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文化自信根植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生产生活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生相养。中医蕴含的“标本兼治，治本为主”“异法方宜，善于变通”“预防为主，适度进补”等理念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哲理；“形神合一”“天人合一”“人社合一”等观念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合价值理念；以“仁”为核心的精神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仁爱道德情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充分激活和发挥中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功能，对于坚定文化自信、激发文化自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积极价值。
中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毛泽东强调：“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中医不仅是治病救人的医学技术，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指出：“传统医药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促进文明互鉴、维护人民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实践中传承发扬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充分利用和发挥好中医的承载功能，才能铸牢民族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
一、中医何以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就是“一体同心”。“一体”，即中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同心”，即两者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中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同源同流，皆植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生产生活实践，而且在实践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生相养。在此意义上，中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根互促，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具有内生性和必然性。
第一，中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体同心，共同彰显了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文化即“‘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所沉淀的文明成果。这些成果集中反映于语言文字、科学技术、道德伦理、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生活习俗等方面。其中，中医作为“至今仍然屹立于现代世界科学之林的唯一传统学科”、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在长期与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中逐渐建立和完善的。中医不断融合中华传统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文化内涵，在诊疗实践中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并逐步积累和发现新药物与方剂，形成独特的中医文化。中医深刻展现了中华民族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智慧和技巧，彰显了中华民族对生命和健康的价值理念与理想追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历史性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之一，中医文化本质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体同心，共同展现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民族文化精神。
第二，中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滋养、相生相合，中医发展为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助力。在发展过程中，中医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总体上深刻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以儒学为例，儒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推崇的仁义道德对古代医德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中医历来强调医乃仁术，除疾保命即是行仁施爱。清代名医喻昌在《医门法律》中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古人论及中医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通常认为，“儒不必医、医必须儒”。此外，历史上大抵有建树的医家，往往具有极高的文化造诣，可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自幼好学，四十由儒入医，终成一方大家；明末医学家赵献可，在贯通易理于医学上颇有独见，故《鄞县志》称其“好学淹贯，尤善于《易》而精于医”。显然，中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融通，正是各种思想文化的熏陶和浸染，造就了中医独特的风格。中医在此过程中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作为具有物质实体而可感知的文化对象不断发展延伸，为人所认知和接受。
第三，中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扎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生产生活实践。任何思想文化的出现，都与其民族的历史发展和生产生活实践紧密相连。正如马克思所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医是中华民族在生存发展过程中同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总结，与我国几千年发展历程分不开。追溯中医起源，神农尝百草，辨识药材，奠定了中医的发展基础。在漫长历史发展进程中，历代医家在医学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升华为系统理论，使原有基础得到充实。秦汉时期《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唐宋时期《针灸甲乙经》、明代《本草纲目》与清代《温热论》以及近现代中西医药学汇通、融合，都是在反映和解决人们生产生活中健康问题的过程中，通过吸收和融合各个时期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不断创新发展的理论成果。此外，中医虽然没有经历现代实验医学的分析研究，但遵循自然、扎根临床、反复实践的方式促使中医形成了独特的理论知识体系、科学探索的方法及大量有效的经验技术。如气一元论的宇宙观所产生的整体观念，“天道圆”之循环往复规律及“地道方”之万物长养法所孕育出的阴阳五行思想，乃至形成灵活变易的辨证论治方法等，都是中医先贤基于自然观察和哲学思考而形成的具有高度指导意义的医学理念。这些理念不是空泛的，而是对于临床现象的高度概括，在实践中经历了反复验证，最终形成具有医学价值并兼具文化哲思的理论。
二、中医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何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源于中华民族的实践活动和精神追求。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些优秀基因如辩证、和合、仁爱等，皆是中华民族在修齐治平、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它们植根于中国人民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滋养着中医的灵魂，并为中医所承载和发扬。
（一）中医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哲思
辨证论治是中医极其重要的思维方式和基本原则。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辨证论治”思想，论述了八纲、六经、卫气营血等辩证方法，对伤寒病进行了详细阐述。这一思想经不断发展，形成了病因辩证、气血津液辩证、脏腑辩证等多种方法，适用于各种外感、内伤、杂病的诊断和治疗。中医辩证思想在《周易》《老子》《大乘起信论》等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中均有体现，强调整体、流衍、动态平衡，展现了中华文明特有的思辩特质。这种思辩特质深深影响了中医发展，中医作为载体又将这种文化特质不断传承、发扬光大。从此意义上说，中医辩证思想是中华传统辩证哲理在医学领域的具体体现和发展。
第一，标本兼治、治本为主。中医中“标”即外显病症，包括红肿热痛、功能障碍，“本”即疾病发生发展的内在根源。中医十分重视“标”与“本”的辨析，认为这是正确诊断和有效治疗的关键。《黄帝内经》有关“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的表述，揭示了标本辨析的重要价值，表明只有掌握标本的规律和方法才能有效防治疾病，否则就会走入误区，甚至危及健康和生命。在治疗疾病时，医者不仅要针对患者的具体症状（标），还要找出病因和病机（本），并根据不同阶段和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先治本后治标”“先治标后治本”或“标本同治”，灵活运用辨证论治之方，以恢复人体正常功能。中医的标本思想主要源于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从根本上分析问题，主张追本溯源的思辨哲理。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万物都有其内在规律，只有通过探究其根本原因，才能真正把握其变化和发展。例如，《论语》有“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道德经》第四十二章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论述。此处所谓“本”和“一”，便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源或本质规律。《老子》“一以贯之”“执其一”“得一以为天下贵”等语中的“一”也即强调本质的重要性。可见，中医标本思想正是在中医养生、防病、治病医学实践活动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追“本”思维方式和辩证哲理而形成的医学理论。
第二，异法方宜、善于变通。中医认为病证具有时空性、动态性特征，因而既存在一种病出现多种“证”的“同病异证”，也存在不同病出现相同“证”的“异病同证”。由于病情发展和病机变化以及邪正消长的差异，需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不同方法进行治疗，故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这些不同方法有逆治法，即采用与病证相反或相违背的方法，以达到扶正祛邪、逆转危局的效果。如《难经》所述，“阴病行阳，阳病行阴”“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不实不虚，以经取之”。意指在治疗寒证时，使用温热之法；在治疗热证时，使用寒凉之法；在治疗虚证时，使用补益之法；在治疗实证时，使用泻下之法等。同治法是指在治疗疾病时，采用与病证相同或相似的方法，以达到同类相消、以毒攻毒的效果。还有变通用药法，即在治疗疾病时，根据具体情况和条件，灵活变通地使用不同药物或剂型，以达到因地制宜、因时应变的效果。如在缺乏某种药物时，使用其替代品或近似品；在不便于服用某种剂型时，使用其转化品或改良品等。异法方宜思想着眼于对症的辨析和因证而治，这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具体实施，也是中华传统以柔克刚、灵活应变、因势利导等变通智慧的具体实践。这一思想透视着古代医者强烈的思辨意识，铸就了中医系统整体、动态发展，以及多元多样理解健康和防治疾病的思维方式。
第三，未病防治、扶正祛邪。预防保健思想是中医的精髓和特色，是与其他医学相比最突出的区别和优势。中医讲究“未病防治”，指的是疾病预防比治疗更为重要，主张在平时就要养生保健，适度进补，以增强体质，防止邪气侵入或正气衰败，从而达到预防和早治的目的。这一思想最早见于《黄帝内经》“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后经两千多年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具有深刻内涵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系统把握了预防保健的三个主要层次，可以说是“未病防治”的三种境界，即“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其中，“未病先防”是指在没有患病之前采取一定措施，提升正气、抵抗邪气，预防疾病发生，避免“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的现象出现，这是“未病防治”的第一要义。“既病防变”是指人体受内外环境影响，病情会随时发生“病位传变”或“病性转化”，《脉经》中就有“病先发于肺，喘咳；三日之肝，胁痛支满；一日之脾，闭塞不同，身痛体重；五日之胃，腹胀；十日不已，死”的病例记载。因此，患病之后要及时诊断治疗，防止疾病发展或传变。“瘥后防复”是指在治愈或康复之后采取一定措施，如服用补益药物、进行康复锻炼、注意调节情志等，以此巩固效果，防止复发或后遗症。这一思想展现了医者对疾病变化和发展的规律性和灵活性的认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备豫不虞，为国常道”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的具体彰显。
（二）中医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价值理念
中医是一种以“和”为本，以“合”为用的医学体系，主要体现在医者观察、分析和认识生命、健康、疾病等问题时，注重人体自身的整体性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和统一，这与中国古代哲学万物同源异构和具有普遍联系特征的和合观念一脉相承。
第一，形神合一观。“形”与“神”是中医有关人体内部构造的一对重要范畴。“形”指人体的物质基础，如脏腑、经络、骨骼、肌肉等；“神”指人体的精神状态如意识、情志、兴趣、意志、信仰等。中医认为，人的生命是“形”与“神”的统一体，所谓“血气已和，荣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因此，诊疗既要考虑“形”的病变，又要考虑“神”的影响，从而达到“形神共养”的目的。“形”与“神”不仅是中医诊疗中的重要概念，而且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关于形神关系问题的探讨始于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在其后千年历史发展中始终是哲学争论的中心。儒家和早期墨家继承了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灵魂不死”和“人死为鬼”的思想，认为人的精神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有后世报应和轮回转生的观念。道家认为，“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禀于地也”，把虚无的“道”说成世界的本源，认为精神比形体更根本，主张“以神制形”“神贵于形”“形有灭而神未尝化”，强调精神的超越性和自由性。而荀子在形神问题上提出“形具而神生”的唯物主义命题，肯定了精神对形体的依赖关系。这些学派、哲人虽立场、观点不同，但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于生命现象的哲学思考和实践经验。在继承传统形神观的基础上，中医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形神思想，从医学角度提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故能形与神具，而尽终天年”。在此基础上，中医还建立了藏象学说、精气津液学说、脏腑经络学说等理论体系，并将其运用于养生、诊断、治疗和预防等各方面。
第二，天人合一观。中医在探讨生命时提出了“人与天地相参应”，认为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与自然界的运动变化紧密相关，如四时气候的变化会影响人体气血运行和腠理开闭，昼夜阴阳变化会影响人体阳气升降和出入，地域环境差异会影响人体体质特点和疾病好发等。据此规律，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提出“凡人卧，春夏向东，秋冬向西”“春欲晏卧早起，夏及秋欲侵夜乃卧早起，冬欲早卧而晏起，皆益人”的作息规律，《黄帝内经》提出“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的针灸要领，以调节人体与自然环境的平衡和协调。此外，中医还认为自然界某些现象或变化可以反映或预示人体的生理或病理状态。《黄帝内经》指出，“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湿燥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即天象变化可以预测某些疾病的流行趋势或转归情况，故此提出观天象、察地理、审时序等方法，以掌握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治疗预后。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天人关系问题的思考。天人关系之问题，是探求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也是在拷问人生的意义。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宇宙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交融互摄、有机联系的整体，并以“统观”“会通”的方式，着眼于天地人我、人身人心都处在不同的系统或“场”之中，肯定各系统要素内外之“和合”，所谓“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因此，中华民族历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爱护自然，不擅自破坏自然的平衡和秩序。总的来说，天人关系是中医对自然界与人类生命的哲学思考，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思维与和合理念，是中医理论体系建构的理据之一。
第三，人社合一观。中医认为人既是生物性动物又是社会性动物，个体身心健康不仅取决于自身，而且受制于一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法制等因素，作用于人体的各种生理、心理活动和病理变化。《黄帝内经》说的“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正是这个意思。因此，中医强调“诊有三常，必问贵贱”，主张人要适应社会变化，调节人际关系，培养良好情志素质，促进身心健康。中华民族素来重视和谐与稳定，避免冲突与对抗，尊重社会良序，展示出强烈的群体主义，造就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集体价值观，培养了中华民族“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美德。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儒家认为应该在“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原则基础上，以完善人的主体道德实现社会道德完善；道家以“道”为核心，强调无为而治，不过分控制和干预；法家则强调以“法”为核心的政治关系，即人应该服从国家和君主的法律法规，维护国家和君主的权威和利益。虽在处理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各家主张不一，相互辨难，但本质目的都是维护社会稳定、追求社会和谐。中华民族对于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重视，深刻影响了中医几千年理论与实践发展，为中医情志相胜疗法、移情易性疗法等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中医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仁爱”道德情怀
中医始终秉承“仁爱”的道德情怀，将医学作为实践仁义、救济苍生、济世安民的崇高事业。“仁爱”是中医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中华传统仁爱思想源于先秦儒家的孝道，通过移孝作忠，实现个人与国家的一体化。在中医实践和发展过程中，中医强调“大医精诚”“仁者爱人”“医乃仁术”，处处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仁爱”道德情怀。
第一，中医的基本精神是“仁”。仁爱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和基础。儒家认为，仁是人类最高的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石和纽带，主张以中庸为原则，以孝悌为根本，以忠恕为方法，以仁政为目标，实现“仁者爱人”和“亲仁”的理想境界。中医“仁”之精神，是中华传统仁爱思想的体现和延伸。自《黄帝内经》始，中医便奠定了“仁”的价值取向，成为历经数千年不衰的价值基础。古代医学家认识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生命是天地间最可贵的，故要秉承恻隐之心，以救死扶伤、济世惠民为己任，将患者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中医“仁”之精神，本质上是奉献精神。《神农本草经》开篇就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不惜以身试药，为人类的健康福祉作出了巨大贡献。孙思邈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故以“千金”命名其智慧结晶《千金方》。……中医中“仁”不仅体现在“仁心”，还落实到“仁术”。中医认为医学是“至道在薇，变化无穷”的学问，医虽为“技”，却肩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的重任。因此，医者“不有精敏之思，不足以察稳；不有果敢之勇，不足以回天；不有圆融之智,不足以通变；不有坚持之守，不足以万全”。只有“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才能真正领悟医道，而痛斥“粗工庸手，不习经书脉理，不管病证重轻，轻易投剂，陷人垂死，反谤正道，负恶不俊”等不负责任的行径。
第二，中医的“仁”文化旨在造福人类。儒家认为自爱是仁之开始，亲亲是仁之根本，爱众则是仁爱的最高境界。爱众，也就是对一切人的爱，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所有的人，不仅仅是亲属或朋友，而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关心社会公共利益，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中医所谓仁爱，不分国界、种族、信仰、文化，“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以求“惟恤人之苦，释人之病，为天下苍生祈福也”。《伤寒论》有言：“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晋书·皇甫谧传》还记载了西晋名医皇甫谧“以针艺救人于危急者数十人”“不受赂赠”“不避贵贱”“不辞远近”“不问贫富”“不计劳苦”“不择昼夜”“不惮风雨”等高尚的医德。除皇甫谧外，名医扁鹊、华佗、张仲景、王叔和等，凡在医术上有大贡献者，莫不以救死扶伤为己任，不论贵贱远近，不计名利得失。可见，造福人类是中医“仁”的价值旨趣。
总而言之，中医对“仁者爱人”“大医精诚”的精神追求，继承发扬了传统仁爱思想的精髓和要义，遵循和实现了传统仁爱思想的目标和要求，即“为天下苍生祈福”“兼爱而不偏爱”等。中医“仁”之精神与中华传统仁爱思想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前者是后者的重要载体和表达方式，后者则是前者的深厚源泉和价值支撑。
三、中医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实现
真正发挥中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不能自足于理论探讨，而要着眼于实践应用。在全球化深度演进的大背景下，中医发展显露出话语权旁落、核心技术相对薄弱、人才培养相对乏力、“中医味”渐失等问题。面对不断西化、功利化、碎片化等困境，中医何以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肩负起增强文化自信的历史重任？笔者认为这是务必要认真思考和切实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在中医守正传承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医“守正”就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本，尊重中医的历史渊源和理论体系，保持中医独立性和系统性，使其不受外来文化干涉和破坏，不必迎合外来文化的需求和标准，不放弃中医文化的精髓和特色。本质上是维护中医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形态，避免出现断层或异化现象，保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延续性和积极的发展态势。
中国拥有几千年中医理论知识、方法及文化积淀且经历了历史和实践检验，这一点在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因此，我们对中医有理由自信与自豪，也必须要保护和传承。从现实来看，由于保护不当，我国丰富的中医药古籍和经典名方等传统文化遗产如《永乐大典》部分内容已经遗失。选集了我国80多种医学典籍分类编纂而成的《东医宝鉴》，却被韩国人成功申遗。这不仅影响中医事业的健康发展，更危及中华文明的延续。习近平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保护好、发掘好、发展好、传承好。”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背景下，当务之急是做好中医的守正传承工作，守好中医的理论体系和诊疗方法、文化特色和文化优势以及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第一，要坚守中医的理论体系和诊疗方法。中医理论体系和诊疗方法是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具有丰富的经验总结和独特优势。加强中医的理论研究，应当深入挖掘中医理论内涵，阐明中医的科学性、规律性和特色性，并根据中医自身发展规律和实践经验，不断完善和创新中医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而不是盲目引入或模仿西医或其他医学体系的概念、原理和技术等。第二，要坚守中医的文化特色和文化优势。中医以道法自然的生命观为基础，以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为核心，以阴阳五行为指导，以经络脏腑为基本理论，以医乃仁术，无德不立为基本价值取向，这是中医的生命力所在。进入新时代，我们应进一步挖掘中医文化内核和文化精髓，提炼中医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增强中医文化自信和文化传播力影响力。第三，坚守中医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从古至今，中医在抵御外来侵略和应对自然灾害等危机时期，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重要价值。习近平认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能一次次转危为安，靠的就是中医药。”生命健康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基本需求，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议题。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中医都要始终不忘初心使命，不失道德良心，积极参与、推动国家和社会健康事业与公共卫生事业，为人类健康福祉贡献力量。
（二）在中医创新发展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医既要坚持“守正”，又要勇于“创新”。创新并不是简单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和解释中医，而是要在尊重本体性和特色性的基础上，寻找中医与现代科学技术和各民族、国家医学技术的共通点和差异点，进行有益的互补和整合。
中医是一个开放、动态、有机的医学体系，既有固有规律和特点，又有变化发展的可能。如今，这种古老的医学正遭受现代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冲击，特色和优势逐渐淡化，特色诊疗技术与方法濒临失传。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对中医进行科学分析和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保持其核心价值不变，同时根据时代变化和社会需求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第一，不断总结中医的临床经验，加强科学论证，实现中医理论创新。系统性、复杂性是中医传播和普及受限的主要原因之一。习近平多次指出：“要及时总结经验，加强科学论证”“要加强研究论证，……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的疗效。”因而，有必要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医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梳理，解决其中存在的某些概念模糊、机制不清等问题，同时要运用中医理论发现并纠正现代医学技术存在的过度简化、忽视个体、忽视心理等问题。这样的双向交流和互动，可以使中医与现代科学技术相互补充和完善，创建起既符合中医特点又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理论话语体系。第二，推进中西医结合和互补，持续推动中医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中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中医药的成分、作用机理、临床效果等进行深入研究，开发出更多中医药新产品、新技术、新方法；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中西医结合事业，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中西医结合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指出：“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因而，我们要重视借鉴西医的技术优势和经验，实现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有效融合。第三，注重养身修心、预防保健，拓展中医服务创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提升，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并不仅限于治疗疾病，还包括保持身心健康、预防疾病、延缓衰老、提高生活质量等。中医在预防、康复、养生、健康管理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能够满足人民群众不同层次和阶段的健康需求。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医要注重创新服务模式方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中医服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平台，实现中医服务的远程、便捷、个性化和精准化；还可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探索中医服务的社区化、家庭化、团队化和网络化模式，实现中医服务的均衡、高效、协同和共享。
（三）在中医国际交流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医的国际交流，既是中医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华文化传播的内在要求。作为一种古老的医学体系，中医独特的理论体系、诊疗方法、药物资源，对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慢性病、老年病、心理病等有着重要价值。通过国际交流与融合，中医能够不断提高科学性、有效性、适应性，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健康问题和挑战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案。同时，作为一种富有哲学意蕴、人文精神和生态智慧的文化体系，中医反映了中华民族对生命、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和态度，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和谐、平衡和发展的价值追求。同时，中医需要通过国际交流与融合，不断展示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智慧内核，增进其在世界文化多样性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一是，要加强中医理论的传播和普及。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病因病机、辨证论治等中医理论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展现了中华民族对自然和人体的独特认识和思维方式。要让国际社会了解和认识中医的科学性与文化内涵，应首先做好中医理论的阐释和普及工作，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能力的中医人才，推动中医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和推广。二是，要加强中医实践的展示和推广。中医涵盖中药、针灸、推拿、气功、食疗、养生等多种治疗和预防方法，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113个成员国认可使用针灸，其中29个设立了相关法律法规，20个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在中医国际交流中，可通过学术会议、培训班、访问团等各类形式，促进中医与其他医学体系的对话和互学，分享中医理论和技术，展示中医实践方法，体验和感受中医的魅力。此外，还要加强中医文化交流和对话。中医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是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指出：“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中医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和对话，是提高中医文化的自信和自觉，激发中医文化创新和活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世界不同流派、地域、民族医学文化相互整合，形成文化共识和共鸣的重要举措。要以推动中医药对外传播的载体建设为抓手，利用互联网、音频、视频等方式，以通俗易懂、易于接受的形式向世界展示中医的理论精髓、实践成果和文化内涵，打破对中医的刻板印象，树立中医的正面形象和品牌，实现以文化促进医学，以医学传播文化。
中医走向世界，不仅是振兴中医药事业、提振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一环，更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医的智慧和力量。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我们需以服务人类健康和福祉为使命，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目标，以提升中医国际影响力和认知度为手段，以加强中医理论、实践和文化的传播、展示和交流为途径，以促进中医的发展和创新为动力，推动中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造福人类。
以中医为载体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提振中华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文化自强的重要一环。中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医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生活实践，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和熏陶；中医广泛吸收借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明成果，横向上拓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维度，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革故鼎新、推陈出新，纵向上深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为灿烂博大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从人类文明传承发展的高度来看，高度重视中医发展前景和现实问题，在传承中创新，在发展中提升，在对外交流中彰显中医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魅力，对于释放中华文明强大感召力、增强中华文化自信、促进世界各国文明互鉴、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陆树程，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小凡，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上海中医药大学苏州固生堂同安门诊部助理医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毛邓理论研究”，原刊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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