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高等社会学学院社会人类学博士贺霆教授曾经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办、中澳合作协会和北京雅云世纪文化传播公司承办的中医药国际论坛上语惊四座。他说：“在中国医院中普遍使用的现代技术与传统中医理论相结合的产物——电针仪，在法国并不受欢迎，法国民众更推崇不掺加任何现代元素的传统中医药。”同时，在美执业针灸师雪莱·奥克斯和来自加拿大、现在执教山东中医药大学和中国中医科学院的米歇尔·鲍尔也认同贺霆教授的观点。
无疑，贺霆教授的这番言论是给中国政府几十年如一日地寻求通过中医科学化去推行中医现代化和国际化战略的当头棒喝，更是从事实层面的有力否定。在笔者看来，贺霆教授的观点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西方人需要从中国引进一种没有被其文化异化的中医，就像中国需要从西方引进没有被其按着中国玄学的特征异化了的科学一样。所谓的“语惊四座”，恰好反映了中国国内一直都是在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医要想被西方人所接受，就需要被他们所崇奉的科学所改造，就需要与他们的理性主义文化接轨。
为何崇奉西医和现代科技的西方人更加热衷于一种纯粹的非科学的东方医疗体系，而不是被现代科技和西医所异化的“伪品”呢?事实上，正是中医与西医和现代科技的差异，才具有了西医和现代科技所不具有的治疗效果以及社会价值。西医及其赖以发展的现代科技都是西方理性主义和原子主义的产物，这种机械的医学体系不仅导致了昂贵的医疗费用，而且面对越来越多的全身性的慢性疾病和突发的传染性疾病时也是束手无策。就在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西医学已经导致西方社会出现严重的医疗危机的时候，无论是从健康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西方人都需要一种能够可供选择的不同于西医和现代科技的更加有效与经济的东方医学体系，也就是没有被西方文化所“污染”的中医学。这就是为何西方人对纯中医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与信任，然而中国政府的决策者们却在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需要一个能够合乎西医和现代科技判定标准的“现代化中医”。
事实上，岂止是西方社会需要一种纯粹的非科学的东方医疗体系，就是具有十三亿人口的现代中国更需要这个从自己文化中衍生出来的非科学的医疗体系。我们在二十世纪初接受了西医，并把西医作为现代中国的主导医疗服务体系。常言道：有什么样的花儿，就结什么样的果。我们鄙弃和异化中医去结受西医的最终结果就是象西方绝大多数国家一样，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看病难、看病贵”的医疗困境。然而，哪怕历经多次西医体制医改的失败，我们并没有任何反悔当前重西轻中的迹象，即使提出了“中西并重”，也是阴奉阳违，继续以西医和现代科技为中心，加大力度把中医异化成为三流的西医，去无意识地完成他们自认为能够把中医推向世界的“现代化”。
即使撇开中国遭遇的医疗危机不说，就是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科学已经把西医推向了死胡同，可是中国政府却不顾也不反思这种医学发展现状，一味地从唯科学主义的国家意识出发，大力扶持和推动中医的科学化，美其名曰：“中医现代化”、“中医国际化”。于是“中医科学化”愚蠢地把中医从其文化母体中分离出来，然后建立在与其异质的科学土壤中，由于水土不服，最终导致中医在中国日趋一日地衰败，而中国的医政管理部门却毫无危机意识，继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去重复那些荒谬的中医现代化的指导思想。
西方人可不像我们中国的医政官员一样被科学主义蒙住了眼睛，那些与西医没有两样的现代化的“伪中医”可以骗住在当前大力崇奉科学的中国老百姓，却能骗住早已深受科学的西医之害的西方人吗?不仅西方人会抛弃这个中国医政管理部门在科学主义主导下制造出来的畸形之物，我感断言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也迟早会从科学主义的蒙蔽之中醒悟过来，唾弃这个既不能更好地治病也不能更好地省钱的现代化的“伪品”!
人类社会不仅具有差异化，医学也同样具有差异化。正是这种差异化，才给人类提供了更多的医疗途径，维护了人类的健康和繁衍生息。中医是与西医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中衍生出来的医疗服务体系，它们本是并存和相辅为用的，可是中国政府在体现西方文化一元论的唯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左右下，盲目和愚蠢地去推行中医现代化，这无疑是在消除医学体系的差异化，减少人类维护自己健康的途径，最终会得不偿失。
中医现代化可以休矣，它不是一条通向发展中医的康庄大道，而是一条间接性地废除中医的无明歧路。中医在现代化的社会里要想走出国门，就需要重新回归自身，走向复兴之路，而不是自毁长城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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