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更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先行者。”
——习近平主席
最近的一年里，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会见世卫组织官员，会见马其顿总统伊万诺夫，以及出访俄罗斯等多个场合多次讲到促进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性。并表示，将促进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在海外发展，推动更多中国生产的医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事实上，在此之前，“中医废止”的论调曾甚嚣尘上，中医存废的争论也早已有之。其实，这十足是个伪命题。两个有着不同哲学基础的医学体系其本职工作应该是发挥自身之专长为人类的健康服务，而不应该是相互指责，占山为王。
著名中西医结合医学科学家胡维勤教授曾在著作《将中医进行到底》里写下“西医很强大，中医更伟大”的序言。通读此文，也许能让我们有所体会：中医永远不会因为某些人的无知、狭隘从此而消亡，因为西医很强大，中医很伟大!
进入20世纪以来，关于中医存废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作为一个有着几十年经验的医生，我的观点是，中医是传统文化的瑰宝，永远不会消失。
一、中医不仅仅是医学，更是哲学
之所以有人主张废除中医，是因为他们不懂中医，总是用西医的思维方式看中医。西医研究的是物质的身体，它是一门技术，可以标准化，人才也可以批量生产，所以西医很强大。中医研究的是形而上的身体，它是一门艺术，需要灵感和悟性，所以很难像西医那样上规模。
但中医是一门伟大的艺术，它有通天的手眼，高明的中医可以“司外揣内”，不需要现代化的检测设备就可以窥透人体内部的疾病。中医不仅可以在疾病的初级阶段发现它，还能提前消除疾病，这就是常说的“中医治未病”。
这两点是中医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医的生命所在。如果理解了这两点，那些高喊着废除中医的人就得放弃他们幼稚的观点了。
中医还是一门哲学，一门关于人生的哲学。学好了中医不仅可以治病救人，还可以修身养性，成就人生的其他事业。现在许多老总都在钻研中医，网易总裁丁磊先生就在浙江中医院学习中医，而深受国人爱戴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也打算在退休后研修中医。我想他们除了对医术感兴趣外，恐怕对中医蕴含的人生哲理更感兴趣。
“有诸内，必形诸外”，这是中医给予我最深的体会。通俗一点说，就是可以通过人体外部的变化诊断出人体内部的疾病。欲认识到这一点，渠道并不仅限中医经典、名医高人，一位卖西瓜的小贩也可让我们有所体会。
炎炎的夏日里，街边的一排西瓜棚生意清淡，唯有拐弯处的一个瓜棚围满了人，还不时传出叫好声。原来是摊主正与一位顾客打赌。摊主说自己能连选十个西瓜，保证个个都甜，这位顾客偏不信，两人就较上了劲儿。
我仔细观察小贩选瓜，只见他先看瓜的形状和颜色，然后用手拍几下，再把瓜举到耳边，一边拍一边听。三下五除二，十个西瓜就选好了，的确个个又沙又甜。
围观的人在啧啧称奇的同时，我也陷入了深思。小贩选瓜一看、二拍、三听，中医看病一望、二闻、三问、四切，行业虽然不同，但道理却惊人的相似。《内经-灵枢》里说“故远者，司外揣内;近者，司内揣外”，意思是说，高明的人可以通过事物的外部表征看透事物本质。我想，这也应该是一个医生的最高追求。
这让我联想到历史上的很多神医，他们的神奇就在于将“司外揣内”发挥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下面举两个事例。
其中一个是扁鹊四望蔡桓侯的故事。
一天，扁鹊朝见蔡桓侯，见蔡桓侯面色异常，就说：“主公啊，趁着病还在浅表赶紧就医吧。”蔡桓侯不信，对身边的人说：“这些医生，成天想着给没病的人治病，好叫人说他医术高明。”
过了十天，扁鹊再见蔡桓侯，见他的疾病已经深入肌肉，就劝他早些治疗，蔡桓侯还是不听。
到了第三次拜见蔡桓侯，扁鹊一看就知道他的病已经发展到脏腑了，再不治疗，将无药可救，可蔡桓侯仍然无动于衷。
第四次见蔡桓侯，扁鹊远远一望，二话没说，拔腿就跑，因为这时候任何人都回天乏术了。五天后，蔡桓侯果然死了。
另一个是关于东汉名医张仲景与王粲的故事。
张仲景晚年行医到洛阳，遇到当时的著名诗人王粲，见他眉毛异常，就判断出他二十年后会得一种病，并劝他服用五石散。当时王粲正值青春，并且处处得意，哪里听得进别人的劝告，最后，张仲景无奈地说：“二十年后你将脱眉而死。”二十年后，张仲景的预言果然应验。
二、蝴蝶效应与中医的司外揣内
在西方医学日盛的今天，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了现代检测设备的人来说，这两个故事玄之又玄。扁鹊既没给病人做心电图，也没给病人量血压，更没有化验血液，他凭什么就能诊断出蔡桓侯的病呢?张仲景的故事就更不可思议了，他凭什么能从眉毛的细微变化预知二十年后的疾病?今天的基因检测技术都做不到，何况一千六百年前呢?
这就是中医的神奇之处，它将人体看做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五脏六腑的盛衰和病变都会通过精血津液等介质表现于体表，高明的中医常常能从脉象、舌苔、眉毛、头发、皮肤、手掌纹路、指甲颜色等身体表面的细微变化诊断出体内的疾病。中医的这一理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源于自然万象的规律。
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蝴蝶效应”理论。
简单地说，就是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世界万象的联系是如此神奇微妙，它们相互影响，互为表里。人体也是这样，头发、指甲、耳朵……身体外部的一切都在反映着体内的情况。
记得小时候，一看见蚂蚁搬家，大人就叫我们回家，说天要下雨了。蚂蚁搬家就是天要下雨的反应。在医学院学习西医时，我就常常思考：人体内是不是也存在“蚂蚁搬家”的现象呢?
在学校的西医课程里，我找不到答案，现代西方医学过分重视技术成分，而将这种奇妙的联系斥为“玄学”。而学习中医让我茅塞顿开，像扁鹊和张仲景这样的神医之所以能出神入化，不就是看出了病人身上的“蚂蚁搬家”，暗合了“蝴蝶效应”吗?
我曾与一位美国西医讨论过人体的“蚂蚁搬家”现象，这位美国人惊讶得张大了嘴，怎么都不相信，以为我是在开玩笑。正巧吃饭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他的耳垂上有条清晰可见的“冠脉沟”，便笑着问他是不是有冠心病，不知是因为话题来得唐突，还是没有心理准备，他差点没噎着，连忙喝了口水，使劲往下咽了咽还没嚼烂的红烧牛柳，瞪大眼睛吃惊地问我：“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笑着跟他说：“这就是‘蚂蚁搬家’现象在你身上的验证啊!人的心脏出现了问题就会表现在耳朵上，耳朵上的冠脉沟就是冠心病在身体表面的反映。因为心脏的冠状动脉堵塞会让耳朵上的毛细血管凝固，形成皱纹，这就是冠脉沟。”
他听完我的解释后心悦诚服地点点头。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西方人，又受了多年的西医教育，一开始不相信神奇的中医文化，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现在有很多已经“西化”了的中国人也是如此，他们只看重现代技术，过低估计了前人的智慧。他们就像青春期的叛逆少年，总认为自己的父母这也不好，那也不行，一旦自己成熟了，才发现原来父母是多么的杰出。
胡适的经历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一生致力于西方文化的传播，以中医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自然成为其攻击的对象。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20年胡适突然生病了。他发现自己吃得多，喝得多，尿也排得多，人却日益消瘦下去。新派人物生病当然要去看西医了，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们经过认真诊断之后得出结论：糖尿病晚期，已无药可治，只能回家休养。言下之意，胡适只能回家等死了。
西医没有办法，朋友就劝胡适看中医。当时正是学界“科玄论战”的关键期，胡适是科学派的主将，反对的就是像中医这样没有科学依据的“传统”。叫他去看中医，那岂不是主动放倒手中的旗子吗?然而，面子事小，性命事大，胡适最终还是答应了。
来给胡适看病的是北京名医陆仲安。中医没西医那样复杂，又是验血，又是验尿，陆仲安只是用手把了把胡适的脉，并询问了一下病情，就从容不迫地说：“这个病很好治，吃几服以黄芪为主的汤药就可以了，如果病没好，唯我是问。”
被西医判了死刑的胡适将信将疑地喝下了陆仲安开的中药，没想到几个月后症状就消失了。再到协和医院检查，果真是好了!医生们非常惊奇，这怎么可能?谁给胡先生治的病?胡适当下就把实情说了。
这件事轰动一时。被新文化运动者认为不科学的中医，偏偏治好了新文化运动名将的病。这令新文化运动者很是尴尬。胡适也觉得很没面子，对此事不置可否。然而，救命之恩是万万不能忘记的，胡适曾在林琴南的一幅画上撰文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原来，林琴南也受过陆仲安妙手回春的益处，为表示谢意，他亲自作了一幅儒医研究经典的《秋室研经图》送上，上面还题了一篇桐城体的文言文。陆仲安别出心裁地请胡适在上面题字。胡适欣然答应。胡适在画上的题词内容为：
我自去年秋季得病，我的朋友是学西医的，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陆先生诊看，陆先生用黄芪十两、党参六钱，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全好了……现在已有人想把黄芪化验出来，看它的成分究竟是什么，何以有这样大的功效。如果化验结果能使世界的医药学者渐渐了解中国医与药的真价值，这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
民国十年三月三十日胡适
中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华夏子孙受益了几千年，岂是现在几个人就能轻易废止的!与其高谈阔论，不如去读一读《内经》和《伤寒论》。我敢肯定只要你认真研究了中医，就一定会发现西医虽然很强大，但中医更加伟大!
三、中医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其实还应该加上中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中医的评价很高，他认为中医中药是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
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有一次与几位同志打麻将，他即兴谈道：“我说过，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麻将牌。”
麻将不无戏说成分，但主席把中医摆在“三大贡献”之首，说明了他对中医药的情结。同年，毛主席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中国对世界是有大贡献的，我看中医就是一项。”
中医对人类的贡献巨大无比，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更会如此。为什么中医没列入四大发明呢?因为中医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的产物，西方人很难理解。四大发明是技术，西方人拿过去就能运用，中医却拿不过去，拿过去了也不能运用，除非把整个文化都拿过去。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恩来总理陪同尼克松参观了中医的针灸麻醉。我们的中医将一根又细又长的银针扎在病人的手上，通上微电流，然后便开始手术。整个手术不用任何麻醉药，病人却始终面带笑容，没有一丝痛苦的表情。
看着那血淋淋的手术场面，尼克松总统惊讶万分，大惑不解。
针灸麻醉震惊了美国代表团，其冲击波毫不逊色于中国原子弹的爆炸。有的人惊讶，有的人怀疑，有的人甚至否定，认为这是中国为了吸引世界目光而搞的一个大骗局。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一些人认为针灸麻醉是一个骗局的时候，随同代表团访华的新闻记者詹姆斯-莱斯顿突然急性阑尾炎发作，要进行手术，我们的医生同样用针灸麻醉的方法割除了他的盲肠，詹姆斯-莱斯顿丝毫没有感觉到痛苦。
这活生生的事实让美国人冷静下来，他们开始认真记录那些宝贵的资料，以便带回国去仔细研究。
我曾看过美国新闻记者拍下的部分录像。录像里一例肝肿瘤切除手术中，唯一的麻醉方法就是由针灸师在病人的两只耳朵和手臂各插一根针，并随时捻针;另一例脑瘤切除手术中，只用一根针扎在前臂。
我们都知道西方麻醉技术会让病人不省人事，而且还会有副作用，严重的甚至瘫痪。而中医针灸麻醉手术，病人全程都是清醒的，还会说话，甚至还会喝点水。
有一位病人在手术结束时，还能坐在手术台上和医生护士握手致意。在另一例切除甲状腺瘤的手术后，病人竟能从手术台上下来走到轮椅旁。
神奇，真是太神奇了，尤其是对于不懂中医的西方人来说，这无异于天方夜谭。然而，如果你懂得中医，就会清楚针灸麻醉只不过是中医里的小儿科。西医感觉神奇，是因为西医和中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
人体是完全一样的，但中西医对人体的认识却完全不同。
中医是全面整体论，西医是分析实证论;中医是宏观调控，西医是微观治理。这就像瞎子摸象，中医想方设法用仅存的一点视力看到了一个整体但朦胧的大象。而西医呢?则完全不用自己仅存的那点视力，而是靠手去摸，结果摸到的是一头“支离破碎”的大象。
可以这么说，西医是显微镜，它看得仔细真切;中医是广角镜，它的视野很宽广。
其实，中医有中医的长处，西医有西医的优点，我们不能用中医的思维方式来认识西医，也不能用西医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中医，更不能取缔中医。
四、叫嚣取缔中医是卖国贼才干的事情
取缔中医是谁干的?是卖国贼干的。
1929年国民党汪精卫提出“取缔中医案”，结果引来一片骂声，当时北京“四大名医”中的两位——施今墨和孔伯华等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联合各省中医到南京请愿，并向汪精卫严正提出：找十二个病人，你们先挑六个，用西医治;剩下的六个病人交给中医治，如果我们输了，再谈取缔中医的事。
孔伯华和施今墨分到了六位分别患有高烧、咳喘等症的病人。结果，中医治疗的效果十分显著，病人迅速恢复了健康。
恰在此时，汪精卫的岳母身患恶性痢疾，每天腹泻十几次，当时著名的西医请遍了，都没有什么效果。此时，有人向汪精卫推荐施今墨先生，刚开始汪精卫怎么也不同意，我现在正在提议取缔中医呢，怎么能让中医来看病?
但看到奄奄一息的岳母，汪精卫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请施先生来诊治。施先生只把了一下脉，便找到了病因，说到症状时，每言必中，使汪精卫的岳母心悦诚服。施先生当即为她开了十天的汤药，随后汪精卫的岳母问：“先生何时再来复诊?”施今墨告诉她：“您就安心服药，三天后痢疾就会停止，五天后胃口就会好转，十天后您就痊愈了，不必复诊。”
最初汪精卫和岳母都半信半疑，可病情如同施先生说的一样，渐渐好转，十天后还真的就痊愈了。
汪精卫终于相信了中医的神奇，再也不提取缔中医的事情了。
前段时间，一位地地道道的美国中医来拜访我，谈起一些人取缔中医的议论，这位洋中医说的话很有意思，他说：“别——管——他们，他们不懂中医!”
这位洋中医告诉我，中医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有的中医诊所每天要接待两千多名患者，其中90%是白人。美国人每年要花费六十亿美元来购买中药，全美有中草药专营公司四百余家，中医诊所上万家。
西方尚且如此，更别提日本和韩国了。大家一定看过韩国电视连续剧《大长今》吧!那里面对于中医的认识十分令人惊讶。而日本人对《伤寒论》的重视程度则远远超过了我们。他们对张仲景敬若神明。
如果我们再不下定决心发展中医，甚至还想取消中医，恐怕中医真的就会重写火药的屈辱史。这不是危言耸听，记得前些年，日本人就将北京中医研究的一种治疗心脏病的药包装后打入中国市场，大卖特卖，赚去大把大把的钞票。多么令人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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