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3月10日，包括江夏中医方舱医院在内的16所方舱全部关闭之际，《经济参考报》对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院士做了一篇重要专访(点击查看原文)。这篇带有总结性的重磅问答，戳到了中医人的6个痛点，读完令人五味杂陈。我们要为这篇专访直面问题点赞，为张伯礼院士为代表的中医人点赞。
1、“开始的时候，相关部门对中医药认识程度不够”
这是张伯礼院士的总结性回答。
本号从疫情一开始，就密切关注着中医药在湖北的应用问题，已发表过多篇强力呼吁的文章。2月2日见到湖北红头文件，要求给全部中轻度患者服用中药，我们曾为之兴奋了一阵。谁知一份新的红头文件如晴天霹雳，打碎了关心这一话题的人们的白日梦：湖北省中医药参与治疗率仍仅为30.2%，而同期全国是87%。
人们想不通，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张院士对此给了一个结论性的回答：相关部门对中医药认识程度不够。只是有一点还让人不解：前有17年前非典中医立功的事实，现有同期外省抗击新冠肺炎中医立功的实践，湖北为何还“认识不够”呢?
这些年全国普遍排斥中医，只是湖北尤甚罢了。其原因，和中医利润太少关系最大。
2、“说到中药注射剂，前些年对它的质疑反对声音不小”
《经济参考报》记者这样陈述到。
不说别的，只需要在公众号搜索“中药注射剂”几个字，排第一的竟然是“中药注射剂应该完全禁用”这个备选清单。对中药注射剂的全盘否定有多厉害，你就知道了。
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张伯礼院士指出：对于临床多年实践有效且经过安全评价的中药注射剂，应该予以推广使用，它们是关键时刻能救命的，不应一概而论。目前市场上有三分之一的中药注射剂应该果断淘汰，这些年对中药注射剂的质疑也主要源于它们。这个事情已经拖了十几年了，真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由于中草药价格太低，一些不法商人就盯上了中药注射剂。通过官商勾结、医疗行贿来攫取暴利。这种丑恶的现象不光是中医药的问题，也是西医药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市场机制出现的问题，怎么能让中药注射剂来背黑锅?这不是双重标准吗?
鱼龙混杂的确应该清理门户。不过，如果因为有不法之徒的混入，就要一棍子打死所有哪怕安全有效的中药注射剂，那就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也就是利益的问题。
3、“从去年开始，限制西医开具中成药处方的政策出台实施”
《经济参考报》记者的这个提问让人恍然大悟：原来从2019年开始，就已出台限制西医开具中成药处方的政策。
张伯礼院士指出：这次抗击疫情中，据当地临床医生反映，武汉地区使用中药比例低的一个原因，就是西医不能开中药处方。本来2019年出台上述政策的目的，是促进西医学习中医，结果没有很好实现。
稳坐交椅多年的人会颐指气使地说：现在怎么还有“西医学中医”一说?你忘了刘维忠厅长被骂的事情吗?2008年，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忠认为中医考职称的时候，必须考一大堆西医，为了公平，西医考职称的时候，也考一点中医，一百分占20分。因此网上就有人说刘维忠是王八蛋，敢和全国700万西医叫板。
西学中不是什么新鲜事，毛泽东主席就是第一个力排众议推行西学中的领导人，影响深远。2008年，为纪念毛泽东主席关于西医学习中医重要批示发表50周年，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还亲自参加纪念大会并发表讲话。
反对西学中的根本不愿意承认，以系统生物学为代表的新一代生命科学，正在逐渐主动向中医靠近。西医药在不少外国人的眼里快走到尽头了，主要有几个问题已令世人警觉，首先是发现病症后需要大量的检查，费用高昂，开刀更是天价;其次是许多疾病一旦发生，便面临终身吃药的痛苦，有的药物还会很快产生耐药性;再次是西药作为化学合成物，会有各种未知的毒副作用。
西学中，不应该吗?是开历史倒车吗?
4、“近些年来，中成药新药品种已很难获批”
《经济参考报》记者就是这样直白得可爱地说了一句。
中成药新药品种已很难获批，这已是中医人多年心中的痛。相比化学药品，这些年获批的中成药实在少得可以忽略不计。
与中国相反，日韩抓住契机，大力发展中成药、中药提取液等产品，目前已占领世界中药市场的80%，赚得盆满钵满。微信上有“日本汉方遍地开花，10年后我们向日本人学中医”，这类文章的担忧绝非危言耸听。
日本东京银座购物街上，众多大超市的店铺外面都挂着一块醒目牌子，上面一个斗大的“药”字，这是日本药店。大多数药店里处方药占店面的1/5，近3/5都是汉方药、保健品，买药时有种回到了祖国大陆的感觉。在德国，有三分之一的西药房销售中药，500多家西医医院设有中医门诊部。
我们不重视中医药、不批准中成药，能否睁开眼睛看看外面?有些政策脱离中医药特点和实践，完全按照西医药的标准来审批中医药，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是对中医药的严重摧残。
5、“应将中医药纳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之中”
张伯礼院士的这句呼吁，也正说明了中医一直被排斥在国家主力公共卫生体系之外。将中医药纳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之中，必须给中医明确的地位，真正做到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这是张院士的呼吁。
非典当中，中医药一战成名。国家本应以此为契机，反思80年代以来边缘化中医药的做法，迅速把中医药纳入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救治体系。然而非典过后，中医总体依旧靠边站，只是到了这次疫情爆发，又才有“将中医药纳入公共突发事件救治体系”的政策呼声。时至今日还得如此呼吁，说明这些年政策的制定实在太忽略中医了。
这次疫情，对全国卫生系统的人是一次活生生的现场教学。相比西药的“特效药”、疫苗以及老药新用的严重滞后性，中医药应对突发传染病具有反应迅速、可防可治、高度有效、后遗症少、价格便宜等诸多优点。
再忘记这一点，就绝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纯粹的利益问题了。
6、“对于社会上有组织的中医黑，要进行严格管理”
张伯礼院士这句话也是广大中医人的心声。
通过张院士讲出来，份量很重，也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此外，前不久广东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庞医生录制视频，特别是那句“中医从来没有赢过任何一场网络骂战，但从未输过民族大义”说到了中医人的心坎，因此被广为传播。
疫情爆发以来，各大主流媒体纷纷报道中医药的治疗效果，中医黑们沮丧透顶。他们成群结队的在各大媒体上叫骂，无非就是像留声机一样不厌其烦重复他们的老调，挖苦什么“忘了双黄连了”，说什么“90%喝白开水也能好，中医不要来抢功劳”了，说什么“中药不做双盲随机实验就是耍流氓”了，不一而足。
中医黑的多数是认识问题。对这类人，办法是摆事实、讲道理，团结为主。只要他们是心怀公正的人，在铁的事实面前，相信会转变看法。这次疫情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还有一小撮人则不然，他们是医药集团、敌对势力派来的爪牙，是职业打手，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利益问题。
对付他们的办法，尤其是为首的一批人物，需要党和政府的铁腕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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