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学员是一个时代的话题，却远远超出了这个时代。
从1970年到1976年进校的七届工农兵学员，全国大专院校毕业的计有95万人，包括全国各级各类中专学校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在内计约2300万人，全国县级以上共大、全国各级各类厂矿企业七二一工人大学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也不下2000万人，改开后面临的社会压力都很大，其中75级、76级的两届工农兵学员最为落魄。在这后两届学员住校时，有的学校如华中工学院，曾经数次将其与恢复高考进校的大学生合在一起进行过基础课的统一考试，尽管前者的考试成绩远远高于后者，名列前茅的也大都是工农兵学员，却仍然摔不掉“白卷上大学”的帽子，毕业时没有欢聚，没有庆典，稍微重要一些的党政部门和科技文化单位拒绝接收工农兵学员。在“拨乱反正”以后，这七届工农兵学员均成为铁定的异类，学校也以招收这几届工农兵学员上学为耻，在写其光荣的百年校史时，如北大、清华、华中师大等，均将1970年到1976年期间的办学历史作空白处理，以示这是“人才的断档期”。工农兵学员工作以后其“工字号”的大学学历不被承认，对此一位叫“江湖漂777”的五毛在网上说得很直白：“工农兵大学生基本是废才，其学历在我所在的中石油系统根本不被承认，其职称最高只能评到中级”。工农兵学员在其所在单位的日常工作中受歧视排斥的现象就更为普遍了，对此一位叫“灰太狼ABC”的五毛在网上说得更直白：“工农兵学员在单位里是最受人白眼的狗屎棍子”。早期走上领导岗位的工农兵学员，如当年在咸宁地区师范学校任副校长的一位七一级的华师工农兵学员，就同“三种人”一道被无端地清退了下来;在院校业务岗位上的工农兵学员也大都被调整挪位，以好让所谓“正牌大学生”来充任。工农兵学员在社会上也不受待见，无论什么人，哪怕是一个胸无点墨的办事员、二溜子，都可以对其不屑一顾，开口闭口就是走后门、交白卷、没文化、底子差、土老冒，有的对其侮辱谩骂甚至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远的不说，且看现在还在网上“工农兵大学生”百度条目下赫赫地挂着的几个标题：“工农兵大学生就是一个笑柄”、“工农兵大学生是天大的笑话”、“工农兵大学生包子”、“工农兵大学生垃圾”、“工农兵大学生是中国的毒瘤”、“工农兵大学生是小学水平二等残废”等，便可见其一斑。
在这样一边倒的社会气氛下，过去有着与工农兵学员利益重叠的两拨人对其诋毁尤为直接：一是先几届中的少数人，为了自己能顺利地升值、评职称，便像同槽中的猪儿拱食一样，用妖魔化的办法让工农兵学员“靠边站”，以好让自己闹个肚儿圆;二是后几届中的少数人，“一入学就瞧不起工农兵学员”，几十年来一直以“工字号”作垫脚石，风风光光地占据社会的优越位置。
现在有的人动不动就拿反右和文革中帖大字报和戴高帽的“受害者”说事，似乎罪莫大焉，可那毕竟还是一时一地之事，在其最困难的时候还有人同情其是“有才能的人”、是“受冤枉的人”;把工农兵学员作为笑柄在全社会进行公开的侮辱，则像达摩克利斯之剑，近四十年来一直天经地义地悬在其头上，刺在其心里，直到现在仍在进行之中。有的人甚至将工农兵学员的名号作为棍子打人，看谁不顺眼就污蔑谁是工农兵学员。如“民斗”分子就是因为对“红色坦克车”的忌恨，把恢复高考后首届毕业的高材生张宏良先生污蔑为“工农兵学员”。
长期的歧视氛围也造成了不少工农兵学员内心的扭曲，有的怕说出自己的工农兵学员经历，甚至考上研究生和当了高知、高干的，也对此经历讳莫如深，往事不堪回首呀;有的为了得到上司和同事的宽待，只能像小丑一样， 说自己是走后门上大学的，说自己要是硬考就考不上，说自己在学校光搞劳动、光搞政治学习、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有的舍不得糟蹋自己，就糟蹋自己的同学，说其在学习上根本就站不住。这是个人的悲哀，还是社会的悲哀?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在人前人后装孙子呀!有的自尊心强一些的，不想糟蹋自己，更不想糟蹋同学，便只能在逆境中痛苦地挣扎。有的为此落下了身心残疾，有的经不起长期痛苦的压抑而英年早逝。。。。。。
工农兵学员背负着这样的十字架一路蹒跚地走到今天，在不断地磨砺自己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拷问着世人的良知。怎样看待当年的工农兵学员，怎样认识现在的工农兵学员现象，是当代人必须面对的一个两难问题。如果让现在这样的现象继续蔓延下去，以后的人们必定要追问：为什么要对这群人采取如此歧视、侮辱的舆论手段和行政措施?他们是打砸抢分子吗?他们是不学无术的混混吗?他们是整人侮人的流氓吗?他们是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吗?他们是唯利是图的小人吗?他们是黄赌毒的制造者吗?他们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吗?他们是钻营奔竞的骗子吗?最后终究会发现这些理由都不能成立，唯一拿得上台面的理由或罪错只是其与文革相联系的“一个新生事物”。就算这个唯一的理由能成立，一个社会事物与其个体人员之间能划等号?但凡过来人都知道，文革中的新生事物多的去了，如赤脚医生、五七干校、上山下乡、民办教师、教学改革、合作医疗、医疗队下乡、老中青三结合、工农业技术革新、三大革命、工农兵学哲学、工农兵学理论、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革命样板戏、工农兵群众文艺、爱国卫生运动、群众体育运动、批林批孔、工业学大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支援亚非拉等，不但都没有像对待工农兵学员这样全社会一边倒，不但都没有把矛头对着活生生的一群普通的人，还说他们是“文革的受害者”。为什么单单要拧着劲儿跟工农兵学员过不去?
工农兵学员当年带着一身泥土气息进入人们的视野，现已留下了些许不经意的惆怅逐渐地走向了历史。他们在学校里顶着文化的压力刻苦学习，在社会上顶着世俗的压力勤奋工作，不离不弃，无怨无悔，经受住了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和改革开放的考验，是中华传统道德和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的最后一批殉道者，无愧于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他们的事业没有完结，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们的艰难实践为今天的大学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革留下了一系列重要的参照系。
如今时光已逝去了四十多年，虽然有的人一直在挖空心思地想让工农兵学员死去，然看看今天社会上的每一个角落，摸摸从那时侯过来的每一个人的心房，一提起“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大学生”乃至“工农兵”的字样，无论赞成也好，反对也好，挖苦也好，咒骂也好，都好像对待刚刚发生过的一件事情一样，反应仍然是那样的强烈，情绪仍然是那样的激烈，甚至已经将这些强烈的情绪传递给了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由此说明工农兵学员没有死，还活灵活现地生活在我们中间，甚至永远不会死。譬如在当今大学教育陷入全面深刻的危机之际，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在呼吁人们正确地对待文革中高教改革的经验教训，以利于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帮助我们今天的教育和社会走出困境;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如孔庆东、张宏良、宇太、王蒙等，也为工农兵学员的境遇表示过一些不平。可以断言，在未来的高等教育由封资修大杂烩的殖民教育向符合国情民情的人民教育转变的征途上，过去一些在社会上持续了几十年的有争议的话题，如“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导方针，笔者已在其他文章中提出可以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具体化为“教育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及曾经倡导过的“实践经验、操作技能、两条腿走路、推荐与考试相结合、为革命学习、开门办学、勤工俭学、社会课堂、启发式教学、交心谈心、教学相长、产学研相结合、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一帮一一对红、德智体全面发展、考试与考察相结合、四个面向”等办学措施，可能就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切入点。但这条转变的路在目前看来仍很漫长，只要工农兵学员的形象还在继续被妖魔化，就不可能平心静气的总结当前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找到正确的出路。这是一个跨世纪的难题。直至目前，在当年工农兵学员的正能量日益显现的情况下，还有人在利用各种途径使劲地搅合是非，指东打西，继续妖魔化工农兵学员。其主要手法依然是抓其一点，不及其余。要实现未来由封资修教育向人民教育的转变，首先要迎着这一跨世纪的难题，下气力澄清长期存在于人们思维中的一些对待工农兵学员问题上颠倒了的是非观念，解除人们思想上的藩篱。
拿一个交白卷上大学的事儿说三道四，以此否定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正当性，是灯光下的人几十年来的惯用伎俩。我在其他文章中说过，用“白卷”作为反潮流典型这件事，当时做得并不好。任何事情，无论正确也好，错误也罢，只要做得太过，都可能走向它的反面。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文化传统的国家，一千六七百年的封建科举制，一百多年与封建科举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升学考试制度，在人们脑海中形成了“考试录取”是唯一正途的顽固观念，由此既能给士人以“公平”的印象，也能把整个社会人才引领到统治者易于掌控的渠道。文革风暴虽然摧毁了这一考试制度，但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对此还有较大的保留余地。只有在人们普遍认可的真正能选拔优秀人才的优越性事物自然而然地替代这一制度之后，人们的思想观念才能真正地转变过来。这就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骤然间在全社会推出一个与过去“择优录取”完全相反的白卷入学的新样板，就会引发人们的抵触情绪，骤然间的疑问也会铺天盖地而来。这样不仅把自己推到了士人的对立面，也把自己推到了群众的对立面;由此不但不会促进群众推荐，反而会不断地给群众推荐增加阻力。阻力越大扛起来越困难，会使本来做得很好的工作渐渐地出现疏松和应付，最后的反弹是必然的。幸好当年的社会风气清正，加之经过了以往四届工农兵学员的推荐，积累了经验，初步形成了择优推荐的社会机制，以后除取消试卷外，其他办法照样施行，但还是落下了一个“白卷”上大学的话柄，给工农兵学员的脖子上戴上了沉重的枷锁。
就当年的考生张铁生个人而言，在其不满意的答卷上写些个人意见，还属情有可原。当年高考正值农村“双抢”时节，张铁生是生产队长，因要抓队里的活路，没有时间复习功课，没有考出其实际水平，写一点个人感受很自然，并非真正交白卷;之后当局也让一些教授、讲师不复习按此试卷重新考了一遍，有几个人是真的交了白卷的。当局后来让有一定农业生产经验的张铁生学农，也不算是离谱;往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一起以“白卷”录取新学员的事例，而是继续坚持以德才兼备的标准推荐和录取工农兵学员，按当时的说法是给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交了一份满意答卷的才能上大学。有人老是抓住一件孤立的白卷事件不放，把交白卷作为工农兵学员的代名词，以此作棍子打翻一船人，是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譬如笔者所在单位的一位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教师思维凌乱，讲课老被学生轰下台，最后只好安排到图书馆资料室，同事们都说她的脑筋有毛病，奇怪她是怎么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的?笔者也曾帮助过一位社会学朋友介绍过来的某政治系博士写分配给他的一段“课题”文章，奇怪他连中学生作文的思路都没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两件事虽然对我的触动很大，但我一直把它视为硕士和博士中的个案，此前也从未在任何场合提及过。还有在网上挂着的据说是某大学的一篇硕士论文，题目上就来了一个“高等教育怪胎：工农兵学员分析”。做硕士论文不是写一般的议论文章，不是在地上打滚撒泼，应该算作是科学研究。科学研究的基本精神是客观冷静、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基本研究方法是事物的矛盾分析法。自古“题好一半文”，你的题目一上来就极端情绪化地把人家比附成了 “怪胎”，没有一点点回旋的余地，往下还研究什么?真不知道这个学生的导师是怎么指导的?做人稍微厚道一点的，能抓住这样的个案说硕士、博士、硕导都是神经错乱和文章白丁吗?
拿一个莫须有的工农兵学员开后门上大学说三道四，以此否定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合理性，是灯光下的人几十年来惯用的伎俩。工农兵上、管、改，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项前无古人，到目前还算是后无来者的壮举，它的存活需要一系列非常苛刻的社会条件，取缔它很容易，想复制它却不那么容易。工农兵中的优秀分子，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凭着自己的踏实肯干和刻苦磨练，成为各自行业中的“状元”;他们上大学的本身，就是社会对他们的工作成绩和社会贡献的肯定。直至今日，也没有人能在这些人的人品和工作贡献上说三道四，群众议论和一些人的攻击点主要集中在“文化不齐”上。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人仍以旧的观念和过去的教育规范看待新生事物，只注意到有的初中上大学的不合理性，忘记或不愿意看到他们在实践的学习中和劳动的锻炼中增长的才干。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问题，奖掖和培养这样的人物，在任何社会都不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实践证明这些人也大都有厚积薄发的正能量。对此可以从笔者的故乡鄂城县卸甲人民公社周庄大队当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情况中见其一斑。
周庄大队处于武汉市与鄂城县的结合部，经济、文化条件在当时的社会属于中等偏下水平。该大队1970年推荐的是67届鄂城高中毕业、生产队会计、孤儿吴继淼上华中农学院，毕业后在黄石市农业局工作出色，惜1990年代英年早逝;1972年初本地在庙岭高中应届毕业的严家明被学校推荐上华中师院数学系;1974年推荐的是68届鄂城高中毕业、退伍前是南海舰队画家的严家宽和71届庙岭高中毕业的严平安上武汉师院数学系，后择优录取了严家宽;1975年推荐去年落选的严平安上咸宁地区农校。严家宽后来成长为湖北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硕士导师;严平安后来在华中农学院水产系工作，惜1980年代英年早逝。安妻是某大医院的一名护士，在社会风气变幻之后，认为工农兵学员丈夫使她丢脸。
当年初中毕业能被推荐上学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原推荐的高中毕业生因政审或体检落选后递补上去的。如周庄大队的一位71届高中毕业生于1975年被推荐上财专，因当时政府倡导晚婚晚育，有人一封信举报他早婚早育被“刷”了下来，此后才推荐了一位初中毕业、有文艺专长的女生顶上。该女生后来通过刻苦努力，也成长为高级讲师。再一种是特别优秀的。如笔者初中的一位同学吴秀枝，在学校里是校团支部宣传委员，毕业后在卸甲大队任妇联主任和赤脚医生，因其工作态度好、工作能力强，1972年被推荐上湖北医学院，后来成长为湖北省人民医院病理解剖主任医师、教授。当然还有一些边远地区的高中生本来就少，有的表现又不好，如手脚不干净、爱占集体和他人的小便宜、吊儿郎当、好逸恶劳、不爱学习、不求上进，上面上大学的指标下来，只好在表现好的初中毕业生的矮子中挑长子。
据笔者所知，当年不仅仅是周庄大队和卸甲公社推荐的这些工农兵学员，个个都是普通社员的子弟，就是整个庙岭区、鄂城县，推荐上中专、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工农家庭的子弟。有极少数干部子弟跟工农子弟一道上山下乡，表现好，水平也高，就不能跟工农子弟一道推荐上大学?可以实事求是地说，我熟知的这一地区当年就没有出现过一起“开后门”的事件。有不信邪的，笔者可提供线索，你可以去当地一一核对。当年的人们不似现在这样的“各人顾个人”的思想境界，大小队干部开口闭口就是国家、人民、群众，小队里的社员群众也都有集体观念，上大学这么大的事情能让你胡搞?至于有人危言耸听地炒作小学水平上大学的，实际上指的是老三届中所谓“初中没有读完全”的人，如68届初中毕业生上大学。这一炒作来源于某小人带头说的“清华大学就叫清华小学好了”的一句话。笔者过去一位同办公室的同事，就是69届初中毕业生于1977年考上江汉石油学院的。人家初中毕业经过几年的实践学习提高，有那能耐跟高中毕业生一起上大学，你能朝着空气撞死?中华文化讲究的是“反求诸己“，你的一张考卷是大学入场券，人家全心全意奉献凝成的入场券就是废纸?人家入学前就对社会有贡献，你入学和进入社会后的贡献在哪?没法比就比照现在的社会风气横扯人家是“开后门”上大学。古人云“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在一个熟人社会中，譬如在一个知青集中的知青点上，知青们在其父母所在系统派遣干部和当地贫下中农代表以及知青代表相结合的领导下，不仅要参加各种农业劳动，还要学政治、学农机、学农技，参加篮球、排球、羽毛球、跑步等体育活动，排练和给当地农民表演文艺节目，谁好谁差在平时的各项表现中早已显现了出来;上面分配下来上大学指标，第一关就要本知青点全体知青公认和三结合的基地党、团组织把关，上面还有公社、区、县层层把关，最后汇总到地区审核，招生院校参与选拔的全过程，并且还有最后的决定权。在这样众目睽睽的相互比较之下，你能开后门，一封信、一张大字报就要你吃不了兜着走。如1974年当局曾组织群众代表在华中师院三千学员、武大四千学员、华中工学院五千学员中进行过严格的排查，就没有查出一个人是开后门上大学的。
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谈到当年也出现过极个别军队干部跟老战友“打招呼”的情况。因为在工农兵学员初进校的两年时间主要是军代表管理学校，加之部队的推荐程序比地方的推荐程序简化一些，出现过个别干部如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钟志明的家长跟相关老战友打招呼使其顺利录取的事。钟志明本人的思想水平和文化基础并不差，特别是钻研精神强，当年他的老师和同学都说他将来能出研究成果，如果没有其父亲的因素进校，不能算开后门。有的人以钟的事例作借口，将在部队基层和工农业第一线表现好，思想文化水平高，按正常程序进校的干部子弟都叫“开后门”。这种行为无论是在当时或者是现在，都是一种极左或别有用心的行为。
钟志明进校后在当时风清气正的校园里的日子很不好过，思想上的斗争很激烈，后来在工农兵学员的感召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决心退学到农村去锻炼自己的思想。这种锻炼绝不是像现在一些人的假惺惺的作秀，而是以扎根山区一辈子，同农民一起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实际行动兑现自己的诺言。古人云：“知过能改，善莫大焉。”翻翻自古至今的社会文化史，只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事情。这个个案不仅不能证明工农兵上大学开后门，反而证明了开后门上大学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根本走不通的。
抓住某工农兵学员念错一个字或写错一个字做别样的文章，全盘否定工农兵学员的文化修养，是灯光下的人几十年来惯用的伎俩。在一篇《工农兵大学生闹白字笑话》的文章中，作者嘲笑同单位一工农兵学员把履历说成复历，把泸州老窖说成泸州老窑，末了还骂上一句“我靠!”看此人的一副居高临下的嘴脸，定是一位饱学之士无疑。东坡先生曰：“士先器识而后辞章”，别说是饱学之士，就是再平常稀拉的士，也先要有些许的见识，而后才可以谈词论字。此人仅抓住人家的几个白字，就把人家的工作和人品给全盘否定，并且还要以此作棍子横扫一排人，足见其是一个钻营末技、不知天高地厚的鼠辈。孔子是讲礼数的，却对巧言令色者厌恶至极。你发现人家念了白字及时指出，是你对同事的一份情意，也体现出你的“士”的修为，有必要满世界的嚷嚷吗?笔者也曾碰到过湖北鄂城县的一位乡文教干部，到处绘声绘色地说他旗下的某工农兵学员把屡教不改的“屡”读成了搂抱的“搂”。我劝他说：“这位老师用方言发音是不对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你既发现就善意地提示她一下不就得了，有必要在这样的会上会下渲染吗?你做领导的也是满口的土语发音，表率作用在哪里呢?做人要厚道一些，睥睨群雄、傲视天下的还不是你。”
中华文字文化博大精深，古人有“秀才提笔忘字”的说法，今人虽然大多识字，但能把字都认下地的并不多，包括大学本科以上的高学历者，别说通读《辞海》《词源》《中华大字典》，就是一个巴掌大的《新华字典》，你抽空回去翻翻看，能认到百分之七八十就算你是能人。要是有人拿出“巴掌”中的几个你不认识的字说事，骂你是白痴、是无赖，你能接受吗?
有的人还以工农兵学员的“文化不齐”为由，臆造出了一个工农兵学员普遍对文化学习不感兴趣，只学了一个“斗走资派”专业的谎言。对此笔者不想多说什么，有兴趣者只要在网上点开当年的《工农兵学员之歌》，听一听其中的“努力攀登科学的高峰，要为无产阶级争光”的歌词，便可以知道当年工农兵学员学好科学文化知识，不似现在这样的个人荣辱升迁这么简单，而是阶级的重托!这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是一个什么分量，傻子也掂量得出来。工农兵学员日以继夜地抓紧学习犹还不足，何来“轻视”一说?有不了解当事情况的，可以搜一下至今还在网上刊载着的原大连工学院应用数学系教授、博导王天明的回忆文章。王教授在这篇回忆文章中说：“文革期间我每周给工农兵学员上五天课，学员们能力参差不齐，但学习积极性很高。有人抱怨工农兵学员的文化水平较差，但我对我教的那一批工农兵学员留存着良好的印象。”王教授顶着逆风说出当年工农兵学员学习的实际情况，回过头来再看看两位昧着良心迎合权势汇报北大、清华有小学文化上学的谄媚者和编造各类低级谎言的媚俗者，你们在这位老人面前，不感到脸红吗?
以“据说”的某工农兵学员不会接电灯线、不会操作万用电表、不会认线路图，大做别样文章，全盘否定工农兵学员的专业素养，是灯光下的人几十年来惯用的伎俩。众所周知，工农兵学员大都是从对口的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出来的优秀者上大学的。譬如上大学之前赤脚医生就会打针、开药方、采草药;民办教师就会上课、当班主任,有的还擅长书法、绘画、体育、文艺;农民就会育种、插秧、除草、施肥、打农药，有的还是组织管理生产的大、小队干部;工人就会车、磨、铣、刨，有的还是革新能手。如上述接电线之类的小儿科的事情都不会，能搞好生产成为先进工作者吗?作者把这些脱离实际的高分低能的事例套在工农兵学员的身上，如同有的把自己考试时都打叉打勾的经历套在工农兵学员的头上一样，是不是吃错了药?即使是真的有个别人一时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也是极为罕见的个案，能说这是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的本质特征吗?
有的人为了全盘否定工农兵学员的专业素养，还处心积虑地编造出一些不伦不类的糟蹋工农兵学员的段子宣传工农兵学员的“劣根性”，以便让其四处蒙羞碰壁。其中有两个段子最为“经典”。一个段子说：“一个化学系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到中学教化学，有个调皮学生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水分子式，老师以为这是在寒碜他，生气地批评道：‘你也太小看人了，难道我连1-1=0都不知道?’”再一个段子说：“一个老师问数学系的工农兵学员：‘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多少?’‘等于四分之二’。又启发性地问道：‘半个馒头加半个馒头等于几个馒头?’‘等于二两馒头’”。这样低级趣味的愚昧段子竟然能在当时的社会上飞传，可见这样的社会风气对工农兵学员的蔑视和侮辱到了何种丧心病狂的程度!当年初、高中各科教学的主要力量是中师和师院毕业的工农兵学员，笔者当年在县师范的本职工作是编写高师数学函授资料和每星期到旭光、汀祖两个高师数学函授点各上一天面授课，1977年下半年还被抽调出来给准备应考的社会青年上过高中数学课。这样对辛辛苦苦地教书育人的工农兵学员进行非人性的恶搞，按过去的老话说是不是有点“欺师灭祖”之嫌?工农兵学员可都是最尊敬自己的老师的，整个工农兵学员在校学习的时期，亦即是师生关系最好的时期。还有人散布一个教授说的：“工农兵学员连1的平方是多少都不知道。”果真如此，这个“教授”也真够牛的了，不去精心地研究怎么样传道、授业、解惑，竟然把一辈子的兴奋点都拴在了“一根牛绳子”上晃荡!
工农兵学员过去的成长经验是自己尽管踏实肯干，以后的选拔和提拔自有组织上的关心和群众的推荐，用不着自己去投机钻营，自我的素养也使他们不屑于去那样做。可是后来的风水倒转，以前的这一套不灵了，需要“提前(钱)进步”和“日后提拔”。有些没有与时俱进的工农兵学员对此茫然无措，干得再好再苦再累也一直没有他的什么事儿，久而久之自然会有一些情绪和意见。灯光下的人见已经被自己边缘化的牛儿也想吃草，心理极度的不平衡，逢人便说“白卷”是社会的毒瘤、单位的刺头。。。。。。
够了，仅这些在眼前信手拈来的有文字依据的不仅仅是否定，更是活生生的侮辱的事例就够令人寒心的了，其他有形无形的还有多少啊，数得过来吗?从庙堂到闾巷，有人数过吗?
工农兵学员本是当年各个行业中的翘楚，就是因为上了一个大学，忍受了一辈子的不幸与不平。是他们上过大学之后反过来由各个行业的翘楚变成了窝囊废了吗?是他们艰苦奋斗的历史地位等于零了吗?决不是，恰恰相反，他们是最有能力的一代人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坚韧性太强了，他们的能量太大了，压得越厉害他们越要往上冒;他们要占领上层建筑中被知识分子垄断了几千年的世袭领地，要把公知们的一统天下变成工农兵大老粗的天下，这太可怕了，必须要将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只有这样，才能永葆公知、斗士、大小权富们的无穷无尽的好日子。这才是一些人不依不饶的一直要诋毁工农兵学员，要坚决地将其打入地狱的深层次的原因。几十年来在一些人的幸灾乐祸的围观下，在一些惰性的人群中，早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思维惯性：只许灯光下的人们乱棍打蛇，被打的人要是忍痛不过稍稍地动弹一下，便是挑事，便是反击，便是逆天?
中国政治权术中最下三烂的手法是避开正题走捷径。如要扳倒一个政治女人，不是直奔政治，而是从其生活作风下手。因为在一个封建意识浓厚的传统社会中，女人的要害不是政治，而是“烂货”。只要把“烂货”的事情一晒，社会舆论立马就会一边倒地沸腾起来。对待工农兵学员也是这样，不是直奔其与文革连在一起的政治，而是对其“文化”下手。因为在文革期间的初、高中教育相对普及的文化条件下，众多的适龄青年都有被推荐上大学的可能性，其间唯有表现好、有特长和文化水平相对高一些的人才有机会，即当时上大学废掉考试入学实行推荐入学后的焦点问题是“优秀不优秀”的问题。如果有人从官方往下煽动性地说推荐上去的人都不优秀，首先在广大没有被推荐上去的人员及其家属中就会炸开锅。权术小人早就看准了这一点，只要示意把工农兵学员的“开后门”、“白卷”、“错字”、“1+1不知等于几”的事情往下一炒作，社会舆论立马就会掀起一边倒地排斥工农兵学员的浪潮，不少人甚至会丧失理智地叫喊“他学还不如我去学呢”。这也就是文革中所有群体中的个人都能净身而出，只有工农兵学员中的个体必须承受社会压力的症结之所在。如果直奔政治主题，工农兵学员群体也会像其他群体一样，成为文革的“受害者”，由此反倒会受到保护。但这批人的能量太大了，其思想也不太容易被“解放”过来，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最好办法也是最损的一招，就是将其边缘化，让其不死不活地在一边待着。而要工农兵学员老老实实地在一边待着，绝不能提政治，做出一副无关风月的样子，专在其上学的正当性、合理性、文化水平和专业技术上做文章，整了你还要你自己怪自己没有能耐。
时间是最公平的裁判，无论是对有的人来说是好日子，还是对有的人来说是差日子，接下来统统都会付诸东流。今天的工农兵学员中，除少部分仍在担当党和国家的领导重任和科技文化建设的重任者外，大多数都进入了退休行列。其中的这些退休人员大都顶着讥言诮语和异样的目光，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到如今虽然洗尽了铅华，却怎么也洗不掉心中的那块心结。他们不求社会弄个什么精神补偿和恢复名誉，只求有个好脸色，过分了吗?
过去有人为了政治需要，人为地制造了群际间的隔阂，如今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消弭这样的隔阂;而消弭这样的隔阂，必须要以科学的态度分析和对待历史问题，把一个时期中的社会政治行为同这一政治行为中卷进去的具体人区别开来。今天理性地思考这一问题，在改开后由“传统”到“现代”的剧烈的社会转型中，一部分在聚光灯下的人群，如老干部、老公知、老五类，以及一些新宠、新贵们，对另一部分边缘化的人群，如工农兵、红卫兵的伤害是不可避免的;具体伤害到谁的头上，就看谁的点子低。个中原因说白一点就是一个利益翻盘。
工农兵学员群体与大而化之的红卫兵群体不同。在当年的政治气候下，全国的人谁都是红卫兵，谁都是革命造反派;政治气候变过之后，一夜之间又都成了逍遥派和保守派，不少脑筋活络的人，还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控诉红卫兵、造反派对自己的“迫害”。如最先写“伤痕”小说的那批人，谁不是当年左得要命的红卫兵?从极左跳到极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政治掮客们惯用的把戏。如从当年不让家人坐“资产阶级沙发”，到以后全面颠覆计划经济的“吴市场”，就是这样的典型。工农兵学员大都是从工农业生产第一线苦干出来的老实人，又有着明确的识别边界，且人数有限，在“工农兵大学生学的只有一个斗走资派专业”的全盘否定下，他不当“当代耶酥”，谁当?实事求是地说，工农兵学员在这样的转型中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也正是因为这样，反倒助长了一些人对工农兵学员个体的轻蔑和损害。。。。。。
学校大学只是社会大学的一个学前班，是人生漫漫求索道路上的一个初始点，其后的过程和终点还远着呢，过去的说法是活到老、学到老，现在的说法是继续教育、终身教育。以某段时间上过大学作为炫耀自己高人一等的资本，以心中意淫的“高级”作为欺凌他人和抬高自己的手段，是一种固步自封的僵化心态和“我曾阔过，我要比同类多吃糖”的阿Q行径。
几百年前的西方先贤们就知道“人是生而平等的”，一千多年前的太白先生就知道“天生我材必有用”。人各有各的优长和不足，别说是考上现在到处拉人读书收费的大学，就是过去在皇都的天街上打马游街的新科状元现身，也没有轻蔑和侮辱他人的特权。这不正是这么多年来公知、斗士、国学们一直推崇的圣条吗?现在时过境迁，咱们看得见的事情该转的都过转来了，不该转的也都转过来了，社会已经进步了到了西方文明的程度，人的脑筋是不是也该转一转了?诚心诚意地向被辱者表示歉意，对社会而言，是一种文明进步的标志;对个人而言，既是一种品德，也是一种修养;对子孙后代的教育而言，是一种社会责任。
请有良知的人们在碰到过去被自己不屑过的工农兵学员时，轻轻地道一声：“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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