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我们滞留老家已近2月，自从上大学以后，从未有过这么长时间留在老家。先生的老家位于一个小县城城郊的村落中，村里本家中有一位老中医，我在多年前就听先生说起过这位老中医，但一直未曾见过。
大约是在2018年左右，婆婆因为腿疼，曾去老中医那扎过几天针，提起了我，我毕业这些年也从事与中医相关的工作，而老中医年岁已高，后辈无人继承其中医衣钵，婆婆便问，如有机会，是否可以让我跟其学习，老中医欣然应允。
然，后续我并无多少时间回到老家，于是此事便被放置脑后。这次新冠疫情下，虽在老家，但前期所有人都禁足在家，遂也未曾去拜访老中医。至3月，全国疫情得到了控制，小县城中慢慢已有人走动，我便去拜访了一直未曾得见的这位老中医。
老中医姓闫，是一位针灸医师，已86高龄，在县城中一个老旧的四合院中给人看诊。屋中有一整面墙挂着他的各种证书，还有几面“妙手回春”的锦旗。从3月初起，每天便有10个左右的乡邻去找老中医扎针治病。我了解到，若是往年，每天的人都挺多的。
老中医有一些专长，针灸治疗口眼歪斜曾在国际上获过奖，还有一手治疗痔疮的“绝活”，还有别的。但是就像前文提到的，他的后辈都不愿意学习这些，因为就算学了还要上正规的医科大学考取医师资格证才可以行医，他们没有兴趣或吃不了这个苦便没有踏进这个门。在后来的交流中，老中医告诉我，这些年，有大概6个人跟着他学习过，但真正学完后出去行医的只有2个，剩下的没有行医有的是因为年轻或是不敢动手，没有人找他看而不再行医了。
老中医和他的患者们就像朋友，婆婆说老中医对他的病人都很好。早些年，老中医还住在城郊的村里，他告诉我，那时候给人看病，基本上都是他到人家家里去，只要有人来唤他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天气，他都会去。有时候病人家里大人走不开，使唤个小孩子来叫他，只要孩子能说清楚，能带路，他也立马就去给看。他说，这是医者之道。
最近，我每天都会去老中医的诊所待上几个小时，跟着他学习，给他做做助手。每天都会听到那些来扎针看病的人说：您可得再多活很多年，把您这一身医术传下来，不然太可惜了。老中医就笑：我也想传啊，但是现在愿意学的，愿意吃苦的人可不多啰。笑中有他这个年龄的通达，亦有叹息。
这些天来，每天关注新冠疫情，看着老中医，我常常生出一种紧迫感，这种紧迫感，关乎我对中医传承的思考。
这些年，我也曾拜访过或听说过一些民间中医的故事。他们都曾经或还在护佑着一方百姓，受人尊重。
早在2012年，那时来自温州的潘德孚老先生，是国际知名的民间老中医，我曾有幸作为组织方的一员，请潘老讲过一次《天下无癌》的课程。潘老行医几十年，著作等身，治愈了许多疑难杂症，包括很多癌症、白血病患者。
2016年1月15日，潘老参加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组织的考核，交了“白卷”，并在试卷上写诗一首：“八十中医考诊所，医政设定重重关，学生都是教授辈，如今入考幼儿班。著作等身，不值此纸，如此荒唐，天下奇闻!”因没有获得执业助理中医师资格，他的中医诊所也被当地的卫生行政部门依法取缔。可悲可叹!
如今，潘老已经仙逝，如果当年他的诊所未被取缔，定能带出更多的弟子，定能治疗更多的患者，传承更多人，造福更多人。
2014年，我还拜访过一位启东县的老中医，彼时，王老中医已86有余，但每日仍天刚亮便起来坐诊，那个时候，房屋外已有人在排队了，不论什么病，老中医只收取10元诊费，抓中药则去县城的中药店抓。王老中医似乎也是没有行医证的，但老中医行医几十年，治好的人不计其数，其中不乏一些疑难杂症，我亲见过其子女每日给他记录的患者档案，厚厚的几大本册子。当地领导感念老先生的功德，搭建了一个简易的房子供其看病所用，正中悬挂的是一张大大的毛主席像，书写着：为人民服务!
那个时候，我也曾问到是否有人能继承王老中医的衣钵，但是遗憾的是，他的后辈虽然会帮其记录病案，但并没有一个真真正正地在学习其医术，他们都有别的工作，无有立志学医行医的。而老中医的身边，也并没有一个学徒。从老中医的话里，我体会到，在现今社会中，醉心于中医又不图利能吃苦的人真的不多。所以，很是遗憾。
此外，我知道，还有很多很多的民间中医，他们不懂自媒体，或他们忙于治病救人，有很多找不到理想的传承人。他们当中，还有很大一批人有治疗某些疾病的专长，但是面对医师资格证的坎，却是无论如何都跨不过去。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可能很难传承下去。
毛主席说：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
中国传统医学流传至今，民间中医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他们是中医传承的火种。我们必须反思，如何才能让中国传统医学“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修炼德性”的传承模式继续发展，如何才能延续民间中医的传承。
不要再忽视千千万隐于野的民间中医了，这种忽视让我害怕，怕，我们将失去太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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