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张其成指出，中医思维是中医立身之本，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坚持中医思维，是夺取抗疫胜利的重要法宝。
发病：内外相合，正气盛衰
张其成认为，新冠肺炎是由内外两个原因造成的，外因是疫毒加上气候。
新冠病毒属于中医“疫毒”的范畴。《素问·刺法论》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并提出“不避其毒气”的防疫治疫之法。
这种“疫毒”是一种有别于六淫、具有强烈致病性和传染性的外感病邪。
明代医家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说：“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疫毒”加上异常的天气，就会导致传染病的发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除夕到了武汉，经过考察发现武汉近一个月的气候异常，阴雨蒙蒙，湿气很重，容易出现传染病。
在看诊中，他发现病人的舌体偏胖大，有齿痕、厚腻苔甚至腐苔，反映湿浊之气很重。因此，他提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称为“寒湿疫”，是由寒湿之疫邪引起，病性上属于阴病，是以伤阳为主线。
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五运六气说的己亥年第六阶段“易发传染病”，并不是说“必发传染病”。
那么，什么条件下会“必发”呢？引起这次疫情的内因是什么呢？虽然至今还没有搞清楚新冠的源头，但肯定和人为的因素有关。
所以人必须敬畏天地、敬畏自然、敬畏生命。万物有灵，万物是动态平衡的，一旦打破这种平衡，必然遭到报应，谁也逃脱不了。
内因与体质差异有关。这次疫情传染性极强，同一个家庭多数被感染，但个别人没有被传染。原因在于这个人，正气足，抗病力强。
《温疫论》说：“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外邪因而乘之。”最终是否发病，还取决于人体自身的正气是否旺盛。
治疗：扶正祛邪，整体调节
中医对待疫病的治法和药方众多。东汉张仲景《伤寒论》强调治病必求本，辨证论治。
根据不同证候，有的用发汗法，有的用泄法或吐法。明代的吴又可认为，治疫以逐邪为第一要义。
这次在新冠肺炎中得到普遍使用的清肺排毒汤，就来源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记载的四个经方：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在服用清肺排毒汤之后，轻症患者没有一例转为重症或危重症的情况。
其实，清肺排毒汤反映了中医对待病毒的思维方法。注意是“排毒”而不是“杀毒”，这一点和西医不同。
有人比喻说，西医是“关门杀狗”，但由于这条“狗”太狡猾了，到处跑，用棍子很难打到，结果反而把家里的东西打得一塌糊涂，“狗”还没打死。
而中医是“开门赶狗”，把门打开，用药物把“狗”赶出去，所以有汗、下、吐等方法，结果把“狗”赶出去了，家里的东西还没有打碎。
有人比喻说，如果把病毒比喻成虫子，西医就是杀虫子，不管产生这些虫子的垃圾，结果虫子杀死了，又从垃圾里生出新的虫子；中医则是清除垃圾，垃圾清除了，虫子自然就不生了。
张其成说，这正是中西医学不同思维方式，西医是分析性、对抗性思维，中医是整体性、调和性思维。
西医致力于精准有效的单靶向治疗，遗憾的是目前还很难实现。中医则是扶正祛邪，整体调节，是多靶点治疗。
一方面是扶持正气，提高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力；一方面是祛除邪气，将体内的疫毒排除出去。
就五脏而言，新冠肺炎主要伤害肺脏，西医用药主要是针对肺脏的，但中医发现不少患者的肝脏、心脏、肾脏等多器官都受到病毒不同程度的攻击。
所以中医是整体调理、全面施治。在医疗手段上，西医手段比较单一，主要是药物、医疗器械；中医则除了药物以外，还有针刺、艾灸、推拿、导引等。
预防：形神兼养，提升正气
中医“治未病”重视预防。对新冠病毒，最有效的预防当然是隔离，彻底阻断传染渠道。
张其成提醒，如果没有任何不适，纯粹是为了预防，没有必要吃药。因为这些药吃多了反而会伤害脾胃，降低免疫力。
最好的预防就是增强体质、提高正气、提高免疫力，这就是《黄帝内经》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怎样提高正气？中医认为要形神兼养。
所谓“形”既指一些补气血的药物如黄芪、枸杞子等，更指形体导引运动。古代有很多行之有效的导引运动方法，如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等。
张其成曾融合道家内丹功和密宗脉轮学说创编了“ 易道功 ”，动作简单易学，适合在家里练。
所谓“神”，就是要调节情志、调节精神，保持平和宁静的心态，不要恐慌、不要焦虑，不要悲观。
《黄帝内经》反复强调七情五志、心理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
具体地说，七情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绪变化，五志就是怒、喜、思、悲、恐，五志过度会伤害五脏：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
情绪变化导致身体变化，免疫力、抵抗力大大下降。调节好心态和情绪，一旦“形与神俱”，正气就得以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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