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陵说：
教员曾评价刘秀：
“中国历史上最会用人、
最有学问、
最会打仗的皇帝。”
但目前流行一种观点，
说他靠天降陨石打赢昆阳之战，
对地主豪强妥协换取暂时坐稳皇位。
其实这是对刘秀的误解。
1
民心是善变的。
公元8年，汉朝假皇帝王莽，根据谶纬、符文之说，自称受到汉高帝刘邦的传位，登基做了真皇帝，改国号为新，年号为始建国。
汉朝人民前一刻还说着汉家受命于天，后一刻便向王莽跪拜山呼万岁，这场改朝换代的变局，在波澜不惊中进行着。
次年正月的禅让仪式上，王莽封孺子刘婴为定安公，食邑万户，并且拉着他的手痛哭流涕：“老臣也是不得已啊，你的理解老臣”，然后便开始大封群臣，包括11个公爵，卿大夫、侍中等高官数百名。
大臣们得到高官显爵，刘氏诸侯便要让出利益。
于是王莽把32名刘氏诸侯王降为公爵，181名侯降为子爵，几年以后又全部剥夺爵位，彻底在政治上抹除刘氏存在过的痕迹。
后世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两百年的汉家江山，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但当时人觉得，这都是理所当然的。
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重用文法吏和抑制豪强，是刻在骨子里的立国基因，而经过两百年的太平岁月，汉朝郡县已经遍布王侯豪强，他们占有耕地、山林和人口，利用庄园经济和部曲武装，形成独立的经济军事单位。
汉武帝留下的察举制，又让他们有了互相举荐亲朋子弟做官的能力。
独立的经济军事单位，和纵横交错的政治联姻，导致地方上的豪强们盘根错节。
这种地方生态和汉朝制度是不相符的，也就是说，中央政府理论上要做的事，和地方实际在做的事，完全是两套体系。
所以地方豪强们必须改变政权的性质，让汉朝江山改变颜色，才能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莽代汉便是顺天应人。
而对于底层人民来说，改朝换代是上层的事，只要不影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谁做皇帝都和自己没关系，无非是歌功颂德么。
于是，王莽又裹挟了大量的底层人民。
面对这一切，刘氏宗室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
早年间汉高祖刘邦和功臣们剪除异姓王、分封同姓王，并且约定“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从此奠定了汉朝前一百年的基调。
这些有地盘、有兵马的刘氏诸侯王，确实威胁到汉朝皇帝的政治安全，但同时也起到制衡朝廷权臣的作用。后来周勃、陈平等功臣能顺利剿灭吕氏诸王，还不敢对皇位生出野心，根本原因就在于，遍布天下的刘氏诸侯王太强了。
如果长安改朝换代，他们必定联合起兵，到那个时候，直接掌控15个郡的朝廷几乎没有反抗的余地。
但是经过文帝、景帝、武帝长达数十年的拆分打压，尤其是推恩令要求诸侯王分封子弟，虽然把诸侯王的军政权力集中于朝廷，却也削弱了地方拱卫朝廷的力量。
到王莽代汉的时候，刘氏子弟有十几万，但没有一个实力雄厚的，唯一奋起反抗的是徐乡侯刘快，结果没出城门，便被人民群众击败。
其他人面对王莽代汉的事实，只能束手就擒，跪在地上感谢新皇的不杀之恩。
所以在豪强支持、底层人民无感、刘氏诸侯王无能的背景下，连班固都承认，王莽代汉是天意。
中国就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坐在长安的皇宫里，如果王莽能和光同尘，按照汉朝的既定路线办事，或许新王朝还能延续几十年，直到人地矛盾和官民矛盾都压不住了，才会迎来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彻底毁灭秦汉第一帝国。
然而儒生出身的王莽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发现这个国家有问题，登上皇位以后，便想用自己的方式纠正这些问题，改变现有的世界。
但王莽是生来富贵的外戚子弟，从政以来，始终在走高层路线，根本没有基层工作经验，所以他不知道地方豪强在想什么、底层人民想要的是什么，以为在皇宫里发布政策，地方郡县就能不折不扣的执行，从而扭转乾坤。
说到底，王莽其实是个汉朝版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辩经一把好手，实务一窍不通。
于是王莽的理想主义改革政策，不仅没有解决现有矛盾，反而更加激化了矛盾——
为了解决土地兼并和人口买卖的问题，公元9年，王莽把土地收归国有，改名为“王田”，奴婢为“私属”，都禁止买卖。同时恢复井田制，私人田地超出一井的部分，必须送给亲属、邻里、乡党。
人性是自私的，人生是无奈的。
王莽的这条政策，便得罪了要求大量占有私人田地、需要大量奴婢服侍自己的地方豪强，也得罪了渴望得到更多田地、或者卖身求活路的底层人民。
为了抑制经济兼并，公元10年，王莽施行五均六筦制度，即对盐铁酒等商品进行政府专卖，政府铸造货币，以及政府亲自出面收购和抛售商品，用来平衡物价。
这项政策是汉武帝施行过的“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的延续，只不过王莽不懂市场经济、也不懂计划经济，他以为能效仿汉武帝，却造成更大的混乱。
为了提高新朝的国际威望，王莽北伐匈奴、东讨高句丽、南征西南夷，尤其是北伐匈奴的时候，“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输衣裘、兵器、粮食，自江淮至北边”，动作之大和隋炀帝杨广似的。
结果因为王莽不懂军事，数次出征都以失败收场。
军事失败削弱了新朝的威望，经济失败让王莽的地位一落千丈，总的来说，王莽的理想主义改革彻底失败了。
但王莽并不认为改革失败是自己的责任，而是底下人执行不力，于是失败的迹象越明显，王莽独揽大权的想法越强烈，最终变成“务自揽众事，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的样子。
越不行越要工作，越工作越不行，王莽刚开国，就进入一种恶性循环。
而那些年自然灾害非常严重，例如“邯郸以北大雨，流杀数千人”、“关东人相食”、“缘边大饥，人相食”等等。
面对这样恶劣的环境，利益受损的豪强、衣食无着的底层人民突然发现，汉朝岁月静好的日子多幸福啊，当初怎么就推举王莽改朝换代呢？
于是，民心开始思汉。
公元17年，新市人王匡、王凤、南阳人马武起兵，聚众七八千人，在荆州当阳县的绿林山里打游击。公元18年，琅琊人樊崇、逢安起兵，在青州和徐州地区打运动战。
其他千百人的起义军数不胜数。
天下，乱了。
而那个真正的天命之子正在南阳种地，他将借着“人心思汉”的民意，在中华大地上一骑绝尘。
2
西汉末年流行谶纬之说，这是由祥瑞、符文、占星望气组成的一门预测凶吉的伪神学，王莽代汉就利用过谶纬之说。
这种东西现在看来是封建迷信，当时的人们却深信不疑。
在各种各样的谶纬之说中，其中一条是“刘秀当为天子”，王莽的国师刘歆不甘心做臣子，为了对应谶纬，便改名为刘秀，准备以后做皇帝。
也就是说，“刘秀当为天子”不是后来编造的，而是很早就出现了，我们说的刘秀，只是众多刘秀中的一个而已。
关于这条谶纬之说，刘秀（汉光武帝）当然是知道的。
他是汉景帝第六子长沙定王刘发的后代，属于血脉疏远的汉家宗室，即便在长沙王这一支，刘秀家也是旁支小宗，从曾祖父起，就因为不是嫡长子而没有得到爵位。
不过，没有爵位不代表沦落底层。
只要汉室江山存在一天，刘姓宗室在做官求学方面就有优先权，王莽代汉剥夺了这份权力，不论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他们都是不能接受的。
于是哥哥刘演“不事家人居业，结交天下雄俊”，刘秀听说“刘秀当为天子”的谶纬之说，以开玩笑的语气说“何用知非仆耶”，你怎么知道不是我呢？
刘演和刘秀的心声应该是，汉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既然王莽都能做皇帝，我们汉家宗室子弟凭什么不行？尤其是刘秀，史书上经常说他胸无大志，但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怎么可能想着做皇帝？
所以吧，刘秀其实是喜欢扮猪吃老虎的闷骚男。
公元22年，刘演和刘秀兄弟在南阳起兵。
那年刘秀28岁，相比李世民和朱元璋来说，出道已经很晚了，不过刘秀可能也想不到，仅仅3年后，他便登上九五至尊，再造汉室。
刘秀创业速度如此之快，和三件事有极大的关系 。
其一是刘秀很正派。
起兵之后，刘演、刘秀兄弟的舂陵兵和新市兵、平林兵、下江兵联合，攻克了一些地盘。
历代枭雄起兵，往往军纪不严，经常抢劫人民群众的财物，有时候还会因为分赃不均打起来。刘秀兄弟的军队也不例外，刚有一些战利品，就吵的不可开交。刘秀为了平息内部矛盾，便强行夺走刘姓将领的战利品，分给其他将士。
因为他知道，打江山不是一家一姓的事，团结大多数才能成功。
一年后攻克洛阳，其他将领喜欢穿奇装异服，甚至有人穿女人的花衣服招摇过市，唯独刘秀穿着汉朝官服上街，洛阳人民抱着刘秀痛哭：“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
这些都是小事，几乎不值得专门说，但是很奇怪，西汉末年的义军领袖们，能做到公平有威仪的，只有刘秀一个。
仅从个人素质来说，刘秀对其他人都是降维打击。
其二是义军拥立刘玄做皇帝。
打江山是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必须确定名分申明秩序，才能团结群众形成合力。于是在攻克十几座城池之后，南阳义军准备拥立一个刘姓宗室子弟为皇帝。
经过一番讨论，舂陵兵和下江兵拥立刘演，新市兵和平林兵则拥立刘玄。
刘玄和刘演、刘秀都出自长沙王系，高祖父是同一个人，按道理说谁做皇帝都可以，那他们的分歧在哪里？
表面上看，刘演出自舂陵兵，和下江兵的关系也不错，而刘玄出自平林兵，两派义军都是拥立自己人做皇帝。但实际上是因为刘演能力太强，有雄主风范，刘玄懦弱不堪，属于可以操控的傀儡。
“强君弱臣”还是“弱君强臣”，才是他们分歧所在。
刘演认为自己的能力很强，可以效仿汉高祖刘邦走灭秦、灭项羽、称帝的路线，便建议先称王，消灭王莽以后再称帝。但是拥立刘玄的人控制了会场，刘演的方案没成功，刘玄顺利称帝。
在登基仪式上，刘玄“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
这种人是典型的庸主，但凡有些能力的都不会把他放在眼里，如果刘演顺利称帝，以刘演的强大气场来看，刘秀基本没有机会了。
其三便是昆阳大战了。
人心思汉代表了民意，谶纬之说代表了美好的预言，但能否真的让民意和谶纬，成为叠加在自己身上的buff，就非常考验汉家宗室的能力了。
唯有最惊才绝艳的人，才能让自己化为民意，让谶纬为自己代言。
公元23年5月，王莽听说南阳义军打出“汉”的旗号，担心失去代汉的合法性，于是染了黑发、立了皇后、纳120名少女为妃，随后派司空王邑、司徒王寻统帅军队征讨南阳宛城。
因为刘演和刘玄正在围攻宛城。
王邑到洛阳以后，向各郡县征发了43万大军，约定会师宛城。
注意，王邑不是直接带43万人出征，而是给地方郡县下了征兵令，让他们自行出发，真正的前锋军队其实只有10万。
10万前锋大军向宛城进军的路上，路过昆阳，立即包围的水泄不通。
其实他们完全可以绕过昆阳直扑宛城，在宛城杀掉刘玄以后，再集结大军回师，到时候用优势兵力围困昆阳，用政治手段拉拢城内守将，基本是稳赢的局面。
但是王邑不愿意这么做。
因为16年前王莽派他出兵平叛，没有活捉敌军首领，回长安后被王莽骂了一顿，现在王邑吸取教训，一定要攻克每座城池、活捉每个首领，否则王莽又要修理他了。
为了逢迎领导，前方将领就不实事求是的分析战场，不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战术，王邑算是把官僚主义整明白了。
不过他们有10万大军，昆阳只有刘秀和9000多人驻守，王邑的战略错误问题不大，真正的致命因素是，王邑在战术上也犯了官僚主义错误。
王邑和王寻兵临昆阳城下时，9000多名义军准备驻守昆阳等待救援，但昆阳的城池很小，粮食储备不多，刘演没有攻克宛城前不可能回师救援，所以坚守不是长久之计，昆阳城破是迟早的事。
刘秀深知这一点，于是命令诸将坚守昆阳，亲自带着13名骑兵连夜出城，到郾城、定陵一带整顿兵马，得到将近一万人，然后回师昆阳，和城内守军形成内外夹攻之势。
这样的兵力部署，深得兵法精髓。
紧接着刘秀连续几次小胜，斩首数千级，在这样的基础上，刘秀决定亲自带领三千敢死队冲击王邑和王寻的中军大营，扩大战果。
刘秀是以自己的牺牲为代价，给敌军撕开一道口子，然后以此为突破口，城外义军迅速跟进，搅乱敌军的阵型，城内守军立即出城杀敌。到那个时候，敌军必然溃散。
可以说，刘秀在昆阳城外设了一场赌局。
他在赌自己的运气，赌敢死队的战斗力，也赌昆阳城内义军发现战机的能力。
刘秀是幸运的。
王邑的官僚主义错误，给刘秀提供了赢得赌局的机会。
就在刘秀带领敢死队进攻的时候，王邑命令所有部队站在原地不要动，他要亲自带一万多人迎战刘秀。
用官僚主义的士气，迎战背水一战的勇士，结果可想而知，王邑大败，而“大军不敢擅相救”，义军斩杀王寻。城内守军发现敌军大败，立即出城迎战，“莽兵大溃，伏尸百余里。”
直到这个时候，超自然力量才出来打助攻，“大雷风起，雨下如注，士卒赴水溺死者以万数”，王邑的军队彻底溃散，逃回洛阳时身边只有几千人。
回顾昆阳大战的过程，刘秀对兵力部署的精妙、敌我军心的判断、在两军阵前走钢丝的决断力，可以说非常精彩。
以往说起昆阳大战，网友们往往把目光聚集在天降陨石上，说刘秀是能召唤陨石的大魔导师，其实昆阳大战是一场技术含量很高的战役，刘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决断能力，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即便没有超自然力量的出现，刘秀也能战胜王邑的大军，超自然力量只不过增加了刘秀的传奇色彩，仅此而已。
而就在昆阳大战胜利以后，天下人都看到汉家宗室子弟的厉害，也明白王莽军事失败后必然面临政治失败，于是“海内豪杰皆杀其牧守，用汉年号以待诏命”，也就是坐等南阳义军攻克长安，给他们发任命状。
这样的局面，意味着南阳义军成为反莽义军的正统，南阳宗室子弟成为唯一有合法性的汉室继承人。
这是昆阳大战赢来的政治战利品。
不久后，平林兵、新市兵鼓动刘玄杀刘演，对于刘秀来说，亲哥哥被杀肯定很悲伤，但在政治上，刘演被杀意味着再也没人能在资历、战功方面压制刘秀。
从此时起，做人正派战功卓著的刘秀，成为南阳义军中功高震主的功臣，类似于虎牢大战后受封天策上将的李世民，刘玄则处于李渊的位置。
拥有这样的地位，刘秀才成为那个天命之子。
3
昆阳大战后，王莽的新朝已经走到崩溃的边缘，大臣崔发说“痛哭可以改变国运”，王莽便带着公卿大臣到南郊仰天大哭，谁哭的悲伤就给谁升官。
一场闹剧结束，升为郎官的达五千多人。
但谶纬之说不能改变王莽的命运，公元23年9月，义军攻入长安，将王莽斩首分尸。
代汉的王莽死了，南阳宗室是唯一有资格复兴汉室的，刘玄又是南阳宗室的代表，刘玄便成为名义上的汉室正统，接替汉朝两百年国祚的人。
于是刘玄接受各路义军的投诚，大肆封官拜爵，同时派出亲信大将到各地招降纳叛，例如宛王刘赐和李轶镇抚关东、李通镇守荆州、王常镇守南阳等等，准备两手抓，恢复汉室江山。
刘秀得到的任务是巡视河北。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功高震主的刘秀没有嫡系兵马，刘玄是有机会做中兴之主的。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刘秀在河北招降纳叛之后，便要回到长安继续做大司马，在战战兢兢中过日子，等着哪天被刘玄“狡兔死走狗烹”，和刘演在九泉之下相会。
但历史走到这里，刘秀又得到两个机会：
其一是前文说的，刘玄懦弱无能，无法约束部下，那些希望复兴汉室的人，在刘玄身上看不到希望。
其二就是河北的王郎起义了。
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结果就是刘秀必须击败王郎，收拢河北兵马，而得到河北做根据地，刘秀便有了和刘玄分庭抗礼的资格。
一年前，刘秀还是南阳匹夫，一年后，刘秀得到问鼎天下的巨大机会。
生命啊，它真是璀璨如歌。
王郎是邯郸的算命先生，天下大乱后想混水摸鱼，便到处宣扬自己是汉成帝的私生子，河北人心思汉，又没有王莽的大军镇压，便拥立王郎做皇帝。
说白了，王郎是吃了刘秀打赢昆阳大战的红利。
不过王郎是初步崛起，刘秀是打着刘玄的旗号巡视河北，在河北地区，他们其实是处于同一起跑线的。
正因为如此，刘秀便有了消灭王郎、夺取河北的机会。
早在刘秀巡视河北以前，上谷太守耿况便接受了刘玄的号令，彭宠被刘玄任命为渔阳太守、吴汉被任命为安乐令，这三个人都是倾向刘玄政权的，不愿接受冒牌货王郎的号令。
于是耿况派儿子耿弇到长安汇报工作，请示下一步如何行动，结果耿弇刚走到卢奴县，便遇到巡视河北的大司马刘秀。
耿弇觉得，刘玄派出的大司马都来了，我就不用去长安了，直接向刘秀汇报工作吧，便说出那句经典名言：“渔阳太守彭宠，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发此两郡控弦万骑，邯郸不足定也。”
刘秀打开了河北的局面，也非常高兴：“此是我北道主人也。”
那种感觉，和教员长征到陕北遇到徐海东差不多了。
从此以后，渔阳和上谷成为刘秀的基本盘，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耿弇、安乐令吴汉、上谷功曹寇恂、上谷长史景丹、狐奴令王梁这批河北豪杰，也和追随刘秀到河北的邓禹、冯异一起，成为复兴汉室的开国功臣。
随后刘秀到了信都郡，见到倾向刘玄政权、不肯归附王郎的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他们向刘秀汇报工作：
“吏民歌吟思汉久矣，故更始（刘玄）举尊号而天下响应。今卜者王朗，临集乌合之众，无有根本之固。明公奋二郡之兵以讨之，何患不克。”
信都与和戎也成为刘秀的据点，任光和邳彤成为刘秀的嫡系，后来位列云台二十八将。
在这批河北豪杰中，有个人叫耿纯，他的母亲是前任真定王的公主，和现任真定王刘杨有一些血缘关系，平时相处的不错。于是通过耿纯的穿针引线，坐拥十万大军的真定王刘杨也站在刘秀一边，间接向长安的刘玄效忠。
为了安抚真定王刘杨，刘秀迎娶他的外甥女郭圣通，年前刚娶过门的阴丽华，在政治联姻的需求下，便从小甜甜变成牛夫人......
毕竟刘秀是做大事业的，爱情值几毛钱？
而发现刘秀的事业做大，汉中王刘嘉也推荐校尉贾复、长史陈俊到河北投奔刘秀，刘秀又收获两员大将。
这些人里有南阳人，也有河北人，但南阳人都在河北建功立业，和故乡基本没有联系，所以我把他们都称为河北豪杰。
凭借这批河北豪杰的带资归附，刘秀亲自南征北战，逐渐击破王郎和铜马军，得到渔阳、上谷、涿郡、中山、巨鹿、广阿等郡县，占据了河北的一半地盘。
写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刘秀能在河北做大做强，个人能力强悍当然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刘秀是以刘玄忠臣的身份出现的。
他打着刘玄的旗号，吸纳忠于汉室的河北豪杰，击败不忠于汉室的河北群雄，把昆阳英雄的光环持续放大，获得了汉室大救星的名望和河北地盘，完成自己的原始资本积累。
这才是刘秀巡河北的真相。
走到这一步，刘秀和刘玄便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
刘玄知道，功高者必震主，所以他在称帝后杀了刘演，河北政局基本稳定以后，又封刘秀为萧王，让他与河北功臣回长安，以后找机会杀掉。
刘秀也明白，功高震主者身危，刘演的教训就在眼前，刘玄的恶意隔着黄河都能感受到，真的放弃河北回长安，那就是待宰的羔羊。
刘秀必须想办法留在河北，继续掌握兵马和地盘。
正好，河北豪杰们支持刘秀留在河北。
邓禹刚到河北便和刘秀说：“更始既立而灾变方兴，以人事观之，帝王大业非凡夫所任，分崩离析，形势可见。”
耿弇深夜闯进刘秀卧室说：“今更始为天子，而诸将擅命於山东，贵戚纵横於都内，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败也。”
护军朱祐说的更直接：“长安政乱，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
意思很明显了，河北豪杰们都知道刘玄不能成事，回长安以后，要么被刘玄杀，要么将来被其他枭雄杀。
而刘秀是扭转天下局势的昆阳英雄，更是根正苗红的南阳宗室子弟，这皇帝刘玄能做，凭什么刘秀不能做？
为了保住事业和性命，他们都拥护刘秀留在河北，进而开朝立国，兑现平定河北的战争红利。
就这样，刘秀和河北豪杰们结成利益同盟，留在河北继续征讨，同时派邓禹渗透关中，寇恂进驻河内，给河北根据地开拓战略空间。
公元25年，刘秀在常山郡鄗县登基称帝，相当于功高震主的功臣，把刘玄这个开国皇帝给震了，就像功高盖世的李世民，在玄武门把李渊给震了一样。
归根到底来说，刘秀在河北称帝，虽然晋升为东汉政权的开国皇帝，但他不是抛开刘玄另起炉灶，而是在以南阳义军为核心的刘玄政权内部，团结河北功臣，进行一场复兴汉室的拨乱反正。
4
纵观中国历史，开国皇帝的军政能力，刘秀可以和李世民、朱元璋、刘邦并列第一梯队，而和其他三人相比，刘秀的竞争对手却比较菜。
河北的铜马、高湖、大枪、尤来、五校等义军，都是以盘踞的地方命名，几乎没有进行根据地建设，而且在“人心思汉”的时代，这些义军根本没有开朝立国的可能。
起于山东的赤眉军倒是人数众多，也拥立刘盆子为帝，做为复兴汉室的招牌。
但刘盆子只是15岁的放牛娃，没有任何军政才能，典型的傀儡皇帝。赤眉军又是流动作战，没有根据地，更没有严格的军纪，攻入长安消灭刘玄以后，“兵士剽掠、暴掠吏民、百姓不知所归”，和唐末黄巢似的。
有赤眉军做背景板，先后经营关中的邓禹、冯异严格约束军队，抚慰关中父老，很快就做到“父老莫不感悦、名震关西。”
盘踞山东的张步，有攻城略地的军事能力，但没有坐天下的政治野心，也不善于团结群众，充其量是个张宗昌一样的乱世军阀。
四川的公孙述不信任外姓大臣，只重用公孙氏的亲戚，而且处理事务非常苛刻，虽然做了皇帝，但没有人君的样子，马援都说他是“人形木偶、井底之蛙”，成不了大气候。
刘秀拥有中国历史上顶尖的军政能力，遇到一群战五渣，可谓是满级大神到了新手村，妥妥的降维打击。
所以当时人都评价说：“当今称帝者数人，而洛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他姓殆未能当也。”
意思就是，汉室复兴已成定局，其他人没机会了。
公元36年，刘秀一统天下。
虽然从称帝到一统共用了12年，但那是因为起义的枭雄太多，需要一个一个的消灭，在这个过程中，刘秀始终控制着统一的节奏。
而在统一天下之后，刘秀“退功臣进文吏”，轻松拿掉开国功臣的兵权，给他们荣华富贵奉养终生。然后裁撤郡县的轻车、骑士、材官等地方军队，不给豪强们借地方军队造反的机会，并且恢复三十税一的赋税制度，让底层人民能够休养生息。
有大臣劝刘秀北伐匈奴，他却说：“百姓负担太重，不打仗了。”
这就是刘秀自己说的“以柔道治天下。”
倒不是刘秀不敢杀功臣，实在是没必要。
那些杀功臣的皇帝，无非是担心功臣们掌握军权，自己或者子孙控制不了，这才举起屠刀。
刘秀本身就是战功最大的人，跟着他打天下的，都是在刘秀功成名就以后入伙，资历和战功都没法比，更何况在“人心思汉”的大环境下，不姓刘，有再大的军权也没用。
所以刘秀收军权的时候，只用一句话，就把开国功臣们打发回家。
这哪用得着杀功臣来收军权？
至于说刘秀“度田”失败，从此以后就放纵地方豪强，其实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度田”是公元39年的事，距离开国已经15年。
之前刘秀已经多次下令，要求郡县上报田亩和人口，交给朝廷造册登记，做为征收赋税的依据，但是地方官员和豪强勾结在一起，每次上报的数据都有水分，于是在这一年，刘秀要求郡县重新丈量田亩、登记人口。
发现刘秀来真的，地方官员担心秋后算账，地方豪强担心经济利益受损，便联合起来举兵造反，“青、徐、幽、冀四州尤甚。”
但到了公元40年10月，刘秀发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改变策略——
首先，刘秀不再追究以前平叛无功的地方官员，让他们从现在开始努力工作，争取早日平定叛乱。
其次，对于辖区内有叛乱武装，地方官员没有及时剿灭的，刘秀也不定罪，而是鼓励地方官员主动进攻，最后以歼敌数量论功行赏。
这就让地方官员摆脱了历史包袱，重新有了工作的积极性。
最后，刘秀允许叛乱武装互相检举揭发，只要5个人团结起来杀死1个同事，就免除这5个人的叛乱之罪。
这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刘秀的三板斧砍完，地方叛乱很快平定，没用多久，地方便恢复“牛马遍野、邑门不闭”的太平环境。
那些煽动叛乱的地方豪强，刘秀都迁徙到远方郡县，按人头拨给田地，让他们自力更生，这就剥夺了他们操纵地方事务的能力。
都做到这一步了，可见刘秀已经彻底压制了地方势力的反扑，那么“度田”就没理由放弃，而是继续推进，成功建立了完整的田地、人口档案。
这份档案，才是复兴汉室的依仗。
如果没有刘秀建立的这份档案，汉朝就没有稳定的税源和兵员，根本撑不过一百年。
所以刘秀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在治理国家方面也是非常成功的。
王夫之评价刘秀：“自三代以下，唯光武允冠百王”，可以说相当客观。
5
现在说起刘秀复兴的东汉王朝，往往说刘秀代表了豪强地主的利益，导致东汉王朝始终没能振作起来。
但问题是，哪个古代王朝不代表豪强地主的利益呢？
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开国功臣倒都是布衣将相，可大封功臣之后，萧何、张良、曹参、周勃这些食邑万户的人，本质上都是豪强地主。
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那些追随他打天下的淮西勋贵，都被封为公侯伯和世袭武官，他们同样是大明的豪强地主。
所以不能说东汉王朝代表了豪强地主的利益，而是刘秀代表了追随自己的豪强地主的利益，这是每个封建王朝的必然走向。
那些没有追随他打天下、甚至和他作战的豪强地主，刘秀剿灭、迁徙起来可是毫不手软。
《后汉书·第五伦传》里说：“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为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意思是，东汉王朝从刘秀开始，就以刚猛为治国纲领。
导致东汉王朝没能振作的真正原因，是西汉延续下来的三个历史遗留问题。
其一是汉武帝颁布的察举制。
由于两汉时期竹简书写不方便，书籍和知识不能大规模传播，通过科举考试来筛选知识分子，便是一个不可能的选项。
那么在熟人圈子里互相推荐的察举制，就成为唯一的选择。
但这种选人用人的制度没有统一标准，往往是张家推荐王家的儿子、李家推荐赵家的侄子、赵家推荐张家的外甥，越到后期越依赖人情世故，最终形成阶层固化，寒门知识分子没有出头的机会。
到了魏晋时期，察举制演变成九品中正制，同样是熟人圈子里互相推荐的选人机制。
所以只要生产力没有进步，察举制继续存在，“汝南袁氏”这种四世三公的家族，就是必然出现的。
其二是西汉后期兴起的庄园经济。
这种经济模式是自成一体的，庄园里有耕地、有池塘、有山林、有铁匠铺、甚至有小型集市，完全可以实现庄园经济内循环，不必和外界发生大规模的交流。
不和外界进行经济交流，意味着拥有庄园的豪强地主有很强的独立性，在庄园工作的人口有很强的依附性。
于是拥有庄园的豪强地主，可以把庄园里的人口武装起来，和地方政府分庭抗礼。
而庄园经济和察举制结合起来，便产生了左右天下局势的门阀士族。
其三是宗室和功臣的封赏太滥。
公元26年12月，刘秀下诏：“宗室列侯为王莽所绝者，皆复故国”，王莽代汉时失去爵位的32名诸侯王、181名列侯，刘秀都给恢复了。
公元37年大封功臣时，宗室列侯还剩下137人，此外开国功臣封侯者365人，外戚恩荫封侯者45人，共计547人，相比汉高祖刘邦封的143名功臣，整整翻了3.8倍。
刘邦封的功臣里，萧何和曹参都是万户侯，而刘秀封的功臣里，高密侯邓禹食四县，胶东侯贾复食六县，食邑都在2、3万户以上，至于食邑数千户的功臣，更是数不胜数。
这些列侯的食邑不入国库，都是私人收益。
而西汉列侯的平均食邑是2000户左右，那么功臣的食邑总数在28万户、143万人左右，占西汉初年2000万总人口的7%。
国家财政负担是比较轻的。
我们以这个数据为参考，可以推算出，东汉列侯的食邑总数起码在110万户以上、将近600万人口，占东汉初年3500万总人口的18%。
这个数据对国家财政负担就比较重了。
除了列侯，还有诸侯王。
东汉的诸侯王数量基本维持在20——24个之间，虽然诸侯王没有独立于朝廷的武装，但每个诸侯王依然有一个郡的食邑，每个郡将近十个县，这又在列侯之外，加重了朝廷的财政负担。
刘秀去世后，汉明帝刘庄继位，他有9个儿子，除了继位的汉章帝以外，其他8个都是诸侯王。
而汉章帝在位时期，非常疼爱兄弟们，专门下令“诸国户口皆等，租入岁各八千万”，即让8个亲兄弟每年各有8千万的收入，总计6.4亿。
要知道，东汉和羌人打了一百年战争，军费也就200亿，可以说，仅汉章帝的8个亲兄弟，30年的私人收益，就够国家百年的军事开销了。
到了公元140年，东汉还剩下20个诸侯王国，共有食邑179万户、人口1095万，占4789万总人口的22%。
你可以想象一下，列侯和诸侯王占有的食邑，剥夺了多大的国家财政份额？
那是将近一半了。
刘秀曾说过：“古之亡国者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也”，但刘秀显然低估了历史周期律的作用，这些列侯和诸侯王，让国家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
那刘秀有其他选择吗？
其实没有。
自从汉武帝削弱诸侯王的军事实力以后，便要给一些经济收入做补偿，这是“汉家制度”的一部分，刘秀做为复兴汉室的中兴之主，不可能推翻旧制度而另起炉灶。
毕竟维护汉家制度，就是维护刘秀的合法性。
总的来说，东汉王朝的国运不振，其实和刘秀没有太大的关系，他在有生之年，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事情。
以上三个西汉延续下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才是影响东汉命运、乃至魏晋南北朝命运的核心问题。
而这三个问题，都不是刘秀能解决的。
如果用微观视角看刘秀，我们可能觉得，这个人的一辈子太顺利了，个人能力独步古今，各种机遇层出不穷，简直是天选之人。
但用宏观视角看刘秀，他其实是个悲剧人物。
刘秀有不输于刘邦、李世民、朱元璋的能力，更有惊天地泣鬼神的运气，却只能复兴一个汉宣帝的国家。
这，可能就是复兴汉室的代价吧。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 司马光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司马迁
刘秀度田新探 藏知非
东汉的封国食邑制度 柳春藩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