实枪的干。
1929年2月下旬，国民政府在汪精卫授意下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讨论留日医生余云岫起草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即臭名昭著的余汪提案）。
其要点，节录如下：
(办法)一、处置现有旧医，现有旧医为数甚多，个人生计，社会习惯，均宜顾虑，废止政策不宜过骤，爰拟渐进方法六项如下：
甲、 由卫生部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许其经营。
乙、政府设立医事卫生训练处，凡登记之旧医，必须受训练之补充教育，授以卫生行政上必要之智识，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得永远享受营业之权利，至训练证书发给终了之年，无此项证书者，即应停止其营业。
丙、旧医登记法，限至民国十九年底为止。
丁、旧医之补充教育，限五年为止，在民国二十二年取消之，是为训练证书登记终了之年，以后不再训练。
戊、旧医研究会等，任其自由集会，并且由政府奖励，惟此系纯粹学术研究性质，其会员不得藉此为业。
己、自民国十八年为止，旧医满五十岁以上，且在国内营业至二十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予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且此项特种营业执照，其有效期间，以整十五年为限，满期不能适用。
二、改革思想，操之不能过激，宜先择其大者入手，谨举三项于下：宜明令禁止，以正言论而定趋向。
甲、 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乙、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旧学之宣传。
丙、禁止旧医学校之开设。
简要总结，已有中医一年内可以登记，5年内必须接受补充训练（西医内容），训练不合格者取消证书，报刊杂志不得宣传中医和旧学，也不得开设中医相关的学校。
这相当于直接刨根：现有的中医医生，通过各种手段，逐渐被淘汰；不许学习，这就没有下一辈的新的中医能够进入；同时，在民众中不断削减中医存在的土壤。
这个提案的目标：“以四十年为期，逐步废除中医”。如果真得以实施，恐怕不用四十年，中医就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成为了一种传说。
当时中西医在全国影响究竟如何呢？
虽然在大城市西医对尤其所谓的“精英人士”有很大冲击（冲击归冲击，但西医看不好的依然会找中医，譬如汪精卫这边在搞废止案那边家人和自己都在看中医），但是广大人民群众看病依然主要靠的是中医。
当时，全上海西医不过六七百名，其它通都大邑不过数十人，小的县乡镇，可能一个西医都找不到；“全国中医有八十三万人，药铺约有二十余万家，对全国十分之九以上的人民做着疗病保健的工作，而全国西医不过六千人，多数集中在都市，无数县份和乡村，一个西医都没有，人民一旦有病，唯中医是赖，怎样能废止呢?”
而这一提案除了“一个‘医学外行’次长和一两个参事抱怀疑态度外，其余是满场一致通过”。
毫不奇怪，作为卫生方面的会议，与会的20余人，竟然无任何中医界人士参与。
以下是部分参会人员名单，从中我们或许可以窥见为什么这次会议会以扼杀中医为己任：
卫生部次长刘瑞恒，曾任协和医院院长，切过梁名士健康的肾，也曾是宋子文的同学，宋美龄的恋人；禇民谊，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医学博士，国民党中央执委，汪精卫连襟，著名汉奸；颜福庆，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胡宣明，美国约翰霍金斯学院医学博士，铁道部医务处处长；陈方之，日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上海国立医学实验室主任；伍连德，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协和医院筹办人；
胡鸿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博士，上海市卫生局局长；胡定安，德国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南京特别市卫生局局长；黄子芳，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上海市政府卫生顾问；何炽昌，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博士，广州市卫生局局长；俞凤宾，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公共卫生学博士；牛惠生，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宋梧生，法国里昂大学医学博士和哲学博士；方擎，日本千叶医学院博士；林可胜，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周君常，德国医学博士。
废止中医案通过后，由上海《新闻报》首次披露。这一消息发出后，引发轩然大波，遭到中医界的一致反对，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
风暴的中心，首先就在上海。上海当时有三个中医团体，在此当口，他们紧急联合为统一的“上海市中医协会”，并且率先在上海举行了一个上海医界联合抗议大会——会议当天，上海中医界一千多人停诊，药店老板和职工也有几百人参与，齐聚齐集仁济堂召开“中医药救亡抗争大会”。
与此同时上海中医界，紧急联络、通电全国中医同仁。
相应的还有宣传。上海本地最大的五家报纸，都写社论，阐述中医不可废止。甚至，当禇民谊的文稿送到《申报》之后，《申报》编辑直接打电话让中医界人士去抄录文章，他们紧急连夜写了一篇文章，第二天一早和储文共同登在了多家报纸上。
据当事人陈存仁回忆，当时上海报界关于这次中西医之争的文章，“十分之七都是指责西医和租界上的医院怎样的腐败!怎样的以人命为儿戏!希望西医对医术方面要改善，其他零零星星的文字，都是说西医看不好的病，竟被中医看好的事实。”明显在舆论上，中医占了上风。
当时上海有许多社会团体，如总商会、商联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各地旅沪同乡会，此次废止中医案，他们激于义愤，都有通电发表，一致拥护中医中药。
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成立“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其中四川、云南、陕西等偏僻的省市代表，因为时间上赶不到，未能出席，可是都汇来了捐款，香港中医药界代表也汇来了捐款。
当天，上海中医药界停诊停业半天，在门口张贴了许多醒目的标语，并提供全部交通工具，全力支持大会。
同时，全国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馆，以及南洋华侨代表等电请保存国医。
大会还选出了赴南京请愿的五人代表团（同行不止五人），请愿代表团在苏州、南京都获得了社会各界的极大支持，就连南京下关火车站维护自己权益的安徽老乡当着记者面，上来台就破口大骂取缔中医要不得，说：“安徽全省西医仅三五十人，要是没有中医，人民的健康就没有保障。”
这一波浪潮，颇似“五四”在医药界的再现，可见“废止中医案”是如何的不得民心。
在各方压力之下，卫生部不得不出面表示，对中医没有歧视，撤销废止中医案，改称中医为国医（提案中称为“旧医”），同意成立“中医学社”。
这次抗争的全程参与者，也是五人请愿团代表之一的陈存仁回忆说：“现在我回想这一次废止中医案，起初来势汹汹，提案写得斩钉截铁般的决定，料不到全国民众的信赖力强大，掀起了巨大无比的反抗力量来做后盾，我们的胜利就是全靠全民支持得到的，这不但是西医料不到，连我们中医界最初也想不到有这一股巨大的力量潜伏着。”
之后，为了纪念这一次抗争，并希望中医能发扬光大、造福人类，3月17日被定为“国医节”。
之后，中医中药历经坎坷，但是这种精神已然被传承了下来，并且在近百年一次次的瘟.疫中，中医中药都用疗效证明了自己独特的价值。
时至今日，依然有人居心叵测的妄图废止中医，一如过去所证明的那样，将来还会继续证明，这些最终只会是痴心妄想、蚍蜉撼树。
【文/重楼，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针砭药石”，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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