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随着现代科技文明的普及，现代医学体系也随之在中华大地普及了开来，从而也导致了在中华大地上生存了几千年来之久的传统医学体系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对于大众来说，传统医学没有先进的科技手段和设备，所以现代医学看起来就很“科学”，从而人们在看病之时首先想到的是去医院，这个医院当然不是中医院，于是中医院的生存空间也就逐渐地萎缩。时至今日在中国大部分的小县城和小城镇，基本上再很难看到专门的中药铺和坐诊的中医师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大众只能面对现代医学高昂的科研成本等因素导致的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如果要解决人民大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基本上还是要依靠中医的普及来实现。幸运的是国家对于中医药的扶持政策越来越有力度，我们一定会看到更多的中药铺在中华大地普及开来。
然而我们不能回避的则是很多反对中医的声音。近百年来，从现代医学进入中国的时候开始，反对中医、取消中医的声音就不断地出现，并在1929年达到高峰，在各界所谓“科学人士”的推动下“取消国医”几乎成为了现实;幸运的是以北京四大名医之首的孔伯华先生为代表的请愿团亲赴南京政府，用现场打擂的方式，让南京政府相信了在中国发展了几千年的中医学的确是科学的、是能够治病救人的。然而许多有名望的社会人士诸如鲁迅、蔡元培等先生，也由于对于中医缺乏足够的认识，在现代医学“科学”的面纱下也认为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或者“其阴阳五行学说没有摆脱巫术的影响”。
现今的科协主席、北大医学部主任韩启德先生承认中医在旧时的农村的确承担着医疗卫生的主要任务，而且中医治疗疾病的确是有效的，但是韩老师却说了这样一句：虽然中医不是科学，但是它是有疗效的。显然这是很矛盾的一句话，既然中医治疗疾病是有疗效的，那么就是说中医对于生命科学的认识是符合某些客观的生命规律的，从而也就是科学的。但是囿于现代科学的局限性不能让我们充分认识和理解中医，所以韩启德先生才说了这样一句矛盾的话。
其实纵观所有反中医和质疑中医的人士，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用现代医学的所谓科学标准来衡量和批判中医，也同时不会对真正的中医学说体系进行了解和研究。如果这些反中医、质疑中医的人士能够走进中医的世界，了解中医治疗疾病的思路，那么可能不仅不会认为中医是伪科学，甚至还会认为中医治疗疾病的思路比之西医可能还要更为科学。
走进中医的世界，我们就不能不佩服我们的老祖先在没有现代科学手段认识疾病和生命科学的历史情况下，观察、思考、参悟天地间的自然规律和生命规律，并以外揣内地探索出了这门为现代科学还不能理解的生命医学体系，或者可以说祖国医学在没有现代科学手段的情况下，中国古人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从而透过生命活动的现象而总结发现了许多生命医学的奥妙或者本质，而这些本质性的生命规律则是现代医学通过现代的“科学理论”或者“科学手段”很难发现或者理解的。
当我们真正地了解了中西医治疗疾病不同的思路之后，可能我们都会发现我们的祖国医学治疗疾病的思路的确可能更为科学。
为什么说中医是科学的，我们可以逐次展开讨论。
首先，我们要相信中医和巫术无关
很多人对于中医的误解甚至质疑和批判，都来源于中医“阴阳五行”的一些概念，一些人据此认为中医“虚头八脑”、是没有脱离巫术的原始医学，应该被抛弃。包括北大的老校长、当年的蔡元培先生在给一位学者的一本著作作序的时候，就强调了中医的阴阳五行概念没有摆脱巫术的影响。所以从这一个层面来讲，人们对于中医的批判和质疑实质上来源于对于中医的不了解。如果人们知道了阴阳表示的是任何两个相反相成相对立的事物的哲学概念，五行说的是人体的内脏器官互相制约又互相影响的生理运动方式的时候，或许就不会认为中医没有摆脱巫术的影响了。
虽然我们都知道从医学的起源上讲，开始总是巫医部分，但是随着人类医学实践的进步，巫术便逐渐地被严肃的生命科学实践所抛弃。
早在战国时代名医扁鹊就提出了“信巫者不医”的口号，就是思想迷信、信奉巫术的人是不给你看病的，这说明从战国时代开始我国优秀的医学家已经开始致力于医学的独立发展，从而为中医学从经验医学到理论医学的升华奠定了基础。随后我国第一本为中医学奠定理论基础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的出现，标志着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成熟，并且我们可以发现，在《黄帝内经》中医学家们仍然在极力地批判巫术和迷信对于医学的负面影响，可见当时的人们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受到巫术的影响是多么强大。《黄帝内经·五脏别论篇》最后便强调：拒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思想迷信的人你不能传授给他医学的大道，也不能和他们讨论深邃的医学道理，因为这是要误人性命的。可见中医在它成熟的源头就是谢绝巫术和迷信的。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应该就可以认识到，在中医发展的历史上，中医和巫术是无关的。只不过一些思想封建和迷信的人在亲人罹患疾病的时候会招来一些和尚或道士做法用所谓的巫术来祛病，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用巫术这样的做法在《黄帝内经》中我们的老祖先早就批判过了，用巫术来治疗疾病的这批人属于“拒于鬼神，而不可言至德”的人。
因此至少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祖国医学并不是没有摆脱巫术的原始医学，而是老祖先们在实践中领悟出的、并被实践了几千年的成熟的医学理论体系。
第二，科学精神最基本的要求首先就是要尊重科学事实
如果一定要用现代科学的理念来认识中医，那么我们就要有最起码的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最起码的要求便是尊重科学事实。那么对于中医来说，科学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几千年的中医发展史!中医发展史为我们提供了几千年以来中医治疗疾病的科学事实，这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无论如何也不能抹杀的民族荣耀。
一位从来没有了解过中医的反中医人士张功耀先生在国家公示中医药立法的征求意见稿之后，又发表了一篇文章，称国家政策对于中医药的扶持是后患无穷，并一再强调中医治疗疾病是“民间传闻”、“历史传闻”。我们有些国人的民族虚无主义能发展到这种境界，以至于几千年以来的中医发展史对于民族虚无主义者来说只是“民间传闻”和“历史传闻”，实在就让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炳标青史的历代名医他们的故事是小说家编出来的嘛?再世华佗、一代神医这样的称呼和荣誉，人民群众可不是随随便便就会送给别人的，能够获得如此荣耀的人一定是用其医书济世活人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认可和称赞。
常识可以告诉我们，如果中医没有以科学的医学理论体系做支撑，那么靠巫术、靠胡蒙乱猜是不可能治疗疾病的，更不可能发展几千年之久，中医师们也不可能获得“再世华佗”、“一代神医”这样的称呼。
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叶天士、黄元御这些中医大师他们享受到的荣誉是因为他们对中医学说的发展和他们济世活人的本领。时至今日，国家评选国医大师已经到了第二届，这些国医大师享受“大师”荣誉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用祖国医学济世活人的高超本领。这是活生生的事实，而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所谓的“历史传闻”。
同样是学中医的，有人学成了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黄元御和邓铁涛，而有些人则学成了“有意无意的骗子”。所以我们应该看到中医的很多问题是学习中医的人的问题，而不是中医学说本身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那些“有些无意的骗子”，并将其和中医学说体系本身的科学性区别开来。
只要我们尊重这些历史事实、科学事实，那么我们就应该认识到中医治疗疾病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证据。这些是正史记载的和正在发生的故事，而不是“历史传闻”。
第三，中医的科学研究
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有利的条件让我们来深入地来探索自然科学和认识生命科学。对于中医也不例外，现代科学对于中医的研究最主要的成果主要是体现在中药化学领域，我们用现今的科学技术水平分析这些中药饮片的成分，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是那些有效成分帮助着我们人体在解除着疾病、恢复着健康。
比如中药会用到的皂角，科学分析发现皂角的成分包含15.3%的皂苷，同时还包含有三萜皂苷、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果胶、鞣质、酚性物质、生物碱、有机酸、糖类和油脂等。《中药学》教材列举了皂角在临床上具有15种可以有疗效的病症：咳喘、肺胀、哮喘、血管神经性头疼、面神经炎、急性肠梗阻、小儿厌食、产后急性乳腺炎、骨质增生、过敏性鼻炎等。这其中包含的皂苷能够刺激胃粘膜从而反射性地促进呼吸道粘液分泌，从而产生祛痰的作用，所以对于咳喘、哮喘等疾病就具有有效地治疗效果。
同时我们要意识到的是，大部分中草药是天然本草，从而包含众多的有效成分，因此不仅可以在临床上治疗多种疾病，而且同时可以为患者提供食疗的多种有效营养成分，——因此和提纯后的西药容易引起各种病菌的耐药性具有显著的区别。
中药化学以外的中医领域，目前经络的研究成果应该是可以让学术界接受的。这里特别要提到的一本著作《看不见的彩虹：人体的耗散结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买来一读，作者为我国著名的生物物理学家张长琳，也是我国几乎最早的一批通过现代科学手段来研究气功的科学家。张长琳先生目前在一所德国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同时也担任着美国Temple大学尖端科学研究中心的顾问以及国际学术刊物《物理治疗和生命物理学国际学报》的主编，以张长琳先生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决定了他的学术研究还是很有权威性的。张长琳先生在1988-1999年长达11年的时间，在浙江大学与德国生物物理研究所合作研究生物电磁场，对于人类经络的研究做出了初步的探索和值得信任的科研成果。张长琳先生在《看不见的彩虹：人体的耗散结构》详细介绍了现代生物物理学对于人体经络及生物微光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可以说是在用现代科学的手段解说着古人给我们带来的各种谜团，比如人体经络的问题，张长琳先生通过生物物理学、生物电磁学的研究发现穴位并不是针灸铜人上的一个个洞，而是一座座边界不清的山峰，而经络则像是一道山脉似的东西，而腧穴则像是山脉上的一座座山峰，实际上是人体电磁场强度最高的一些点;同时生物电磁学的研究还告诉我们经络是活的，人体导电的强度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而这些实际上就是古人所说的“子午流注”。通过生物电磁学和生物物理学的手段，经过给皮肤导电检测试验，张教授得到了一个“意义深远的结论”：“中国古人所发现的经络系统就是对人体内能量分布的一个简单描述”。同时张教授的研究也揭示了针灸医学界强调的“经穴全息性”问题，也就是“当某一脏器出现病变时，不但在14条经络的主要腧穴上的电导能力明显升高，而且在耳朵、鼻子、脚掌、手掌甚至每一手指节上的‘微腧穴’上的电导能力都相应大大提升了”，而“这一思路又得到了经穴电测技术的证明”。有兴趣地读者倒是可以认真阅读下这本通俗易懂的著作，了解下科学的前沿阵地是如何具体研究这个问题的。
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对于经络的研究还会继续深入下去，我们会继续获得对于经络更深入的科学认识。然而对于中医学来说，现代科学整体上还是有些无能为力，因为中医学说涉及的心、肝、脾、肾、肺五脏之间的生克影响的或者制约的关系，以及人体的所谓气机升降、圆运动等学说现代科学依然无从研究。对于熟通中医的人来说这些近乎常识性的问题，当人们用现代科学的技术手段想来研究的时候，却发现几乎束手无策，甚至也无从理解。然而现代科学无法理解和研究的东西只是说明了现代科学的局限性，实际上就是科学发展的阶段性问题。
第四，科学的发展必然具有阶段性
鉴于中药在临床上的有效性或者鉴于现代科学对于中药化学的发展，一些反中医人士便提出了“废医存药”的主张，中药不是好使嘛?好使就保留下来，至于那些中医理论则虚头八脑，不符合现代生命科学的理论，应该被淘汰掉。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下来的问题是什么?那自然是如何在临床上运用这些中药的问题，那么没有了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五行生克、气机升降的圆运动的中医学说来指导，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合理地应用这些中药呢?为什么有些人吃六味地黄丸症状反倒会越来越重?药是能乱吃的吗?你怎么知道自己该吃什么药呢?没有了中医理论的指导，你无法知道自己上的实火还是虚火，更不知道自己上的是心火、胃火还是肺火或者肝火?
可以看出，如何运用中药治病，首要的前提和基础就是系统的中医学说的指导。因此简单的“废医存药”是极其无知和荒唐的，即使存下来，这些药也会基本上没多大用处的，因为已经没有理论指导患者如何正确地使用这些药物了，而乱吃药的后果是人人心里都明白的。因此只要我们认为中药能够治病救人，那么指导中医用药的理论学说就只能是科学的、并符合人们还没有发现的某种客观的生命规律的。
中医学几千年以来的临床实践也可以告诉我们，在中医学说指导下的中药配伍对于治疗疾病是科学有效的，因此也可以同时证明中医学说本身就是科学的。
常识可以告诉我们，中医学说只有在符合人类某种内在的生理规律或者生命规律的时候，才有可能正确地指导中药的配伍与服用。因此我们只能认为整个中医药学说体系本身就是科学的，并且已经被实践检验了几千年。——仅有的问题是，我们现有的科学认识水平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合理地解释中医学说的程度。这就是现代科学的局限性，也是科学发展的阶段性带来的必然问题。
举一个中医史上的例子。清代名医叶天士治疗瘟疫用的是发霉的菜汤、烧过的黄土和地中的蚯蚓，当时的人们一定不能理解这样的方子为什么能够治疗瘟疫，直到二十世纪科学家才发现这三样东西包含着青霉素、氯霉素和土霉素，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土的掉渣的方子竟然能治疗瘟疫。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方子中的蚯蚓是一款常用的中药，中医称之为“地龙”，并认为其性咸、寒，并同时包含着诸如地龙素、琥珀酸、胆碱、脂肪酸类、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类及无机盐，所以可以清热息风、通络、利尿，用来治疗癫痫、哮喘、中风、精神分裂、脑血栓和痔疮等疾病。还有这里提到的烧过的黄土，在中医中实际就是“灶心土”，又称“伏龙肝”，也就是农村灶火底部中心被烧过的土块，中医认为其性辛、微温，能入脾胃经，现在的科学分析发现灶心土具体还包含着硅酸、氧化铝、氧化铁、氧化钠、氧化钾、氧化镁、氧化钙等多种有效的化学成分，所以灶心土可以用来温中止血，止呕止泻。(参见颜正华教授主编《中药学》教材)。
在现代科学的支撑下，我们也只能认为古人探索出来的所谓“土方”本身有其内在的科学依据，并不能不由衷地佩服古人探索生命科学的智慧是多么地了不起!虽然古人并不知道这些土方的科学成分是什么，但在实践中却证明了这些土方用来治疗疾病是有效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理解，在科学发展的今天，中医药没有被淘汰掉，那是因为现有的科学手段已经可以发现其用药合理的地方。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的是，古人不理解的东西我们现在就理解了，而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我们的后人可能也同样会理解。这就是科学发展的阶段性。
科学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阶段性的特点，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在这一历史阶段的不理解而抹杀一门现代科学都无法完全理解或者挑战的医学体系。
再比如中世纪的僧侣们他们用自己的世界观所形成的所谓“科学标准”断定太阳一定是围绕着地球转，所以无法接受和理解地球围绕着太阳转的学说，于是就要烧死发现这些科学真理的科学家，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些中世纪的僧侣们呢?睿智还是愚昧?打假的科学斗士呢还是偏激、愚昧的代言人呢?
所以科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告诉我们，对于现代科学还不能理解的东西一定要慎重，否则我们很可能再次成为中世纪的僧侣。
第五，科学不仅可以重复，更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现代医学冲击中医以来，反中医的人士一直都以现代医学的规范和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中医，当他们发现中医并不符合现代医学规范和标准的时候，就认为中医不科学，或者就是伪科学。但是人们忘记了从常识上去理解这个问题，那就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维模式发展出来的医学体系其标准也可能是不同的。如果囿于这个问题不能有结果，那么我们应该用更为简单的科学常识来检验这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中医是科学的，那么中医的模式就应该是可以重复的。
几千年以来的临床实践实际上就是在重复运用中医的学说救死扶伤。至今为止，中医看病依然有“经方”一说，这“经方”是什么方子呢?就是《伤寒论》中张仲景总结出来的方子，这些方子在对症的情况下，总是让病人很快见效，所以临床上“经方”的运用还是比较多的，这也就形成了中医领域的“经方”派。
“经方”的使用实际上就在告诉我们，中医也是可以重复的，只是和西医重复的模式不完全相同。
按照现代医学的标准，所有的人同样的病那就应该用同样的药，但是中医则不是。中医不是的原因不是因为中医不科学，而是因为中医太科学了。因为中医考虑到了不同的病人体质的不同，或者虽然是同样的症状但是中医却可以发现不同的发病原因。比如同样是上火，但是西医认为上火就是免疫力低下导致的炎症，于是就给予消炎，但是随后可能就发现，又上火了，也就是西医并不能发现上火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而中医对于上火却有实火和虚火之说，实火就要清凉解毒泻火，虚火就是阴分亏损，则要滋阴降火;同时这个火还有肝火、胃火、心火、肺火等多种说法，因此对症论治，总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简单的问题就告诉我们，人们群众在医疗实践中发现的“西医治标、中医治本”的说法是怎么来的了。
由于现代医学是建立在对生命的细胞、分子层面的认识，所以现代医学既不能从整体的系统论来认识疾病产生的根源，又不能具体地认识到同样的病症产生的不同原因。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所以要“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就是因为我们的现代医学体系不能从根本上发现头疼和脚疼产生的根源在那里。由于不能发现疾病产生的根源所在，所以我们会发现西医治疗很多疾病会不断地复发。
对于同样的症状，中医可以判定出不同的病因，从而配伍出不同的药方;而同时对于不同的病症，中医却可以采用同样的药方，这在中医被称之为“通方”。比如两人患有风疹，同样都是瘙痒难耐，但是医生开的药却是寒热截然不同的药方，而最后两人同时被治愈;不同的两个症状，一个是身体虚弱、腹泻多年，一个是发热月余、总难退热，中医却开出的方子同是补中益气汤，这就是因为人体内同样的病因可以导致引发不同的症状表现。
所以中医不讲究同样的病必须用同样的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中医用药学问无疑体现了辩证思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精神，也就是中医所谓的“辩证论治”。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临床上，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医的用药之道实在是更高一筹。
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医的科学性。
只要是具有科学精神的人，对中医进行一番调查研究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遗憾的是很多反中医的人都不会去调查研究。因此这些反中医人士连中医是什么，中医都有些什么，中医是怎么治病的都不知道的时候，只能不时地冒出一些荒唐可笑的反中医言论。
第六，德国的波克特先生：中医不仅是科学，更是成熟的科学
只要是科学的东西，那就是具有普世性的东西，不仅中国能用中医，西方人也能用中医。
本文的最后一节讲述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因为这位德国人对于现代科学体系和中医学说深刻的认知对我们来说很有启发性。
这是一位叫波克特的德国老人，在德国他是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他收藏有近万册的中国古典典籍，在欧洲可是与李约瑟齐名的大汉学家，但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中医学家，自然给自己开药方之类的便是不在话下了。有意思的是这位老先生给自己起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中国名字“满晰驳”，意思是“以饱满的责任感反驳西方明晰科学的不足”，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出，这位老人深深地为中医的智慧所陶醉。他编著有众多的中医著作，如《中医临床药理学》、《中医方剂学》、《中医针灸学》、《中医诊断学》、《中药学》、《中医基础理论》，其中《中医基础理论》一书更是风靡欧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多次出版。前不久来到中国参加中国科技信息所主办的“中医药发展战略研讨会”，并作了《为什么当代人类不能缺少中医》的专题演讲，并在随后的《科技中国》记者的采访中，波克特先生强调在世界各地的多种场合自己都表述过“中医是成熟科学”的提法，是因为自己认为现代医学的发展主要靠的是物理学和化学的方法，并没有自己的药理学基础，所以现代医学甚至只是一种生物医学或者动物医学，还并没有发展到人类医学的程度，同时认为西方医学已经走进了方法论的死胡同，完全不能像中医一样对病人个体的病机作出具体、准确的辩证和论治，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论治则是中医最大的优势，也是西医不可替代的;同时也强调自己不是在说西医一无是处，而是从科学和技术的角度对两种医学体系作出的比较上来讲的。
波克特先生认为科学应该符合三条标准：以正面经验为基础，陈述的单一性和经验资料的严格、合理的综合。合理的综合就是指从收集到的经验资料中建立起合乎逻辑的联系，这种合乎逻辑的联系就是这个学科的理论体系，依据这个理论体系，能使人们对未来事物迅速做出有把握的灵活推断，并使原有的结果再度产生。波克特先生依据这样的三个标准将二十世纪的各种科学分为精密科学、原始科学和伪科学。物理、化学、天文学这样的学科同时符合这三条标准，因此属于精密科学;而多数学科只符合第一条，因此被称之为“原始科学”;而在现代医学的体系中，绝大部分只是原始资料的知识，只有一小部分是精密科学，所以现代医学只能是原始科学。但是中医则不一样，先生认为中医除了极少的一部分可能属于伪科学或者原始科学外，中医的主体应该称得上是精密科学。所以波克特先生认为“中医是一种内容最丰富、最有条理、最有效的一种医学科学”。
但是波克特先生也强调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大约也是一件很羞愧的事情，那就是中国人自己把人类的中医财富和宝贝当垃圾丢了。西医对于中医的冲击，中医的生存空间非常的狭小，整个中医师队伍只有27万人，而且一些反中医人士不时还要冒出几句可笑的反中医言论，这就是中医在中国的现状。对于这位外国老人来说，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特别是发现一些中医师竟然都对中医的科学性表示怀疑，“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如果中医在中国这么发展下去，那么中医“这个曾在理论上、实践上达到最成熟、最有效的水平的医学，将成为过时的东西”，“这不但对中国人民是不负责任的，而且对于世界人民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中医的衰败不仅是医学上的问题，也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这里波克特先生从解决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看病贵、看病难的角度来批评了中医衰落会引发的社会问题，先生也认为中国要真正解决老百姓的医疗问题，是不能缺少中医的。
——因此我们中国人不能不反思我们的中医现状和我们中医发展的问题。
波克特先生强调，自己开始就是学西医的，并且有行医资格证，但是正因为对于西医的了解，才发现了西医的弊端和中医的伟大，因此先生强调，自己是有资格批评西医的。
所以对比西医的问题，波克特先生认为中医才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并认为中医不仅是中国人的骄傲，而且也是整个人类的财富;因此中医走向世界也是必然的。
就在作者修改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医书友会”的微信公号上发布了一篇报道“脉诊断孕，我很害怕”，该片报道讲到了近日微博上再次掀起的“黑中医”风波。
原来上海这个反中医人士的大本营再次有人惹出一场闹剧，有人(微博：烧伤超人阿宝)以中医可用脉诊的方式来断孕、断怀孕是男是女便对中医界提出挑战，并有相关的业内中医师已经应战。该篇报道的编辑直接表示了对此件事情猫腻和陷阱的怀疑，并认为这是一场输了对中医有负面影响，赢了对于中医也没有什么好处的陷阱事件，在下身以为然;报道的后面附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京城名医肖相如老师的文章《“脉诊断孕”，我很害怕》，一篇是张存悌、李明哲两位先生于2010年在《中国中医药报》发表的一篇《一百年前的一次中西医“比武擂台”》。可以看出报道对此类挑战闹剧不无批评之意。
肖老师在文章中强调到脉诊并不具备十分精确的定位功能是一个常识，脉诊更重要的是对中医用药的指导而不是简单地推断出是否怀孕，尽管把出“喜脉”对于中医师们来说可能只是小菜一碟;肖老师提到别人鼓动自己参加此次应该，直接婉言“害怕”，害怕80%的准确率达不到是否就此要否定几千年以来的脉诊传统和学问?如果自己百分之百不准确，难道就能真的因为这样的一次闹剧事件而否定中医的脉诊传统了吗?肖老师这里也列举了几个极其简单的个案直接批判了此类闹剧的荒谬之处，“抗菌素能治好所有的感染性疾病吗?如果不能治好就要否定抗菌素吗?激素能治好所有的肾病吗如果治不好就要否定激素疗法吗?”
肖老师，按照中医的理论以肾病为例，指出激素属于温燥之品，会更加伤阴，所以阴虚的肾病患者大部分使用激素治疗无效，而身体呈现阳虚体征的患者则会大部分有效。肖老师在这里以激素在肾病临床上的应用是实际上指出了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这里我们要认识到所谓的现代医学实际上是抛弃了几千年的古代医学探索出来的医学经验，用所谓科学的手段对人体生命医学在细胞层面从零开始的认识，因此现代医学面对自己困境和局限常常束手无策。是的，为什么有些患者用激素有效，而有些患者用激素就无效呢?现代医学就无从解释了。因为现代医学对于人体生命存在的温凉寒热、阴阳虚实缺乏最基本的常识性认识，所以总是屡屡走入无奈的困境。从肖老师列举的极其简单的个案我们就可以看出，所谓中西医结合不是简单说说而已，在临床上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约也只有那些中西医汇通的名医才能深有体会。
另一篇文章是张存悌、李明哲两位先生于2010年在《中国中医药报》发表的《一百年前的一次中西医“比武擂台”》。文章介绍的此次中西医打擂事件记载于杨忠先生所著的《丁甘仁传》。1907年10月13日，天主教江南教区在金神父路(现在的瑞金二路)开设的第一家西医医院广慈医院(现在的瑞金医院)举行开业典礼，在随后的庆祝酒会上，遇到了美国租界西医馆的大夫约翰，约翰先生对于中医进行了很不礼貌地批判了中医，丁甘仁先生便反唇相讥：“西医是万能的吗?西医就是戏医!”约翰先生随后恼羞成怒，提出对擂，于是广慈医院的洋人院长做裁判，将医院新收的病人中挑选了中西医治疗都比较棘手的两位伤寒患者，并在20天后见分晓。丁甘仁抽取的病人是法租界35岁的洋人史密特，因为听说丁甘仁在上海医界大名鼎鼎，便想体会这位名医和中医的神奇之处，于是多有配合。丁医生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诊断病情、亲自熬药，十天下来，丁甘仁再去广慈医院查探，发现施密特已经在医院门口迎候了，并高兴地说道：“我们成功了。”
约定的时间里，那位西医大夫约翰因为没有成功治愈患者而羞愧的缺席了这次新闻发布会。于是广慈医院的院长宣布：“丁甘仁先生代表的中医获胜!”然而丁甘仁先生在随后的讲话中表示：“中西医的出现都是对人类健康的贡献，我们应该携起手来，取长补短，各自包容并发挥优势，与我们共同的敌人——疾病作斗争!”并强调“东西方文化存在差异，认识有别，这不是彼此诋毁的理。我坚信并以事实证明，中医师有强大生命力的，它永远也不会衰亡!”一百多年前的声音，在今天听起来，依然是那么铿锵有力、意义深远，只能说明我们这个社会上的许多闹剧人士对中医存在的无知与偏见依然没有消亡。
正如肖老师在文章的结尾指出的“如果中医是能够被否定的，早就被否定了，想否定中医的人多得去了，就如鲁迅都曾想过，轮得到您吗?”显然，中医如果不具有科学性，那么反对中医的任务是不会落到今人的头上的。所有对中医有情绪或者喜欢鼓动反中医闹剧的人士或许都应该认真琢磨肖老师这句话的深意。
中医科学不科学、有没有疗效，是现实的临床实践决定的，而不是简单的几场闹剧就决定得了的。就像比武打擂一样，输了不表示某一门派的武功输了，只是参加打擂的人输了。今天再次出现的这场中西医打擂闹剧，不管谁输谁赢，都不能表示和代表中西医两种医学的胜负，因此就其实质来讲，实在是没有多大意义，最多为大众和新闻界提供一次可供闲谈或者报道的事件，而已。
中医的科学性基础在于其几千年有效的临床实践，这不是谁想否定就能否定的。对于普通的患者来说，考察中西医的区别和各自的优势，在必要的时候做到中西医结合才是最有意义的，这样才能在可能的情况下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天价医疗费用或者本可避免的生命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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